摘要：现代性是关于现代社会的哲学表征，资本是现代社会的核心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何能够处于现代性之中却超于现代性之上？唯物史观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主义公有制及其资本形态从生产关系这一中介入手，驾驭传统的资本逻辑，既激活“资本的文明面”，又克服资本的生产性矛盾，同时避免陷入资本形而上学。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公有资本为基本标识的中国现代化，为人类社会走出现代性困境，实现人的解放，提供了可行性方案。
关键词：资本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公有制 人的解放
对现代社会来说，资本是一个核心概念。如何更好地驾驭资本，是不同社会形态都必须面对的现代性问题。恩格斯认为：“通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改变、调整生产关系，用公有制及其资本形态驾驭传统的资本逻辑，逐步实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性超越。
一、资本逻辑导致资本主义困境
在种类繁多的现代社会批判理论中，马克思的资本批判是最深刻的现代性批判。他清楚地认识到：“在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在我们那里完全确立的地方……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与那些“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相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崭新的、先进的，创造出比过去一切世代都要多、都要大的生产力。在马克思所处的那个时代，工业较发达的英国是工业较不发达的德国的“未来景象”，资本主义并非发展过头，而是发展不足。然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遵循一些“铁的必然性和趋势”，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始终不可克服，导致资本驱动力的衰减，产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资本逻辑导致资本主义困境，这是由资本的内在否定性决定的。
资本的本性是逐利，资本的逻辑是增殖。那么，资本如何增殖？早期的重商主义认为，资本在流通中实现增殖，“少买多卖”是财富积累的方式。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产业资本逐步取代商业资本，国民经济学逐渐把注意力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譬如，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到李嘉图，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到西斯蒙第，劳动价值论在国民经济学中作为第一原理逐渐确立。然而，正如马克思指出：“没有私有财产的财富是不存在的，国民经济学按其本质来说是发财致富的科学。”当国民经济学把私有财产、资本利润当作无条件的基础和前提，那么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是符合劳动价值论的，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是符合等价交换的。马克思为了揭示资本的秘密，找到了剩余价值这一中介。通过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困境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揭示了资本的物化逻辑。
资本在生产中增殖，以商品为物质载体。“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值，大于生产该商品所需要的各种商品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价值总和”，这个价值差额就是剩余价值。按照不变资本（c）和可变资本（v）的关系，以生产资料形式存在的不变资本只是转移价值而不创造价值，以工人劳动力形式存在的可变资本创造新的价值，因此剩余价值（m）由可变资本（v）产生。同时，按照死劳动和活劳动的关系，工人的劳动能力所创造的价值，大于工人的劳动力价值（即工资），这个价值差额也就是剩余价值。在资本方面表现为剩余价值，在工人方面表现为剩余劳动，工人的剩余劳动创造了资本的剩余价值。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增殖、资本主义财富积累的内在原理。这为何导致资本主义困境？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资本支配下的生产的四个悖论：“（1）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2）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和生产力发展的界限；（3）货币是生产的界限；（4）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
一是必要劳动与工人工资的悖论。资本为了实现最大限度的增殖，要求剩余价值和剩余劳动最大化，与之相对，要求必要劳动最小化。正如商品本身不是资本，商品占有者本身也还不是资本家。资本要实现增殖，商品必须卖出去，只有这样，商品占有者才能转化为资本家。在商品向资本的转化过程中，又要求工人购买力最大化。很显然，工人工资最大化与必要劳动最小化是绝对矛盾的。马克思说：“每一个资本家自然希望其他资本家的工人成为自己的商品的尽可能大的消费者。但是每一个资本家同自己的工人的关系就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本身，就是本质关系。”每个资本家都希望，一方面千方百计压低自己的工人的工资，另一方面又把其余的整个工人阶级都当作消费者和交换者，希望在其他的工人那里实现利润，完成资本增殖。就资本的现实趋势而言，为了不断增加剩余价值，就会不断增加相对剩余时间，与之相对，必要劳动时间就会不断减少，因此工人的实际交换能力是不断降低的。这也是最少工资与最多消费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导致贫困积累和生产过剩。
二是资本的剩余价值与工人的剩余劳动的悖论。剩余劳动是剩余价值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在生产过程中，工人的剩余劳动凝结在商品当中。只有这些商品能够流通出去，才能转化为剩余价值。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资本增殖就无法完成，反过来还会把卖不出去的商品（剩余劳动）销毁，甚至把作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新机器、新技术等作为过剩产能毁掉或者搁置不用。马克思说：“从资本的角度来看生产过剩是不是可能的和必然的，这个问题的整个争论焦点在于：资本在生产中的价值增殖过程是否直接决定资本在流通中的价值实现；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实现的价值增殖是否就是资本的现实的价值增殖。”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给出了否定答案，并且反驳了李嘉图和西斯蒙第这两种流行的国民经济学观点。李嘉图认为，生产和资本自行增殖是一回事，只要生产出来就能流通出去。生产遇到的限制是偶然的，自身能够克服。西斯蒙第认为，生产会遇到限制，而且这是资本的固有矛盾，但是可以通过习惯、法律等外部手段去限制生产的条件，以确保生产和流通一致。马克思指出：“资本按照自己的本性来说，会为劳动和价值的创造确立界限，这种界限是和资本要无限度地扩大劳动和价值创造的趋势相矛盾的。”剩余劳动转化为剩余价值所面临的根本性难题是，资本的无限增殖和无限扩张。
三是货币与生产的悖论。按照国民经济学的逻辑，生产和流通是一致的，那么扩大生产是资本的必然要求。在投入生产的资本（产业资本）有限的情况下，资本家就会向借贷资本求助。当生产的商品在流通中受阻，就无法转化成货币，继而无力偿还贷款，也无法对生产进行新的投资，进而导致产业资本和借贷资本相互间的资金链紧张。马克思认为：“在生产过剩的普遍危机中，矛盾并不是出现在各种生产资本之间，而是出现在产业资本和借贷资本之间，即出现在直接包含在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和在生产过程以外（相对）独立地作为货币出现的资本之间。”国民经济学幻想成为“货币魔术师”来解决这一矛盾，人为地创造更多的货币，但货币的任意贬损将牺牲作为社会大多数的无产阶级的利益。在金融资本日益成为资本一般形式的现代社会，货币对生产的限制越发明显。
四是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悖论。“以价值为基础的交换，或以交换为基础的价值是生产的界限”，这同时又可以这样说，“无非是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尽管使用价值是商品的物质承担者，然而商品生产的出发点和目的却是交换价值。“在商品的交换关系本身中，商品的交换价值表现为同它们的使用价值完全无关的东西。”对资本和资本家来说，生产什么商品不重要，重要的是实现以交换为基础的价值，从中赚取最多的剩余价值。因为活劳动的交换价值不足，所以工人的实际生活需要也不一定能够成为生产的对象。这一悖论的后果是，一方面社会经济虚假繁荣，另一方面社会两极分化越发严重。
我们可以通过与剩余价值直接相关的两个公式，直观感受资本逻辑如何导致对人的剥削和自身的毁灭。第一个公式是剩余价值率（m′）=剩余价值（m）/可变资本（v）。资本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就会不断压低工人的劳动力价值（即工资），即是说，剩余价值（m）不断提高，可变资本（v）不断降低，剩余价值率（m′）是不断上升的。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的比率关系，也就是无报酬的剩余劳动与必要劳动的比率关系。剩余价值率直接反映剥削程度，也称为剥削率，可见剥削率是不断上升的，剥削程度是不断加重的。第二个公式是利润率（p′）=剩余价值（m）/［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的有机构成——不变资本（c）与可变资本（v）的比率关系不断提高，也就是说死劳动驱除活劳动，死劳动与活劳动的比值不断提高。然而，只有活劳动能够创造剩余价值，只与工人的活劳动相关的剩余价值（m）是不断降低的。分母越来越大，分子越来越小，所以利润率（p′）是逐渐下降、趋零的。从资本的固有矛盾看，它的逐利性、增殖逻辑的无节制与利润率下降趋零，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之间的矛盾，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困境。
剩余价值是解剖资本增殖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把钥匙，打开了资本主义根本性困境的秘密，同时也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逻辑对人的奴役和剥削。马克思指出：“剩余价值的生产……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决定目的、驱动利益和最终结果，表现为使原有价值转化为资本的那种东西。”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工人拿自己的劳动力换到生活资料，而资本家拿他的生活资料换到劳动，即工人的生产活动，亦即创造力量。工人通过这种创造力量不仅能补偿工人所消费的东西，并且还使积累起来的劳动具有比以前更大的价值。”“积累起来的劳动”相对于“工人所消费的东西”的多余部分，就是工人的剩余劳动，也就是被资本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马克思还指出：“利润只是剩余价值的第二级的、派生的和变形的形式，只是资产阶级的形式，在这个形式中，剩余价值起源的痕迹消失了。”利润在本质上就是剩余价值，剩余价值揭示了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关系，而利润试图掩饰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关系。在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中，“资本家只是作为人格化的资本执行职能”，“工人只是作为人格化的劳动执行职能”，“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就是物对人的统治，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对资本来说，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工人，都只是它榨取剩余价值、实现增殖的手段和工具。这正是资本的物化逻辑。
不过，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所作的资本批判，并不是完全否定资本，更不是纯粹道德化地反对资本，而是客观分析、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的内在规律，从而扬弃和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马克思认为，资本具有双重属性：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资本一般，也就是资本的自然属性，“这是每一种资本作为资本所共有的规定，或者说是使每个一定的价值额成为资本的那种规定”。它具有增殖性、竞争性、扩张性等特点，参与生产过程并创造财富。“这种进步，这种社会的进步属于资本，并为资本所利用。……只有资本才掌握历史的进步来为财富服务。”资本的增殖过程，客观上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创造出比以往世代都更丰富的生产力和社会财富。“事实上，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不就是在普遍交换中产生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不就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的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不就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 资本特殊，也就是资本的社会属性，特指资本背后所隐藏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马克思着力批判的正是资本的社会属性。资本是被物的外壳掩盖着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生产关系，“这种普遍的对象化过程，表现为全面的异化”。资本的社会属性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关联，终将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二、社会主义与资本的关系
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两个必然”，然而作为“政治宣言”它并没有直接说明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曲折性和漫长性。对此，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又提出“两个决不会”。“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就实际情况看，在现代社会条件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两种典型的社会形态，长期共存、相互竞争。其中，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的关系问题是绕不开的。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著名论断简明扼要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胡绳认为：“如果说的是社会主义的终极目的，那么它既不是公有制，也不是发展生产力，而是全社会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直到能够进入共产主义），邓以通俗的语言称之为共同富裕。”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坚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就必须坚持公有制。“如果放弃公有制，即使生产力发展起来，将只是极少数人富裕，形成两极分化；如果不发展生产力，即使有了公有制，将只是共同贫穷。”社会主义讲的是共同富裕，而不是共同贫穷。基于此，邓小平强调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认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关于如何坚持社会主义，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有两条“根本原则”：一是公有制占主体，二是共同富裕。关于如何发展经济、发展生产？邓小平指出“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社会主义要与市场经济有机融合。商品、市场、资本历史悠久，并非在资本主义社会才产生。尽管它们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出成熟形态，但这从根本上说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成果。“既然社会主义公有制必须建立在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也没有理由认为它不能容纳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市场经济。”“发展生产”与“共同富裕”，既是两个问题，又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关键在于如何正确理解社会主义与资本、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关系。
在马克思那里，共产主义与资本是“绝缘”的，现代社会的阶级斗争就是劳动与资本的斗争，共产主义的目标是“劳动解放”和“自由人联合体”。不过他也认识到这一过程的复杂性、长期性。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社会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并且认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旧社会的痕迹”主要是指“这里通行的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即商品交换原则和按劳分配原则。同时，马克思还指出，“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与“旧社会”不同的是，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实行的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交换和按劳分配，它的局限性是相对于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而言的。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换言之，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保证了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按劳分配，而不是相反；尽管在这一阶段劳动还不是“生活的第一需要”，但是人能够按照商品交换原则做到真正的按劳分配，享有自己的劳动成果。
作为马克思学说的继承者，列宁深化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的关系的认识。通过对俄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深入分析，他指出：“社会主义是直接从资本主义生长出来的社会，是新社会的初级形式。共产主义则是更高的社会形式，只有在社会主义完全巩固的时候才能得到发展。”“我们在剥夺了地主和资本家以后，只获得了建立社会主义那些最初级形式的可能，但是这里还丝毫没有共产主义的东西。”共产主义高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分为初级形式和高级形式。剥夺地主和资本家，也就是实行土地和资本国有化，只是奠定了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他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中指出：“在国有化问题和没收问题上，可以有坚决的或者是不坚决的态度。关键却在于：要从国有化和没收过渡到社会化，即使有世界上最大的‘坚决性’也是不够的。”国有化容易社会化难，仅凭“坚决性”是办不到的。列宁根据俄国国情提出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张，“在苏维埃政权下，国家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社会主义取得可靠的胜利的条件”。也就是说，在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中，生产资料公有制与以商品经济为特点的资本主义大生产可以融合，并且对俄国社会主义发展很“关键”。到新经济政策时期，这一策略运用得更加明显，利用作为中间环节的国家资本主义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
1956年，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确立起来。社会主义应该如何建设？针对许多人避而不谈商品和商业的问题，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商品生产很不发达，比印度、巴西还要落后，我们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具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作为有用的工具，大力发展商品生产，为社会主义服务。他明确指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这一论述与后来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内在逻辑上是一致的。为了更好地说明商品生产能够为社会主义服务，而且不会导致资本主义，毛泽东引述斯大林的话：“试问，为什么商品生产就不能在一定时期内同样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并不引导到资本主义呢？”然后，他自己回答道：“这句话很重要。已经把鬼吃了，还怕鬼？不要怕，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因为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毛泽东的这一论述“很重要”，实际上表明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和前提下，发展商品经济是完全不用担心的，这是对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作出的有力探索和科学回答。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把发展生产和按劳分配都说成搞资本主义。1975年，邓小平正式复出主持中央工作，提出一系列整顿措施，开始拨乱反正。为了反驳“四人帮”的“搞生产就是唯生产力论，就是不革命，就是取消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谬论，1975年6月邓小平与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谈话指出：“中国这么多人口，国民经济搞不上去怎么行？我们一定要搞上去。批‘唯生产力论’，谁还敢抓生产？现在把什么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多劳多得是应该的嘛，也叫资产阶级法权吗？搞生产究竟应当用什么东西作为动力？”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再次指出：“‘四人帮’否认生产力的重要，认为只要上层建筑的问题、所有制的问题解决了，就能进入共产主义。谁提发展生产力，就被说成是‘唯生产力论’。这是我们同‘四人帮’的重大争论之一。” 随后，邓小平先后主持了三场大讨论：关于“唯生产力论”的讨论、关于“物质利益”的讨论、关于“按劳分配原则”的讨论。从根本上说，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生产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不是相反。即便在所有制和上层建筑方面拥有了先进的形态，但并不意味生产力就自然发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解决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优越性最终要体现在生产力能够更好地发展上。多年的经验表明，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敢于吸收资本主义的有用的方法，恰好表明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从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看，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不仅是对立的关系，而且是继承的关系。正如胡绳概括的，两者“在生产关系以及保护生产关系的国家政权方面，是对立的关系；在生产力方面，是继承的关系”。社会主义不仅能够容纳资本主义创造的巨大的生产力，而且能够创造更高的社会生产力和更高的文明。“在发展生产力问题上，邓不是复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见解，而是以新的东西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这个“新的东西”的核心内容。
恩格斯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书本上的教条，那么这恰恰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来说，我们要自觉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激发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符合规律地向前发展。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高，社会主义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的条件下，我们的所有制形式要主动适应现实的生产力条件。党的十五大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指出“国家和集体控股，具有明显的公有性，有利于扩大公有资本的支配范围，增强公有制的主体作用。”这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重要成果。一方面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根本原则”，为社会主义提供根本保障；另一方面主动适应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与各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同台竞争，在发展壮大自身的同时，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系统总结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的十三个方面的“显著优势”，其中之一就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显著优势”。这表明，一种既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运行，又克服传统的资本逻辑的新经济形式和新资本形态的诞生。由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的公有制经济和公有资本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在市场经济（商品经济）条件下，任何物一旦作为生产资料，就具有了资本属性。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双重语境中，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必然结果是产生公有资本。广义的公有资本主要包括：国有化的土地、公有化的资本一般、非土地类的公有资产。狭义的公有资本从生产要素上作区分，就是指公有化的资本一般。
国有化的土地是一种特殊且有效的公有资本。马克思在《论土地国有化》开篇指出：“地产，即一切财富的原始源泉，现在成了一个大问题，工人阶级的未来将取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土地是社会财富增长的来源，也是社会财富本身。更重要的是，土地问题的解决与否，决定工人阶级的未来。如果不改变土地的资产阶级属性，不解决土地私有制，那么工人阶级就仍然摆脱不了“资本（土地）—雇佣劳动”的结构，改变不了被剥削、被奴役的命运。马克思从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趋势出发，认为“土地国有化越来越成为一种‘社会必然’”。土地国有化，也就是从物质生产关系上打破以往唯资本马首是瞻的状况，斩断资本的物质生产链条。“土地国有化将彻底改变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并最终消灭工业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国有化的土地，一方面作为生产要素，适应生产力的社会化发展需要，有利于社会化大生产；另一方面作为被驾驭了的“资本”，不仅是公有资本的有效形式，而且是公有资本的“压舱石”。尽管土地天然不是资本，但是土地国有化和国有化的土地对生产资料公有制来说至关重要。正如马克思援引威廉·配第的话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国有化的土地是最稳固的、潜在的或实现了的公有资本。
非土地类的公有资产，是指未作为生产资料的国家（政府）所有的非土地类资产。学界目前对“非土地类公有资产”没有统一的概念界定，对“政府资产”“公有资产”的具体统计内容和口径也不尽相同。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税收研究中心“中国政府资产负债表”项目组对“中国政府资产”作了一个概念界定，对笔者具有参考价值。中国政府资产包括三大类：第一类是服务性资产，它分为金融资产、固定资产、存货及相关资产、无形资产。其中，金融资产分为财政性金融资产、全国社保基金、其他金融资产；固定资产分为基础设施、其他固定资产。第二类是财力性资产，它分为国有经济、资源性资产、无形资产。其中，国有经济分为企业的国有净资产、金融机构的国有净资产；资源性资产分为土地资产、矿产资产、森林资产、水资产。第三类是其他政府资产。本文使用的“非土地类公有资产”和“中国政府资产”在概念上有交叉，但不完全相同。譬如，进入投资领域的国家社保基金归入本文的“公有化的资本一般”，而非“非土地类的公有资产”；资源性资产中的“土地资产”与本文的“非土地类的公有资产”则不兼容。根据《中国会计年鉴（2018）》数据测算，截至2017年末，仅服务性资产的总额就高达49.58万亿元。再如，石油、天然气、金属矿产、森林、草原、水流等自然资源是物质生产的基础性原料，它们的当前价值和未来价值随时变化，“很难进行合理的总体估算”，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体量巨大。中国拥有极其庞大的非土地类的公有资产，并且这些公有资产具备转化为公有资本的强大潜能。
马克思对生产要素有一个划分：土地、资本和劳动者，分别对应地租、利润和工资。狭义的公有资本就是指公有化的资本一般，公有资本的逻辑就是指公有化的资本一般的逻辑。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土地和资本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有，工人只能依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换取勉强维持生计的工资。要打破“资本（土地）—雇佣劳动”和“资本家—工人”的二元非对称结构，需要从生产要素的所有属性上作出根本性改变，并且这种改变不能是一部分人取代另一部分人的，而应该是所有人的取代一部分人的，因此这要求土地和资本公有化，从所有制上说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是生产关系的核心内容，从经济基础上决定和保证社会主义的国家属性。这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最根本的制度优势，或者说是制度优越性的根本前提。公有资本，是指国家或集体对劳动者剩余劳动的占有和支配关系，兼具公有性和增殖性的双重属性。按照公有制经济的内涵划分，公有资本包括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资本成分和集体资本成分。公有资本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公有制经济关系的理论概括和概念创新。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驾驭资本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突飞猛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取得新的伟大成就。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抗击疫情斗争重大战略成果，创造了人类同疾病斗争史上又一个英勇壮举。同时，中国成为全球唯一恢复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迈上百万亿元新台阶。无论是推动发展还是应对危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展现出无比强大的先进性、优越性。正如恩格斯在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指出，根据唯物史观，我们自己创造我们的历史，虽然不能把经济因素作为唯一决定性的因素，然而“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既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又体现社会主义制度先进性、优越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坚实的物质前提和现实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定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同时，就所有制形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来说，他也明确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的就在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当今时代，资本与全球化相互作用，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流动，占据世界的主导地位，人们的生产生活与资本、商品、市场经济息息相关。马克思认为：“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只是社会生产过程一般的特定历史形式，在这一过程中，资本逻辑虽然不以发展生产力为目的，但是在客观上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在现代社会条件下，资本仍然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动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公有资本，不仅可以释放这种动力，而且能够引导这种动力前进，激活“资本的文明面”。资本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是辩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调整生产关系，引导资本的自然属性，使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与土地、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相互促进，发挥资本增殖、财富生产的作用，进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在无限地追求发财致富时，力求无限地增加生产力。”与之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变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及其所反映的社会关系，进而能够扬弃资本的社会属性，从根源上遏制资本的权力化，化解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固有矛盾。
生产力水平的高低主要通过劳动资料，特别是生产工具的水平来衡量。马克思说：“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譬如，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义时代，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详细论述了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关系问题。所谓固定资本，是指“在生产过程本身中逐渐消费的资本”，也就是“生产资料”，包括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就劳动资料而言，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经历了各种不同的形态变化，它的最后形态是“机器”，更准确地说，是“自动的机器体系”。马克思指出，“由于劳动资料转变为机器体系，由于活劳动转变为这个机器体系的单纯的活的附件，转变为机器运转的手段，劳动过程便只是作为资本价值增殖过程的一个环节而被包括进来”。资本通过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具体表现为以自动的机器体系为代表的生产工具的效能提升，排挤活劳动，使工人成为多余。资本的固有矛盾和资本的创造力相互限制，互为“界限”。这正如马克思概括的：“提高劳动生产力和最大限度否定必要劳动，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是资本的必然趋势。劳动资料转变为机器体系，就是这一趋势的实现。”前者表现为“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是资本的固有矛盾；后者表现为劳动资料的改造和升级，是资本的创造力。回到固定资本（以机器体系为核心）和社会生产力的关系，马克思认为：“社会的生产力是用固定资本来衡量的，它以物的形式存在于固定资本中，另一方面，资本的生产力又随着被资本无偿占有的这种普遍的进步而得到发展。”在一定的阈值区间，资本尽管“主观”上不在意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客观”上有利于生产力进步，并且随着生产力进步，资本的创造力还能不断提高。
“现代化客观上是一个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的历史过程”。现代化是资本作用下的现代化，资本通过现代化来增加自身积累。现代化的逻辑在显在性层面反映为秩序逻辑与资本逻辑或国家与市场的博弈，在内在实质性层面反映为生存逻辑与资本逻辑的博弈。无论是在资本—劳动的二元结构中，还是在生活世界—国家—市场的三元结构中，作为以国家和集体为主体的公有资本，由于兼具公有性与逐利性，必然要求实现“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利益平衡。另外，从生产力进步的代表性成果看，无论蒸汽机之于工业革命、电力技术之于第二次工业革命，还是计算机及信息技术之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再到当今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与人工智能、虚拟现实、量子通信、物联网等，马克思定义的“自动的机器体系”远未完成。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经历了长时间的“跟跑”，到“并跑”，再到现如今在许多领域许多方面“领跑”，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这其中公有制经济和公有资本发挥重要作用。譬如，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目前我国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成为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再如，航空航天、量子通信、人工智能、可控核聚变等现代科技研发呈现投入大、涉及面广、周期长等特点，同时还面临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这必然要求我们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公有资本相互推动，才能更好更快地解决“卡脖子”问题，更好更快地向科技强国迈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还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论是生产工具，还是工业体系、科学技术，都是社会生产力的具体表现，在现代社会条件下，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都必须激活“资本的文明面”。大量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公有资本相结合，是非常有效的方式。
在激活“资本的文明面”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公有资本能够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产性矛盾。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的自我生产必然导致自我毁灭。资本积累导致贫困积累，贫富两极分化。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通过系统梳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个人财富演变的不平等历史，用具体数据证实了这一点。譬如，美国前0.1%人群的收入比重在过去几十年间从2%增长至10%；法国和日本前0.1%人群的收入比重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1.5%增长至2010年的近2.5%；瑞典前0.1%人群在同一时期也从低于1%增长至高于2%。而各国最穷的50%人群仅拥有社会总财富的5%，几乎一无所有，每况愈下。造成如此悬殊的贫富分化的原因在于，资本收益率远远大于经济增长率，在金融资本时代表现更加突出。并且，最高收入人群从自身利益出发，影响国家的政策和制度。皮凯蒂此前开出的“药方”主要是累进税制，但他也有开出“新药方”：以企业“劳资共管”为基础，建立一种社会性的、临时性的所有制，超越私有制，同时推行“加强版”的累进财产税制，譬如巨富税，并推进教育公平。
从皮凯蒂先后开出的两个“药方”看，他似乎认识到资本主义贫富分化的原因是生产性矛盾，而不仅仅是分配性矛盾。在谈到中国模式时，他对公有资本赞誉有加。“中国是一个极大的特例，因为眼下在中国，公共资本似乎占国民资本的一半左右（据估算约占1/3—1/2）。如果公共资本能够保证更均等地分配资本所创造的财富及其赋予的经济权力，这样高的公共资本比例可以促进中国模式的构想——结构上更加平等、面对私人利益更加注重保护公共福利的模式。”不过需要澄清的是，皮凯蒂提出“必须要超越资本主义”，所谓“超越”只是为了强调替代系统的必要性；关于是否终结私有制，他明确表示“并不是”，所探讨的重点是“多种可能的财产所有制度共存”，公有制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工具。西方左翼思想看似“激进”，实则“折中主义”“调和主义”。资本导致贫富分化的根本原因是生产性的，而不是分配性的。只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公有资本，从生产这一根本性环节入手，而不是局限于分配环节，才能克服资本的“利己主义”，为大多数人谋利。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消除贫富两极分化，不是搞平均主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方式与所有制形式相适应，资本、技术、管理、信息等多种要素参与分配。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鼓励科技要素参与初次分配，在再分配中提高对科研人员的支持力度。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家群体快速崛起。他们具有双重身份，一是作为“资本的人格化”的“资本家”；二是作为“劳动的管理者和指挥者”。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的文明的胜利恰恰在于，资本发现并促使人的劳动代替死的物而成为财富的源泉。”“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是作为劳动的管理者和指挥者（captain of industry）出现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资本在劳动过程本身中起着能动的作用。……也必须和劳动者本人的劳动一样给予报酬。”在具体的生产经营活动中，企业家从事的是复杂劳动，比简单劳动更能创造财富和价值，“应当像劳动者一样受到尊重”。
作为激活“资本的文明面”的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公有资本能够克服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物化逻辑，有助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本质内容，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内核的生产关系决定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社会关系。这不仅表现为经济支配权力，还表现为超经济支配权力。资本主义私有制固然是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然而它的根本作用和“主观动机”不在于发展经济或社会生产力，而是资产阶级统治和管理社会的“工具”。这同样也表明，在社会生产力一定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改变所有制形式和生产关系性质，克服资本权力化和物化逻辑。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并非线性决定论，在具体的社会形态中生产关系发挥的实际作用非常复杂。从“生产力—生产关系（以所有制为核心）—国家”关系链看，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存在四种模式：一是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第二国际认为的生产力一元决定论。他们把生产力在塑造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中具有的归根结底的作用，等同于生产力在历史过程中的直接决定作用；生产关系的任何变化和发展，都被看作生产力发展的直接结果。二是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的多元决定论。他们试图通过多元决定的观点克服一元决定论，承认其他因素具有与生产力类似的首要性，其结果会有滑向韦伯式理论的危险，即认为所有类型的社会权力在历史过程中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三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国家学说。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化，所谓伦理理念就是绝对精神。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是绝对精神外化的历史，国家是绝对精神的最终实现，绝对精神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四是唯物史观的认知模式。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国家”关系链中，生产关系的中介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从客体性与主体性的相互关系看，生产力强调的客体性逻辑与国家强调的主体性逻辑，都必须通过生产关系的主—客体性逻辑发生作用。
生产关系作为必需的环节，一方面以所有制形式规定经济基础，以此限定和规范国家的主体性逻辑运动；另一方面通过经济关系、社会关系等向生产力进行“力”传导，以此适应或推动生产力的客体性逻辑运动。既然生产关系是主—客体性逻辑，那么国家是可以直接作用于生产关系的，生产关系也可以把生产力的“力”反向传导，服务于国家。即是说，在一个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可以产生、采用先进的生产关系，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客体性逻辑和国家的主体性逻辑的双重发展，这也是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内在逻辑。所谓中介作用，就不限于“生产力←生产关系→国家”，还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国家”“生产力←生产关系←国家”等多种方式。孟捷认为：“一种生产方式的演变在何种程度上转化为有机生产方式的变迁，取决于流行的生产关系的性质及其变化的方向。……一方面，人类社会中各种不同的制度型式都有可能依据其功能担负起生产关系的角色；另一方面，生产关系的作用不仅在于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在于增加统治阶级获取的剩余”。从具体的社会形态发展看，可以通过调整、变革生产关系来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公有制改变和超越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变和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通过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中介作用，适应和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客体性逻辑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体性逻辑的双重发展，实质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性超越。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符合生产力发展规律，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因而它是科学的、必然的。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包含价值因素，与价值理想无关。恰好相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是必然与应然的统一。从根本目标看，驾驭传统的资本逻辑，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双重优势，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实现共同富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国家摆脱了它本来所不胜任的在微观经济上安排一切经济活动的繁重任务，更能按照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按照社会发展的长远利益，来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当然，国家也更能够办好那些必须集中国家力量来办的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有效的市场”与“有为的政府”有机结合，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真理的力量与道义的力量的统一。
结语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现代化的实践创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它以资本的内在否定性为反思对象，把资本批判作为前提而非目标，按照辩证法的本性，从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入手，提出关于资本批判的批判，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驾驭资本何以可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公有资本抓住了生产关系这一中介，一方面激活“资本的文明面”，另一方面克服资本的生产性矛盾，避免陷入资本权力化和资本形而上学。公有资本的逻辑，适应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加速资本的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确保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维护和实现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公有资本为基本标识的中国现代化，为人类社会走出现代性困境，实现人的解放，开拓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可行性方案。
周丹，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10073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P128—P1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