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向学术界告别之后，不久前，北大中文系资深教授钱理群又在三联书店以《我与青年》为题演讲，意在向青年告别。
他建议年轻人：一要抓紧大好时光，自由读书，为建立信念与理想打下知识与精神的底子。二要适当参加社会实践，特别是到底层，到农村去，了解中国国情。
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以最尖锐的形式突然呈现在我面前
我出生于1939年，按今天流行的说法，应属于“30后”那一代。
我于1960年大学毕业，经过一番曲折，最后被分配到贵州安顺卫生学校教语文。那年我21岁，我的学生年龄和我差别不大，属于“40后”。
我出生在一个上层社会的旧式大家族，在南京、北京等大城市长大，小学、中学与大学读的都是名牌学校，自己也是以当作家、学者为追求的。一下子到了边远、底层的专科学校教书，这样的反差实在太大，可以说，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以最尖锐的形式突然呈现在我面前，要年轻的我独自应对：如何面对现实？还要不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又如何坚持？
开始我有点不知所措，但冷静下来，就做出了决定我一生的选择：对于我这样的天生的理想主义者，放弃自己的追求是不可能的；但是，面对严酷的现实，我又必须做出某种调整。
我一到贵州，当地人事部门就向我宣告：进入贵州大山，就别想出山！我曾经想考研究生，但由于家庭出身原因，学校明确表示不准报考。这样，我就必须作好长期(甚至一辈子)待在贵州的准备。那么，我又如何坚持理想呢？情急之中，我突然想，是不是也应该将自己的理想分为两个层面。首先是“现实的理想”，即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只要我努力，就可以实现的理想。
于是，我冷静地分析了自己的处境：尽管由于家庭出身的影响，学校对我另眼相看，连班主任都不让我当，但总还是给了我一个课堂，一个和青年人接触的机会。于是，我决定以“成为受学生欢迎的教师”作为自己的现实理想，由此开始了我自觉地充当青年的朋友的人生之路。我不仅全身心地投入教学中，而且搬到学生宿舍里，与学生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由于我和学生年龄差别不大，很快就和学生打成一片。我们一起学习、逛街、踢球、爬山、演戏、办壁报，我的周围很快就聚集了一大批学生，真的成了最受欢迎的老师。
我和“40后”、“50后”两代青年的交往，是真正的理想之交
当然，我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学者梦，只是把它作为一个“现实条件不具备，需要耐心等待，作长期准备”的“未来的理想”。
因此，在学生睡觉以后，我又挑灯夜读，主要是继续我的鲁迅阅读与研究，并且有了更为明确的“回到北大讲鲁迅”的梦。现在我还保留着当年所写的数十万字《鲁迅研究札记》，这是一个漫长的准备与等待。一直等到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我才获得报考研究生的机会，最终回到北大讲台。这一等，就是整整18年。
回顾这段历史，我总要感激我那些贵州“40后”的学生，如果没有和他们休戚与共的生命交织，我早就被现实压垮或变形了，根本不可能坚持18年的理想，保持生命的本色不变。
大概在1974年左右，我的周围聚集起了一批爱读书的年轻人，有学生、知青、工人，还有社会青年，年龄在20岁上下，都是“50后”。我们这个小群体，类似于今天的读书会，在“文革”后期是相当盛行的，研究者将其命名为“民间思想村落”。
这样的民间聚集，其背景与推动力是，大家都陷入了精神的困境：我们面临着“中国向何处去，我们(我)向何处去”的问题。
这就意味着，我们当时是为了一个宏大高远的目标聚集起来读书的。可以说，我和“40后”、“50后”两代青年的交往，是真正的理想之交。
每一代人都被上一代人所不满，最后还是接了上一代的班
1978年，我考上北大研究生，离开了这批患难与共的朋友。但我们依然保持密切的联系，直到今天。这本身就构成了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到了北大，闭门读了7年书，到1985年正式开课讲《我之鲁迅观》，接触的就是“60后”、“70后”的青年了。
在《我与北大》一文里，我谈到上世纪80年代和“60后”、“70后”青年人一起读鲁迅，课堂上形成了一股“鲁迅-我-学生”心心相印、声气相通的气场，那几乎是以后时代很难重现的。
在2002年退休以前，我在北大的最后一批学生，是上世纪80年代上半期，也即1980～1983年出生的，我也就有了机会接触“80后”的青年。但我真正关注与思考这一代人，却要到退休以后。
记得是2006年，我应邀到北大演讲，题目就是《如何看待“80后”这一代》。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话题？原因是我看到了《中国青年报》的一个“青年调查”，其中有两点引起了我的注意。一是报告透露，我国“80后”的青年有将近2亿人，而且他们将要或者已经开始接班，这就不能不让人刮目相看了。二是围绕如何看待这一代人，社会的评价与“80后”的自我评价出现了巨大反差。许多人以“生活离不开网络”、“重视外表，讲究穿着”来概括这一代人，这也是“80后”自己认可的；但他们又批评“80后”“永远以自己为中心”、“道德观念、是非观念、责任感普遍不强”、“总是高估自己的能力”等等，却引起了“80后”的不满，因此发出了“请别误读这2亿青年”的呼吁。
我的演讲是响应“80后”，为他们辩护的。我的想法和说法很简单：“我在研究近百年历史时，早就发现，几乎每一代人都不满意于下一代，而且批评的言辞都差不多。”我举出的例子是，作为“五四”那一代人的代表刘半农，曾写过一篇文章《老实说了吧》，他的“老实话”就是看不惯30年代的青年人，批评他们“不认真读书，又喜欢乱骂人”。我是“30后”，也应该是挨骂的对象，但我读了刘半农的文章就笑了：今天“30后”、“40后”直到“70后”，某些人不是也在责骂“80后”“不认真读书”吗？连骂的理由也差不多啊！但“历史照样前进：每一代人都被上一代人所不满，最后还是接了上一代的班，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以致有资格再来批评下一代人”。
我由此得出一个结论：“为下一代人，特别是年轻人担忧，实在是杞人之忧。每代人都会有他们自己的问题，但既不能看得太重，而且最终也得靠他们自己来解决问题。一是要相信青年，二是要相信时间，这大概也是我的两个基本信念。”
现在，距离我那次讲话的2006年已经过去8年多了，“80后”开始成为社会中坚力量，人们对他们的评价也完全不一样了。而“80后”的某些人又开始对“90后”指手画脚了。这样的历史循环，是非常有意思的。
与老百姓建立不同程度的精神联系，这是建立信念与理想之根
从2002年退休以后，我和“80后”，后来又和“90后”的青年，有了不同程度的联系。应该承认，“80后”、“90后”和我熟悉的前几代青年，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如果说，“40后”、“50后”，关心的主要是政治问题；“60后”、“70后”，关心的主要是思想、文化问题；那么，“80后”、“90后”，成长于经济发展的时代、网络的时代，他们最为关心的，是个人生存、经济问题，首先是个人物质欲望的满足。
对我来说，最为重要的是，我和几代人关系的变化：“40后”、“50后”和我的年龄与精神气质都比较接近，我可以说是他们中间的人，我是把那些贵州青年朋友视为“精神上的兄弟姐妹”的；在“60后”、“70后”青年面前，我扮演的是名副其实的老师、父辈的角色，但我们之间的交往，还是少有距离的，就像一位当年的学生回忆所说，他们是随时可以闯门而入，和我神聊到深更半夜的；对“80后”、“90后”来说，我已经是爷爷辈的人了，我的年纪越来越老，已经没有精力和他们过于密切地交往，他们接近我的机会越来越少，我们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大。
更重要的是，我已经无法和所有“80后”青年进行心心相印的交流了。我经常想起鲁迅的话：青年是不一样的，有睡着的，玩着的，也有醒着的。对“80后”睡着、玩着的青年，我尊重他们的选择，但已经无法和他们对话，这也属于正常。我能够交流的，是鲁迅说的，觉醒的或要觉醒的青年。所谓“觉醒”，就是在坚持自己对个人物质利益的合理追求的同时，又有所质疑，希望有新的突破，寻求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更为健全的发展。我因此把他们称为“新一代的理想主义者”，既在根本上和我这样的老理想主义者有相通之处，又有自己的时代特色。在这样的意义上，我这个“30后”就与“80后”的部分青年相遇了。
我们共同的话题是什么呢？这也是我和“80后”青年对话时，谈到的对“80后”的看法的第二个方面。年轻人问我：你认为我们这一代存在什么问题？
我的回答是：“你们这一代人是在应试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从小就以考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作为自己人生的目的。现在如愿以偿，进了大学，在最初的兴奋过去以后，就突然失去了目标与方向。这背后其实是一个信仰缺失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也有，‘上帝死了’，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我们的理想、信念，以至信仰，就成为我和“80后”的新理想主义者进行精神交往的聚合点。
我对年轻人的建议，通常有两条：一是要抓紧年轻时代的大好时光，自由读书，尽可能广泛地吸收古今中外的精神资源，为建立自己的信念与理想，打下知识与精神的底子。二是在可能范围内，适当参加社会实践，特别是到底层，到农村去，了解中国国情，与老百姓建立不同程度的精神联系，这是建立信念与理想之根。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我自己，我们这几代人的成长之路、人生基本经验。在我看来，这对今天的中国青年，也还是有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