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朋友寄来一套书，丛书的名字叫作“世纪文库”，每本书的样子都很英俊，很得体。按照好书人的习惯，一摸二翻三挑刺儿。于是，忽然从中发现了一本“不合时宜”的书，维伯夫妇(Sidney & Beatrice Webb)合著的《资本主义文明的衰亡》。照通常的看法，说这本书“不合时宜”当然有道理，尽管此书在社会理论史中是费边主义的代表作，有地位，可从学理上看，不让人喜欢的理由实在太多，通篇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意见”，说是“纲领”又勉为其难，丝毫不见言简意赅、掷地有声的气势，说资本主义文明已经走入穷途末路，也没有多少理论上的逻辑。我猜测，绝大多数的年轻读者，翻一翻就会把它丢在一旁。

不过，即便以上的理由都对，也别急着“丢在一旁”，可别小瞧了出版人独到的“眼光”。每本像样的书都是历史时代的产物，都会贯穿着对那个时代的关怀，其实，从我们熟知的马克思、恩格斯或者是桑巴特等人的著作中，我们都可以体会到这样的关怀：哪个思想家会对物质极大发展中的暴利与赤贫、剥夺与被剥夺、不平等和道德危机置之不理呢?很显然，这也是维伯夫妇从事历史著述的最内在的冲动。可是，光凭这一点就说他们两个人的书是本好书，不免有些强词夺理。所以，我们还得知道，这本书究竟是怎样写出来的，是靠纯粹的历史观念，靠纯粹的经验描述，还是靠什么别的方法。

了解史学方法的人都知道，维伯夫妇是口述史的先驱和代表人物。他们两人所继承的，是19世纪末英国最有影响的社会调查家布思(Charles Booth)的传统，布思在创作长达17卷的《伦敦人民的生活与劳动》(Life and Labour of the People in London, 1889-1903)时，采用了一系列别样的历史研究方法，如隐姓埋名地寄宿在工人阶级的家中，直接进行参与观察，或者利用学校中访谈员的访谈报告，依据工人和牧师的口头证据从事历史写作。后来，朗特里(Seebohm Rowntree)的代表作《贫困》(Poverty, 1901)和《失业》(Unemployment, 1911)也采用了直接访谈的方法，从访谈员的笔记中进行引证，从日常生活出发直接让工人们从嘴里说出他们的历史。当然，这样的史学方法无疑对传统史学的宏大叙事发出了挑战：口头传统也逐渐成为建构历史的关键要素。

比阿特里丝·维伯最早的历史著作《英国的合作运动》(The Cooperative Movement in Britain, 1891)就采用了挨家挨户调查的方法，后来，她与她的丈夫合著的《工联主义史》(History of Trade Unionism, 1894)则进一步尝试了将口头证据和文字证据加以系统化的工作。他们所尝试的方法，至今仍被口述史学家们津津乐道。比如，“田野突袭”方法，就是在外省城镇包租一间房子，设立中心指挥所，带领访谈员迅速出击，密集地参与、出席和访谈各种工会会议。还有一种方法，叫作“掠夺技术”，就是面对政治对手、政府官僚这样的“硬骨头”，采取连续攻击、死缠烂打的策略，用固定不变的问题、论证、断言和矛盾从四面八方发动攻击，把他们搞得晕头转向或勃然大怒，再和盘托出。所以，在维伯夫妇所发表的历史著作中，他们大都只引用文献资料，不过，他们处理事实的方法与传统史学截然不同，基本上依赖于他们直接组织并参与的访谈；他们的历史，是通过口头证据呈现出来的历史。不消说他们夫妇俩后来合著的脍炙人口的名篇《领地与自治村镇》(The Manor and the Borough, 1908)，单就比阿特里丝·维伯呕心沥血创作而成的《我的学徒生涯》(My Apprenticeship, 1926)就足以揭示“记忆”在构造历史中的作用了。今天，我们可以说，正是这篇文献掀起了一场史学方法的革命，无论是英国劳工史学派，还是本世纪初就已铺展开的社会经济史研究都受到了维伯夫妇的巨大影响。甚至可以说，我们今天依然有幸看到近百年前在广大的非洲殖民地留存下来的口述史料，也应该归功于这场史学方法论的革命。

说出来的历史，是一种“别样”的历史，这种历史可以让我们聆听到过去的声音。说出来的历史告诉我们，历史并不必然是在传统文献中整理出来的历史，它也有自己鲜活的“记忆”，有自己特有的话语形式，保罗·汤普森(Paul Thompson)曾经说：“把彼此孤立的生活领域联系起来加以呈现，是口述史的天赋。”说实话，来自人类感知的每一种历史资料都带有主观的色彩，然而，口述传统却给了我们还原这种主观的机会：拆开一层层的记忆，挖掘记忆的深处，去触摸隐藏的“真”。想到这些，我似乎从这本书中平淡无奇的字迹里，突然听到一贫如洗的工人们所发出的呐喊和低语。

原文来源：《世纪书窗》 2001-1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