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自两国建交以来，尤其是“9·11事件”以来，中美关系在若干重大领域取得长足进展，但这些成就只意味着非战略性问题得到初步控制或解决，而制约双方关系发展的重大战略性问题仍然存在，以致人们对美国“反恐之后”的对华政策走向持有很深疑虑。本文在解析中美历史与现实中的结构性因素基础上，重点就中国崛起背景下中美关系未来走向作了理论探讨，并对建设性拓展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空间提出相关政策思考。
尽管不是所有人都同意“中美关系正处于1972年以来最好时期”的说法，但少有人否认中美关系目前确实相对平稳。所不同者，只是对这种平稳状态之诱因认识不一，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另一个更大问题的答案不尽一致，那就是：中美关系的积极势头究竟能持续多久？这就涉及本文试图论证的主题——中美关系未来还有没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一
中美关系恐怕是世界历史上最复杂的一对双边关系组合。一方面，双方结构性矛盾之多非任何其他双边关系可比，这些矛盾包括：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分歧（注：美国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一书和目前活跃在美国政坛的“新保守主义”者们对此论述较多；中国一些学者也特别强调中美意识形态之间的天然对立性及因此导致的结构性矛盾。如：刘建飞：“民主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载《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3期；许振州：“影响中美关系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因素”，载《现代国际关系》，2001年第6期。）、“文明之间冲突”（注：参见[美]萨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社会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6年，第242-274页。）、地缘政治摩擦（注：参见[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崛起大国与既有霸权国之“天然对立”（注：对这方面最直接的论述有：[美]理查德·伯恩斯坦、罗斯·芒罗著，隋丽君等译：《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新华出版社，1997年。而从国际关系理论层面对此作深入分析的作品当属：[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第539-545页。）以及在台湾问题上难以轻易化解的利害纠纷等五大方面。其他重大双边关系如美俄、美欧关系等，结构性矛盾的方面均少于中美关系。另一方面，双方结构性合作之深也着实耐人寻味。除了对重大国际事务承担共同责任、共同应对攸关各自利益的重大威胁、经贸纽带难以割舍等被经常论证的方面外，中美之间还存在另一重要因素，即文化心理方面的相互吸引和相似性。一是民族构成的相似性。费孝通先生将以汉族为主体、由56个民族共同组成的中华民族称为“多元一体格局”（注：参见费孝通等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1-35页。）；美国移民问题专家则一般把美利坚民族定性为“一体多元”（注：即以WASP（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为主体、整合其他少数族裔形成的既松散又有凝聚力的民族体。）。中华民族与美利坚民族的相似性决定了两国在民族精神方面有共通性。比如，两国都很讲原则。美国对民主自由原则的捍卫几近“走火入魔”，中国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个中国原则”等原则的坚持也不容动摇。这种恪守原则的精神虽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双方之间的“变通”，但也使得两国都视对方为“值得尊敬的对手”。这种共有的“道德感”，是联系两国关系的深层纽带。再如，两国都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两国对外来文化都有强大的包容力，等等。这些共通性使得中美两国在许多方面非常“像”。（注：美国驻华使馆新闻发言人裴士莲女士、美国文化交流中心主任金大友先生等，都曾就美中之间的相似性远大于与美法之间等问题与笔者交换过意见。）二是历史、文化情结的缠绕。在18世纪末至20世纪中将近一个半世纪里，传教士、商人、“门户开放”、“庚款”、“飞虎队”等，构成了中国人对美国历史记忆的主线。其间虽有与西方列强共同欺凌中国的历史，但较之英、法、日、俄等帝国主义，美国多少显得“没有坏透”。美国开国元勋之一杰斐逊对中国的孔子崇敬有加，美国精英分子对中国文明怀有敬意，（注：“修辞立其诚——资中筠先生访谈”，《中华读书报》，2003年1月15日。）中国老一代革命家孙中山、陈独秀、毛泽东等也都曾对美国的文化、制度、革命精神情有独钟。中美之间真正的对立，诸如朝鲜战争、美国扶蒋反共、越南战争、对华遏制、“89制裁”等，主要源自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矛盾而非历史文化冲突，是政治因素作祟的结果。这一特点造成中美关系有别于中日、中俄、中欧等其他大国关系中两个很有趣的现象：一是中国人“讨厌”、“痛恨”美国对华干涉、制裁以及在国际舞台上的单边主义作风，但在主体意识上并不“仇恨”美国人。二是中美关系具有很快、很强的修复能力。1989年至今，中美之间历经众多恶性事件，但总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结构性矛盾的存在，决定了中美关系的发展程度有其历史局限性。指望中美关系在近期内发展到美欧甚至美俄关系的程度恐怕不太现实，1997年、1998年中美建立“建设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尝试的失败很能说明问题。而结构性合作因素的存在，则使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很难激化到发生军事冲突的地步。中美建交26年来的成就正是在这一结构中实现的。
在中美战略定位这个问题上，两国终于找到了相对务实的答案：（1）中美关系是一种“建设性合作关系”；（2）中美关系太复杂，不要试图用单一词句去概括；（3）中美不应回避分歧，而应通过正常渠道化解分歧。这一新定位不仅被布什、鲍威尔等政要反复提及，得到了美国新任国务卿赖斯的公开背书，（注：参见赖斯在美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提名听证会上所提交的书面发言材料。Opening Statement by Dr.Condoleezza Rice,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January 18,2005.）中国领导人对此也大体认可。这一定位无疑将确保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大方向不致出格。
在相互认知方面，对美国而言，“中国威胁论”尽管在保守阵营仍有市场，但越来越难以激起全国性反响。（注：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CSIS） 主席约翰·哈默雷认为，近年来，美国民众的中国观总体向积极方向转变。参见：John J.Hamre," American Perceptions of China' s Rise" ,ttp： //www.csis.org/isp/asia/Chinese Images.htm）代之而起的，更多是一种现实主义色彩浓厚的“中国担心论”。对中国而言，至少在学术界，人们对美国国家的性质有了更全面、更理性的把握，那种简单地把美国定性为“霸权主义国家”进而将“反霸”视为中国对美政策主轴的认知已有明显改观。（注：关于中美相互认知发生变化的论述，可参阅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CSIS） 最近召集中美两国专家编辑的著作：China i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Imagination 和 Chinese Images of the United States （ http： //www.csis.org/isp/asia） 。美国一些知名战略家也注意到中国态度的变化。比如，布热津斯基就指出，中国“对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所扮演的角色态度越来越实际”。参见Zbigniew Brzezinski,The Choice： GlobalDomination or Global Leadership,Basic Books,2004,p.107.）
在政治安全领域，中美之间逐步建立起首脑会晤、首脑热线、反恐合作、军事交流、安全磋商、防扩散合作、情报合作等复合型沟通与协作机制。双方还正在开辟战略对话机制和国防政策对话机制。这些机制的建立，使中美政治安全关系一定程度上有了某种制度化保障，“保险阀”明显增多。在经贸领域，2000年美国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问题的解决及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中美经贸关系步入新的历史阶段。过去那种动辄受制于美国内政治因素干扰的情况虽未消除，却得到根本扭转。
在人权领域，随着中美人权对话机制的建立和逐步恢复，贯穿上世纪90年代的那种围绕人权问题剑拔弩张的场面减少了许多。中美人权斗争越来越变得像一场你来我往的政治游戏，（注：比如，美国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发表反华人权报告与否，越来越呈现出某种实用主义倾向。）中国逐渐摆脱单方面遭受美国攻击的局面。（注：比如，中国连续发表《美国的人权状况》年度白皮书，与美国对华攻击锋相对；法国、俄罗斯、印度等世界主要国家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不随美国节拍起舞。）
二
上述积极成就的取得，使中美关系目前处于比较好的态势。这正是鲍威尔所指中美关系目前处于“最佳时期”的主要依据所在。但是，这种良好状态到底能否持续，中美关系未来还有没有长足发展的空间？应该说，中美两国不少学者对此持有疑虑。最主要的疑虑在于：中美关系当前的良好状态不是“内需”拉动的结果，而主要是“外力”作用使然。这个“外力”自然是指“9·11”后美国全球战略重心转向反恐，地区战略重心转向中东，国别战略重心转向所谓“邪恶轴心”或“暴政前哨”等。美国的战略转向客观上形成了两个有利中国进而有助于中美关系改善和发展的条件：美国在战略上暂时无暇顾及中国，因此“中国威胁论”的调门相应降低；美国在许多方面需要中国的合作，因此中美关系发展的基础得以拓宽。（注：在论述中美关系何以可能继续保持稳定时，钱其琛的论述代表了国内的主流意见：“总之在今后一个很长的时间里，美国的主要任务是对付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要求和中国有更多的合作，美国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对中国进行战略围堵；亚洲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也不会参加反华包围圈。”参见：钱其琛“伊拉克战争与美国”，载《世界知识》，2003年19期。）这种认识的潜在逻辑是，一旦美国战略重心从“反恐”上转移，促使当前中美关系“过热”的条件将自动消失，中美关系还会出现倒退，甚至大的倒退。最近的一系列事态，似乎应证了上述逻辑。布什第二任伊始，在国会多次听证会上，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新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戈斯、新任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法伦等军情部门头面人物无一例外地对中国军力发展给予非常负面的评价，而几乎没有提及中美在“反恐”领域的合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向对中国少有关注的美国南方军区司令克拉多克在最近的一场听证会上也不无忧虑地表示，中国在拉美地区“与日俱增的存在是一个不能被忽视的新动向”，美国对此需严密监视；以克劳萨默为代表的美国保守派学者则强调，应对中国的潜在威胁“将是赢得反恐战争后历史对我们提出的新挑战，甚至在反恐战争结束之前就必须面对”。（注：Charles Krauthammer ," Threat of Tomorrw"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21,2005.）而美国对中国通过《反分裂国家法》和欧盟准备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等动作更是几乎群起攻之，不分所谓“蓝队”、“红队”。面对此种态势，许多人开始担心，美国真的已经开始从专注“反恐”转向应对中国崛起了吗？笔者在这个问题上有以下看法。
首先，必须准确评估美国“反恐”战略的前景问题。对此，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美国自一开始其实就没有所谓“纯粹的”反恐战略。要么如中国学者所说是“反恐谋霸两不误”，要么如美国学者所说是“超越反恐”，总之布什政府一直是“两条腿走路”，没有因为反恐而耽误既定的全球战略部署。“恐怖分子——恐怖主义——恐怖主义庇护国——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国——邪恶轴心”这一长串任务清单，构成了布什政府第一任“反恐战略”的目标；第二任伊始，布什进一步提出所谓“暴政前哨”说，并信誓旦旦要在全球推进自由民主，使“美国外交实现了从反恐到与暴政展开更大的斗争的转变”。（注：William Kristol," On Tyranny" ,The Weekly Standard,January 31,2005,Editorial.）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的反恐战略已经与全球战略有机地融为一体，无所谓终点的问题，这也正是布什反复强调反恐是“几代人需要为之努力的事业”的原因所在。因此，美国对华战略方向的变化也就不存在“反恐时代”和“反恐时代后”的明显界限问题。即使在布什第一任“反恐战”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美国也并没有放松对中国的警惕，《四年防务评估报告》、《解放军军力报告》中对中国的评价清晰地说明了这一点。换言之，美国的对华战略与反恐战略之间并不是如我们许多人认为的孰先孰后的问题，而只是个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问题，将目光老是放在美国反恐之后对华战略会不会转向这样一个“宿命论”式的问题上，难免有自我设限、对号入座之嫌。二是围绕“反恐谋霸两不误”的中心任务，美国当前及未来若干年的战略重心仍在中东、中亚、西亚、南亚这一线。而在东亚地区，美国的战略目标仍是“维持现状，稳定第一”。（注：参见：美常务助理国务卿Evans .J.R.Revere2005年3月2日在参院外委会上的听证词。Washington File ,March 3,2005.）至于布什第二任一上台就大谈特谈在全球推进自由民主的问题，其真实意图在于以此“高尚的道义目标”对内凝聚两党共识、对外重塑盟国团结，核心目标主要针对所谓“暴政”、“无赖”、“失败”、“流氓”国家，与俄罗斯、中国这样的“转型大国”其实并无关联。（注：Nikolas K.Gvosdev & Paul J.Saunders," On Liberty" ,The National Interest,Spring2005.）对此，美国新保守主义者的领军人物克里斯托尔在其近作《论暴政》一文中已有所暗示。（注：William Kristol," On Tyranny" ,The Weekly Standard,January 31,2005,Editorial.）另需指出的是，布什第二任还有一项堪与其对外战略相提并论的重大任务，那就是围绕社会保障制度、税收制度等展开的一场“内政革命”，其难度之大，使布什政府承担不起对外继续左冲右突的后果。因此，继续稳定美中关系仍是其对华政策的主流和主轴。
其次，要准确评估推动中美关系发展的内外因关系问题。从上世纪70年代联合抗苏到1989年“六·四风波”再到当前的“反恐合作”，贯穿中美关系发展历程的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就是在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动因方面，究竟是外因还是内因在发挥主要作用。本文不想就此做系统深入探讨，但想强调的一点是，布什对华政策由强硬转向务实早在“9·11事件”爆发前半年即已开始，双方理性处理“撞机事件”已显示出中美关系所具有的韧性和弹性。（注：David Shambaugh," The New Stability in U.S.-China Relation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in Jonathan D.Pollack ed.Strategic Surprise？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Early Twenty -first Century,Naval War College Press,2003,pp.23-33.Bonnie Glaser," The Best Since 1972 or the Best Ever？",Comparative Connection,Pacific Forum CSIS,October 2003.）此后美官方已经公开放弃将中国继续称为“战略竞争者”。鲍威尔多次举例说明，在处理“撞机事件”的过程中，他看到了美中关系正走向成熟的因子。因此，“9·11事件”只是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强大助力，而布什对华政策趋向积极更深层的原因，乃是中美各自大战略思想调整方向的“相互契合”：从中国方面看，第三、四代领导集体的和平更替，中国共产党由意识形态政党向执政党的转型，“新外交”的成功实践，经济持续平稳高速增长，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等新内外政策纲领的提出等因素，使布什政府不得不正视现实，暂时放弃意识形态化地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的政策取向，加速其对华政策朝两党六届政府既定的以接触为主的政策轨道回归；从美国方面看，布什、鲍威尔、赖斯等美国现实派决策人物信奉所谓“大国合作”、“大国之间发生战争是不可想象的”等“新现实主义”外交理念，这种理念在推动其调整对华政策上的作用虽少有人论及，却是必须仔细研究和认真看待的。一句话，“9·11”后中美关系的发展轨迹，验证了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这一基本规律。
再次，必须经由新的视角评估中国发展中美关系的主观能动性问题。长期以来，人们似乎习惯地认为中国在决定中美关系发展方向上的作用有限、处于被动地位，理由是美国太强大。这一结论本身没有错，但它忽视了静态力量与动态力量之间、力量与战略之间的辩证关系。具体到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的中美关系问题上，科学的分析态度应该是，既要承认中美实力对比至少在20年内不可能发生实质性变化的事实，也要看到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实际效能不能从绝对的实力对比角度去衡量，而如果考虑到美国外交战略近年来的“不得人心”以及相比之下中国外交战略的“运用得法”这一“变量”，则中国在处理中美关系时明显具有空前的主动性，也更加自信。近年来，所谓“中国模式”、“北京共识”、“中国崛起”、“新外交”、“新安全观”等语汇，无不表明，中国崛起所产生的巨大政治、经济、文化效应，已经成为无论如何也抹煞不了的事实。换句话说，今天的中国已经具有主动塑造中美关系的能力，中美关系有无发展空间，由此可见一斑。
三
实际上，制约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空间的主要因素，与其说是美国“反恐”战略的走向，不如说是长期困扰两国关系发展的所谓结构性矛盾。目前最令人忧虑的问题在于，中美之间已经取得的成就基本停留在非战略性问题层面，而战略性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有一些矛盾甚至还在深化。
在台湾问题上，既有的以“三个公报”为框架的中美战略安排显然已不能完全适应台海局势的新变化。相反，作为当年妥协产物的“三个公报”，（注：Alan D.Romberg.Rein In at the Brink of the Precipice：American Policy Toward Taiwan and U.S.-PRC Relations,The Henry L.Stimson Center,2003,p.106.）其“后遗症”开始并发。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美方突破中美关于“一个中国”认知上的模糊空间，刻意渲染美国“一种政策”与中国“一中原则”的不同，美国保守势力甚至鼓噪推翻“一个中国”政策。（注：近年来，以美国传统基金会、亲台国会议员为代表的保守势力接连不断敦促布什政府“反思”甚至“放弃”一个中国政策。）这一政策倾向随时有可能因美对台的“政治好感”、“军事支持”和“历史情结”而发酵，从而使中美形成“战略误判”，进而诱发冲突。（注：Yuan Peng，" Taiwan Issue in the Context of U.S.- China Strategic Cooperation" ，working paper for the CNAPS,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October 2004.http：//brookings.edu.cnaps）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坚持认为，中美两国军事理念和作战原则的差异性以及彼此缺乏必要的透明度，使得两国一旦开战“很可能就是全面战争”。（注：笔者于2005年3月3日对李侃如进行的采访。）在地区或地缘竞争问题上，双方的疑虑在逐步升高。中国有相当部分人认为，美国正借“反恐”之名行对华战略包围之实。（注：参见谭宏庆：“防范与遏制：美国亚太战略布局与中国”，载傅梦孜主编：《反恐背景下美国全球战略》，时事出版社，2004年，第 268-282页。）美国保守派人士则声称，中国正在构筑“亚洲版门罗主义”，（注：以米尔斯海默为代表的美国进攻性现实主义国际问题专家，固执地认为中国“不可能和平崛起”，主张美国必须像冷战时期对付苏联那样对付中国。参见：[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第543页。）或是在拉美进行“战略渗透”，（注：Testimony of Roger F.Noriega beforethe House Subcommittee o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on " China' s influence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Washington File,April 8,2005.）还有学者甚至认为中美在非洲也在展开竞争。（注：Andrew Thompson," Economic Growth and Soft Power： China' s Africa Strategy" ,China Brief,Volume 4,Issue 24 （ December 07, 2004） ,Jamestown Foundation.）中美在军事互信问题上的矛盾也没有得到根本缓解，美国千方百计阻挠欧盟对华军售解禁，将“台海问题”纳入美日共同防卫范畴。而在中国迅速崛起与美国称霸这对更深刻的结构性矛盾方面，双方仍未能找到“解套”的办法。（注：John J.Mearsheimer," Better to Be Godzilla than Bambi" ,Foreign Policy,January/February 2.005.）
从根本上讲，中美关系要想继续拥有发展的空间，就必须化解上述战略性困境。归根结底，那就是要解决中国崛起背景下的中国与美国如何和平共处的问题，因为中美之间的诸多结构性矛盾正是因为中国迅速崛起这个特定条件而发酵和凸显的。（注：比如，中国向非洲长期保持友好、密切的政治、经济关系，而美国现在才似乎突然“发现”这一点。说白了，就是因为过去中国没有崛起，而现在中国正在快速崛起。）
但是，现有的国际理论和历史事实却告诉我们，大凡权力转移，要么导致战争，要么形成“冷和平”（基于竞争和相互威慑的稳定）（注：Charles A.Kupchan," Introduction： Explaining Peaceful Power Transition" ,in Charles A.Kupchan,Emanuel Adler,Jean- Marc Coicaud and Yuen Foong Khong eds.,Power in Transition,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2001,p.7.），而“热和平”（基于合作和相互信任的稳定）则只是人们可望而不可及的愿望而已。因此，中美要真正实现长期和平共处，必须首先从理论上突破窠臼，走出一条新路。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说：“当有些事情发生并不合乎理论的时候，理论就应修正。中美关系就是这样。”（注：Zbigniew Brzezinski," Nukes Change Everything" ,Foreign Policy,January/February 2005.）目前，美国哈佛大学的江忆恩、罗伯特·罗斯及乔治城大学的查尔斯·库普乾教授和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等战略家已经或正在就此进行有益的理论尝试，探索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空间。（注：美国学者的观点参阅：[美]阿拉斯泰尔·伊恩·约翰斯顿、罗伯特·罗思主编：《与中国接触——应对一个崛起的大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Charles A.Kupchan,Emanuel Adler,Jean-Marc Coicaud and Yuen Foong Khong eds.,Power in Transition,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2001.中国学者的观点可参阅：郑必坚“中国的发展与和平崛起新道路”，《参考消息》，2004年11月18日。）前者试图从理论上探索“大国权力和平转移”问题，后者则正努力完善中国“和平崛起”理论。但目前在美国，库普乾等人的观点并不占据主流；在中国，对于“和平崛起”的内涵和外延也有不同理解。在此，笔者试图从三方面对中国崛起的特点略作论述，以期从理论上为中美关系长期和平共处找到依据。
首先，从实力对比角度看，中国在崛起，但美国没有衰落；即使衰落，也将有别于历史上通常出现的骤然衰落的方式，而更多将是一种渐进式的衰落。这一大国权力的转型态势有别于历史常态。近几年，关于美国实力地位走势的说法大体有三种。一种认为美国实力如日中天，仍处升势。一种认为美国实力已经衰落（注：[美]查尔斯·库普乾著，潘忠岐译，《美国时代的终结：美国外交政策与21世纪的地缘政治》，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4年。）。一种认为美国受损的只是“软实力”，“硬实力”仍在继续得到张扬。（注：[美]约瑟夫·奈著，郑志国等译，《美国霸权的困惑：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应该说，第三种说法较符合实际。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和2002年的伊拉克战争表明，美国“硬实力”的绝对优势仍让其他大国难望项背；国际社会也难以组成有效的反美同盟。因此，今后20年里，对美国实力的主要挑战将主要来自美国内部，“不是美国民主政府本身拒绝施展影响，就是美国在全球滥用自己的影响力”（注：[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著，王振西主译：《大抉择：美国站在十字路口》，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4页。）。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即使衰落，也将是个“自残式”的渐进式过程。而中国目前的地位则处于“比地区大国大，比超级大国小的状态”。作为一个超级大国，根据地理标准，它应该横向扩展到由整个国际秩序分支出来的各个地区秩序当中，它必须拥有一套完整的全球战略。根据功能标准，它应该纵向深入到国际关系的各个领域，因为它在军事、文化、经济、技术、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所有力量，都将帮助它持续发挥各种各样的功能。（注：[埃及]易卜拉欣·阿拉法特：“中国崛起的现实困境”，《参考消息》，2004年5月27日。）尽管各式各样的预测认为中国的GDP总量在2040年甚至2020年将超过美国，但依上述标准衡量，中国真正崛起为“超级大国”绝对是个漫长而渐进的过程。因此，即使从传统现实主义理论的角度分析，中国崛起与美国超霸之间将长期“同步发展”；实力对比即便发生变化，也将体现为一种渐变而非骤变。这一特质，就为中美两国通过各种途径避免冲突、寻求合作提供了根本保障。
其次，从战略意图看，中国在崛起，但奉行的是“和平崛起”。根据郑必坚先生的定义，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就是“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背景下，走一条独立自主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注：郑必坚：“中国和平崛起的新道路”，《文汇报》，2004年3月 21日；郑必坚：“中国和平崛起道路和亚洲的未来——在2003年博鳌论坛的讲话”，《学习时报》，2003年12月25日。）因为这是中国的利益所在，中国别无选择。中国的言与行取得了重大成效，其主要表现是，在东盟、中亚等周边国家，“中国威胁论”很大程度上为“中国机遇论”所取代；（注：“东盟国家相信“中国机遇论”——专访中国驻菲律宾大使吴洪波”，《参考消息》，2004年12月30日。）以法、德为代表的欧盟国家，开始以务实态度处理对华军售问题，并全面提升同中国的战略关系；一向对中国保持很深战略疑虑的印度，也开始转变态度，主动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注：" India and China： The Tiger in Front" ,The Economist,March 5th-11th 2005,p.10.）受此种气候影响，美国国内对华辩论的主题，开始从中国是否将成为一个实力雄厚的全球大国，变成了中国的成功会带来怎样的影响。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认为，美国在不放弃从军事角度来考虑中国日益增长的力量的同时，开始更重视中国崛起在经济和思想领域带来的竞争。换言之，美国不少人开始将中国视为经济和思想上的挑战，认为中美之间可以进行有益的竞争，而不像以往那样单纯将中国视为军事对手，认为两国将可能爆发毫无意义的冲突。（注：[美]兰普顿：“美中关系发展影响深远”，转引自《参考消息》 2004年4月23日。）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美国对中国能否和平崛起的疑虑逐步减少，一种新的担忧又甚嚣尘上，即“和平崛起的中国也会对美国构成威胁”，而且这种威胁美国更难应对。但不管怎么说，相对于非和平崛起，和平崛起的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拥有更广阔的共生空间。
再次，从国际格局演变角度看，中国在崛起，但中国不是唯一迅速崛起的大国，其他大国和大国集团也同时在崛起。国际社会首次面临“群雄并起”的局面。这一特质将很大程度上分解美国对中国“过分战略集中”的压力，使中美之间在竞争的同时存在极大的合作空间。美国高盛公司提出" BRICs" 概念，认为巴西、俄罗斯、中国、印度四个“新兴大国”到 2050年将全部进入世界经济六强，国际格局将因此发生重大改观；（注：" Dreaming with BRICs： the Path to 2050" ,Goldman Sachs Study,October 2003.）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其新近出笼的《2020年展望》中，则看好中国和印度的同时崛起；（注：Report of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s 2020 Project,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布热津斯基、库普乾、沈大伟等人，则认为中国和欧洲将代表“崛起的轴心”（ an emerging axis） ；（注："The Reds in the West" ,The Economist,January 15th 2005.）还有分析家认为目前的东亚首次出现中、日两强并存的局面。总之，中国崛起不是国际社会中的孤立现象，而只是其中最耀眼的光环。欧盟的发展、俄罗斯的复兴、印度的崛起以及东盟等区域性力量的整体提升等，都与中国崛起同步，共同描绘着未来国际关系多极并存、共同发展的新景观。面对这种现象，美国无法将焦点全面指向中国，而只能采取竞争与合作并举的两面战略。这一历史上所不曾具有的新因素，也为中美关系的发展预留了空间。
总之，中国崛起的上述三大特质，决定了中美之间完全有可能跳出大国权力转移的“历史周期率”，走一条共同发展、和平相处的新路。更重要的是，两国之间已经形成了轻易拆解不开的利害共同体。比如，在经济上，中国GDP的大约40％依赖国外投资，其中近一半来自美国；而中国则通过持有近2000亿美元长期国库券成为美国经济保持稳定的重要平衡因素，世界发展的这两个火车头越来越相互依存。在安全上，美国反恐、反扩散、应对朝核危机等，都离不开中国的合作与支持。这种在“全球信息时代”（注：[美]约瑟夫·奈著，郑志国等译，《美国霸权的困惑：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8页。）形成的特殊利害关系，从积极层面看，使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呈现出一种“水涨船高”的互助态势；从消极层面看，则使双边关系表现为“唇亡齿寒”的共生状态。
四
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空间，归根到底不是取决于静态的“结构分析”，而是操之于两国决策者和两国人民的手中；既取决于美国对华战略的演变，更取决于中国对美战略的主动塑造。
首先，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尽快就台湾问题达成新的谅解和战略框架，不仅必要，而且刻不容缓。其内容包括“一中原则”的重新确认、“台海现状”的准确定位、美国对台军售的底线、中美在“和平统一”台湾问题上的共同利益等方面，核心是“坚持一中，反对台独”。应该说，中美之间目前逐渐具备就台湾问题达成新框架的条件：（1）双方关系目前处于相对平稳状态。（2）维持台海和平符合双方共同利益。 （3）双方在反对“台湾独立”方面有共识。（4）经过1995年、1996年台海危机的冲击和1998年“中程协议”的尝试，以及围绕反“台独”斗争中美之间的反复较量与外交磨合，双方在处理台湾问题上更加理性、务实。（5）经过第一任四年的摸索，布什政府对台政策出现微妙变化，即由不当“调解人”到愿意促成两岸和谈。从哈里·哈丁、沈大伟到李侃如、兰普顿、丁大卫等，美国不少学者最近纷纷提出不同版本的“新中程协议”方案，（注：最近最全面阐述这方面主张的知名学者是李侃如.参见：Kenneth Lieberthal," Preventing a War Over Taiwan" ,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 2005.）显示美国智库层面不仅有意推动建立某种新的框架，稳定台海局势，而且对美国所应发挥的作用有了较前更客观的认知。（注：Harry Harding," The American Role in the Cross-Strait Dispute" ,Presented to the Second Workshop on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 and Conflict Resolution,sponsored by the Department of Diplomacy,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Taipei October 26,2004.）（6）更重要的是，以2003年12月9日温家宝总理会见布什、国台办主任陈云林赴美就《反分裂国家法》进行沟通等事例为标志，中国开始正面看待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可能发挥的作用。这些有利条件为中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就台湾问题展开对话，达成新框架提供了契机。如果双方能以文本的形式确认“坚持一中，反对台独”，不仅将从根本上杜绝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而且有助于在反恐、朝核等问题上开展更实质性的合作，为中美关系继续稳定提供必要的机制保证。这是中美关系能否保持长期稳定的重要前提。
其次，加强危机管理，深化、细化既有各种机制的建设。中美关系的历史反复证明，“乐极”往往“生悲”。每当两国关系好的时候，总会有某种不可预测的偶然事件发生，从而一夜之间改变好的气氛，使关系重新跌入低谷。其对中美关系破坏之大、影响之深，以至于一些长期研究中美关系的学者也不免滋生某种“历史宿命论”，对当前中美关系的“好”本能地保持某种怀疑。因此，加强中美两国的危机管理，尤其是将目前已经启动的首脑“热线”和经贸联合委员会等机制用好、用足，非常必要。同时，对美方提议建立两国国防部长“热线”沟通机制，中方似应认真考虑。总之，避免因“小”失“大”，争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确保两国关系长期稳定需要解决的另一关键性任务。
再次，定期展开高层战略对话，就各自最关切的战略性问题进行直接沟通，以减少误判，增信释疑，确保双边关系平稳发展。能否开展战略对话、战略对话的水平和成效，往往是检验两国关系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当前，中美战略对话已成功开启，但具体细节尚需落实到位，包括对话的内容、对话的机制、对话的层级，等等。其中尤须明确的是中美战略对话的性质，它应既不同于冷战时期美苏旨在削弱对方或牵制对方的战略对话，也不同于今天美国与盟国之间针对第三方的战略对话，而应是在相互依存加深、合作领域拓宽、双边关系更具理性的新时空背景下，围绕“崛起大国不必然挑战现存霸权”这一中心议题，就双方核心利益和现实关切，展开增信释疑、求同化异的新型战略对话，以规避冲突、控制摩擦、减少误判，实现共生共处、共同安全与共同发展。唯其如此，中美之间地区竞争猜忌、军事互信不足等结构性困境才有可能在可控范围内得到有效管理。
最后，妥善处理中美关系中的“第三方因素”。一方面，随着中国崛起加快，国家利益外延必然相应扩展，从而一定程度波及美国利益已然深度介入的“第三方”范围。近年来，中国在欧盟、东盟、拉美、非洲的自然利益延伸，往往被美国刻意或并非刻意地解读为触及它的利益，进而引发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对此，在发展与这些国家、国家集团和地区的关系的同时，时刻将美国因素计算在内，是新时期中国外交必须面临的一项战略性任务。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大国地位的逐步确立，中国将不得不更多承担所谓“大国的责任”，一些与美国攸关的热点问题如朝鲜和伊朗的核问题、印度洋海啸救灾问题等，自然也成为中国外交的主要议题之一。中国能否有效就此与美国展开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美关系的发展状况和未来前景。
原文来源：《现代国际关系》(京)2005年第04期 第1-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