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本轮金融危机和两国关系戏剧性的大起大落，中美关系正呈现不同寻常的新面貌：一面是关系缓慢转圜，一面是继续暗中较劲。更重要的是，双方似乎都在思考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这是中美两国更深层战略较量的开始，还是中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战略稳定的前提？中美关系将向何处去？
一
作为两个世界性大国，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从一开始就超越双边，具有全球性意义。毛泽东与尼克松见面伊始谈的是“哲学问题”，充分显示两国关系的发展与国际格局紧密相连——既影响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的变迁，也反过来深受体系变迁的重大影响。
因此，把握中美关系的未来方向，首先必须把握当前国际体系与国际格局的本质特征和发展大势。笔者认同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人的看法，即国际体系正在经历“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西方世界整体性下滑，世界权势加速东移，全球性问题集中爆发。从“9·11”恐怖袭击到“9·15”金融海啸，美国霸权在安全与金融两方面遭遇重创，有其内在逻辑性和必然性；而历经西方打压、台独分裂、藏疆骚乱、特大天灾等系列乱局，中国愈挫愈勇强势崛起，也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中美实力的逆向发展态势是国际体系变迁的重要内容，也是理解中美关系变局的最重要前提。
这种逆向发展态势并非绝对意义上的实力对比变化，因为从各种显性的数据和指标来看，还难以得出中美实力对比发生重大实质性变化的结论。尤其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重振霸权的态势仍不容小觑。① 但从国际政治角度讲，对实力地位的感知和对发展势头的预期更具现实意义。“实力”固然重要，“势头”更加攸关。实力既是客观指标累积，也是主观认知结果。而正是在这一点上，中美关系的形态和性质在悄然生变。这种变化的结果，即是2009年底至2010年初两国围绕谷歌、军售、达赖、汇率等问题的短兵相接、公开过招。
实际上，中美关系近期的紧张，从烈度上既不及1995—1996年围绕台海危机的剑拔弩张，从情绪上也不及1999年“炸馆”和2001年“撞机”所激发的全民愤慨，但其所体现出来的诸多特点，却使其影响力更加深远。
其一，较之以往单一领域的冲突和摩擦，此番博弈领域宽广、内容深刻、牵涉面大，既涉及台湾、西藏等中国核心利益（军售、达赖），又触碰网络安全敏感神经（谷歌事件），还事关中国长远发展（人民币汇率、气候变化），因此斗争虽止于口水战、媒体战、外交战，但牵动的则是全局性、战略性问题。政治家处变不惊、沉着应对，战略家则按捺不住、唇枪舌剑，其引发的相关战略思考不会因关系的转圜而停止，相反，两国都在继续暗中较劲中重新审视对方。
其二，较之以往冲突摩擦发生在美国政府换届等特殊时期，因而见怪不怪，此番较量则发生在中国与奥巴马新政府磨合较好、中美关系高开高走的背景下，因而颇有些让双方猝不及防，也让世界为之惊愕。半年前人们还在大谈“两国集团”、“中美共治”，日、欧盟国对奥巴马“心仪中国”满怀醋意，发展中国家对中国“贴近美国”心有怨言，而半年后人们开始担心中美会否打“贸易战”、搞“新冷战”。个中反差不去细究，中美关系何以会出现逆转也不拟多谈，但这种大起大落的关系状态必然会激发两国战略思想界人士反思过去、直面未来、冷静评估、深入思考。其结果，将对中美关系长远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其三，较之以往“超、强格局”下中美之间的争执，此番争斗发生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两国实力逆向发展态势进一步拉大的敏感时点，因此蕴含某种“老大对老二”的意味。一方面，奥巴马政府倾力挽救华尔街、拯救汽车业、厉行医改、拉动就业、转战阿—巴，虽然经济复苏露出曙光、国际形象有所恢复，但就业形势依然严峻、政治裂痕继续拉大、民众怨言不降反升，“一超”地位虽无大碍，“独霸”气势却难再现。另一方面，中国在金融危机期间所展示的相对体制优势、经济发展活力、明显上升的国际影响力，则凸显中国崛起前景虽千般不被西方看好，但崛起势头却屡屡难以遏止，更加夺目耀眼。两国发展态势的差异使得用一般意义上的“超、强之争”去解读颇觉乏力，多少使人产生“老大对老二”的联想，由此导致双方战略思维和民众心理发生微妙变化。中国外交表现得更加自信，敢于在攸关自身核心利益的领域坚守原则、以硬碰硬，同时至少认为在某些领域到了与美国“讨个说法”的时候，民意对外交的影响力与制约力也明显增大；而美国方面则多少显得有些自信不足，过于敏感与脆弱，对中国正常的民意表达和外交诉求简单以“中国傲慢论”、“中国必胜论”加以解读，认定中国自以为具备挑战美国的实力，开始想改变中美游戏规则。彼此战略心态的变化必然影响下一阶段对对方言行的基本判断，进而影响决策。这种观念如不加扭转，将十分危险。
其四，以往摩擦多为美国挑起，中国无奈应对，从而引发紧张。此番过招则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美关系被美国单方面冲击的局面，中国的行为在本轮关系变动中也发挥了作用。较之“撞机”、“炸馆”等由美方挑起事端引起两国关系颠簸，本轮摩擦之升级一定程度上与中国强硬反制有关，在某些领域存在所谓“责任模糊空间”。如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谷歌事件等，双方同时感到“气馁”，都怀疑对方在背后有所谓“大战略”或“阴谋”。比如，中国指责“谷歌”事件背后是美国政府在撑腰，是在实践网络自由战略受挫后一种躁动和焦虑的表现；美国则抱怨，中国政府之所以敢于面对“谷歌”离去，是因为中国对外商的投资环境在变，是因为中国要保护自身的自主创新企业。这种变化似乎意味着中美关系范式的某种微妙转变——中国影响中美关系的能力明显增强。
以上四个方面的特点需要认真总结，冷静评估。既需要挤出水分、客观分析，如对中美实力对比变化要有科学、理性的认识，对“中国崛起论”、“美国衰落论”等要有事实作依据；又需要就事论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对此次两国关系出现逆转的原因及过程就要细致研究、逐一排查，防止简单从大战略高度得出粗线条的结论；还需要剔除观念和心理上的虚妄和误区，回归常态，类似两国“谁更需要谁”这类情绪化的辩论就并无助益。惟其如此，才可能在中美关系实现转圜的契机下更加务实地总结经验教训，在对各自地位更加清醒、各自定位更加准确、彼此预期更加现实的基础上，推动中美关系在“螺旋式上升”轨迹上继续前进。
更重要的是，在国际体系转型的关键期，气候变化、恐怖威胁、能源危机、资源短缺、极地变异、人口变迁、流行疾病等全球性挑战已然盖过国与国之间的传统竞争。中美关系2009年的高开高走，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双方“抓大放小”，暂时搁置双边矛盾与分歧，集中应对更大的全球性议题。这条经验应该成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牢牢把握的关键因素。毕竟，中美作为两个大国，既要处理双边关系的种种问题，也要肩负全球责任，应对共同关心的全球新挑战。
作为既有霸权国和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中美关系被赋予世界权势转移的特殊意义。因此，思考中美关系的未来，还必须从大国兴衰的一般规律和中美权势转移的特殊意义中寻求答案。
大国权势转移多生冲突，少有和平。这也正是米尔斯海默等学者不看好中美关系未来的根本原因。但这种简单的线性思维和“宿命”论调已无法完全解释全球化、信息化、多极化新时代的大国关系。因为在这样的时代，中美既存在深刻的“结构性矛盾”因子，也具有广阔的“结构性合作”空间，两国关系的未来完全取决于两类因素的对冲及更有智慧的“新人类”的主观建构。美国是个讲“例外论”的国家，中国也始终强调“中国特色”，中美打破大国兴衰的一般规律、实现和平共处、开创历史新局完全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可能性。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追求“和谐世界”、主张“和平发展”、推进“建设性合作”，彰显不打破既有国际体系、不挑战美国霸权的和平崛起意愿。作为对中国“和平崛起论”的正面回应，美国方面于2005年9月21日由副国务卿佐利克抛出“利益攸关方”对华政策新思维，探索以接纳、包容同时辅之以防范的柔性方式应对中国崛起。2010年9月24日，新任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提出中美之间搞相互“战略保证”，② 这是对“利益攸关方”精神的延续与推进。换言之，在过去七、八年，中美双方都在尝试探索一种新兴大国与守成霸权国的关系新模式，并达成了某种“战略默契”。
然而，这种“战略默契”丝毫不意味着美国放松了对中国的警惕和防范。因为在美国看来，中国崛起在三个根本性方面有可能对美国带来挑战：第一，作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十亿级人口大国的迅速崛起，中国有可能给美国带来资源、能源、经济上的挑战；第二，作为世界上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的迅速崛起，中国有可能对美国带来政治、意识形态、发展模式的挑战；第三，作为世界上尚未完全解决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大国的崛起，中国也有可能对美国带来军事安全上的挑战。在这三大不确定之外，美国对中国还有“六大抱怨”，即：战略不确定、政治不民主、经济不开放、军事不透明、外交不负责、对台不灵活。
正是由于这个“三加六”判断始终没有从美国对华战略思维中根本消除，因此一有风吹草动或超出预期的事情发生，中美之间脆弱的“战略默契”和良性互动就容易被打破。2010年初中美之间的角力，就具有这样的性质。它直接促发了美国新一轮对华政策大辩论。“G2”论的倡导者伯格斯腾、“中美国”的发明者弗格森、《北京共识》作者雷默、欧亚集团总裁布雷默、《中国幻想曲》作者孟捷慕、知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等重量级人物粉墨登场、各抒己见，其对中国的判断出现两个带有根本性的新变化，这些新变化如果上升到战略决策，必将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
一种判断是，中国既开始拥有挑战美国的实力，也逐渐暴露挑战美国的意图，二者共同决定着中国正在成为能够全面挑战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冷战后美国三番五次欲将中国视作“主要对手”，但或因俄罗斯冲在前头，或因恐怖主义突然发难，兼及中国坚守“建设性合作”方针，美国始终没有给中国定性，反而多方求助中国合作。但这一态势正在悄然生变。从实力上看，经过金融危机大浪淘沙，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GDP稳坐世界第三，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指日可待。而这比美国战略界的预测至少提前了十年。③ 这一态势与美国面临的困境形成反差，强化了美国对中国实力地位的认知。2009年底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民调显示，44％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世界经济的引领者，而只有27％的人选择美国；而《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ABC）2010年初所作的“21世纪是更多地属于美国还是中国”的一项民调显示，在经济方面，40％的受访者选择美国，41％选择了中国；但在全球事务方面，43％的受访者选择中国，只有38％选择美国。④ 从意图来看，此轮中国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反制，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美国所熟悉的“韬光养晦”、“低调内敛”的中国形象，⑤ 使美国得出“中国必胜论”、“中国强硬论”、“中国傲慢论”等新印象，欧亚集团总裁布雷默就指出，中国似乎“不再需要韬晦，也不再需要美国领导了”。⑥ 实力与意图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使中国的竞争性或挑战性被人为夸大。
另一种判断是，通过接触和经济融合改造中国、促进中国政治民主化的战略已宣告失败，美国必须重新确立一套新规则。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轴即是通过接触（engagement）、融合（integration）等手段将中国纳入国际体系，对外规范并约束中国的国际行为，对内则培植所谓中产阶级推动政治民主。但目前美国战略界的普遍结论是：中国虽然进入了国际经济舞台的中央，但国际行为并未被完全“规范”，反而在巧妙地利用国际体系加速实现国家战略抱负；中国虽然产生了数量可观的中产阶级群体，但他们不仅未如西方预期推动西式民主，反而成为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极力捍卫者。长期观察中国政治社会变动的知名学者沈大伟称，“那些认为中国终会走向更大的开放和改革的分析家们开始重新检讨这一长期持有的假设”。⑦ 中国虽然恪守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方针，但“和平崛起的中国”对美国也是挑战，更难对付。美国知名政论家扎卡里亚在《后美国世界》一书中即对如何应对“和平”崛起的中国提出了五个“怎么办”。基于这样一些判断，美国一批头面人物纷纷建言献策，主张对华政策改弦更张，有的主张“挤掉中国崛起的泡沫”、“拿下中国”（克鲁格曼），有的主张“丢掉改变中国的幻想”、“另起炉灶”（孟捷慕），也有的建议“把车改大”，给中国腾出位子，中美“共同演进”（雷默）。凡此种种既凸显美国对中国的新一轮不适应，也表明对华新政策仍未成型。
这两大判断显示，中美一直极力避免将中美关系纳入大国权力转移轨道的努力遭到严重冲击。换言之，中美关系的性质有可能从以往的“超、强”关系演变成“老大和老二”的关系，美国对华战略有可能从2005年开始的应对“中国崛起”转向应对“世界老二”。这种格局一旦形成，将给中美两国带来全新的战略挑战。
对美国而言，对付老二得心应手也屡屡得手。冷战时期的苏联、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后冷战时期的欧盟都曾遭美下手。如果美国以类似战略对付中国，中美滑向“新冷战”的风险并非不可能。果真如此，则将给中美两国乃至全世界带来比冷战更大的灾难。因为冷战时期的美苏是两个平行市场，彼此各守一个阵营平行发展，实则是一种冷和平。而今日中美之间已然实现利益深度捆绑，构成“相互确保的经济摧毁”（mutually assured economic destruction）⑧，一旦新冷战开启，双方有“不能承受之重”，世界经济、战略格局将陷入乱局。这自然是不能接受的局面。对此，中美高层似有共识，因而极力推动中美关系实现转圜。胡锦涛主席在出席华盛顿核安全峰会前夕会见奥巴马，提出下阶段发展中美关系的五项主张，奥巴马也表示继续推进中美积极合作全面关系和发展“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
避免“新冷战”只是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最低要求，而双方要避免重蹈大国权力更迭引发冲突的覆辙，更需要做的则是谋求建立真正意义上的长期战略稳定关系。这是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也是必须立即着手塑造的战略任务。如果没有新近这一轮颠簸而沿着过去几年的大方向前进，这一目标似乎有望达成。但在经历此轮变故之后，实现中美长期战略稳定则至少面临三重考验：
其一，两国是否真正意识到战略稳定关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将如何准确定位中美长期战略稳定关系？中国既不具备冷战时期苏联那样堪与美国进行全面军事抗衡的综合实力，实现所谓“核恐怖平衡”状态下的稳定；也无法像目前欧盟、日本那样基本顺从美国的领导地位，并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保持一致，实现所谓“共同价值联盟”式的稳定。因此，中美新型战略稳定关系的构建需要创新思维，通过实践寻求理论和观念上的突破，开创一种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明形态、不对等综合国力条件下的共存共荣模式。这一战略性任务的紧迫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
其二，美国是否真正做好迎接中国崛起的战略和心理准备，并如何调整战略观念去做到这一点？对付苏联，美国运用遏制战略取得成功；对付欧、日，美国运用金融手段达到目的。然而，运用遏制手段对付中国已被证明行不通，采取金融手段迟滞中国崛起也因为“阴谋变阳谋”而难以有效实施。至于有美国学者提出既然美国“以经促政”没有成功，干脆就“以经促经”，⑨ 真正通过对华贸易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为此不惜对华打贸易战，则是一种战略焦虑症表现下的短视行为，不具政策操作性。斯坦伯格提出相互“战略保证”倒不失为一种建设性思路，但迄今未获广泛认同，同时仍含有美国单方面要求中国保证的意味，因此能否成为美国新时期对华战略仍不确定。美国之所以在对待中国崛起问题上“进一步退两步”、既彷徨不安又心有不甘，归根到底，仍在于没有丢弃霸权思维、放下领导身段、调整俯视角度。而经历此轮中美之间的较量，美国当政者应该开始认真考虑创新性思维和务实性做法了。
其三，中国是否应该重新思考新时期的对美外交，并对中美关系的长远发展进行整体规划？由于美国事关中国主权、安全、发展、稳定等方方面面，因此在中国总体外交中中美关系长期占据“重中之重”位置，中国也因此奉行对美“斗而不破”等原则方针。但随着新时期中国国家属性的多元化、国家利益的多样化、国际形势的复杂化，中国对美外交也必然要求更加复杂、平衡、细腻的运筹。至少以下四个问题是必须尽快纳入考量的：（1）如何准确估量美国实力地位走势与中美实力对比？尤其是对后金融危机时代两国战略走势及其对实力地位的影响如何把握？（2）如何处理美国对台军售、美国总统会见达赖等长期干扰、制约中美关系发展的棘手性难题？（3）如何面对类似谷歌事件这样的新问题？比如气候变化、网络安全、能源合作、太空与海洋的博弈？（4）如何面对两国国内政治生态的新变化给对外决策环境带来的新变数？在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分化加剧，茶党、咖啡党出来搅局，社会民粹主义、经济保护主义、政治保守主义相互杂糅，医改、教改、移民改革、税收改革引发民意复杂变化，凡此种种搅动美国政治生态，必然给行政当局的对华决策带来更大掣肘和变数，中期选举将是检验各种声音和力量博弈的舞台。在中国，随着市场力量历史性地将各区域连接在一起，“新国家主义”正在形成；而随着中国崛起效应的溢出，“新民族主义”也表现得愈发强劲。在这一背景下，网络、媒体、民意对中国内政外交的影响空前增强，这一点在2010年初的对美外交中已有明显表现。在未来，这股力量只会表现得越来越强大。
“中美关系向何处去”，这既是不同阶段总会不时冒出来的老问题，也是各个时期答案都不尽相同的新问题。由于影响这对世界上最重要双边关系的变数太多，因此尤其需要人们去主动塑造。而在现今时代，上至决策层、战略界，下至普通民众都有义务和责任。
注释：
① 参见Daniel Gross,“The Comeback Country:How America Pulled Itself Back from the Brink and Why It's Destined to Stay on Top”,Newsweek,April 19,2010。
② 斯坦伯格“战略保证”论的中心思想是：“我们和我们的盟友必须明确表示，我们已准备好欢迎中国作为一个繁荣昌盛大国的登场（arrival）……中国也必须向全世界其他国家保证，中国的发展及其在全球日益增长的作用将不以其他人的安全和福祉为代价。维护这项条件必须成为美中关系的重点。”参见James Steinberg,“Administration's Vision of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Keynote Address at Center for New American Security,September 24,2009,http://www.state.gay/s/d/2009/129686.htm。
③ 按照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预测，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时间是2025年。参见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编：《全球趋势2025：转型的世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译，北京：时事出版社，2009年，第46页。
④ Washington Post,February 25,2010.
⑤ 如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孟捷慕称，当前中国的反应不符合中国外交的一贯风格，他举例说，当年尼克松见毛泽东时说毛的著作“改变了世界”，毛则谦逊地回应说，“我只改变了北京周边的几个地方而已”。以此论证中国现在的对外风格正在变化。参见James Mann,“Behold China”,The New Republic,April 8,2010。另外，美国一批学者开始集中研究中国“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的关系新变化，似乎也表明美国主流社会对中国的战略意图产生了新的疑虑。
⑥ Ian Bremmer,“Fight of the Century:Worse than the Cold War?” Prospect,April 2010,p.39.
⑦ 参见James Mann,“Behold China”。
⑧ Ian Bremmer,“Fight of the Century:Worse than the Cold War?” p.39.
⑨ James Mann,“Behold China”.
原文来源：《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京)2010年第2期 第1-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