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1206年建立了强大的蒙古汗国。其后，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进行了征西域、攻打金朝、讨伐南宋、东征高丽、日本等大规模的对外征服战争。

1211年成吉思汗开始南下征伐金朝。辽东地区属于金朝东部领域，是女真的发源地，也是金王朝与高丽王国通好的门户。大批契丹降民亦世居于此[1]。1212年金朝北边千户契丹人耶律留哥率众降附成吉思汗。1214年金朝命辽东宣抚蒲鲜万奴领兵攻打耶律留哥。蒲鲜万奴的军队被耶律留哥所打败。蒲鲜万奴担心金朝政府怪罪他，亦率众反叛金朝，1215年10月“居辽东，僭称天王，国号大真，改元天泰”[2]。蒲鲜万奴割据辽东、自立为王，建立了东夏国。同时，耶律留哥的部下也劝他自立为王，离开蒙古。耶律留哥没有答应。耶律留哥的部下趁他到蒙古之际，反叛了蒙古。这证明蒙古在辽东的统治并不稳定，这与蒙古在辽东地区并未采取积极的经营措施，只依赖归附的契丹人统治辽东有关[3]。

1216年蒙古派兵到辽东攻打契丹叛众，契丹叛众遭到蒙古兵的打击之后，率九万余众渡鸭绿江逃入高丽，在高丽进行大肆抄略。高丽将士在元帅赵冲、金就砺的率领下经过两年多的时间与契丹叛众争战，但始终未能消灭他们。

1218年成吉思汗以讨灭高丽境内的契丹叛部为理由派兵侵入高丽。1219年蒙古与高丽联军讨平了契丹叛众。蒙古与高丽达成“兄弟”之盟约，高丽答应每年向蒙古纳贡。同年因蒙古派往花剌子模的使臣及商队被讹答剌城长官亦难出所杀，成吉思汗开始西征。

1224年蒙古使者着古与从高丽回来的途中被杀，蒙古认为是高丽所为。1225年蒙古与高丽断交。蒙古使臣被杀事件，使高丽君臣非常担心蒙古出兵来征讨，但成吉思汗西征归来之后，又征西夏，蒙古此时无暇顾及东方的高丽，而在1227年成吉思汗在西征归途中去世。

自1231年至1259年间，蒙古与高丽主要以争战的关系为主。1260年忽必烈继位，他改变对高丽的态度，对其采取一系列的怀柔政策，使蒙古与高丽从争战转为内附的关系。

高丽归附蒙古之后，高丽人建议通过海上可以与日本建立友好关系。1266年至1273年间，忽必烈以高丽人为向导六次派使臣持诏书到日本，但蒙古和高丽的使臣始终未得到日本方面的回应。这使忽必烈决定以武力征服日本，1274年和1281年忽必烈两次派兵出征日本。

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蒙古与高丽的战争、忽必烈诏谕日本及其两次征日本的过程，蒙古东征对高丽、日本的影响等问题进行探讨。以考察13世纪蒙古在东亚历史舞台上的活动情况。

一、蒙古与高丽争战及高丽迁都

继成吉思汗之后，太宗窝阔台、定宗贵由、宪宗蒙哥合汗先后派兵侵入高丽，自1231年至1259年间，蒙古对高丽发动了多达七次的征服战争。蒙古的征服战争及高丽单方面向蒙古纳贡，给高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与负担。

蒙古侵入高丽时，高丽是武人政权时代。1170年高丽国内引起武人之乱，1196年崔忠献掌权，开始了崔氏武人政权。其子崔瑀、孙崔沆、曾孙崔竩等几代权臣，一概主张对抗蒙古，高丽在崔氏武人政权的掌控之下经历了30多年的抵抗蒙古的战争。

成吉思汗去世之后，1229年成吉思汗第三子窝阔台继承大蒙古国汗位。1231年8月至1232年正月间，窝阔台合汗派撒礼塔第一次征高丽。蒙古此次出兵高丽，以先前使者着古与被杀事件为理由向高丽问罪。撒礼塔所率蒙古军攻下高丽咸新镇、铁州、朔州、宣德镇、龟州、静州、竹州等四十余城。

在撒礼塔所率蒙古军围攻高丽咸新镇时，镇守赵叔昌（赵冲之子）归降蒙古。守将赵叔昌与副将全僩担心蒙古军屠城，遂开城门迎降蒙古，使得咸新镇众百姓免遭蒙古军屠杀。而蒙古人围攻铁州时，由于判官李希绩的执意反抗，蒙古人攻下铁州之后，对铁州进行了屠城。

《止浦集》记载：“当年怒寇阑塞门，四十余城如燎原。依山孤堞当虏蹊，万军鼓吻期一呑。白面书生守此城，许国身比鸿毛轻。早推仁信结人心，壮士嚾呼天地倾。相持半月折骸炊，昼战夜守龙虎疲。势穷力屈犹示闲，楼上管弦声更悲。官仓一夕红焰发，甘与妻孥就火灭。忠魂壮魄向何之，千古州名空记铁。”[4]金邱写此诗歌颂的正是当年蒙古军围攻铁州时，判官李希绩英勇顽抗，直到铁州城中弹尽粮绝，守城即将沦陷之际，李希绩将妇女、儿童关到仓库烧死，自己率众自刎而死。牧使李元祯也携妻子投仓火而死的事迹。

8月撒礼塔所率领的蒙古军攻下高丽咸新镇、铁州之后，攻陷静州、朔州。静州守将金庆孙和朔州守将金仲温弃城投奔龟州。蒙古军到朔州、宣德镇后，在赵叔昌的协助下使其守将归降。蒙古军与高丽军在龟州之战非常激烈，高丽方面的资料详细记载了蒙古军在高丽攻城时的战略战术。在龟州之战中蒙古军在战略战术上占有优势，蒙古军以精锐的骑兵攻城外，他们攻城还用炮车飞石，取死人油焚火等战略战术，并从城底挖地道，采取通过地道入城等措施。

《高丽史》记载：“朴犀竹州人，高宗十八年为西北面兵马使，蒙古元帅撒礼塔屠铁州至龟州，犀与朔州分道将军金仲温，静州分道将军金庆孙，静、朔、渭、泰州守令等各率兵会龟州。犀以仲温军守城东西，庆孙军守城南，都护别抄及渭、泰州别抄二百五十余人分守三面。蒙古兵围城数重，日夜攻西南北门，城中军突出击走之。蒙古兵擒渭州副使朴文昌令入城谕降，犀斩之。蒙古选精骑三百攻北门，犀击却之。蒙古创楼车及大床，裹以牛革中藏兵，薄城底以穿地道。犀穴城注铁液以烧楼车，地且陷，蒙古兵压死者三十余人。又爇朽茨以焚木床，蒙古人错愕而散。蒙古又以大炮车十五攻城南，甚急。犀亦筑台城上发炮车飞石却之。蒙古以人膏渍薪厚积纵火攻城。犀灌以水，火愈炽，令取泥土和水投之乃灭。蒙古又车载草爇之攻谯楼。犀预贮水楼上灌之，火焰寻熄。蒙古围城三旬百计攻之，犀辄乘机应变以固守，蒙古不克而退。复驱北界诸城兵来攻，列置炮车三十，攻破城廊五十。闲犀随毁随葺，锁以铁絙，蒙古不敢复攻。犀出战大捷。”[5]

蒙古军围攻龟州城数日，未攻克而退。蒙古军再次围攻龟州城，百计攻城，在朴犀、金庆孙的反击下，蒙古军仍未攻克龟州城。在朴犀等高丽将领的顽强抵御下，蒙古军未攻克龟州而退。

12月蒙古军再次攻龟州城。此时高丽朝廷派闵曦与蒙古讲和，并派人告知龟州守将朴犀，朝廷已经派淮安公侹与蒙古军讲和，命朴犀等不要再抵抗蒙古军了。但是，朴犀不听，仍与蒙古军激战。

《高丽史节要》记载：“高宗十八年十二月，蒙兵复以大炮车攻龟州，朴犀亦发炮车飞石，击杀无算，蒙兵退屯树栅以守。撒礼塔遣我国通事池义深，学录姜遇昌，以淮安公侹牒谕降于龟州，朴犀不听。撒礼塔复遣人谕之，犀固守不降，蒙兵造云梯将攻城，犀以大于浦迎击之。无不破碎，梯不得近，大于浦者大刃大兵也。有一蒙将年几七十，至城下环视城垒、器械，叹曰：‘吾自结发从军，历视天下城池攻战，未尝见被攻如此而终不肯降者，城中诸将他日必皆为将相矣”[6]。

在高丽朝廷的再三劝说下，朴犀不敢违抗王命，无奈投降。蒙古使臣到龟州之后，认为朴犀“固守不降”想杀他。念在朴犀忠于自己的国家，免于一死。朴犀回故乡隐居[7]。撒礼塔在高丽京、府、州、县置达鲁花赤七十二人，监督高丽行政。高丽高宗再次向蒙古“投拜”，并派使臣向蒙古纳贡。1232年正月撒礼塔从高丽撤军，高丽遣淮安公侹与撒礼塔一同到蒙古。

从龟州一战来看，蒙古军常用的攻城器械及战略战术是值得关注的。蒙古军常用的攻城器械有炮车飞石、用牛皮裹的楼车及大床、云梯等。蒙古军攻城常用火攻的战术，并在城底挖通道，运用车床里藏人等进攻战术。攻龟州城时，炮车飞石的威力很大，使高丽将领也熟知蒙古军常用的这一攻城机械。蒙古军在其后攻克高丽竹州城时也用了炮车飞石。这里蒙古所用的炮车飞石不是指火炮，是指投掷石头的机械。蒙古军在龟州之战中所使用的炮车是否是回回炮，由于史料记载不详尚不清楚。但是，这一问题应该值得关注。

蒙古军以回回炮攻破襄阳城而闻名，故回回炮又被称为襄阳炮[8]。1268年蒙古军开始围攻南宋樊城、襄阳二地，连续五年未拿下二城。1271年忽必烈遣使到伊朗向伊利汗国的阿不哥征炮匠。

《元史》记载：“至元八年，世祖遣使征炮匠于宗王阿不哥，王以阿老瓦丁、亦思马因应诏，二人举家驰驿至京师，给以官舍，首造大炮竖干五门前，帝命试之，各赐衣段”[9]

伊利汗国宗王阿不哥派阿老瓦丁、亦思马因到蒙古。二人奉忽必烈之命造炮，用于攻襄阳城。1272年11月“亦思马因创作巨石炮来献，用力省而所击甚远，命送襄阳军前用之”[10]。

亦思马因所造的回回炮威力巨大。《元史》记载：“十年，从国兵攻襄阳未下，亦思马因相地势，置炮于城东南隅，重一百五十斤，机发，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入地七尺”[11]。

1273年正月蒙古军，使用回回炮攻下樊城。然后，将回回炮移到襄阳[12]。2月攻破襄阳[13]。此后蒙古军陆续使用回回炮攻破南宋诸城。

杨志玖先生根据《元史》中1214年薛塔剌海降服蒙古，太祖命佩金符，为炮手的记载[14]，认为在蒙古军队全面发动对南宋的战争之前，已经有回回炮手进入中国[15]。笔者认为在1272年忽必烈命亦思马因等在元朝本土制造回回炮之前，蒙古的对外战争已经使用抛石机，即回回炮了。从上述史料中所记载的“亦思马因创巨石炮”，很难确定在此之前蒙古未使用过回回炮。笔者认为亦思马因所制造的巨石炮，很有可能是加大和改良了回回炮的威力。

忽必烈从伊利汗国征调回回炮手东来在大都制造巨大炮，用于襄阳之战，只凭这一点不能断定1272年即是回回炮传入中国的最早时间。忽必烈从伊利汗国征调回回炮手，并造炮，也许可以说是在元朝本土制造回回炮的开始，也可以说是忽必烈对回回炮进行改良，增加其威力而已。在蒙古军攻破南宋襄樊二城之前，蒙古西征时期，回回炮手和回回炮很有可能传入蒙古，蒙古军在忽必烈统治之前，很有可能早在前四汗时期，蒙古军在对外战争中早已使用过回回炮。这一时期所用的回回炮，有可能比蒙古攻破襄阳时所使用的回回炮威力小而已。

《西厓集》记载：“我国龟州之战，元兵及城内皆用炮车飞石，亦恐与琼山所论襄阳砲相类”[16]。笔者认为蒙古在高丽攻破龟州、竹州所用的炮车飞石，很有可能就是回回炮。可以说回回炮和西域炮手在蒙古征高丽过程中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232年6月高丽为了防御蒙古来犯，将王京及百官迁到攻时难、易于守，三面环海的江华岛。7月、8月高丽北界诸城官吏射杀达鲁花赤。

高丽迁都江华岛及高丽北界诸城官吏射杀达鲁花赤之事，使蒙古再次派兵出征高丽。1232年9月至12月窝阔台派撒礼塔第二次出征高丽，要求高宗出陆投降。蒙古此次出兵高丽的目，是想让高宗迁出江华岛回到旧都开城。但高宗和崔瑀始终未出海岛降附蒙古。撒礼塔此次出兵高丽未能完成使命，而在12月攻打高丽处仁城时，撒礼塔被高丽僧人金允候射死。副元帅帖哥领兵返回蒙古。

1233年春至1239年4月唐古第三次征高丽。高丽沿江设防，以确保江华岛的安全。唐古所率的蒙古军经过五年时间，攻克了高丽龙岗县、凤州、海州、洞州等诸多城市。

1236年9月8日当蒙古兵临竹州城下谕降时，宋文胄为竹州防护别监。宋文胄率士卒奋力抵抗蒙古。早在1231年蒙古军攻打龟州时，宋文胄随朴犀军参战，熟知蒙古兵在龟州的攻城之术。他料到蒙古军除了以炮车飞石攻城外，必将用某种机械攻打竹州。所以，准备了对应之器。

《高丽史》记载：“宋文胄高宗二十三年为竹州防护别监。蒙古至城下谕降，城中士卒出击走之。蒙古复以炮攻城，四面城门辄摧落，城中亦以炮逆击之，蒙古不敢近。蒙古又备人油灌槁纵火攻之，城中士卒一时开门突击之，蒙古死者不可胜数。蒙古多方攻之，凡十五日，竟不能拔，乃烧攻具而去。文胄在龟州熟知蒙古攻城之术，其计画无不先料。辄告众曰：‘今日贼必设某机械，我当备某器应之。’贼至果如其言，城中皆谓之神明”[17]。

可见，在蒙古军攻打竹州城时，宋文胄凭着随朴犀参战过龟州一战，熟知蒙古军的战略战术的优势，在蒙古军采取“以炮车飞石，取人油焚火”等战略战术时，采取了以炮车还击、以土灭火等措施。蒙古军炮车飞石的威力很大，使竹州的四面城门皆被摧毁。

《与犹堂全书》记载：“一日，贼向城门焚之，火甚烈急。文胄从城上以水灌之，随灌炽莫可灭息。城中惶惧，莫之所为。有一老卒曰：‘吾闻蒙古取死人肉出其油以火之，则得水益炽。此必以人油洒城门也。’遂以器取土从上扑之，火遂息。”[18]

1238年12月高丽派将军金宝鼎、御史宋彦琦持文书到蒙古请和，请蒙古从高丽撤军。1239年4月唐古从高丽撤兵。

可见，蒙古以火攻城门，尤其，取死人肉取其油焚火，其火遇水然绕更猛烈，只能以泥土灭火才行。

1241年蒙古窝阔台汗去世。由于蒙古朝廷内部的汗位争夺，自1241年到1246年间，蒙古的朝政由窝阔台的皇后脱列哥那掌握。1246年蒙古汗位由窝阔台长子贵由继承。1246年冬蒙古派阿母侃第四次出征高丽。1248年贵由汗去世，春天蒙古从高丽撤军。贵由汗的短暂统治，使阿母侃此次出征高丽，仅是骚扰了高丽北界和西海地方，对高丽迁都江华岛、使高丽君臣转变对蒙古的态度方面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贵由病死之后，蒙古汗位空缺，蒙古朝廷再次引起汗位之争。1249年至1251年贵由的皇后斡兀立海迷失摄政。1251年6月东西道诸王召开大忽里勒台，推举拖雷之子蒙哥为合汗。由此，蒙古汗位由窝阔台系转为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系后裔继承。

1252年10月至1254年春正月，蒙古派也古第五次征高丽。蒙哥表示对高丽的态度是：只有在高丽归附蒙古的情况下，蒙古才会从高丽撤军，否则是不会罢兵的。蒙古要求高丽国王出迎、太子入朝。高丽大臣建议国王应派太子到蒙古讲和。1253年12月高丽国王派其次子安庆公淐到蒙古，表示降服之意。1254年正月蒙古从高丽撤军。

1254年7月到1255年春，蒙哥合汗以札剌儿带为征东元帅，第六次派兵征高丽。1255年秋到1259年春，札剌儿带再次出征高丽，这是蒙古第七次征伐高丽。蒙古这两次出兵高丽，主要是催促高丽君臣迁出江华岛，到旧都开城，并要求高丽国王亲朝到蒙古。1259年4月高丽高宗长子倎替其父亲入朝蒙古，6月30日高宗去世，忽必烈让世子倎回高丽继位，1260年4月元宗在江华岛继位。

自窝阔台、贵由到蒙哥合汗时期，蒙古一直围绕两个问题与高丽征战，一是，要求高丽迁出江华岛，回到旧都开城。二是，让高丽国王亲朝到蒙古。忽必烈继位之后，采纳了廉希宪等人的建议对高丽采取了一系列的怀柔政策，结束了蒙古与高丽多年以来的战争局势，使蒙古与高丽的关系有了新的变化。在忽必烈的高丽政策中也掺杂着日本远征和伐宋问题[19]。1270年5月元宗迁出江华岛，回到旧都开城。高丽迁出江华岛意味着将完全臣服于蒙古。1274年开始元朝公主下嫁给高丽国王，忽必烈以通婚的方式与高丽建立政治、军事上的联盟，希望借助高丽的助兵、战舰等攻打南宋或日本[20]。

二、忽必烈诏谕日本及两次征日本

高丽归附蒙古之后，1265年高丽人赵彝向忽必烈进言，日本与高丽接壤，自汉唐以来则与中国有往来，通过海上可以与日本建立友好关系。日本素与蒙古无往来，镰仓幕府在律令制体制下不关心国际关系的变化，遣唐使时代之后，直到15世纪初日本与周边诸国未建立外交关系[21]。

1266年至1273年间，忽必烈以高丽人为向导六次派使臣持诏书到日本。忽必烈诏谕日本的最大目的一方面是想切断南宋与日本的往来，另一方面，也有可能考虑过以日本的水军助师，攻打南宋[22]。王启宗认为忽必烈诏谕日本实由顾虑宋日关系，欲加牵制而发，初未考虑武力征讨，元日关系的恶化，纯由镰仓幕府坚拒元室要求所致[23]。

蒙古与高丽的使臣多次到日本，但是，始终未得到日本方面的回应。日本方面在调整国内方面的准备之外，没有直接回复蒙古的外交文书，是为了观察事态的发展。另外，掌握着日本军事实力的幕府方面，为了对付蒙古单方面的要求臣服并以武力威胁的情况，不得不采取了以国防为首的对内对外的政策[24]。从镰仓幕府的角度来讲，他决定不给蒙古回复，一方面不得要领之外，另一方面，起到了对京都朝廷再次确认其掌握实权的极大的效果[25]。王启宗认为幕府拒绝与蒙古建交，忽必烈诏谕日本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经济方面的原因。日本虽然与宋朝未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但商船私相往来，宋与日本有着通商贸易关系。宋朝的铜钱大量流入日本而流通，宋钱取代了日币的地位。日本在经济上仰赖宋朝可见一斑。当时在日本经商的宋朝人，必定教唆日本人反对与蒙古通交。二是，禅宗的影响。禅宗是镰仓时代，从南宋传入的新的宗教。由于其教义，多与武士精神相吻合，兼以执权北条时赖的提倡，兴盛一时。幕府的要员均皈依禅法。当时，禅僧多为宋僧或入宋日僧。他们具有着强烈的反蒙古的思想。禅僧反对蒙古的立场是勿庸置疑的，最后禅僧与镰仓武士打成一片，成为镰仓思想界的权威，亦为政府的最高顾问团，其对政府的影响力之大，可想而知。总之，北条政权与南宋有密切的经济关系，幕府上层结成亲宋势力，坚决拒绝蒙古的要求，致使忽必烈通好日本的希望以失败而告终[26]。

虽说忽必烈诏谕日本失败，但是，忽必烈派出的蒙古、高丽使臣对日本的州郡、风土人情等有了了解，这对元朝进攻日本也起到了一定的帮助。1274年和1281年，忽必烈两次派兵出征日本。

1274年正月忽必烈命金方庆和洪茶丘在高丽加紧督造大小船只。3月忽必烈下诏以7月为期征日本。

《元史》日本传记载：“十一年三月，命凤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丘，以千料舟、拔都鲁轻疾舟、汲水小舟各三百，共九百艘，载士卒一万五千，期以七月征日本”[27]。

6月高丽派人到蒙古汇报，舟舰已制造完毕，船只全部停放到金州待命。正当忽必烈决定7月征日本的时候，高丽元宗于6月病逝。高丽世子谌8月到高丽开城即位。9月为元宗举行葬礼。忽必烈7月征日的计划只好改为10月。

10月3日蒙古、高丽联军从高丽合浦出发，直奔日本九州的对马岛。东征军由蒙汉军和高丽军组成。蒙汉军以忻都为都元帅、洪茶丘和刘复亨为左右副元帅。高丽军以金方庆为都督使，金侁为左军使，金文庇为右军使。

10月5日东征军袭击日本对马岛西海岸的佐须浦。对马的国府八幡宫燃起火焰，国府的人们以为是火灾，但这是幻觉，在对马西海岸的佐须浦出现了元朝的战船四百五十艘，三万人的军队。守护这里的代宗资国率领八十余骑赶到佐须浦。6日派通事询问蒙古的情况，元军射箭，代宗等迎战，但最终全部战死。14日东征军侵入壹岐岛，元军的船只到了壹岐岛的西海岸。守护代宗景隆迎战元军，15日由于东征军的势力强大，日本军防护失守。

双方在武器和战术方面都有很大的差距，日本军没有对外作战的经验，再加上军卒身着繁重的铠甲。而蒙古、高丽联军则轻装上阵，采用集团军的作战法。在武器方面蒙古军使用弓箭、长矛的同时，还有铁炮。蒙古军主要使用弓箭，在海上作战，蒙古军射箭在能够保障远程距离进攻外，其杀伤力也是很大。

从博多湾西部上陆的东征军在赤坂、鸟饲、麁原等地与日本军进行激烈的征战，少贰景资率领骑兵和步兵迎战，射伤元军副元帅刘复亨。但元军占优势获胜，日本军只能退到大宰府水城进行防守。东征军在博多、箱崎街道放火而去。

21日早晨日本军看见海面上没有了东征军的影子，船只全部不见了。只有一只船留在博多湾志贺岛，船上的元军大多被日本军生擒，在大宰府水城前被斩首。20日夜晚蒙古、高丽联合军遭到大风暴雨的袭击，战舰多数触到岩璧而破损，东征军撤出日本。

关于元军撤退的原因，多数学者认为是因元军惨遭台风损失惨重而撤退[28]。但是日本的气象学家荒川秀俊持有不同观点。他根据日本以往五十年的气象统计，认为阴历10月20日以后，在西日本一次也没有出现过台风登陆的现象。1274年的元军的撤退不是因为台风的缘故，而是按预定计划而撤退的[29]。王启宗认为荒川秀俊的观点是为奇特，但根据中日文献记载，其推测有可能性。日本文献记载实不能作为有无台风的证据，而《元史》有关此战役的记事，均没有台风的记录，此役之结束，实为元军预定的撤退，而不是因台风而败归[30]。太田弘毅根据《元史》日本传所记载的：“至元十一年冬十月，入其国，败之。而官军不整，又矢尽，惟虏掠四境而归”[31]中的“官军不整，又矢尽”的记载，认为联合军战舰数多，军议不一致，所用箭矢已尽而元军撤退的主张[32]。蒙古和高丽联军经过一个月的时间才回到出发地合浦。出发时的三万三千人中只有一万三千五百人生还。

蒙古第一次征日本失败之后，1275年2月7日忽必烈以礼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为使臣诏谕日本[33]。3月杜世忠、何文著等到高丽，高丽方面派译官徐赞陪同杜世忠等出使日本。4月15日杜世忠等到达日本长门国室津。8月杜世忠等被幕府召到镰仓，北条时宗召见了他们。杜世忠等传达了忽必烈诏谕日本之意，其态度不失大国正使的姿态，也没有使日本难堪，但幕府对忽必烈诏谕日本并不满意，9月在竜口斩首杜世忠等四人，而对元朝和高丽封锁了这一消息。镰仓幕府杀死元朝使臣之后，在全国各地进行积极的防御措施。

1279年8月高丽忠烈王得知使臣杜世忠等被杀之事，派人向忽必烈汇报此事。1280年2月，因使臣杜世忠等被杀忻都和洪茶丘请求率兵出征日本，朝廷商议决定缓一缓再做打算。《元史》记载：“至元十七年二月己丑，日本国杀国使杜世忠等，征东元帅忻都、洪茶丘请自率兵往讨，廷议姑少缓之。”[34]同年6月忽必烈招南宋降将范文虎、高丽忠烈王等在察罕脑儿行宫商议作战计划。此时忽必烈已经灭南宋，接受了南宋的海军力量，忽必烈对海上作战增加了信心，决定再次征日本。

1281年正月忽必烈下达第二次征日本的动员令，征日本的部队由东路军和江南军组成。江南军与东路军决定在6月中旬会合于日本一歧岛。2月蒙汉军从元朝出发到高丽合浦与高丽军会合。5月3日东路军从合浦出发。东路军在巨济岛驻军半个月，以便侦察日本的防御情况。《元史》记载：“至元十八年六月壬午，日本行省臣遣使来言：‘大军驻巨济岛，至对马岛获岛人，言太宰府西六十里旧有戍军已调出战，宜乘虚捣之。’诏曰：‘军事卿等当自权衡之。’”[35]可见，征东行省的官员们随时向元朝汇报东征军在日本的活动情况，忽必烈下令让东征元帅自行决定军事之事。

5月25日东路军袭击对马岛世界村大明浦之后，于26日向一歧岛进军，东路军攻破一歧岛之后，6月6日到达博多附近的志贺岛，想从这里攻破博多。东路军在志贺岛与日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忻都和洪茶丘等认为东路军军粮所剩不多，江南军又迟迟不来，建议回军。而金方庆认为还有一个月的粮食，等江南军一到，定能攻破日本岛屿。

江南军与东路军决定在6月中旬会合于一歧岛，但是，因临出发前总元帅阿剌罕生病，6月26日忽必烈诏阿塔海统率江南军出征日本[36]。起初忽必烈召范文虎、忠烈王等在察罕脑儿商议征日本之事时，决定东路军和江南军在高丽金州会合，后来改为两军在日本的一歧岛会合。5月征东行省参议裴国佐等提出两军会合于日本大宰府附近的平户岛的建议。改在平户岛会合是因为平户岛便于停船的缘故。日本船漂流而来者，让他画日本的地图时，发现大宰府附近的平户岛便于屯战舰，又没有防护，因此建议江南军可先占领此岛，然后派人让忻都等东路军到这里来会合。

《元史》记载：“至元十八年五月，日本行省参议裴国佐等言：‘本省右丞相阿剌罕、范右丞（范文虎）、李左丞（李庭）先与忻都、茶丘入朝。时同院官议定，领舟师至高丽金州，与忻都、茶丘军会，然后入征日本。又为风水不便，再议定会于一岐岛。今年三月，有日本船为风水漂至者，令其水工画地图，因见近太宰府西有平户岛者，周围皆水，可屯军船。此岛非其所防，若径往据此岛，使人乘船往一岐，呼忻都、茶丘来会，进讨为利。’帝曰：‘此间不悉彼中事宜，阿剌罕辈必知，令其自处之。’”[37]

6月江南军分批从宁波出发，没有前往日本的一岐岛，而是直奔平户岛。6月底江南军到了平户岛，东路军移到平户岛与江南军会师。7月27日东路军和江南军为了便于进攻博多湾而转移到鹰岛，准备对日本进行攻略战。7月30日到润7月1日的夜晚，连续的大风暴雨袭击鹰岛，使蒙古和高丽联合军进入混乱状态，军中损伤严重。5日在博多弯等待时机的日本军，在鹰岛周围集合，向蒙古军进攻，至7日抓获东征军两三万人，将其中蒙汉军与高丽军杀死，江南军俘虏分为奴隶。数日间蒙古军损失大多半，撤回高丽合浦。

因遇到台风，蒙古和高丽联合军损失惨重。《元史》记载：“至元十八年八月壬辰，诏征日本军回，所在官为给粮。忻都、洪茶丘、范文虎、李庭、金方庆诸军，船为风涛所激，大失利，余军回至高丽境，十存一二。”[38]

元朝的两次征日本行动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

三、蒙古东征对高丽、日本的影响

蒙古东征对高丽、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方面产生了影响。

首先，蒙古的东征对高丽、日本的生产、生活产生了负面影响。对高丽而言，四十年的争战，给高丽人民带来严重灾难。战乱使高丽牛畜等物损失，人民无心耕垦。

1238年12月李奎报在写给耶律楚材的书信中提到：“小国曾于己卯、辛卯两年投拜讲和已来，举一国欣喜，方有聊生之望。惟天日照临，言可饰哉。其享上之心，尚尔无他。近因上国大军连年踵至，故人物凋残，田畴旷废。由是阻修岁贡，大失礼常，进退俱难，以俟万死之罪，孰为之哀哉？”[39]

可见，1219年（己卯）和1231年（辛卯）高丽两次投拜蒙古，两国通好以来，高丽民众方有了聊生的希望。随后，蒙古军连年在高丽争战，对高丽的物产、农业生产带来了严重的破坏，使农事荒废，物产凋残，致使高丽向蒙古纳贡都困难。尤其，1232年高丽迁都江华岛，高丽大批民众逃入海岛，农桑荒废。因此，忽必烈继位之后，在给高丽的诏书中让元宗迁出江华岛“就陆农桑，以阜残民”[40]。

蒙古征日本要求高丽助师、造舟舰、输粮饷等事。蒙古在高丽造船、屯田、征兵，给高丽民众带来了严重的负担。忽必烈第一次派使臣黑的、殷弘诏谕日本时，高丽元宗和大臣们担心忽必烈诏谕日本失败的话，高丽被卷入蒙古与日本的战事之中。如果高丽再次奉蒙古之命出军及提供军需，高丽的国情实不堪再造兵祸。

1266年高丽以宋君斐为向导，金赞陪同蒙古使臣黑的、殷弘等一同带着蒙古国书及元宗所附文书出使日本。蒙古和高丽的使臣还未到达日本，刚到日本对马岛对面的朝鲜南部的巨济岛时就遇到了大风浪。黑的、殷弘等看到对面的风浪，非常担心此次出使日本有危险，并没有渡海，于1267年正月未完成使命而返回。元宗在向忽必烈汇报此事的文书中表达了高丽与蒙古经过了三十年的征战，战争刚刚停止，人民刚有了得以喘息的机会。充分表现出元宗担心被卷入蒙古与日本之间战争，担忧高丽因战事刚刚恢复的农业生产，再造战争破坏的心情。

忽必烈命高丽造船，为征日本做准备。造船需要大量的人力，抽调大量的工匠、繁重的徭役，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高丽的农事。高丽经历与蒙古30多年的争战，再加上在蒙古两次征日本过程中，士卒死伤严重，损失了大量的壮劳力。

同样，蒙古征日本对日本的庄园的经营产生了很大影响[41]。正如1273年6月出使日本的赵良弼回到大都向忽必烈禀报的“其地多山水，无耕桑之利，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加富”[42]的那样日本是个岛国，主要以山和海为主，没有多少可耕种之地。再加上蒙古两次征日本，由于幕府在国内的军事动员、征军粮等，致使日本的很多庄园不能纳贡，或年贡削减了一半或更多。

元军侵入日本壹岐岛，对牛的生产产生了很大的影响[43]。日本在镰仓时代，壹岐岛是日本牛的主要产地，但在当时牛不是主要用来食肉，而是贵族用来拉牛车或用于耕种。但是，蒙古人是游牧民族，饮食方面不可缺少肉食。元军侵入壹岐岛之后，牛全部被杀，成为元军的食物。另外，蒙古和高丽联军很快上陆，对日本来说毫无防备，使日本妇女、儿童也被卷入战乱中。

第二、蒙古东征对高丽、日本在军事防御方面产生了很大影响。

蒙古在高丽用兵长达三十年之久。在1231年蒙古第一次征高丽，蒙古军攻下高丽诸多城市，动用炮车飞石、火攻等策略，并对顽强反抗者进行屠城。

1231年8月蒙古军围攻铁州时，由于铁州守将顽强反抗，蒙古人攻下铁州之后，对铁州进行了屠城。10月1日撒礼塔派使臣阿土作为劝降使持牒到高丽西京，但在途中被平州的官吏囚禁。蒙古使臣在平州被囚禁之事，使撒礼塔非常恼怒，11月27日撒礼塔围攻平州，攻下平州之后，对平州进行屠城，平州的官吏、百姓被大肆屠杀。这使高丽君臣、百姓对蒙古军非常畏惧。高丽为了防范蒙古军来犯，在军事防御方面采取了“迁都避难”的措施。

1231年12月蒙古与高丽讲和，1232年正月撒礼塔从高丽撤军。5月高丽朝廷讨论如何对付蒙古，在这一问题上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高丽大臣中有一部分人主张守城防御蒙古，而另一部分人则持迁都避乱的主张[44]。高丽权臣崔瑀主张将王京及百官迁到攻时难、易于守的江华岛。江华岛三面环水，物众地大，而控扼汉都咽喉，诚水陆之要冲[45]。

1248年定宗贵由去世，在蒙古朝廷内部引起汗位之争无暇顾及高丽之时，高丽为了有效防御蒙古攻打江华岛，于1250年“筑江都中城”[46]。高丽迁都江华岛，在军事方面确实起到了使高丽君臣免遭蒙古军侵袭的作用，但是，对高丽民众来讲，没有起到任何保护及军事防范的作用。

元朝第一次征日本之后，1275年2月日本制定了九国轮番防御蒙古的军役，形成了四季轮番分担军役的制度。1276年3月10日命在博多湾沿岸，东起香椎、西至今津，约20公里长的沿江，修筑高约2－3米，底部宽幅为3米的，防范蒙古来袭的石头堡垒。[47]这些堡垒被称为“元寇堡垒”。

元朝两次征日本失败之后，忽必烈并未打消再征日本的念头。1282年正月5日忽必烈罢征东行省，但他并未打消再次征日本的念头。3月忽必烈想征日本，命天文学家张康用太一法推算看，张康认为“南国甫定，民力未苏，且今年太一无算，举兵不利”[48]。忽必烈听从张康的建议在这一年并未出征日本。但忽必烈命在江南等地造船、征粮积极做好再次出征日本的准备。高丽忠烈王也积极筹备助征日本之事。

1283年正月10日忽必烈重新设立征东行省，4月“发大都所造回回炮及其匠张林等，付征东行省”[49]。1285年12月忽必烈“增阿塔海征日本战士万人、回回炮手五十人”[50]。忽必烈两次征日本是否使用过回回炮，由于史料记载不详尚不清楚，但是，在忽必烈的第三次征日本计划中想使用回回炮的意图很明显。将大都所造回回炮及炮匠发往征东行省。并给征东元帅阿塔海增加回回炮手50人。

1283年8月忽必烈派提举王君治和浙江普陀寺主持如智赍诏书出使日本。1284年5月忽必烈派王积翁和如智出使日本。但是，两次出使使臣均并未到达日本而返回。1292年9月24日忽必烈派洪君祥到高丽，命高丽派使臣以护送日本人为理由诏谕日本。10月3日高丽派金有成和郭麟赍诏书出使日本。

在忽必烈计划第三次征日本，并不断派使臣诏谕日本的情况下，日本在镰仓幕府的军事权威下，采取了严密的军事防御，在九州沿江修理和增加石头堡垒，九州的武士肩负起轮番警戒及修筑石头堡垒的责任。

结语

1231年至1259年间，蒙古对高丽发动了多次的征服战争。使高丽君臣迁都江华岛避难，给高丽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使高丽农事荒废，物产凋残。

蒙古攻城常使用炮车飞石，火攻等战略战术。蒙古攻打高丽龟州、竹州城时所用炮车飞石，很有可能就是抛石机，即回回炮。

蒙古征日本对日本的庄园的经营、牛的生产产生了很大影响。日本在镰仓幕府的军事权威下，采取了军事防御措施，在九州和博多湾沿岸修筑了“元寇堡垒”。

[1]郝时远《蒙古东征高丽概述》，《蒙古史研究》第二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页。

[2]《元史·太祖本纪》卷一，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版，第19页。

[3]乌云高娃《元朝与高丽关系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版，第13页。

[4]金邱《止浦集》卷一，七言古诗，过铁州，载《韩国文集丛刊》2，（韩国）景仁文化社，1990年版，第329页。

[5]《高丽史》卷一〇三，朴犀传，（日本）东京国书刊行会，明治四十一年（1912年）版，第212－213页。

[6]《高丽史节要》卷一六，高宗十八年十二月条，（韩国）东国文化社，1960年版。第374－375页。《高丽史》卷一〇三，金庆孙传记载：“蒙古復以大炮车攻之，犀又发炮车飞石，击杀无算。蒙古退屯树栅以守。撒礼塔遣我国通事池义深、学录姜遇昌以淮安公侹牒至龟州谕降，犀不听。撒礼塔復遣人谕之，犀固守不降。蒙古又造云梯攻城，犀以大于浦迎击之，无不糜碎，梯不得近。大于浦者，大刃大兵也”，第214页。

[7]《高丽史》卷一〇三，朴犀传，213页。

[8]苏天爵《国朝文类》卷四十一。

[9]《元史》卷二〇三，“阿老瓦丁传”，第4544页。

[10]《元史·世祖本纪》卷七，第144页。

[11]《元史》卷二〇三，“亦思馬因传”，第4544页。

[12]《元史》卷一二八，“阿里海牙传”，第3125页。

[13]《元史·世祖本纪》卷七，第148页。

[14]《元史》卷一五一，“薛塔剌海传”，第3563页。

[15]杨志玖《元代回族史稿》，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30页。

[16]柳成龙《西厓集》卷十六，“记火炮之始”，1894年刻本。

[17]《高丽史》卷一〇三，宋文冑传，213页。

[18]丁若镛《与犹堂全书》卷二四，兵典六条，御寇,刻本年代不详。

[19]川添昭二《蒙古袭来研究史论》，（日本）雄山阁，1977年版，第25页。

[20]乌云高娃《元朝公主与高丽王室的政治联姻》，《元史论丛》第13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9月，第318页。

[21]中村栄孝《日鮮関係史の研究》上册，（日本）吉川弘文馆，1969年8月版，第15-27页。

[22]乌云高娃《元世祖忽必烈两次征日本及高丽的态度》，（韩国）《历史与世界》36期，2009年12月，第148页。

[23]王启宗《元世祖诏谕日本始末》，《大陆杂志》第32卷第5期，民国五十五年（1966）3月15日版，第145页。

[24]张东翼《1269年“大蒙古国”の中书省の牒と日本侧の対応》，《史学杂志》，第114编第8号，2005年8月版，第71页。

[25]根本诚《文永の役までの日蒙外交——特に蒙古の遣使と日本の態度》，《军事史学》五号，1966年，第65页。

[26]王启宗《元世祖诏谕日本始末》，第149页。

[27]《元史》卷二〇八，日本传，第4628页。

[28]池内宏《元寇の新研究》，（日本）东洋文库，1931年（昭和六年）8月版，第151页。

[29]荒川秀俊《使文永之役告终者非飙风也》，《日本历史》第120号，1958年，第41－42页。

[30]王启宗《元军第一次征日本考》，《大陆杂志》第32卷第7期，民国五十五年（1966）4月15日版，第214页。

[31]《元史》卷二〇八，日本传，第4628页。

[32]太田弘毅《蒙古襲来―その軍事史の研究》，（日本）锦正社，1997年，第30页。

[33]《元史·世祖本纪》卷八，第161页。

[34]《元史·世祖本纪》卷一一，第222页。

[35]《元史·世祖本纪》卷一一，第231页。

[36]《元史·世祖本纪》卷一一，第231-232页。

[37]《元史》卷二〇八，日本传，第4628－4629页。

[38]《元史·世祖本纪》卷一一，第233页。

[39]李奎报《东国李相国集》卷二八，“送晋卿丞相书”，载《韩国文集丛刊》1，（韩国）景仁文化社，1990年版，第595页。

[40]《高丽史》卷二五，第383页。

[41]佐伯弘次《モンゴル襲来の衝撃》，（日本）中央公论新社，2003年版，第172页。

[42]《元史》卷一五九，赵良弼传，第3746页。

[43]佐伯弘次《モンゴル襲来の衝撃》，第90－93页。

[44]《高丽史》卷二三，第347页。

[45]李廷馣《四留斋集》卷六，疏，十条箚，1736年刊本。

[46]《高丽史》卷二三，第359页。

[47]佐伯弘次《モンゴル襲来の衝撃》，第128－133页。

[48]《元史》卷二〇三，方技传，第4540页。

[49]《元史·世祖本纪》卷一二，第253页。

[50]《元史·世祖本纪》卷一三，第281－1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