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景佑四年(1037)，翰林学士丁度等奉诏修订《礼部韵略》并详定《附韵条制》，立“不考式”，其中有“不识题”一项[1]。所谓“不考”，“但一事不考，余皆不考”[2]。简言之，就是一旦举子违犯了“不考式”中的某一项规定，其余皆被这“一票”否决，不再进人考试程序了。做文章如果不能准确识题，“立意”自然不可能佳；若干脆“不识题”，“立意”就不用说了。其实不仅是考试，只要把笔作文，认题、立意就是第一要务：弄清题目要求写什么，即所谓“认题”；根据对题目的理解而确定写什么，即所谓“立意”；而“意”一旦确立，它就是全文的灵魂、纲领和统帅，陆机《文赋》所谓“意司契而为匠”是也；杜牧更进一步指出：“凡为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词采章句为兵卫。”[3]作者如果不能很好地把握“认题”、“立意”这两个环节，写出来的东西要么文不对题，要么内容差谬。
宋、元之际是我国古代文章学由成立到蓬勃发展的时期[4]，而“认题”、“立意”学说，则是这时期文章学中的重要命题，也是文章学家们的主要收获之一。直接推动这种研究的，是科举考试的需要：学者们要“教”举子如何避免因“不识题”而触发“不考式”的雷区，于是对文章(古文、时文)的认题、立意方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剖析，企图找到其中的规律和普遍适用的法则；而这些规律、法则一旦被发现，它就不仅只适用于科举考试，而成为文章写作的指南，直到今天，它的合理性和实用性仍未完全过时。对此，学界极少论及，本文拟加探讨。严格地说，认题、立意是两个略有先后、各有侧重但又紧密关联的思维过程，认题的目的是立意，而立意又是认题的结果，故我们在这里将它们组合论述。
一“认题”与认题法
认题又叫识题、相题[5]，就是今天常说的“审题”。古人作文(包括作诗)，最初多是无题的，后代发展为拟题作文、命题作文。各种考试照例是命题作文。命题作文的题目出于他人，故弄清题意便十分重要，这就是“认题”；但长期以来，如何认题似乎主要凭经验，极少见有相关的理论阐释，就是在发育较早的诗学研究中也是如此，如唐人论诗重“体”、“格”，即便涉及题目，似乎也没有兴趣去理会认题之法，如五代人徐衍《风骚要式》有“兴题门”，只是说哪些景况可以拟何题、立何意，如“登高望远，此良时也。野步野眺，贤人观国之光也”之类[6]，更无论文章(散文)的认题了。
宋代首次对文章认题方法作出精确解说的是陈傅良(1173—1203)。他在《止斋论诀》中写道：
凡作论之要，莫先于体认题意。故见题目，必详观其出处上下文，及细玩其题中有要紧字，方可立意。盖看上下文，则识其本原，而立意不差；知其要切字，则方可就上面着功夫。此最作论之关键也。
陈氏认为，认题、立意是个线性思惟过程，只有先认准题，才有可能立好意。认准题的要领主要有两点：一是详观题目“出处上下文”，一是玩味题中的“要紧字”。因为只有弄清楚题目出处及与其相关联的内容，才能了然题目的“本原”，不致因一知半解而望文生义，而导致瞄错了立意的方向；又只有咀嚼透题目中的“要紧字”，才能领会出题者的意图，把握住题目的关键和要害。当然，陈傅良说的是场屋论体文，其题目主要从史、子书中出，故有所谓“出处上下文”；但分析题目的内涵与外延，找准意蕴生发的基点，然后确定全文的主意，这不仅是体认科场时文题目的唯一途径，也适用于各种文体的认题。
对于如何找到解读题目的“密码”，准确地“体认题意”，元代文章学家陈绎曾所著《文荃•识题法》和《文说》提供了具体的方法[7]。按：陈绎曾，字伯敷，自号汶阳老客，生于宋、元之际，处州(今浙江丽水)人，侨居吴兴(今浙江湖州)。历官国子助教、翰林院编修，尝预修《辽史》。《元史》卷一九○《陈旅传》有附传。他在两书中提出的识题法，概而论之，有三个方面。
(一)认“虚实”。在《文筌•识题法》中，陈氏提出首先要认“虚实”，也就是要弄清是“虚题”还是“实题”：
右，古文一主于实，实题实做，叙事则实叙，议论则实议是也。时文一主于虚，虚题虚做，实题亦虚做，只此是古文、时文分处也。
陈绎曾的意思是说，古文题是“实题”，无论叙事还是议论，都要与客观事实、社会现实对接，而科场时文则是“虚题”，所反映的犹如虚拟世界，人们可以按程式凭空“虚做”。他之所以提出虚题、实题问题，是因为元代科举考试中汉人、南人考经义、古赋、诏、诰、章表及策[8]，而经义、诏、诰、策等照例用古文，所以陈氏把认题之虚、实放在重要位置。
(二)抱题。《文筌•识题法》的第二个方面是“抱题”。所谓“抱题”，即抱定题目，咬住题目不放，准确地分析、研究题目的结构与含义，然后才有正确的立意。《文荃》所述抱题法共十项：开题、合题、超题、引题、张题、蹙题、影题、摘题、缒题、撇题。《文说》部分内容与《文筌》相近，也有抱题法十项，它们是：开题、合题、括题、影题、反题、救题、引题、蹙题、衍题、招题。以上两书所述抱题法，其中五项完全相同，即开题、合题、影题、引题、蹙题。有三项名目不同，但意思基本相同或相近，还各有两项完全不同。这里先论相同的五项(《文说》内容较详，故征引时以该书为主)。
其一：开题。《文说》曰：
以题中合说事逐一分析，开写于篇中各间架内，次其先后所宜，逐一说尽，或以意化之，或以情申之，或以实事纪之，或以故事彰之，或以景物叙之。一篇之内，变幻虽多，句句切题也。此作文入门之法，非其至者也。
则此种题目的认题法是“逐一分析”，它各层次间的关系是平行的、开列式的，所以叫“开题”。只要认出是“开题”，那么作法便是“逐一说尽”、“句句切题”。陈氏认为此种方法只是“入门之法”，算不得高超。
其二：合题。《文说》曰：
亦以题中合说事逐一开写，却将意融会作一片，一口气道尽。然忌直率，却于间架中要意思曲折，此高于开题也。
《文筌》则谓“收敛题中景、意、事、情合为一片，而融化其精英用之”。这种题的处理方法，是先分写再收而合之，融作一片，所以叫“合题”，与“开题”的“逐一说尽”、“句句切题”不尽相同。
其三：影题。《文说》曰：
并不说正题事，或以故事，或以他事，或立议论，挨傍题目而不着迹，题中合说事皆影见之。此变态最多。
其四：引题。《文说》曰：
别发远意，使人不知所从来，忽然引入题去，却又亲切痛快。此要笔力似影题，而实异也。影题从题中来，此自题外来。
在不从正题写起这点上，“影题”、“引题”是近似的，但两者又不相同：前者是“挨傍题目”，所写内容由题目影带而出(《文荃》谓“别把它物影见本题”)，故文章是“从题中来”；而后者则是先离题(《文鉴》谓“先说别事”)，然后“引入题去”，所以说是“自题外来”。从技术含量、艺术品位论，影题、引题显然比开题、合题要高，盖只有文章熟手、高手方可操觚。
其五：蹙题。《文说》曰：
题繁，乃蹙其文使甚简，而不漏题中一事。
这与下面将论及的“张题”(或“衍题”)正好相反。所谓“蹙题”，是题目可写的太多，只好压缩内容，化繁为简，但又不能因简而疏漏。
下面再论《文荃》、《文说》两书中名目异而意思相同或相近的三项，以及名目、意思完全不同的各两项。前三项是：
1.摘题—括题。《文荃》释“摘题”：“摘取题中紧切要精者，而用其景、意、事、情之一端。”而《文说》释“括题”：“只取题中紧要一节作主意，余事轻轻包括见之。此最径捷也。”都是说摘取题中最紧要的一点(“一端”、“一节”)做文章，其他的只是轻轻带过，则两者的意思是基本相同的。
2.超题—招题。《文荃》释“超题”：“超出题中景、意、事、情之外，而别取一片清虚玄妙之气用之。”《文说》释“招题”：“将题目熟涵泳之，使胸中融化消释，尽将题中合说粗话扫去，就其中取出精华微妙之意作成文章，超出题外，而不离题中，此作文之极功也。”虽有繁简之别，但在“超出题外”这点上，两说是相同的，因疑“招”是“超”之误(文中有“超出题外”语，而与“招”字无关)[9]。
3.张题—衍题。《文荃》释“张题”：“小题张而大之。”《文说》释“衍题”：“题虚无可说，乃衍其意使甚多，而无一事题外来。”“衍题”虽是“衍其意”，但又“无一事题外来”，与将“小题张而大之”意近，只是“小题”与“题虚”不同。
剩下《文荃》中的“缒题”、“撇题”两项，《文说》的“反题”、“救题”两项，各不相同。《文荃》释“缒题”：“别立说话，却不离题，直至结尾，方见本题。”又释“撇题”：“先说本题，撇入别事。”则以“本题”为基点，两者正好相反。《文说》释“反题”：“题目或悖义理，则反意说之。”又释“救题”：“题目虽悖义理，而以强辞夺正理解救之。”这是遇到题目悖“义理”时的两种“解救”方法。《论学绳尺•论诀》引福唐李先生(名未详)《论家指要》中的“论题目有病处”一则，意思与此相同，其曰：“题目有病处，切须回护。如子谓武未尽善，周公未尽仁，知不善回护，便小了圣人。又汉唐君臣，互有得失，先包容抑扬予夺，或始扬而终抑，夺而终予，贵得其当也。”总之，反映封建教条的“义理”必须维护，先圣先贤的形象与权威不能有丝毫损伤，这些是要作者自觉遵循的政治原则。
陈绎曾虽将所谓“抱题法”分得很细，实皆就题认题，据题立意。在这里，抱定题目至关重要，它是科举时文认题的诀窍，虽有流弊(详后)，但作任何文章都不能走题，这个基本原则和方法又是正确的、普遍适用的。
(三)断题。《文荃•识题法》的第三个方面是“断题”，包括“推鞠”、“磨勘”、“拟断”、“处置”、“详审”五项内容，最后归纳其方法是“以题目作考功问罪之人，一一磨勘分明，方可运意下笔”——就是说，作者应当像是一位考功、断案(问罪)的官员，考、问的对象是题目。由作者反查自己认题的思路，看是否全都琢磨(“磨勘”)清楚了，确认后再运意下笔，方不致出差错。
1.推鞠。这又有七项，《文筌•识题法》曰：
来踪：题中景、意、事、情各各来由；去迹：题中景、意、事、情各各去处；本宗：直下本原；旁枝：牵连枝节；证佐：闻见可征；隐匿：隐匿情节，一一点破；形似：伪造形似，实非本真，尤需详察。
如果说得简单、概括些，那就是要自我检查题目所提供的所有信息和线索，包括景、意、事、情，内涵(本宗)与外延(旁枝)，隐藏的或似是而非的，是否都有了着落?这些都必须像审理案件一样，件件核实，故叫“推鞠”。
2.磨勘。据《文筌•识题法》，这主要指检查“罅漏”，使文章的逻辑严密，做到滴水不漏——“景、意、事、情直须磨勘盛得水住，稍有渗漏便是病。”
3.拟断。凡六项，《文荃•识题法》曰：
原情：原以人情，而以恕度之；据理：据其天理，而以正折之；按例：史、子比则；奉敕：本朝典故；唯令：圣贤格言；依律：经书正例。
这是“推鞠”、“磨勘”之后的初步断案，所以叫“拟断”。“情”、“理”、“例”是历史的道德评判，而“敕”、“令”、“律”则是当下的政治评判。在“拟断”中，除科举考试的特殊要求外，固然还涂上了浓厚的封建意识形态色彩，但任何文章都无不打上时代的、政治的烙印，因此无可厚非。
4.处置。《文荃•识题法》曰：
断决：明功正罪；赦宥：赦过者罪。
“拟断”之后，需要“处置”，就是说按题目要求反查后，看哪些到位了，还有哪些不足，该肯定的肯定，该否定的否定，然后再进入“详审”。
5.详审。《文筌•识题法》曰：
人名：人名称呼归一，虽变不差；地名：地名各须明白，认归宿处；岁月：岁月先后须要来历分明；宫室：宫室制度及迁改，不可混杂；器仗：器仗制度及陈设，不可虚妄；服色：服色制度及变易，须要缘故；辞令：辞令谦倨，须要等级；容貌：容貌变常，各各威仪。
这是“过细”阶段，各项都得一一落实。有的看似“小事”(比如人名称呼、地名变化等)，如若出错，影响非轻，作者必须有一丝不苟的严谨态度。
综上所述，陈绎曾的“认题法”虽显得繁琐，但很具体，适于操作。其要在抱定题目，一切从题目出发，理论之长在此，短亦在此(“短”详后)。这里有一点可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上述《识题法》，陈氏是在《文荃》的《古文谱》中阐说的，就是说他的认题是“古文”认题，“法”也是为古文而设，而在此前所有的古文家那里，这些“法”都是闻所未闻的。这无异于指出了一个学习古文的新门径，尤其是初学者，可以用新的眼光去理性地审视前代古文家作品认题的经验教训，避免走弯路。当然，陈氏之所以研究古文认题，目的是欲用古文文法指导时文写作，不用说他对科举时文的整套程式烂熟于胸，故其着眼点其实在古文、时文之间，与传统的古文仍有距离。
二 “立意”与立意法
所谓“立意”，即确立文章的中心思想。陈骙《文则》曰：“辞以意为主，故辞有缓有急，有轻有重，皆生乎意也。”他所说的“辞”指文句。不过一语如此，一文更是如此。“意”的好坏高下决定着文章的成败，故立好“意”始终是文章写作的首要任务。
唐人对诗歌创作的立意作过探讨，如旧题王昌龄《诗格》卷上《论文意》曰：“夫作文章，但多立意。令左穿右穴，苦心竭智，必须忘身，不可拘束。思若不来，即须放情却宽之，令境生。然后以境照之，思则便来，来即作文。如其境思不来，不可作也。”[10]这里所谓的“文章”指诗歌，“立意”则是指捕捉诗歌的意境，故又称“境思”。其他如释皎然《诗式》卷五《立意总评》等，也是指诗思。文章学意义上的立意，唐人似乎还很少触及，也是到南宋作家陈傅良才首次作了精到的论述，其《止斋论诀•立意》曰：
凡论以立意为先，造语次之。如立意高妙，而遣辞不工，未害为佳论；苟立意未善，而文如浑金璞玉，亦为无补矣。故前辈作论，每先于体认题意者，盖欲其立意之当也。立意既当，造语复工，则万选万中矣。
立意亦不拘于一律，要使易于遣文。今之名公为论，如题目在议论处出，则多以议论立意；在建明处出，则多以建明立意；在问答处出，则多以问答立意。凡论包一议论、建明、问答意，则遣文易矣。
“论以立意为先”——科场“论体文”如此，任何文章，即便没有“万选万中”的利害关系，若欲求其有价值，也必须如此。不仅作文第一要讲立意，就是读书也是先看立意，故吕祖谦在《古文关键》卷首的《总看文章法》中说：“第一看大概主张。”真德秀也说：“读书须先看古人立意，所发明者何事，不可只于言上求之。”[11]
那么如何立意呢?陈傅良提出“不拘于一律，要使易于遣文”，即分辨题目是议论、建明还是问答，然后各随其宜立意，以容易发挥和行文为准。“意”是思想，思想本身具有无限丰富性和不确定性，既不可“拘于一律”，更没有化凡为圣的秘方或随拈即用的现成答案，所以谈立意法极为困难，陈傅良也只是指出论体文或议论、或建明(指措置国事公务)、或问答，三者必居其一，才便于“遣文”，但究竟如何立意，显然他说得还不够具体。宋末学者王应麟在《词学指南》卷四中提出“就题立意”：“凡作文字，先要知格律，次要立意，次要语赡。所谓格律，但熟考《(宏辞)总类》可也。所谓立意，如学记泛说尚文，是无意也，就题立意，方为亲切。柳子厚《柳州学记》说仲尼之道与王化远弥，此两句便见岭外立学，不可移于中州学校也。”他用词科考试的实例，说明立意要从题目出发，意与题应高度一致；但又不能“泛说”，“泛说”等于“无意”。因此，他所谓“就题立意”，实际上是要作者从题目上找到切入点，比如所举《柳州学记》中“说仲尼之道与王化远弥”，作者由此切入，不仅抓住了“岭外立学”的特点，十分切题，而且还有了大加发挥的“话题”。可以说，王应麟的“就题立意”论是进入“立意”这个迷宫的一把钥匙。在上节中，我们知道认题的主要方法是“抱题”，而认题的目的正是立意，“题”始终处于关键的位置。要之，由“抱题”到“就题”，由“题”到“意”，是个完全合乎逻辑的思维过程。
进一步发展了“就题立意”论的是陈绎曾。他在《文说•立意法》中具体提出了系统的立意之法：
景：凡天文、地理、物象皆景也，景以气为主。
意：凡议论、思致曲折皆意也，意以理为主。
事：凡实事、故事皆事也，事生于景则真。
情：凡喜怒哀乐爱恶之真趣皆情也，意出于情则切。
凡文体虽众，其意之所从来，必田于此四者而出，故立意之法必依此四者而求之，各随题之所宜，以一为主，而统三者于中。凡文无景则枯，无意则粗，无事则虚，无情则诬，故立意之法必兼四者。
按照陈绎曾的说法，文章“立意”之“意”，源于人们对外界景物的感受和体认，对理论、思致的接受与酝酿，对古往今来各种事件的了解与认识，以及作者个人的情感——包括喜怒哀乐和爱恶，故归纳为“景”、“意”、“事”、“情”四项。这四项本身并不是“意”或“立意”，而只是“意”的发生域。陈氏的意思是，既然欲立之“意”出此四者，那么立意的路径必然从四者中求，立意的方法也必须兼及这四个方面。陈氏避开“立意”这个比较抽象的概念而另辟蹊径，虽然未必能概括“意”和“立意”之全，但也不失为一个宏观的有效的解决方案。在这四项中，陈氏显然以“景”、“情”为主，二者是最基本的，而“事生于景”，“意出于情”，“事”、“意”是由“景”、“情”所派生。这反映了元人文论重“情”的特点。
那么在具体酝酿文章主题时，如何处理四者的关系呢?陈氏更进一步指出：“各随题之所宜，以一为主，而统三者于中。”就是说，最根本的要看题目的需要，只能以一项为主，而统摄其他三项。比如，若欲以“景”为主立意，那就应当从天文、地理、物象等方面去考虑文意，这类文章要写得大气磅礴，故曰“以气为主”，而旁涉或融贯“事”、“意”、“情”三者于其中。为主的那一项，在文章学中叫“主意”，上节已引陈绎曾在《文说》中释“括题”时指出：“只取题中紧要一节作主意，余事轻轻包括见之。”也就是所谓“以一为主，而统三者于中”的意思。所统摄的几项，或叫“余意”，在宋代经义程式中处于“原题”、“大讲”之后，又叫“从讲”。元倪士毅《作义要诀》引宋元之际学者弘斋曹氏(泾)的话说：
所谓余意，乃是本题主意外，尚有未尽之意，则于此发之。须是新意又不背主意，仍于主意有情乃可。这个有数样：本意所轻者，于此却微与提起；本题头绪多者，此处与贯而一之；本意作两并不相关者，此处与发明之；本意有自本至效者，此又翻转来言之。若只是本题意，又来说作一片，全无些斡运，则徒劳耳。
所谓“本题头绪多者，此处与贯而一之”，也就是“以一为主，而统三者于中”的意思。
科举时文由于有严格的程式，主意必须寓于“破题”之中，故陈傅良《论诀》曰：“破题为论之首，一篇之意皆涵蓄于此，尤当立意详明，句法严整，有浑厚气象。”而当“主意一定，中间要常提缀起，不可放过”[12]。“主意”又称“主脑”，清刘熙载曰：“凡作一篇文，其用意俱要可以一言蔽之，扩之则千万言，约之则为一言，所谓主脑者是也。破题、起讲，扼定主脑；承题、八比，则所以分摅乎此也。……主脑既得，则制动以静，治烦以简，一线到底，百变而不离其宗，如兵非将不御，射非鹄不志也。”[13]他说的虽是八股文，道理则是共同的。古文家在创作古文时照样要有主意，只是它没有固定程式，位置设置要灵活得多，甚至可以有“终篇不见主意，有结句见主意者。贾谊《过秦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韩退之《守戒》‘在得人’之类是也”[14]。总之，就题立意，选好切入点，各随所宜，
虽然有不涉“意”之是非、高下的缺陷(此点详后)，但就纯技术层面而言，实在是相当通达的理论。
三 从宋元评点本看认题与立意
宋、元学者在文章学著作中所论认题与立意，略如以上两节所述；除此之外，他们还在古文、时文评点本中，用范文点评的形式具体阐说了认题与立意。这些评说虽是在运用层面，但如果我们反观逆推，照样能看出他们隐藏着的理论层面的认题、立意思想，而不应被忽略。
自南宋孝宗朝评点之风兴，现存宋、元人所作评点本不少，又可分为古文评点、时文评点两大类。限于篇幅，这里拟只举古文评点本《叠山先生批点文章轨范》、时文评点本《蛟峰批点止斋论祖》，每种也只能略举数例，以窥作者、评点者认题、立意的理论与方法，发凡起例而已，更细致、深入的研究尚有待进行。
(一)《叠山先生批点文章轨范》
古文评点，是宋人倡导时文“以古文为法”催生出来的一种研究方法，并因此产生了大量的评点本科举用书[15]。一般认为古文评点始于吕祖谦《古文关键》，其《总看文章法》“第一看大概主张”，实际上就是看作家的立意。在该书卷上韩愈《获麟解》篇末，他评曰：“字少意多，文字立节，所以甚佳。其抑扬开合，只主‘祥’字反复作五段。”麟是一种祥兽，故作者抓住“祥”字做文章。又评《师说》：“此篇最是结得段段有力。中间三段自有三意说起，然大概意思相承，都不失本意。”这是前引《文荃•识题法》中所谓“合题”的写法。要之，这些都包含了认题和立意的法门，该书中还可举出许多例子。
完全用时文眼光读古文、评古文的，当数谢枋得(1226一1289)的《叠山先生批点文章轨范》，王守仁《序》称他“独为举业者设”。该书七卷，前两卷为“放胆文”，后五卷为“小合文”[16]，集录汉、晋、唐、宋之文凡六十九篇。今存元刊本，又有明嘉靖本、万历本等多种，朝鲜、日本亦有古刻本。有些篇题下有评语，少数又有篇后评，而随文批注，以揭示文法。特别是卷三以后的“小心文”，谢氏多言及包括立意在内的文法。如卷三苏洵《高祖论》末评曰：
此篇以高帝命(陈)平、(周)勃即军中斩樊哙一事，立一篇议论。“斩樊哙”如一篇题目，命周勃为太尉一事，如论之原题。高帝不去吕后者，正为惠帝计，斩樊哙可以去吕氏之党，制吕氏之变，论之主意。
“高祖论”无疑题目太大，只能用前引陈绎曾《文说》所谓“题繁，乃整其文使甚简”的“蹙题”法，故作者选取了斩樊哙一事立论，“斩樊哙”俨然成了写作时事实上的题目，而斩樊哙的意义，便成了全文的“主意”。苏洵虽没有如何认题、如何立意的理论主张，但认题、立意的道理和方法无疑已蕴含于文中，经谢氏一点，读者自可了然于胸。
又如同上卷苏轼《秦始皇扶苏论》，文末评曰：
此论主意为两说：(李)斯、(赵)高矫诏立胡亥，杀扶苏、蒙恬、蒙毅，其祸不在于蒙毅之去左右，而在于始皇之用赵高。后世人主用宦官者，当以为戒。一说李斯、赵高敢于杀扶苏、蒙恬而不忧二人之复请者，其祸不在于斯、高之乱，而在于商鞍之变法，始皇之好杀。后世人主之果于杀者，当以为戒。前一段说始皇罪在用赵高，附入汉宣任恭显事；后一段说始皇之果于杀，其祸反及其子孙，附入汉武杀庆太子事。此文法尤妙。
这就是所谓“开题”“前一段”、“后一段”两说“逐一分析，开写于篇中各间架内”。
(二)《蛟峰批点止斋论祖》
《蛟峰批点止斋论祖》，陈傅良著，方逢辰(1221—1291)批点。今存明成化六年(1470)严州刊本分“甲之体”、“乙之体”、“丙之体”、“丁之体”四卷，凡论体文三十九篇[17]。卷首有《止斋论诀》，其中论及认题和立意，前文已征引。每篇篇首有方逢辰的评语或批语，文中有评有点。评语、批语中指出作者陈傅良如何认题、如何立意之处，可谓比比皆是。如“甲之体”中的《为治顾力行何如》，方氏批云：
此篇以无征不信作主张，盖就出处、考时节立说。……此篇却就“何如”两字上生意，谓帝初即位，便召申公问治乱，是时帝心之趋舍未决，好恶都无证。无证之言，人主不信，故公只说“为治”，只看人主所着力行者何如，盖有所待而后言也。此却说得“何如”字精神。
这是一篇史论，事见《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申公传))，其题材属于“故事”。就认题论，作者的处理方法合乎《文荃•识题法》的所谓“摘题”(或《文说》之“括题”)，即摘取题中紧切要精的“何如”两字作主意，余事轻轻包括见之。就立意论，在“景、意、事、情”四项中属“意”，即以说理为主的议论题。此录其“冒子”(包括破题、承题、小讲、入题)，可使我们完整地看出作者如何认题、如何立意：
士有一旦卒然遇其君者，未见其趋舍之方，则亦不可以徒告之。何者?未见其趋舍之方，徒信而许之固不可，徒疑而禁之又不可。盖吾诚有见焉则语之有故，而入之有由，斯可以切中其心，而深动乎其听；语之无故，而入之无由，彼将以为卒然之泛言，而无益于理乱者矣。是故君子宁缓言之，姑勉其所自为，而徐为之计。申公之始见武帝也，曰：“为治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公之意，盖有待而后言也。呜呼，可谓老成长虑者矣!
头三句为破题，“何者”以下三句为承题，“盖”以下至“无益于理乱者矣”是小讲，“是故”以下为入题。作者就题立意，设定出这样一个说理的思路：在未弄清皇帝的趋舍之前，不可匆忙上言，而要等看清他所行到底如何，然后有言，——这就决定了“何如”是全文“生意”的基础。
又如本篇下面的另一文《使功不如使过》，在认题、立意上也颇可为法。篇首方氏评曰：“有功者用之，而有过者弃之，此人情也。今却言使功不如使过，须要说出功如何不如过。此篇只把‘功’、‘过’二字反复说，结处微点破，意便晓然。”其破题、承题数句曰：“天下之事，恃其所长者必败，而耻其所不能者常获。故夫意得志满者不可屡逞，而摧败困踣者是乃明主之所不弃者也。”要之，抓住题中的紧要字立意做文章，是论体文常用的方法。陈氏还认为以“意”成篇的议论文一定要“思致曲折”，“以理为主”，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则，尤其是所谓“思致”，往往成为创新的节点。上篇论“何如”，此篇论“功”、“过”，都能超越常理，各尽“思致曲折”之妙，故文章读来精彩有味。要之，若说立意既高且当，上举两篇都不愧是可圈可点的范本。
四 认题、立意的文章学意义
陈绎曾《文说》在述“立意法”之后引“先尚书”云[18]：
文章犹若理词状也，一本事，二原情，三据理，四按例，五断决。本事者，认题也；原情者，明来意也；据理者，守正也；按例者，用事也；断决者，结题也。五者备矣，词贵简而明白。
这是把作文视如审理诉讼案的“系统工程”，本事、原情如同认题，据理如同立意，在整个系统中据于首位、次位，极为重要。“认题”尚在写作活动的准备阶段，它是为“立意”服务的。故就思维顺序言，立意在认题之次，但实际上立意处于中心位置。立意犹如重新为自己出题目，因为立意之后的写作，是围绕着所立之“意”进行的，或者说题目已经集中反映到“意”上，故清人刘熙载曰：“昔人论文，谓未作破题，文章由我；既作破题，我由文章。余谓题出于书者，可以斡旋；题出于我者，惟抱定而已。破题者，我所出之题也。”[19]破题意味着立意，所以说破题也就等于是“我所出之题”。
“意”是诗文的灵魂。如果说唐人已相当重视对诗歌立意法的探讨的话，那么宋代(特别是南宋以后)对文章立意的重要性和规律性的认识与研究已趋成熟。费衮《梁溪漫志》卷四“东坡教人作文字”条记载：
葛延之在儋耳从东坡游甚熟，坡尝教人作文字云：譬如市上店肆诸物，无种不有，却有一物可以摄得，曰钱而已。莫易得者是物，莫难得者是钱。今文章词藻、事实，乃市肆诸物也，意者钱也。为文若能立意，则古今所有翕然并起，皆赴吾用。若晓得此，便会做文字也。
此事又见《竹庄诗话》卷一引《苍梧杂志》。陈绎曾《文式》第十《总论文》引“程氏曰”(程氏其人不详)完全赞同东坡之说，只是将“意”换成“主意”，而将它比作“将军”：
作文以主意为将军，转换开合，如行军之法，必由将军号令。句则其裨将，字则其兵卒，事料则其器械，当使兵随将转。所以东坡答江阴葛延之万里徒步至儋耳求作文秘诀，曰“意而已”。作文之事料散在经史子集，惟意足以摄之，正此之谓。
“意”既然如此重要，那么“炼意”就必然占据文章写作的中心位置。古人认为立意要“奇”，《文心雕龙•隐秀》曰：“夫立意之士，为欲造奇，每驰心于玄默之表。”宋人又提出“高奇”，北宋无名氏《王氏谈录•作文立意》曰：“班固《典引》序唐尧君臣之德，迭享天下，云‘股胧既周，后授汉刘’。公言：古人作文立意高奇如此，后学者可不务哉!”(四库本原校：一云“文当务立意高奇，不蹈陈故”。)南宋谢采伯又谓立意要“古”，其《密斋笔记》卷三称其与客论文，以为“古人文纯是骨”，客问“如何是骨”，他回答“立意是也。字古不如语古，语古不如意古”云云。前引《止斋论诀》提出立意要“高妙”，要“当”，比“奇”、“古”之类更具普适性和指导性。特别是所谓“当”，大言之要合乎自然、社会规律，小言之也要切于事理、情理，这是文章的命根，若设意立论失当、不当，文章也就顿减其价，甚至完全失败。
但是，如果仔细考察古代学者、作家对文章认题、立意认识的演化进程，不难发现南宋前多失之于抽象和粗放，而缺乏精深的思辨和理论提炼。陈傅良是文章学史上一位极具创新精神的学者，他从研究科举文体的程式出发，在宋、元文章学包括认题、立意的理论建设中，居首功而无愧。以研究的具体、翔实和系统性论，陈绎曾《文荃》、《文说》两书也功不可没。其《文说》小序称“陈文靖公问为文之法，绎曾以闻于先人者对”。《四库提要》谓“乃因延祐复行科举为程试之式而作”。因此，陈绎曾包括“认题法”、“立意法”在内的文章学理论，虽有他个人的见解，但更主要的则是从他“先人”处得到的，是宋季科举文字作法的理论总结，而又指导着元代文士的举业。认题中的抱题、断题法，乃围绕题目作多角度的审视，如所谓“开题”、“合题”等十项，以及由景、意、事、情为内容构成的立意法，提出了具体的、可供操作的思路和方法，其适用范围超出了科举考试的需要，而将认题、立意理论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对发展和丰富文章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然，宋、元文章学的认题、立意理论也有不足。除前面提到的过于繁琐外，主要有下面两点。一是认题固然须从题目出发，但宋、元文章学家囿于时文程式，普遍存在过于重题的倾向。这充分反映在前述陈绎曾的十项抱题法中。太过“抱题”，作者就只能在题目上绕圈子做文章，寸步不敢走作。科举时文本来就是以题目为中心，若再按“抱题”的思路发展下去，那必然就是明、清八股文起、承、转、合以诠释题目的那一套，甚至题目与文章构成谜面与谜底的关系[20]。以此之故，不仅让时文的品格降至最低，古文也受其影响，很难走向繁荣。第二点不足，是立意太拘题目。文章要立意好，除从题目所提供的景、意、事、情去寻找好的切入点外，更重要的因素是作家本人思想文化素养的高低，若没有远见卓识，没有正确的是非观，“就题立意”只能流于“就题论题”，思想像是折翅之鸟，甚至变为扭曲事物真相的哈哈镜，那是永远写不出好文章来的。就此点说，立意的功夫其实在题外，胸襟、眼光也许比“就题”更重要。不能说宋、元文章学家轻视作家修养，相反，他们对此相当重视，曾提出养气、养心、养力等一系列主张，对此笔者曾有论述[21]；但太重内修而脱离社会实际，恐怕很难“养”出创造和书写历史的大气概、大手笔来，而当他们在建构认题、立意理论时，甚至连内修功夫也置之脑后，而一味把眼睛紧盯着题目，不能不说是失误和遗憾。明白了这些，我们才会对宋元文章学的认题与立意理论有更全面的认识与理解。
注释：
[1]《条制》见北宋刊本《礼部韵略》附。该书今唯日本真福寺有藏本，笔者所见为日本学者的网络本。现存南宋绍兴本《礼部韵略》附《条式》，与景祐本大同小异。
[2]见《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附《条式》(《四部丛刊续编》本)引《绍兴重修御试贡举式》“试卷犯不考”条。
[3]《答庄充书》，《樊川文集》卷一三，《四部丛刊初编》本。
[4]关于文章学的成立与发展问题，参见王水照《文话：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学术资源》，《四川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拙文《论宋元时期的文章学》，《四川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5]如李涂《文章精义》第九十一则称“文字贵相题广狭”云云。
[6]见张伯伟撰《全唐五代诗格汇考》，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52页。
[7]《文筌》，《续修四库全书》本；《文说》，影印《四库全书》本。
[8]详《元史》卷八一《选举志一》。
[9]现存《文说》没有更好的版本可供校勘。若“招”字确系“超”字之误，则两书所述“抱题法”，完全相同的共六项，而非上文所说的五项。
[10]《全唐五代诗格汇考》本，第162页。
[11]《西山读书记》卷二五。
[12]《论学绳尺•论诀》引福唐李先生《论家指要•论主意》。
[13]《艺概》卷六《经义概》。
[14]李涂《文章精义》第七十四则。
[15]关于宋人的“以古文为法”，请参拙文《论宋代时文的“以古文为法”》，《四川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16]据谢枋得批语，知其所谓“放胆文”即“粗枝大叶”之文、锋芒毕露之文，而“小心文”主要指“严谨简洁”之文。
[17]《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于“存目”中著录《止斋论祖》五卷，凡九十二篇，今未见著录。
[18]《文式》引作“濂溪先生云”，末注“一作陈尚书云”。究竟是何人语，已不可考。
[19]《艺概》卷六《经义概》。
[20]启功先生论八股文的破题、题目有如谜面和谜底，破题“即是谜面，所破的题目各字即是谜底”(见启功《说八股》，启功等著《说八股》，中华书局2006年版)。事实上宋代各体时文已有此倾向。
[21]见拙文《宋元文章学的作家修养论》，《学术研究》200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