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诗学著作中，有所谓“诗格”一类的书籍，它盛行于唐五代，宋以后继有续作。二十年前，张伯伟先生出版了《全唐五代诗格汇考》一书，辑录现存唐五代诗格著作凡二十九种（其中有宋初作者），已散佚而附录存目的二十一种。在现存诗格中，直接题名“诗格”的凡十三种（含旧题宋初诗人梅尧臣的《续金针诗格》）。
张先生在代序言在《诗格论》中，除论述唐五代的诗格著作外，还举到了书法的“书格”和绘画的“法”。就是说，“格”“式”不仅存在于古人的诗歌研究中，也适用于其他艺术门类，惜乎没有谈到“文”。我们自然无权要求张先生一定要谈文章，但也留下了一个思考：文章学是不是也有格法类著作？笔者在拙著《宋元文章学》中只论及文章格法，未触及这个命题。现经仔细考察思索后认为：在南宋以后，关于文章格法的论著不仅存在，而且颇具规模，虽较“诗格”晚了数百年，但它的“身份”若被确认，对文章学研究意义重大。故不揣翦陋，而作《文格论》，狗尾续貂，以就正于方家。
一 、宋元文章评点本中的“文格”
因学界罕见有人谈“文格”，所以我们还需首先“证明”文格典籍的存在。本文仅限于宋、元时期。这时期的文章学名著，大都没有用“格”“式”或“法”等字眼作书名，但若翻读原著并以“格法”的眼光审视，部分著作讲的全是文章格法。本节讨论宋元文章评点本（包括节评本），拟以所评文章类型之不同，举两种评点本、一种节评本以说明之。第一种为《古文关键》，它是古文评点；第二种为《论学绳尺》，乃时文评点；节评本则为《文章百段锦》（全称为《太学新编黻藻文章百段锦》，以下简称《百段锦》），其中既有古文，也有时文，而《百段锦》之“百段”皆文章节录，而非全璧。
（一）《古文关键》二卷
吕祖谦（1137—1181）编选评点。是书凡二卷（宋蔡子文注本为二十卷，收文相同），乃取韩愈、柳宗元、欧阳修、三苏、曾巩、张耒八家之文，共六十二篇。吕氏在每文篇首或篇末评语中用“格”“法”“体”或“体式”的，有如下诸篇：
韩文：
《谏臣论》，篇首评：“意胜反题格。此篇是箴规攻击体，是反题难文字之祖。”
《答陈商书》，篇首评：“设譬格。”
《送浮屠师文畅序》，篇首评：“体格好，就他身上说极好处。”
柳文：
《封建论》，篇首评：“此是铺叙间架法。”
《捕蛇者说》，篇首评：“感慨讥讽体。”
《与韩愈书论史事》，篇首评：“亦是攻击辨诘体，颇似退之《谏臣论》。”
欧文：
《春秋论》，篇首评：“此一篇是反题格，与韩文《谏臣》相类。排斥之辞，大抵要斥人须多方说，教他无逃处，此前数段可见。”
东坡文：
《荀卿论》，篇末评：“此篇文前面说荀卿不好了，后面略放一步，异他言荀卿亦是个贤者，大抵作文体式要如此。头使孔子起，后仍旧使孔子结，又见文字不苟，亦自相应。”
颍滨文：
《三国论》，篇首评：“此篇要看开阖抑扬法。”篇末评：“右《三国论》，最要看反复抑扬开阖法。”
以上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吕祖谦是用格法的名目，去评点古文大家的名篇。虽然数量看似不多，但“格法”不一定都要直接写出来，其余评语中没有提到某格、某法的，在吕氏的潜意识中仍然横亘着“格法”二字。如韩文第一篇《获麟解》评曰：“字少意多，文字立节，所以甚佳。其抑扬开合，只主‘祥’字反复作五段。”抑扬开合，就是格法，又称“抑扬格”。又如第二篇《师说》，评曰：“此篇最是结得段段有力。中间三段，自有三意说起，然大概意思相承，都不失本意。” 又如《重答张籍书》评曰：“此篇节奏严洁，铺叙明白。”上篇谈结法，此篇论节奏，都是在谈“法”。评柳文亦如此。如《晋文公问守原议》，评曰：“看回互转换，贯珠相似。辞简意多，大抵文字使事，须下有力言语。”又如《桐叶封弟辩》，评曰：“此一篇文字，一段好如一段。大抵做文字，须留好意思在后，令人读一段好一段。”篇末又评曰：“结束委蛇曲折，有不尽意。不指定史佚，又设一难在此。”这可归于“结尾格”。可以不再举例了，我们似可判断：评点本《古文关键》，其实就是一部借评点古文名篇讲文章格法的著作。这在该书编首《古文关键总论》中就说得很清楚。《总论》第一条为“看文字法”，曰：“学文须熟看韩、柳、欧、苏，先见文字体式，然后遍考古人用意、下句处。”“法”“体式”，就是文章“格法”。
吕祖谦门人楼昉尝选编《崇古文诀》三十五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曰：“大略如吕氏《关键》，而所取自《史》《汉》而下至于本朝，篇目增多，发明尤精当，学者便之。”则是书亦是以“格”评文，而且胜于《关键》，唯限于篇幅，不再举例。
（二）《论学绳尺》十卷
宋元之际，由魏天应编选、林子长笺解的《论学绳尺》，论述科举考试中论体文的作文要法。成化本游明序，称该书“每卷则分其格式，而为之类意；每题则叙其出处，而为之立说。且事为之笺，句为之解，而又标注于上，批点于旁”。是书入选南宋后期举子科场优秀论体文，《四库提要》谓其“每两首立为一格，共七十八格”。今考《四库全书》本，并非全都如此：每格一般有范文二篇，但也有一篇一格的，只是数量较少。全书共范文一百五十六篇，共八十九格，删去重复后凡五十九格（参见拙著《宋元文章学》第五章第三节）。如果说《古文关键》评语中不常标出格名的话，那么本书则全以格立目了。由于立“格”太多，本文只能举卷一所立格目，从中举三格，各举例文一篇，以见其格法之一斑。卷一凡七格，格目为：立说贯题格；贯二为一格；推原本文格；立说尊题格；指切要字格；指题要字格；就题摘字格。每格例文前例标“出处”“立说”“批云”三项（全书皆如此）。所谓“出处”，是史论题官方给出的文献出处，这是科举考试的成例；而“批云”则是考官写的评语。中间的所谓“立说”，应该是本书编者概括出来的该文立说方法，立说就是立意，也正是要读者学习的格法，所以都明确地标之为“格”。
（1）立说贯题格。举王胄《汤武仁义礼乐如何论》，其“立说”道：“谓仁义之中自有礼乐。成、汤、武王躬行仁义之久，使一世民物安行乎仁义之中，而与圣人相忘于道化之内，故极顺所积，而礼生焉；极和所格，而乐成焉。是则人心之礼乐，皆自仁义中来，岂于仁义之外而他有所谓礼乐哉。”这段话，说明了该文为何叫“立说贯题格”：因为内容与题目完全一致，题目贯穿全篇，所以叫“贯题”。
（2）贯二为一格。举林执善《圣人备道全美论》，其“立说”道：“天下之美，岂有外于道，而道岂外于人哉！然天下之人均有是道，而不能备是道。道有一之未尽，则其美必有一之不全，圣人岂有异于天下之人哉。其道本人之所常行，而其美皆人之所当得，惟圣人能尽人道之极，无有一毫之不备，所以充之于身，则为一身之美；达之于天下国家，则为天下国家之美，凡众善之美无不全也。”道、人为二，道、人相统一，所以叫“贯二为一”。
（3）推原本文格。举缪烈《孝武号令文章如何论》，其“立说”道：“就出处上文表章，六经上立意。谓武帝之号令、文章焕然可述，皆自表章六经中来，盖六经者治道之本，有圣经以为之本，则发而为号令、文章，皆自然而然，有可称述。苟不本诸经，而徒用力于号令、文章之末，又何足取哉。”“本文”指所给出处之文。按“出处”曰：“《前汉武帝赞》：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然可述，后嗣得遵洪业。” 缪烈所作该文能在“出处上表章，六经上立意”，故名其格曰“推原文本”。
由于本书多达八十九格（连重复），所以我们没必要过多举例，就可以毫无疑问地认定它是一部讲科举时文的格法书。不过，由于编者立“格”太多，故有些格名并非立意，如“以天立说”“推明性理”“发明性理”“推原心学”之类，只是立说的范围或方向；有的则意蕴相同或差别极小，如“推原题意”与“原题立意”，“评品优劣”与“品藻优劣”之类，似乎难以各自成“格”，但总的说来，仍以立格为主。
（三）《文章百段锦》二卷
是书乃南宋末方颐孙撰，作者自序称其撰写目的是为童子学文“示以蹊径”。《四库总目·诗文评类存目》著录，《提要》谓“盖当时科举之学”。是书虽算不上严谨的“大著作”，但因它的作者在理宗时曾为太学笃信斋斋长，淳祐间又为莆田（今属福建）州学教授，故对科举考试特别是时文写作极为稔熟，所以这部在后代并不受重视的科举用书，在当时却很接“地气”，极受欢迎。全书分上下二卷，卷上有遣文格、造句格、议论格；卷下有状情格、用事格、比方格、援引格、辩折格、说理格、妆点格、推演格、忖度格、布置格、过度格、譬喻格、下字格、结尾格，两卷共十七格，是一部典型的“文格”著作。
方颐孙在自序中特别强调为文“蹊径”。所谓“蹊径”，与吕祖谦之“关键”、楼昉之“文诀”、魏天应之“绳尺”一样，皆指为文之“法”，故所谓十七“格”，也就是十七“法”。事实上，十七格中的每一格，又分若干小类，摘录范文一二篇(最多三篇)加以说明，故每一小类又相当于一个小窍门，或曰“子法”。今统计，全书共九十九小类。就是说，该书所提供的作文法则，多达九十九条，不可谓不富。
比如，卷上开首的“遣文格”，共分十一小类，首为“四节交辩”，摘苏轼《灾异议》，将其中的“交辩”分为四节，至第四节“归本意说”，评曰：“前辈作文字，多先设为问答，反覆诘难，其说既穷，然后断以己见。若直头便把自家说提起，恐人未遽以为然。唐庚《祸福论》文势类此，今录于后。”引起下一小节“五节问难”，即摘录唐庚文，末后评曰：“此篇步骤宛然，与前篇一律，岂两有相祖耶？然子西（按：唐庚字子西）凡四转诘难，乃归本说；东坡三次交辨，即入本说，此又善于变化处。”接着是第三小类“一篇三换拍”，举吕祖谦《嬖宠》，指出三次“换拍”之处，又转入第四小类“殊途同归”，举苏轼《形势论》，评曰：“以人与地为形势，然归德之存亡，此谓殊途同归。”然后转入第五小类“比较优劣”，举吕祖谦《进谏》为例，如此等等，直至第十一小类。
又如卷上“议论格”，多达二十小类，第一小类为“舍变求常”，举吕祖谦《据理论》；第二小类为“破同立异”，举唐庚《议赏论》，评曰：“人见秦败于滥刑，不知正坐滥赏，此破同立异。”第三小类为“转谤为誉”，举张耒《远虑论》，评曰：“世论（汉）武帝黩武，此独洗涤拂拭，做一场好功业，看寒燠转于芑端，毁誉系于齿颊，文字手法固妙，而于论国计不当是也。”第四小类为“论功为过”，等等。
再如卷下最后一格“结尾格”，共八小类。第一小类为“因事立论”，举苏轼《辞受予夺》；第二小类为“曲终奏雅”，举张耒《审战（论）〔篇〕》，评曰:“善文者留一好证在后，如善奕者留一着在后，可谓曲终而奏雅，岂不有遗意哉！张君文字间多用此诀。如说高宗杀长孙无忌，事至结尾方云太宗以兰陵公主园赏言者，其直百万，非好名也，事当然也。事的而句简，正与《审战》相类，正似作戏者一笑方散场。”等等。由上亦可认定,《百段锦》是一部典型的格法书。
由上述三书可知，宋元时期的古文、时文及节文评点本，或讨论文章格法，或直接以“格”立目，显然不能说是“巧合”，而是代表了文章研究方法的一种时代趋向或共识。
二、宋元文章学专著中的“文格”
陈绎曾是元代著名的文章学家。陈氏字伯敷，自号汶阳老客，约生于宋元之际，处州(今浙江丽水)人，侨居吴兴(今浙江湖州)。从学于戴表元(1244—1310)，历官国子助教，以翰林监修预修《辽史》。他的文章学著作，清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著录四种，除《科举天阶》失传外，其余三种（《文说》《文筌》《文章矜式》）流传至今，——而这三种，都是标准的“文格”著作。此略论前二种，因《文章矜式》从书题便知是讲“式”的，为格法书无疑，而其精髄已见前二书，可不论。
《文说》一卷，已收入《四库全书》，《提要》谓“乃因延祐复行科举，为程试之式而作”。有小序曰：“陈文靖公（俨）问为文之法，绎曾以所闻于先人者对，曰：一、养气；二、抱题；三、明体；四、分间；五、立意；六、用事；七、造语；八、（下）字。”全书即依此八事论述，每事名目后都有“法”字，即“养气法”“抱题法”等。显然，虽书名为“说”，而其内容正是“法”。如第三《明体法》：
颂宜典雅和粹；乐宜古雅谐韶；赞宜温润典实；箴宜谨严切直；铭宜深长切实；碑宜雄浑典雅；碣宜质实典雅；表宜张大典实；传宜质实，而随所传之人变化；行状宜质实详备；纪宜简实方正，而随所纪之人变化；序宜疏通圆美，而随所序之事变化；论宜圆折深远；说宜平易明白；辨宜方折明白；议宜方直明切；书宜简要明切；奏宜情辞恳切，意思忠厚；诏宜典重温雅，谦冲恻怛之意蔼然；制诰宜峻厉典重。
以上凡二十“体”（制、诰略有区别，此依原书合为一体）。在我国古代文章学研究中，文体研究是起步最早的课题之一，有着深厚的底蕴，早在曹丕《典论·论文》中，就有“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之说。严羽《沧浪诗话·诗体》郭绍虞释引许印芳《诗法萃编》本识语曰：“诗体繁颐，大概已具于此；其余体格，博览群书可知之。”则所谓“体”，指“体格”，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风格”，而不是“体裁”。故陈绎曾所谓“典雅和粹”“古雅谐韶”“温润典实”等，皆指“体格”即文章风格，并以之为“法”。
又如第四《分间法》：
头起欲紧而重，大文五分腹二分头，小文三分腹一分头额。腹中欲满而曲折多，欲健而快。
尾结欲轻而意足，如骏马注坡，三分头二分尾。
凡文如长篇古律诗、骚、古辞、古赋、碑、碣之类，长者腹中间架或至二三十段，然其要亦不过作三节而已。其间小段间架极要分明，而不欲使人见其间架之迹。盖意分而语串、意串而语分也。
所谓“间”，即间架，指文章结构。“分间法”将文章分为头、腹、尾三部分，大文（长篇）的头、腹的比例为2：5；小文（短篇）为1：3。头与尾的比例则为3：2。这当然是相对的，但若有个相对的比例，写作者可以主动控制文章的篇幅，使内容更凝练，形式更协调，无疑会增加文章的精度和形式上的美感。
再如第五《立意法》：
景 凡天文、地理物象，皆景也，景以气为主。
意 凡议论、思致曲折，皆意也，意以理为主。
事 凡实事、故事，皆事也，事生于景则真。
情 凡喜、怒、哀、乐、好、恶、欲之真趣，皆情也，意出于情则切。
凡文体虽众，其意之所从来，必由于此四者而出。故立意之法，必依此四者而求之，各随所宜，以一为主，而统三者于中。凡文无景则枯，无意则粗，无事则虚，无情则诬。立意之法，必兼四者。戴帅初先生（表元）曰：“凡作文发意，第一番来者，陈言也，扫去不用；第二番来者，正语也，停之不可用；第三番来者，精意也，方可用之。韩子所谓“陈言之务去，戞戞乎其难哉”，其法如此。戴先生又云：“作文须三致意焉：一篇之中三致意，一段之中三致意，一句之中三致意。”先尚书云：“文章犹若理词状也，一本事，二原情，三据理，四按例；五断决。本事者，认题也；原情者，眀来意也；据理者，守正也；按例者，用事也；断决者，结题也。五者备矣，辞贵简切而眀白。”
陈绎曾视景、意、事、情为所有文体所共有的四个基本元素，立意时以其中之一为主，而统合其余三者于其中，缺一不可。
由此可见，《文说》虽规模不大，所讲又是科举时文，但所论仍不失精辟，所立之“法”也就是“格”，是足资参考的作文法式。
陈绎曾所著《文筌》（明初刻本更名为《文章欧冶》）八卷附《诗小谱》二卷（按：原书并未标“卷”，乃著录如此，实际上称“节”亦可），有至顺三年(1332)七月自序，称“悉书童习之要”，又谓“人之好于文者求之此，则鱼不胜食”云云，颇为自负。《四库提要》曰：“此编分为《古文小谱》《四六附说》《楚辞小谱》《汉赋小谱》《唐赋附说》五类。……此编本与《诗谱》合刻，元时麻沙坊本乃移冠《策学统宗》之首。”由此看来，陈氏所谓“文”包括了古文和辞赋。由于元代科举考古赋，故立《楚赋谱》《汉赋谱》二目，而以“唐赋”(唐代古赋)入“附说”，不谈律赋。
与《文说》相似，《文筌》也是一部专讲格法的著作。其体甚大，然多未展开，很像写作提纲，但言简意赅，仍不失为专书。我们先看他的《古文谱》七卷，其目录为：养气法、识题法、式、制、体、格、律。这里先看卷二“识题法”。“识题法”共讨论了四个问题：1、虚实；2、抱题；3、断题。所谓“虚实”，即虚题、实题，其曰：“古文一主于实，实题实做，虚题亦实做。叙事则实叙，议论则实议是也。时文亦主于虚，虚题虚做，实题亦虚做，只此是古文、时文分处也。”在拙著《宋元文章学》中，笔者以为，所谓“虚题”即虚构、抽象、含蓄或主观性较强的题目”，“实题”则反之。实做是古文，虚做是时文，——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了解和区别古文、时文的法门。至于“抱题”，就是写作时紧扣题目，这是科举时文用书中特别强调的一点，即便是当今中学语文老师讲作文也不例外。第三项“断题”，包括“推鞠”“磨勘”“拟断”“处置”“详审”四个步骤，陈绎曾指出，这是“以题目做考功问罪之人，一一磨勘分明，方可运意下笔”。这其实就是前述《文说》中《立意法》所记“先尚书”（当为陈绎曾之父）所谓“文章犹若理词状”的意思。对于经常作论体文的人来说，作文如判案，大约都有相同的体会。
再举《古文谱》卷三“式”。所谓“式”，观其内容，即指行文格式，包括所谓“三纲十八目”。三纲为：一、叙事；二、议论；三、辞令。十八目，叙事凡二目：叙事、记事；议论凡十一目：议、论、辩、说、解、传、疏、笺、讲、戒、喻；辞令凡五目：礼辞、使辞、正辞、婉辞、权辞。任何文章，其行文不过叙事和议论两类。议论中的十一目，指议论的类别，如“议”为“切事情之实，议其可行者”；“论”为“依事理之正，而论其是非者”；“辩”为“重复辩析，以决是非之极致”；“说”为“平说其事可否，是非自见言外”，如此等等，可谓精细入微。至于“辞令”，显然指语言运用，如礼辞，指“尊卑上下礼法之辞，贵高下中节”；“使辞”，乃“使命往来传命致事之辞，贵简要而动中事情”；“正辞”为“法语禁人之辞，贵严峻切至，凛然可畏”；而“婉辞”则是“巽语讽人之辞，贵辞宽意切，使人自然动心，而不可派往怒”，等等。总之，下词用语必须讲究，方能准确地表情达意，——这些都是写作者应当遵循的法则。
以上两部分，我们从宋元时期几种有代表性的古文、时文评点本和文章学专著中，举例证明了文章格法类著作的客观存在。这就是说，在唐五代用格法研究诗歌之后，宋代学者又用格法研究文章学，他们虽没有使用“文格”这个概念，但实际上就是文格，这应该得到确认。事实上，“文格”不是什么怪物，讲文格也并非新发现，它不过就是用“格”“式”等术语标示各种文章写作法则、方法而已。对文章学著作中大量“文格”的出现，我们只能面对并进行研究，而不能视而不见。
本文刊于王水照、侯体健主编《中国古代文章学的阐释与建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3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