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1997年县市长选举于11月29日落下帷幕。这次选举基本上是一次公平竞争,虽然不时传出贿选丑闻,但是没有什么流血或暴力行动。选举揭晓后,各党派无论胜负如何,都能比较有风度地坦然接受选举结果。
选举可以被看成是政权转移或权力再分配的手段,也是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形式。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建立民主政治制度都经历过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走向民主的过程往往伴随着暴力、流血甚至经济发展的停滞或倒退。民主化是必然要付出一些代价的,有的时候这种代价还很高,但是,从长期来看,不实行民主的代价却更高。
从总体上来说,台湾在走向民主政治的过程中,基本保持了社会稳定、经济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里是个难得的范例。由于台湾和大陆同文同种,台湾的选举实际上也可以被看做是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走向民主政治的实验,因此,认真总结台湾选举的经验教训,对于大陆今后的政治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本文不准备单纯分析台湾各政党在这次选举中的成败得失,而是结合这次选举中的实例和资料,在更深的层次上,讨论选举活动构成的对政权的监督机制、选举对政策调整和规划的作用、选举的成本、如何建立和健全公平竞争规则、以及如何通过选举加强对民众的教育以改进选举质量等问题。
一、选举是对施政者的严峻考验
1.1997年台湾县、市长选举的结果
台湾一共有两个院辖市,相当于大陆的直辖市,即台北市和高雄市,还有5个省辖市(基隆、新竹、台中、台南、嘉义市)和18个县,这次选举改选的是这5个省辖市和18个县的县、市长。从1981年以来,基隆、新竹、台中、台南等4个省辖市一直是由国民党执政,另一个省辖市嘉义市则一直由无党籍的许氏家族执政;在18个县中,台北、宜兰、新竹、台南和澎湖等5个县选前由民进党执政,其余13个县都是国民党执政。在这次选举中,原国民党执政的省辖市全部落入民进党手中,而原由国民党执政的13个县也被民进党和无党籍夺走了6个,国民党只从民进党手中夺回了澎湖县。台湾人口最密集的西部地区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和都会地区都落入民进党手中。
这次选举使台湾的政治版图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民进党主政的县市由选前的6席增加为12席,包括4个省辖市和主要的都会地区,所管辖地区的人口总数占23个县市总人口的73.2%;而国民党主政的县市则由15席跌为8席,所管辖地区的人口总数占23个县市总人口的19.1%;另有3个县市由无党籍人士当选执政。在全部选票中,民进党的得票率为43.3%,超过了国民党的42.1%。在主要的选举指标上,民进党第一次超过了国民党。由于国民党和民进党的旗帜分别以蓝色和绿色为主色,所以选后台湾各家大报的头版都宣称,台湾已经是“蓝天变绿地”了。
2.选举能够汰劣举良
民主选举对于执政党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严酷的考验。选举为老百姓提供了表达民意的渠道,民众在选举中必然会衡量执政党的施政绩效。在地方政权选举中,尽管竞选策略和候选人的个人品行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选举结果,但是决定竞选胜负的主要因素还是施政绩效。一般来说,执政党执政的时间越长,背上的包袱就越多;长期执政会带来腐化,当政绩不能令民众满意时,选民就自然会有换人做做看的意愿。而竞选人也会利用选民的这一心理,用换人做做看作为竞选诉求。这次选举中,民进党和国民党都在本党处于在野地位的县市提出了换人这一竞选诉求。
从这次选举来看,虽然民进党执政的县市也反映出不少问题,但长期执政的国民党县、市长的施政口碑往往不及执政较短的民进党县、市长。国民党籍官员的贪污腐败劣迹在民众中造成了非常坏的影响,近年来,有9位国民党籍的县市长和19位国民党籍的县市议长涉及贪污和黑道案件,有311人因涉及正副议长贿选案受司法审理,国民党乡镇市长及民意代表被起诉收押者有44人。
这种情形使国民党的包袱很重,要竞选连任实非容易之事。而且,前任官员的贪污劣迹还会影响到他所支持的本党候选人的选民支持率。在这种激烈的竞争中很少有人能长期连任,许多现任的官员对自己能否经受得起竞选的考验心中没底,任期一满只好自动退出政坛。各政党也不敢提名有可能被对方抓住把柄的人参选。
显然,竞选是贪官污吏的一个很难跨越的关卡。公平的竞选制度使得政府官员不断更新,防止了腐败的制度化,给社会提供了一个自我更新的机制。民众对执政党施政劣迹的清算标志着社会的进步,如果不让施政不良的政党和它的官员下台,恐怕它永远也不会认真地反省自己的失误。大陆有些人为贪污腐败的流行而担忧,建议废除政府官员的终身制。其实,只要有了真正的民主选举,这个忧虑就完全没有必要了。
3.候选人的“形象牌”
在民主选举中候选人能否胜选,个人形象非常重要。台湾的这次选举中,各政党都竞相打候选人的“形象牌”。结果,这次当选的23个县市长学历普遍较高,有博士4人、硕士5人、大学学士13人,国外的学历文凭也被用做争取选民的旗帜;而且形象清新,没有贪污劣迹,个人操守都很清廉,能够经得起非常严格的检验。此外,大部分候选人都出身于本地,和地方势力紧密结合。
虽然形象不好一定败选,但单有良好的个人形象也不一定能胜选。例如,国民党推出了7个有博士文凭的候选人,个人形象都很好,结果仍有6个落选。在竞选中,如果候选人有过经管公共工程的经历,这段经历常常就成为候选人的“票房毒药”。因为,如果候选人曾主管或参与过某项公共工程,竞选对手就很可能会在与工程有关的贪污细节问题上穷追不舍,等不到把问题辩解清楚,投票的时候就到了,站在中间立场的游离选民很少愿意把票投给站在被告席上的候选人。
在这次选举中,一些夸夸其谈的施政白皮书常常不能引起民众的注意。新闻媒体则追逐那些具有煽动性的新闻,不重视候选人提出的白皮书,对候选人施政纲领的报导相当肤浅。由于选民不很了解候选人政见上的区别,于是候选人的人格、品德和魅力便成了决定选举胜负的非常重要的因素。为了打击竞选对手,不少候选人利用黑函抹黑对方,甚至用不堪入目的文宣来污辱竞选对手,降低了选举的格调,民众对此是非常反感的。但是,竞选也确实严格地检验了候选人的品德操守。对不少候选人来说,参加选举实在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连祖宗三代都让别人翻个底朝上。
二、选举对政策调整和政策规划的作用
1.候选人要善用施政纲领和施政白皮书争取选民
选举是一个检查过去政绩,研究未来施政方针的好机会。台湾的这次选举是地方政权选举,候选人的主要施政纲领集中在地方建设和福利政策等议题上。在这次选举中,有一些候选人提出了很好的地方建设计划。例如,台北县的国民党籍候选人谢深山提出了相当全面的施政白皮书,民进党的苏贞昌也聘请专家起草了施政白皮书,并很自豪地说,“别看白皮书那么厚一大本,里面的内容你要我背出来都可以。”南投县的民进党籍当选县长彭百显提出了“南投经济学”,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他的施政计划。宜兰县的民进党候选人刘守成和国民党候选人廖风德也分别提出了很详细的建设白皮书。但是,许多县市候选人的公共政策和施政理念都相当雷同,不少施政白皮书建议在本地区建立大学城、机场、开发区等,但却缺乏可行性研究和成本效益分析。
如何在选举中引导选民更多地关注候选人的政纲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在竞选过程中召开公办的双方政见辩论会是一个很好的形式,但这种形式在台湾的这次选举中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在一些县市的公办政见辩论会上,常常有一方缺席,政见辩论会变成了单方的政见发表会。而在候选人自己召集的政见发布会上,除了空洞的口号和批评攻击对方之外,并没有充分向选民详细交代自己的政见。看起来还应当在选举之前就建立竞争规则,通过公办的政见辩论把选举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2.开“福利支票”的手法后患无穷
在这次选举中,地方建设的议题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而社会福利、特别是老人年金却被候选人当做讨好选民的法宝。四年前,民进党还处在反对党地位,民众支持率只有28%,为了争取老人的选票,民进党候选人曾联名签署了誓约书,“我们主张应先对年满65岁以上者,发放敬老津贴,每月5,000元,并自明年七月起实施。我们当选县(市)长后,保证做到上项主张,否则愿辞职以示负责。谨此立誓。”
当一个政党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时,老百姓往往以为政治家们一定对这个政策进行过仔细的论证,具有相当高的可行性,其实未必。据当年民进党的文宣部主任陈芳明回忆,民进党中央并没有对“每月五千元”这个数字作任何详细的计算和推敲,“只是粗略地从历年来国民党党营事业以及工程弊案所贪污的钱来算,如果省下来的话,十年都发不完。而且这个政策可攻可守,攻是指可攻国民党的弊案,守是指把它当做福利政策。”[1]一个关系到民众切身利益和国家长期发展的经济政策就是这样非常轻率地出笼了。
照顾老人的福利,这种想法的出发点并没有错,问题在于,有没有财政来源,还有,这样不分对象地发放老人年金是否有利于提高经济竞争力、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其实,台湾的多数县市根本就没有发放老人年金的财力。台南县县长陈唐山说,“当初民进党中央提出老人津贴这个政见,让我们负担很重。但因为所有县市长候选人都签,如果你不签,人家容易误会,作文章,签下去若不做又会受到压力,满为难的。因为这真的有问题,一个地方政府怎么会有那么多的钱?这是不可能的。这种福利应该由中央来统筹规划,而非由县市来做。”他直言不讳,当初民进党中央提出的这项政见的确是个“伤脑筋的安排”,“候选人签名承诺都有些画押的感觉”。
“木匠做枷,自做自受”,1993年民进党当选的6个县市长一上任马上就陷入了困境。民进党许诺每人每月发5,000元的老人年金,台南县在1994年只发放了4个月,然后就逐渐减少;台南市在1995年开始实施,发放了9个月之后财源枯竭,最后完全停止发放;高雄县则只发了四次就停止了;台北市发放了7个月后就停止办理;宜兰县在发放一年之后就不得不减少发放数额和月份;台北县则从一开始就把许诺的每人每月5,000元的老人年金改为每人每季度发5,000元。
唯独新竹县是个特例,民进党籍的县长范振宗对实现自己的许诺表示出了极大的勇气。他说,“我以公正的立场来说,候选人应该想好财源后再开支票。若为了选票滥开支票,问题会很大。我觉得政治人物要守信,坚持到底,无论如何都要筹措或者牺牲其他机会。再穷,挪其他经费都要发。政策不能随便改,否则当初为何要承诺?”
在范振宗执政期间,采用公共工程公开投标的方式节省下来一部分经费,加上以前县政府的节余,坚持发放老人年金。为了筹措发放老人年金,范振宗弄得焦头烂额,在卸任之前他深有感触地表示,“明年再做县长我很怕,老人津贴发到第三、四年后我就感到吃力。”“承诺不要随便下,支票不要随便开。”[2]范振宗坚守承诺固然十分可嘉,但是却给后任县长留下了非常沉重的包袱。新竹县许多选民不愿放弃他们已经到手的福利,在社会舆论中不时听到这样的呼声,敬老津贴“不发就下台”、“不发就不得好死”。
在选民舆论的压力下,无论是国民党、民进党还是独立参选的候选人,都不得不把老人年金作为主要的诉求,竭力争取老人的选票。在选举初期,民进党在社会福利政策上明显处于被动局面,因为民进党内对发放老人津贴已经深感困难。
国民党过去一向对发放老人年金等福利政策比较谨慎,并且多次在各种媒体上批驳民进党所倡导的高福利政策。但在1997年这次县市长选举中,国民党为了挽救竞选中的劣势,也转而提出类似的福利政策。10月30日,李登辉在台北县为谢深山助选时当场许诺,如果谢深山当选,保证给台北县65岁以上的老人每个月发放5,000元老人年金。实际上,如果按照这一许诺发放老人年金,一年需要1080亿,相当于政府财政的10%左右,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财政负担。
由于国民党跟在民进党后面也提出要发放老人年金,一下子反而使民进党在社会福利政策上反败为胜,赢得了主动。为了赢得选民的好感,国民党和民进党在这次选举中争相许诺,答应给选民的社会福利越来越高。如果说国、民两党是为了赢得选战而玩弄福利政策,最令人不解的是根本就没有希望赢得县市政权的新党也加入了这场“开福利支票”的竞赛,三党比赛“犯错误”。可是,单靠福利政策的许诺并不能保证胜选,台北县的国民党籍候选人谢深山还是落选了。
从台湾的这次选举中可以非常清楚地得出这样一个教训,如果政府没有完善地规划社会保障体系,那么就难免在选举中出现争先恐后胡乱许愿的现象;如果在一次又一次的选举中不断提高社会福利的水平,就必然导致国家福利主义,严重地削弱国家的竞争能力。因此有必要一方面加强对民众的教育,使得民众了解短期福利和国家长期发展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要尽快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还要通过立法禁止任何候选人在社会福利上随意许诺、邀买人心。
三、不断改进与完善选举制度
1.从这次选举看台湾民主政治的进步
这次县市长选举充分表明了,台湾的民主政治正在逐步走上正轨,其最显著的特点如下。
第一,尽管选举过程热火朝天,竞选非常激烈,当选举揭晓之后,绝大多数候选人都能够平静地接受选举的结果。基本上没有暴力,没有流血。民众也能够迅速回归正常的生活秩序。这是选举政治趋于成熟的显著标志。
第二,尽管在选举过程中,许多人都指责对方有贿选行为,但是,落实下来的贿选案件并不多,这基本上符合实况。台湾法务部自1991年起至今,宣布设立的检举贿选奖金达1亿多元,民众要发“选举财”,完全可以利用检举贿选、光明正大地拿高额的检举贿选奖金,而无须为了五百、一千元的贿选礼品、红包出卖自己的人格。此外,民进党中央在11月26日还公布了国民党的贿选价目表,加强对贿选的防范,并在有些县市公布了国民党的助选“桩脚”名单,组织“捉鬼队”,悬高额奖金、奖励检举、揭发贿选。这些措施都有效地抑制了贿选行为。
第三,国民党在这次选举中的进步可圈可点。国民党在以往历次选举中常有依靠黑社会和贿选胜选的问题,但在这次选举中,基本上能够自我约束,贿选行为大大减少。虽然国民党的选举动员能力大为削弱,输得很惨,但是国民党在选举中努力克服贿选毛病,试图摆脱黑社会的影响,其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第四,地方派系和传统的“桩脚”已经无法左右选情。国民党一向扶植地方派系,把地方派系作为其政权的基础。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和屏东县,地方派系常能主导政治生态。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这次县市长选举中,地方派系却纷纷出动,摆脱国民党中央的控制,急于扩张各自的势力,结果出现了一场派系势力的大混战,同室操戈,两败俱伤,导致国民党政权弃守,朝野易位。随着年轻选民和独立选民的增加,派系的作用已经大不如前。
2.要降低选举成本和建立公平合理的竞争规则
竞争规则是在选举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应当在竞争开始之前明确地宣布竞争规则,保证公平竞争。如果没有一系列竞争规则的约束,必然会出现混乱,增加选举的成本。
在台湾前几年的选举中,候选人到处张贴文宣材料,在选举之后给城市清洁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在这次选举开始之前,就明令宣布禁止张贴、涂写与选举相关的宣传品,并明确规定,在选举结束之后48小时之内,必须将所有的选举宣传品清理干净,否则由城市环境保护部门按章罚款。此令一出,果然没有人在墙上张贴选举材料,在选举之后各政党派系也都很快地清除了所搭的牌楼、看版和旗帜。
但由于这次选举开始时没有对竞选的宣传手段作出明确的限制,于是各候选人为了制造胜选气氛,到处插旗,开展了一场“插旗”竞争。你插我也插,于是在主要交通路口和桥梁上,插满了五颜六色的竞选旗帜,一个电线杆上绑上三、四面旗帜。由于旗帜太多、太乱,效果很差,等于没插。其实,各个参选人也明白这个道理,只不过别人已经插了,自己就不能不插,称之为“输人不输阵”。另外,每个竞选总部门口都搭了“看版”,内容无非是候选人的头象、满面笑容、作揖挥手、向选民拜票。你搭我也搭,一个比一个更高、更大,在台北县和桃园县有的看版甚至高达十几层楼,形成了比赛铺张浪费的恶性竞争。
这样,在一般县、市,民进党的竞选经费大约在一个亿左右,而国民党的竞选经费要比民进党多二倍以上。显然,如果在竞选之前就设定竞选规则,例如限制在街头出现的宣传品的尺寸、不许在交通路口插旗帜、限制广播车的播音功率等等,一定可以在不影响公平选举的前提下,大大节省选举成本。
3.尚待改进的地方
台湾开放选举至今仅仅十几年,能够取得这样的进步已经是难得可贵了。然而,在选举中出现的许多弊病,仍然需要在今后努力加以克服。
首先,贿选依然没有绝迹。在台南市和苗栗县的地检署查贿执行小组,就查获、收押了一些贿选嫌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现在贿选买票变得更隐蔽,不易查获。过去选举时,一手投票人名册、一手现金、招摇过市的买票方式已经不多见了,连贿选“桩脚”的布局都已企业化经营。
其次,在选举中大办流水席,不仅铺张浪费,而且还有贿选嫌疑。例如,桃园县国民党候选人陈根德每天都摆出一、二百张饭桌,免费招待过往食客。有的候选人的流水席声势浩大,超过五百桌。当没有如此雄厚财力的候选人到法庭控告流水席有碍公平选举时,法庭居然裁决说,流水席不能算贿选。也许法庭是依据现有法律作出的裁决,那么是否有可能通过立法或其他途径,来约束在选举中举办流水席的风气呢?
再次,封建迷信腐蚀选举,在选举中仍然没有杜绝斩鸡头、供神烧香等等迷信行为。国民党新竹县候选人郑永金尽管在新浦义庙前烧黄榜、立誓言,却依然没有改变落选的结局。
另外,骂声不绝,粗话满街。民进党中央公布“新闻战报”,批判国民党在各报刊刊登的文宣广告充斥抹黑的负面手法,国民党也公布一份“国民党候选人遭暴力、抹黑、毁谤资料统计表”,洋洋洒洒34件。这些材料都竭尽各种手段丑化对方,在对方头象下加条狐狸尾巴和几条狗腿都还算是客气的。应当认真研究如何加强教育民众,规范新闻媒体的行为,提高选举的质量,降低选举成本。
4.民主选举的政治启示
政权的权力移转只有三种方式,继承、选票和枪杆子。在威权政治中权力继承的成本最低,可惜除了封建社会的长子继承制之外,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规则;而权力传承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会使得整个社会不断面临动乱的风险。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似乎是“凭实力说话”、“天经地义”;但是,不杀到血流成河、生灵涂炭,是打不下江山的。不管选举有多少弊病,要花多大的成本,除此之外,人类社会中难倒还有别的更好的办法来完成政权的交替、传递吗?
选举好象是搓土为丘,虽然费时费力,但是基础是扎实的;不论成本多高,总比内战或动乱要好得多。选举又象是一面凸透镜,在政客眼中似乎非常渺小的老百姓,一进入选举过程就一下子变得大了起来。选举教育了民众,在选举中民众认识到了自己的力量和地位,增加了对社会活动的参与感。
对政治人物来说,选举是一场噩梦式的赌博,赢了,“蟒袍玉带、鸡犬升天”;输了,灰头土面、门可罗雀。选举是阴柔的,在台面下、角落里有各种贿选和利益互换;选举又是刚阳的,一旦揭晓,无论什么人,选输了,说下台就得下台。选举是政治舞台上新陈代谢的必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几年清理一次,政绩不佳、言而无信、贪污腐败,都将在选举中得到报应,在官员不断被更新的过程中,选举能防止腐败制度化。
选举办得好,当然有助于稳定社会,推动经济发展;但选举若办得不好,也有可能走上歪路,导致国家福利主义、无政府主义,甚至因舞弊而造成社会对抗、动乱。和世界上其他事物一样,开放选举也不能一蹴而就,要教育民众,在选举中学会选举,逐步完善选举制度。大陆已经开始实行乡村政权的选举,随着民主化的逐步进展,也必然要在更高层次上实行民主选举。如何从台湾选举中吸取经验,少走弯路,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研究课题。
台湾的这次县市长选举结束了,社会舆论的焦点已经转移到了别的地方。可是,下一场选举不久又要开始了。在1998年,将改选立法委员和台北、高雄两个院辖市市长,在2000年夏天将改选总统。因此,认真总结选举的经验、教训,对提高今后的选举质量、降低选举成本、清除选举中的弊病,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四、从这次县市长选举看台湾政党政治的发展
1.国民党的困难和面临的挑战
国民党中央对这次县市长选举极为重视,很早就成立了一个九人提名审核委员会。但是,国民党候选人的选举提名实际上是李登辉一手主导,他也非常相信自己的魅力,亲自为他提名的候选人站台、背书,可是并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在选举过程中,国民党的高级政务官员倾巢出动,副总统连战、行政院长萧万长、台湾省长宋楚瑜、行政院副院长章孝严、高雄市长吴敦义、经建会主委江炳坤、外交部长胡志强、经济部长王志刚等精锐尽出,但是辅选机器失灵,选战仍然失败了。
这次选举暴露出国民党的党纪松散,派系倾轧。例如,苗栗县的付学鹏没有得到国民党的提名,在地方势力的支持下,他毅然退出国民党,以无党籍参选,强攻上垒,把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现任县长何智辉打下了擂台。台北县的林志嘉很早就开始筹备选举台北县长,可是后来国民党中央改变支持对象,让劳委会主委谢深山从天而降、到台北县参选;在地方势力的支持之下,林志嘉宁肯被国民党开除党籍也要参选;结果,林志嘉带走了15万票,使得国民党的谢深山以2万票的劣势输给了民进党的苏贞昌。在台中县,出现了两个国民党候选人,郭荣振和徐中雄,相互撕杀,分别得票17万和14万,还跑出来一个刘诠忠自行参选分走了3万5千张票,国民党的票源一分为三;于是,“三个和尚没水喝”,而民进党的廖永来坐山观虎斗,以22万票的成绩轻而易举地拿下了县长宝座。
李登辉在当选总统之后,“挟民进党以制国民党”,和民进党进行利益交换,携手修宪,废除了台湾省的建制。国民党中央原来希望,废除台湾省之后,把台湾省政府的一部分权力收归中央、一部分权力则下放给县市。可是,这次县市长选举之后,在23个县市中,国民党只赢得8个不太重要的县市,中央政府被架空成了。各个县市成了拥有实权的各路诸侯,在民进党执政联盟的协调下,集体向中央施压,小县要钱,大县要权,形成了“强地方、弱中央”的现象。台湾省政府拥有一年500到600亿元的税收,已经成为各县市必然要争夺的目标。没有省作为中间的缓冲,势必形成中央与地方县市直接谈判、挑战中央权威的局面。
明年的立法委员选举中,国民党能否过半,这是国民党的中央政权保卫战的关键。在这场选举当中,统独问题是无可回避的。从历次选举来看,李登辉最拿手的是“安定牌”,似乎只有他才能够左右逢源,摆平台湾内部的统独问题,保持海峡两岸和平。如果两岸关系再度紧张,或者民进党进一步走向台独,都有利于国民党的选战。1995年中共的导弹演习,就确实为李登辉送上不少选票。
可是,目前海峡两岸平静无事,民进党不仅没有走向台独,反而在三通上走得比他远得多,这使得李登辉的“安定牌”很难发挥作用。除非李登辉在两岸关系上来个跳跃,否则就没有办法从民进党手中夺回主动权。然而,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新党,如果在三通问题上走得太快,都有被扣上出卖台湾的帽子的危险。
台湾的立法院或总统选举,使得各个政党都不得不尽力向中间靠拢,争取中间的大多数票源,台湾民众对统独问题的态度决定了下次选举的基本格调,民进党将面临非常艰难的选择。正如谢复生教授指出的,“由于统独光谱的现实分布,由于选民对于安定的需求,国民党虽非最好的选择,却是没有其他办法下的选择,而且看来这个趋势很难改变。想要拉国民党下马,绝非易事。”[3]
2.民进党能够执政吗?
民进党实际上是一个各种势力反对国民党的大联盟。为了把国民党赶下台,这些势力必须相互妥协,巩固他们之间的联盟。在民进党中,真正执着于台独的人并不多,大部分人是把台独当做工具,借台独来彰显自己的存在,提高知名度,号召民众。在反对国民党的过程中,民进党中的大多数人容忍了这种呼声,反正离执政还很远,不必急于解决党内的问题。在这次县市长选举中,民进党呼吁“快乐、希望、新故乡”,采用大量生动活泼的文宣方式,把一个习惯于用悲情诉求、暴力街头抗争的在野党形象,转变为一个具有信心的执政党形象,比较成功地实现了第一步转型。
李登辉曾希望建立台湾两大政党合流的形势,由他当主席的国民党主政,让民进党陪衬。当初,许信良和民进党的许多人也没有信心在短期内走上执政的舞台,于是提出,应当由国民党和民进党合组一个台湾党来执政,而让传统的国民党作为一个外省党来扮演反对党角色。在取得执政地位的道路上,许信良主掌的民进党中央比较倾向于和国民党组成联合内阁,从而逐步取得政权;而陈水扁为代表的地方执政联盟以及正义联线等,则更倾向于单独执政,或在民进党主导前提下组成联合内阁。经过这次县市长选举之后,民进党实力大增,原来民进党内反对与国民党合流或联合的声音就更强大,在当前的形势下,更加没有可能重提联合执政的话题。
在选举之后,民进党将面临着内部的重新整合和转型。民进党向来以党领政,党中央对政策具有很大的主导力量。民进党的体制是合议制,并不是主席说了算;在民进党党内,也不存在像李登辉那样的政治强人,因此经常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民进党将可能出现三个领导中枢,即由许信良执掌的党中央,以陈水扁为首的县市长联盟,和民进党的立法院党团,此外还存在着一个由彭明敏为首的坚持台独的集团。
当面临着有可能夺取中央政权的时候,民进党内的各种势力都希望按照自己的愿望,来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和政权结构。这时,统独问题就成了民进党走向中央政权的最大障碍。为了要让台湾民众放心,取得大多数民众的支持,也为了自身的经济、政治利益,许多民进党的要员们就不能不认真地重新考虑统独问题,进一步改造自身形象。民进党必须跳出过去的框框,寻找新的大陆政策。
虽然在地方政权选举中,民进党可以不谈两岸关系,可是在中央政权的选举中,则是无论如何也回避不了统独问题的。台独纲领在台湾民众中造成了很大的疑虑和不安,主张台独就意味着战乱,这不符合追求安定的民意。民进党在国际上的形象,是和台独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不改变这个形象,民进党就很难走上执政的道路。近年来,以许信良为首的民进党中央模糊统独问题的企图,正反映出民进党向中间状态靠拢的努力。
民进党以“台湾已经独立、不必再宣布独立”来回避台独问题,在台湾这种说法可以勉强过关,但是在国际上,恐怕没有几个人能够听得懂。[4]在1997年县市长选举之后不到一个星期的12月6日,许信良就率团前往美国、日本和南韩访问,民进党副秘书长陈忠信则于12月10日动身前往中国大陆访问。许信良指出,民进党要想赢得中央政权,就一定要在经济发展政策、两岸关系问题上,提出一套让人民信得过的政策,才能与国民党进行更有力的竞争。[5]所以,许信良在华盛顿说,台独党纲的存在只是民进党基本坚持的象征,“中国不愿意使用武力、但是不肯许诺放弃使用武力,台湾独立是民进党的理念,我们现在也不愿意放弃这个理念。”但他保证,民进党不会在台独问题上给美国找麻烦。12月8日,陈水扁也说,“不可随便开台湾人民生命财产的玩笑,不能再为反对而反对,必须有所改弦更张。”
民进党内在两岸政策上,有政经分离论(三通)和政经合一论(暂不三通)之争。如果坚持反对三通,则必然和台湾的企业家集团发生矛盾。为了照顾众多的中小企业的要求,民进党的大陆政策必然出现务实化趋势。在县市长选举之前,许信良就提出了“大胆西进、加速三通”的口号,立刻为他带来了“许三通”的绰号。而以彭明敏为首的民进党非主流派,则不断对以许信良为首的主流派的路线提出质疑,他指控许信良阴谋出卖台湾,接受大陆每年五百万美金的津贴,许家在大陆投资发财,许信良的儿子在北京读书等等。要是在过去,这样的指控对民进党领导人都会具有极大的杀伤力,但是现在许信良对这些攻击只是一笑了之,好象“出卖台湾”的罪名怎么也不会落在民进党和许信良头上。
民进党要转这个弯也实在不容易,想改变形象可能要付出很高的代价。在民进党内,会有一部分人为此而出走,民进党的分裂几乎是无可避免的。在建国党分裂出去以后,彭明敏的建国联盟也可能出走。民进党是否已经做好准备、并且有能力承受这样的冲击,尚且有待观察。可以肯定地说,尽管民进党在地方政权选举中大胜,但是几乎不存在民进党趁着这个惯性、顺利地取得中央政权的可能性。也许,民进党要在明年立法委员选举中再受一次挫折之后,才有可能转过这个弯来。
3.新党在选战中为何惨败?
由于在县市长选举只能有一个人当选,象新党这样的小党,赢得县市政权的希望本来就不大,名落孙山,早就是意料中事。不过,在这次大选中,新党获得的支持率从1993年的3.07%下降为1.42%,不能不说也是一次惨败。
新党在这次选战中失败的原因,除了在选前不断出现内讧,相互攻击,自毁长城以外,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没有一个明确的旗帜,使得新党的候选人及其支持者不知道为何而战。在选举中看不出新党和其他政党的区别,竞选策略上毫无章法。如果估计有可能当选,自然要尽力争取票源;如果估计选不上,也应有选不上的打法。这次选举,新党明知选不上、仍要参选,为的是扩大影响,为下一次选举作准备。但是新党在选举中却派出七个候选人参选,希望起码拿下四个县市,花了不少气力、改造自身形象,希望得到大多数选民的认同,可是收效很差。
新党以典型的爱国式热情走出国民党,在组织上以知识分子精英为主,试图以小老百姓的代言人自居;强调政府部门的有效调整和法律秩序的重建;以团结、清新的形象吸引了许多支持者。新党通常挥舞两面旗帜,即反对国民党的黑金政治、追求清廉政治,和反对民进党的台独、追求安定。
在台湾,决定各政党区别的最主要的政治光谱是统一和独立,即对国家的认同。现在,在统独问题上,国民党向右靠拢,民进党向左靠拢,两大党都在尽力争取处在中间状态、为数最多的选民。显然,如果新党也向中间移动,只会被淹没得无影无踪。尽管在地方政权选举中,统独问题不是焦点,但是毫无疑问,台独是民进党的“票房毒药”,只要凸显统独争议,就会削弱民进党选举的势头,并争取国民党内的同情票。
在选举的关键时刻,国民党的候选人还坚持咬住民进党的国家认同问题,力图瓦解民进党的票源;可是,坚决主张国家统一的新党却在这方面鲜有作为。例如,新竹市国民党党部在选前的最后时刻指责民进党的候选人蔡仁坚,“你畅言台独,不认同中华民国,你以什么身分、什么名义参选中华民国的新竹市长?”本来这个指责是很有力的,如果挑起统独之争,对民进党候选人扩大票源很不利;可是,当新党的精神领袖许历农老先生表态支持蔡仁坚之后,对民进党的这类指责就变得软弱无力了。有些新党的重要人物还去帮助民进党竞选,但却未能换取民进党人在统独问题上的让步。如果新党放弃了反对台独的旗帜,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新党的另外一面旗帜是清廉政治。由于在这次选举中,国民党和民进党大胆革新,推出的候选人都比较清廉,大大削弱了新党的光彩。其实,国、民两党的候选人也并不是完全无瑕可击;即使候选人本身一干二净,他背后的政党总还有不少的包袱。从过去几年民进党执政县市的情况来看,民进党走向腐败的速度也很惊人。不能排斥未来国、民两党在某些问题上达成利益交换的可能,因此,新党作为第三党的监督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新党没有任何历史包袱,完全可以高举清廉政治的旗帜,在廉政问题上下番工夫。可是,在国、民两党相互揭老底,炮火连天的时候,新党只不过是重复别人的问题,作一些一般性的指责,拿不出具有震撼性的材料。也许新党书生气十足,放不下身段来作些调查研究,倘若如此,又何必参选呢?
新党人才济济,在讨论施政纲领时本应大有用武之地。可是,却看不出新党候选人提出的施政纲领与其他候选人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在选战高潮时,新党强调“新好男人”运动,除了赢得妇女和弱势团体有限的选票之外,令人有莫明其妙之感。最令人不解的是,在社会福利政策上,新党跟在国、民两党后边犯错误。
新党本来应该尽可能详细地向选民普及社会福利理论,指出国、民两党过度许诺将给台湾经济带来的损害,揭露国、民两党过去在老人年金问题上言而无信的表现。如果这样,新党在这次选举中顶多是争取不到一些选票(这些选票原来就不一定投向新党),不会有太大的损失。但是,反对短视的福利政策,将使新党建立起一个和其他两党具有鲜明区别的形象。
可惜,新党也稀里糊涂地参加了这场犯错误的比赛,除了王建煊、高惠宇等以个人身分批评不负责的福利政策之外,新党的候选人也开出了自己的福利支票,这些支票缩头缩尾、小里小气,反倒不如有些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候选人那样,索性来个狮子大开口,骗得选票再说。新党错误的竞选策略使得新党在这次选举中没有独立的声音,被淹没在别人的选战之中。
「注」非常感谢台湾中华欧亚学会和中国青年团结会的邀请,笔者于1997年11月19日至12月1日,赴台湾实地考察了县市长选举,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本文中如有任何谬误,概由作者本人负责。
附录:《中国时报》关于县市长选举结果的民意调查
问:这次县市长选举已经结束,有人认为这次选举各党派候选人的竞选花招相当低俗,也有人觉得这次选举风气有进步,请问您赞成哪种看法?
答:低俗的选举,25.1%;选举风气有进步,39.7%;差不多,16.7%;不知道及拒答,18.6%。
问:与以往选举相比,请问您觉得这次选举买票的情况严重不严重?
答:非常严重,3.9%;严重,6.2%;不太严重,41.0%;没有买票,32.4%;不知道,16.1%。
问:这次县市长选举国民党只赢得八席,请问您觉得国民党失败的最主要的原因在哪里?
答:国民党提名人选不当,15.4%;国民党内部分裂不团结,27.1%;国民党选举策略不当,6.8%;民众对现状不满,30.5%;其他,4.2%;不知道及拒答,16.0%。
问:这次县市长选举国民党只赢得八席,请问您觉得这样的结果会不会让国民党真正的检讨改进?
答:会,61.1%;不会,18.4%;不知道及拒答,20.5%。
问:这次县市长选举,民进党赢得十二席,过半数,请问您觉得这样的结果对未来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会变得更好、更坏还是差不多?
答:更好,25.3%;差不多,26.3%;更坏,18.4%;不知道及拒答,30.1%。
问:这次县市长选举,民进党赢得十二席,过半数,请问您觉得这样的结果对未来两岸关系的互动是会变得更好、更坏还是差不多?
答:更好,13.4%;差不多,33.7%;更坏,14.8%;不知道及拒答,38.1%。
问:总体来说,请问您对民进党赢得十二席,过半数的席位是感到高兴还是忧心?
答:高兴,32.6%;忧心,23.4%;无所谓,26.4%;不知道及拒答,17.6%。
问:请问您对新党未来的发展乐观不乐观?
答:非常乐观,1.0%;乐观,12.8%;不乐观,47.6%;非常不乐观,13.7%;不知道及拒答,24.8%。
问:整体而言,请问您对这次选举最后的结果满意不满意?
答:非常满意,8.8%;还算满意,54.3%;不太满意,18.1%;非常不满意,3.8%;不知道及拒答,15.0%。
资料来源:特案新闻中心民意调查组,《中国时报》,1997年12月1日。
「注释」
[1]刘凤珍,“年金换选票,有效?”,《远见杂志》,1997年11月。
[2]同上。
[3]《中国时报》,1997年12月1日。
[4]《联合报》,1997年12月1日。
[5]《中国时报》,1997年12月1日。
「参考文献」
Hsieh ,John Fuh-Shenh ,“Salient Issues in Taiwan\'s Electoral Politics ,”Electoral Studies ,No.2,Pp.219-235.陆铿,《李登辉的最后选择》,财讯出版社(台湾),1997.明居正,《双赢?双输?》,致良出版社(台湾),1986年。
吴燕玲,“政见里的牛肉是怎么买来的?”,《新新闻》(台湾),1997年11月。
肖新煌,具海根,“东亚的中产阶级与民主化:台湾与南韩的比较”,《巩固第三波民主》(台湾),1997年。
于宗先,吴惠林,《经济发展理论与政策之演变》,中华经济研究院(台湾),1997.赵一龙,“大决战的前夜—两岸军力对比”,《新视野》,1996.
作者为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休伦学院经济系教授
「当代中国研究」一九九八年第二期(总第6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