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4日，在福建考察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去参观了位于福州的严复故居，再次激起大众对这位一百年前的启蒙学者、翻译家的兴趣。
生活于那个大变革时代的严复，是一个典型的矛盾体。他一生纠结于中学与西学、现代与复古、进步与保守之间，思想和行为上都充满了前后不一与内在冲突。
严复早年便负笈游学海外，“开眼看世界”，翻译西人作品“开启民智”，在中国传播自由主义，然而他自始至终保持保守主义的价值观，尤其在晚年更趋于全面回归孔教，乃至卷入袁世凯复辟帝制事件，为自由主义者所诟病。
也许正是严复不能被归入某个特定的政治派别，以及他重思辨而无自创的体系，才注定了无论他的译文还是他的思想，都被后人既奉为经典又漠视的命运。
一
严复留下的最主要遗产乃是他的译作。这译作并非简单的翻译，而是将他自己的思考和心血熔铸其中。诚如梁启超的评价，严复“于中学西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他以一位思想家的角色从事翻译，作品也是一座思想的宝库。读现代人翻译的《论自由》，你收获的是约翰·密尔的思想，但读严复翻译的《群己权界论》，你收获的则是密尔与严复这两位思想家的思想，中英比照阅读，自是一段英文、文言文、政治哲学兼收并蓄的美妙历程。
世人大多人云亦云地称颂严复的译文“信达雅”，但事实上，熟谙译事者都会深刻地体会到，由于中文与西文属于两种语言体系，也代表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往往西文愈觉严密精深而有美感者，中文直译过来愈觉繁琐难解、不知所云。所以翻译通常存在一种“信则不美，美则不信”的困境。严复的译文也是如此，非常“达”和“雅”，但未与原文完全相符，以致民国时期有学者讽刺说，如果孟德斯鸠等人起于地下，学会了中文，读了严复的译本，必要与他争讼一番。
吊诡的是，严复却认为译文要达到“信”的程度最难。他译书的做法是，“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然互备。”也就是说，译文从原文精神出发，于一些细节，则不必过于追求和原文丝丝合扣。同时，严复是带着晚清时代中国知识分子深重的焦虑心态在翻译，试图以此来“救亡图存”。也正因此，他译的《天演论》实际是用自己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重新解释赫胥黎的原文。所以，严复所代表的是一种独特的翻译哲学，虽然直接看来不“信”，但在当时中西文化冲突的语境中，却是在追求一种更深层次的“信”。
因此，严复的翻译过程非常痛苦，往往“一名之立，旬月踟躇”。他毕生仅选择了很有限的书进行翻译，深耕细作，不似今天的一些译者，译书神速，在欺骗自己的同时也是对读者的犯罪。严复或许曾希望自己的翻译能“为万世立法”，但结果是他殚精竭虑地思索出来许多译法，最终没有被广泛接受。他那些以文言文形式展现的译作，现在也基本被束之高阁。就像林纾用文言文翻译的英法小说一样，虽然历史评价甚高，但今天普罗大众已不会去阅读和欣赏。这部分是由于社会形势的变化：严复的译文的目标群体是士大夫阶层，然而时代迅速变迁，知识普及化、大众化，需要简明易识，于是严复精炼而深刻、读起来颇费脑力的文言译文，逐渐被大众放弃了。
但严复选择这样的翻译方法，更重要的是源于他对文化传承连续性的理解，以及对将西方概念移植到中国之困难性的体察。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中写道：“夫与华人言西治，常苦于难言其真。”因为华人并不熟悉西方的制度与思维，所以直译并不能消除这样的理解隔阂，而只能用中国人习惯的观念乃至字句去重释西方的文本，也只有通过这种方式，西方的制度和思维才真正有可能在中国落地生根。
二
严复虽然以保守著称，但他在年轻时并不赞成洋务派中流行的“中体西用”。他坚信学习西方必然意味着是对器物与制度的全面改造，那些非要拒绝这种全面转型的人，其实是国家之害。
在文化与制度层面，严复对许多西方做法的认可很坚定。比如他翻译的：“国之所以常处于安，民之所以常免于暴者，亦恃制而已，非恃其人之仁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国家安宁需要制度保障，而非道德说教。又如《原富》中所译：“盖法术未有不侵民力之自由者。民力之自由既侵，其收成自狭。收成狭，少取且以为虐，况多取乎!”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制止政府对民间的征敛与不当干预，这才是国家富强的根基。这些当年的石破天惊之言，已经成为今天流行的普遍观念。
当然，严复所处的时代让他的自由民主观也带有深重的功利主义色彩。他试图发挥的是它们促进中国富强的工具意义，即他所说的“祛异族之侵横，求有立于天地之间”。因此他追求的是国族的自由，而不是“小己”之自由。站在今天的角度看，严复恐怕难以摆脱以国家主义误解自由主义的批评。然而需要指出，严复的意识是深深嵌于当时国际冲突残酷的背景之中。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学习海军出身的严复深受刺激，“胸中有物，格格欲吐”，才更坚定地走“翻译救国”之路。
在严复看来，“凡国成立，其外患深者，其内治密;其外患浅者，其内治疏。疏则其民自由，密者反是”。所以，英美由于地缘政治处境较为安全，“富而后强从者也”，但处在四战之地的德国，就必须先“图强而后为富”，而这里的德国显然带有中国的影子。其隐含的逻辑是，国家必须先求主权独立，然后通过自由、权利、市场实现民富的目标，而二战后一些后发国家的路径，不能不说确实是在遵循这条隐秘的逻辑。
严复的自由观也充满了内在张力。他对自由、权利的理解，首先是“规矩”。他说，中国理道中的“恕与絜矩”，与西方的“自由”最为相似。但是，“中国恕与絜矩，专以待人及物而言。而西人自由，则于及物之中，而实寓所以存我者也”。这是对现代社会中自由的很深刻的理解：自由并非只是指人的行动无拘无束，而是人人的行动都受到一套既定的、共识性的规则的约束。
他所说的西人以自由来“存我”，似乎也可与黑格尔的一句名言遥相呼应：“除非所有人都获得自由，否则没有一个人是能够完全自由的。”由此也可以理解，严复为什么煞费苦心地把密尔的《论自由》译为《群己权界论》，因为自由的真谛其实是确定公域与私域的边界，权力所能合法施于个人的性质和限度。这也与研究现代性的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的看法相符：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界分，是构成现代性的最重要的观念之一。
严复费尽心机地把right译为“民直”而非“权利”，这看似奇怪其实寓意深刻。“权利”的译法往往导致人们对right做一种霸道的理解，比如，跳广场舞的中老年人自认为有跳舞的权利，其他人则声称自己有不受噪音打搅的权利。如果把权利理解为“民直”，即道德秩序所规定的个人的行为边界，便不会对权利做如此剑拔弩张、攻击性的理解，而是让权利本身带有内省、相互尊重、遵守规则的意味。而且现代自由观念中一些内生的、固有的矛盾和冲突，比如“你有奇装异服的权利我能不能有不见奇装异服的权利”等等，也可以得到相对的溶释。
在严复看来，“能自治者，必其能恕、能用絜矩之道者也”。用“恕”和“絜矩”来置换“自由”概念，以此作为经济繁荣所需的道德基础，即商业文明下的伦理规则，这些都反映了严复努力提升西方观念在中国接受度的良苦用心。
三
从“五四”以来到今天，严复因为主张君主制，支持儒教等原因，一直被一些人视为启蒙的敌人。然而，启蒙(enlightment)的原意是崇尚理性而非迷信，自由思考而非权威教条，解放人的思想。启蒙在中国被理解为“开启民智”，往往让人误以为启蒙与被启蒙者处于不平等的位置。事实上，西方启蒙思想家承认人的普遍理性，并不是自以为高于大众。启蒙强调人的主体性和怀疑精神，包括对启蒙思想本身的怀疑，而绝不意味着用一套新的教条来灌输给大众，或者要求所有人都接受一套所谓“现代”的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严复是个启蒙者，又是个怀疑西方文化移植可能性的人，这中间并不存在任何矛盾之处。
严复倡导“开民智、新民德”，却不会如“五四”知识分子一般贸然展开所谓“国民性批判”。如前所述，在他看来英美与德国国民性格的差异更主要地是由其地理和国际处境决定的，而非某种本质性的文化要素。从这一点来说，严复比后来所谓的新潮思想家的认识要深一个层次。
经济学家凯恩斯有一句名言：“一些东西是新的，一些东西是对的;不幸的是，新的东西不对，对的东西不新”。虽然历史的汹涌大潮让一些宝贵的思想沉积在了河底的淤泥里，但它们的价值是属于未来的，有待新时代的人重新发掘。
虽然说严复的自由观中存在一些内在悖论，例如，他追求的国群之自由，会不会导致一个巨大的利维坦(Leviathan，原为《旧约圣经》中记载的一种怪兽，后用来比喻强势的国家，编者注)，吞噬个体的自由。对这些问题，他自己也没有答案，但有时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有更大的意义。今天，随着中国经济上更加发达，心态上更加从容，文化上更加自信，严复思想中那些属于未来的东西将显出价值，其中的一些悖论将在讨论和实践中得到进一步的索解。
长期以来，严复往往因属于保守派，思想不够“先进”而被一棍子打死。但其实“保守”在中国舆论中长期被污名化，对此，教科书中的进步主义线性历史观教育难辞其咎。而且，在评价之前，我们或许要做一个基本判断：从19世纪中叶“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出现到今天，中国所犯的错误、所走的弯路，到底是“保守”之误，还是激进之误?
严复的头脑是一个能够容纳多种矛盾思想的系统，在意识形态宣传家和喊口号者大行其道的现代，他的价值更显突出。严复是个矛盾的启蒙者，但矛盾往往正是思考深刻的表征，今天的中国需要很多鲜明果决的行动者，但也需要很多体察到现代性的深刻悖论，在矛盾中挣扎、纠结和痛苦的严复式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