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要谈的是关于全球化的问题。一般认为全球化是经济方面的现象。从文化角度看，全球化是什么样，它与文学有什么关系？这些问题涉及广泛领域。今天我就一些具体事例，从文化角度来探讨全球化问题。
一、东亚城市文化的变化
我并不完全否定经济全球化对文化的影响，而是承认我们面临的文化现象里存在这种因素，但是，经济全球化并不是造成我们当下文化现象的最大原因。
2002年3月，日本的“博报堂”亚洲生活者研究小组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叫《从这儿开始亚洲销售战略》。书的内容包括：在东京、台北、香港、上海、北京、汉城、新加坡、吉隆坡、曼谷和胡志明等十个亚洲城市，进行的青年消费生活调查的结果；通过调查所了解到的跨境消费情况；从如上调查归纳出的向亚洲青年的销售战略。
当然，这些经济问题对我的文化研究没有太多关系，但这本书所收录的在十个城市街头拍摄的年轻人的照片，对文化研究颇有参考价值。看这些照片，如果不注意背后牌子上的文字——是片假名还是汉字(其中还有简体字和繁体字的区别)，是罗马字还是韩国字母，是泰国文还是越南文——你肯定看不出他们是哪个城市的小伙子或小姑娘。因为包括服装、头发、化妆在内，他们的整个面貌几乎没有差别。当然，每个国家年轻人的生活中还存在不少不同的地方，他们的文化背景、社会背景、历史背景也不一样。但是，如上事实证实，当代亚洲城市年轻人的消费生活，无论在哪个城市，都有非常相似的部分。
实际上，不仅仅是消费生活，当代东亚城市年轻人的文化趣味也有不少共通的地方。在此举几个例子，首先是“漫画”和“动画”。以前在亚洲，看漫画的主要是小孩。除了报纸和时事杂志的讽刺漫画外，基本上没有成年人看漫画的习惯。成年人(包括年轻人在内)看漫画的习惯，从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开始，渐渐扩展到亚洲各地。现在东亚城市的大多数年轻人，看漫画好像成了他们的传统。
上世纪80到90年代，席卷亚洲城市的是日本漫画和动画片。全世界流行的“机器猫”自不待言，亚洲城市的年轻人好像没有一个不知道“灌篮高手”“七龙珠”“名侦探柯南”“新世纪福音战士”等漫画或动画片的。进入21世纪，各城市的年轻人，除了日本的漫画和动画片以外，开始享受亚洲各地的作品。本来在韩国网上流行的卡通形象“mashimaro”，到中国大陆被叫做“流氓兔”，风靡一时，在东南亚地区也大受欢迎。我就在曼谷买到过“流氓兔”的布娃娃。去柬埔寨旅行，当地导游小姐的皮包上也有“流氓兔”的图画。
流行音乐也成为东亚年轻人共通享受的领域。宇多田光、安室奈美惠等歌手很受欢迎。同时，中国香港、台湾地区以及韩国的不少歌手进入日本歌坛，受到年轻人的欢迎，比如王菲、F4、BOA等。这一倾向近几年特别明显。这意味着，东亚城市的年轻人享受流行音乐，不管哪个城市都越来越相近，大同小异。
电视剧和电影跨境的情况更明显。众所周知，上世纪90年代日本电视剧和电影受到亚洲城市观众的欢迎，比如《东京爱情故事》。近几年在日本，亚洲各国的电视剧和电影也很流行。2004年电视剧的热门话题是“韩流”，典型的例子是《冬天奏鸣曲》。2003－04年的电影中，韩国的《我的野蛮女友》和中国大陆、香港合作的《英雄》《十面埋伏》风靡一时。
以上东亚城市文化在不少方面沟通的现状，一般被认为是全球化的影响。“世界标准”的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影响，或“本土文化”受它影响的好坏，成为广受关注的话题。
这种看法，根据的是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在沃勒斯坦看来，16世纪以来，在欧洲发生的资本主义体系开始扩展，一直扩展到现在，把全世界分为“中心”“边缘”“半边缘”三部分。四百年后，资本主义体系终于扩展到东亚，目前我们面临“世界标准”之“中心”的侵袭。这种看法显然是以跨社会的经济活动为全球化的核心。
我并不完全否定经济全球化对文化的影响，而是承认我们面临的文化现象里存在这种因素，但是，经济全球化并不是造成我们当下文化现象的最大原因。因为当代东亚城市所发生的价值观变化等共通的现象，不仅仅是亚洲独有，整个世界的大城市里都能看到这类共通的现象。
二、价值观转折和全球化
我们面临的全球化，从文化角度看，其实可能就是所谓的近代文化的终结。
为了切入这一问题，首先介绍几个例子，看看跨国跨社会存在什么样的精神现象。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发生过几次孩子打杀父母的案件。当初这些杀人案跟教育问题连接，社会上流行一种说法：“日本的入学竞争过度，孩子们在精神上受到太大压力。反复发生这种案件可能是受到这种教育情况的坏影响。”这些舆论促使日本人反省教育制度，后来政府采用减少小学、中学必修课目的政策。中国也碰到相似问题，政府倡导加强对学生的法制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并在全国范围内提出减轻学生负担。
上述现象，在小说、电影等文学艺术作品上，也有不少反映。
上世纪90年代，日本导演北野武拍摄过一部叫《坏孩子的天空》的电影，受到很高评价。这部电影描绘的是一对小伙子，从小就是好朋友，只是高中毕业后没考大学也没就业，心里一直带着强烈的闭塞感混日子。后来他们开始学拳击，其中一个小伙子被发现这方面的天赋，成为职业运动员，但因为碰到种种障碍，加上抵制不了坏朋友的诱惑，天天喝酒，最终没有取得成功。另一个小伙子抛弃学拳击，渐渐跟黑社会结上关系，想借此提高地位，但最终也受伤成了残疾人。
后来，台湾导演张作骥拍摄过同样的电影《美丽时光》，中国大陆导演贾樟柯也拍过类似的电影。这些电影所描绘的青年人的闭塞感非常相似。这完全属于偶然，不是互相模仿的结果。因为我采访贾樟柯的时候，他说：他知道北野武和张作骥拍过上述电影，可是都没看过。这意味着，这三个导演在追求自己主题的路上碰到某种共通的问题，而在自己的作品上反映出来。他们看到的不外乎是当代东亚城市年轻人的某种共通精神状态。
1960、70年代，日本为了赶上并超过欧美，拼命追求经济发展，到了80年代，不少日本人感觉到已经赶上美国，并对日本人的能力和做出的努力感到自信和骄傲。当时，关于孩子的教育，人们经常说这样一句俗话：“孩子都是看着父母的背影长大的。”当父母的以为，只要自己认真工作，好好生活，就能把孩子养成正派人。它代表了当时日本人的某种信念和价值观。对当时的孩子来说，父母的人生可能是正面的例子，也可能是反面的例子，但反正算是一种榜样或模范。但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日本的“经济泡沫”崩溃后，如上信念和价值观开始动摇。一个象征就是《X计划》电视节目的流行。这个节目每集介绍60、70年代的日本人苦干的真实历史。它刺激中年人的怀旧心情，很受欢迎。这种怀旧心情无意识地表明，80年代以前日本人的信念和价值观已经过时了。同时，父母的背影不管正面还是反面，已经不再能成为孩子们的榜样或模范了。
东亚城市精神上的某种共通，就是在如上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下发生的。我们不难想象：青春是形成价值观的时期；在社会面临剧烈变化、价值观也面临重大转折的时代，度过青春期并形成自身价值观的年轻人会碰到多么大的困难。
把如上共通的精神现象归结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影响的看法，不能充分解释上述问题。我认为，如上共通的精神现象，与其说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不如说是整个世界的社会和价值观开始转变的结果。
三、世界体系与文化结构的变动
从东亚年轻人的文化趣味，以及精神上的共通现象，可能看清新世纪东亚文化的未来走向。
上面已经提到，根据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去了解全球化，不能给我们当下的共通精神现象以及社会和文化的变化作出充分的解释。也许，另一种世界体系论能给我们提供可能的解释。
贡德•佛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中写道，世界性的交易(也可以说世界体系)自古以来就有，只是其数量和速度比不上现在，而且这个世界体系以500年为周期变动。比如说：18世纪以前，世界最富裕的地域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当时欧洲几乎没有什么产品能卖给东亚，所以欧洲人把非洲的黑人搬到美洲，让他们挖白银，用它买东亚的各种产品。东亚利用这些资本增加生产，人口也继续增加，国家越来越富裕。但这样的社会有一个特征，就是很难出现机械化，因为在这样的地方出现机械化会违反这里的经济效率。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东亚的发展达到极点，同时，偶然在欧洲的一个岛屿(英国)发明了蒸汽机，催生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最终使得从东到西的物流开始逆转为从西到东。
佛兰克的理论要说明的是：近二百多年，亚洲受西方的影响和压力，并不是一个永恒的潮流，只不过是我们处于18世纪末以来的周期之内才发生的；这一潮流到时候应该还会变化。
这样的看法表明，随着世界体系的重心迁移，整个世界的文化体系也在变化。福柯所说的“19世纪的切断”在欧洲发生的时期完全符合如上世界体系的变动。东亚接受欧美的影响而形成自身的近代文化。东亚诞生近代文化的时期也与我们接受如上世界体系变动影响的时期符合，也就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
那么，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世界体系变动的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文化转折？
这一转折涉及到整个文化领域，范畴很宽，内容也很复杂，这里只能举几个文学艺术的例子简单加以说明。
文学上的变化可以说是“说话场(narrative field)”的消灭。近代以前，文学故事和诗歌的传播有一个特点，就是人们聚在一起欣赏作品。比方说：讲故事的时候，说话人给在场的听众讲故事，大家一起听。可以说，基本上继承了民间故事的模式。重要的是，当时的文本也保存了听讲故事的模式，比如，白话小说常用开场白(“且说”“话说”等)、终结句(“且听下回分解”等)、插入句(“看官”等)和眉批。所以，读者阅读白话小说文本时，能体验类似在场听讲故事的感觉。但近代以后，读书行为发生了变化，读者开始在密室里一个人默读作品。用这样的方法，近代小说给读者提供了某些“临床的例子”，通过作品让他们感到某种“真实感”(换言之，读者认为小说里描写的事情含有某种“真实”，而且相信这个“真实”跟自己有关)。这一点跟近代以前的故事完全不一样。
诗歌也有同样的变化。近代以前，诗歌基本上不是读而是唱的东西。唱诗歌时，唱歌的人和听众都在场一起唱。但是，到了近代，读者读诗歌时已经不再唱，而是默读。此时，诗歌从歌唱、从大家一起欣赏的东西，变成了一个人默读并从中感受艺术审美的东西。诗歌的文本也反映了这一变化，反映在形式和结构上，就是诗歌从分行到不分行的变化。一般而言，古代诗歌的文本是不分行的，因为节奏是固定的。到了近代，人们开始默读诗歌以后，节奏成了内在的格律。诗人们为了表示内在的节奏，不得不寻找各种各样的方法，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分行。
这样的文学作品出现以后，读者往往期待通过文学作品来接触到某种真实。人们相信文学作品能表达某种“真实”，文学变成审美价值很高的东西。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这种文学观成为一种普遍的看法。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西方社会的急剧变化，推动了具有如上特点的近代文学的形成。典型的例子就是，西方社会的市民阶层兴起以后，形成了社会的公共空间。在英国，不少绅士在酒馆谈论文学谈论社会，形成了对当时的英国社会有相当影响力的舆论。在法国，不少文化人聚在贵族的沙龙里谈论，这些谈论也形成了对当时的法国社会有相当影响力的舆论。这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空间”的形成。这种公共空间形成以后，教育的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之前，教育除了教《圣经》以外（在东亚则是教儒教经典），几乎都是很实用的职业教育，比如木匠的弟子学木工，渔民的孩子学捕鱼等等。但是，公共空间形成以后，父母希望把孩子培养成能参加公共空间谈论的有教养的绅士。从此以后，人们开始着重教养教育。此时此刻，有上述特点的近代文学开始发挥力量。不难发现，我们的语文教材里所采用的几乎都是文学作品，这证实着近代以后语文教育实际上变成了文学教育。
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言“巡礼”的发生，也促成了近代文学的变化。以往，人们在自己所生活的村子里学习并工作，几乎一辈子生活在同一个地方。但市民阶层兴起后，人们开始了人生旅程上的“巡礼”。比如，小时候在村子里上小学，成绩好则可以去县城上中学，后来还可能去大城市上大学，毕业后到大都市成为社会精英。此时此刻，作为重要的文化素养，有上述特点的近代文学在整个艺术中占据了比较特殊的地位。
抽象艺术的出现，则是文化转折的典型例子。19世纪的“写生”出现后，通过摹仿现实，给观众提供某种“典型”的“临床案例”，使他们从中感受“真实感”，这成为近代美术的一个重要任务。那么，理所当然，最重要的不是艺术表现而是艺术所根据的现实。所以，20世纪的艺术，脱掉摹仿现实的束缚，恢复艺术表现本身的价值，成为很重要的目的。换句话说，对20世纪艺术而言，不通过摹仿现实，而是直接把自己心目中的艺术形象传达给观众，才是理想的艺术模式。
我们已经进入21世纪。诚然，在文学观上，我们受到19世纪以来近代文学的束缚还很强。现在，人们读小说时，是否有这样的感受：作家很写实，但读者读后，却感到它无非是一个假设的故事而已。换言之，对审美而言，文学和其他作品，比如电影、电视、漫画、动画、电子游戏等，没有区别。
这是否意味着，19世纪以来、让读者感受到“真实感”的文学，可能已经发挥不了原有的力量了，或者说，19世纪以来的文学占领不了原有的特殊地位，有可能走到了尽头。我们面临的全球化，从文化角度看，其实可能就是所谓的近代文化的终结。
当然，上述假说既简单又粗略，只有就具体事象一一调查才能真正认清。我们可能面临着19世纪来最大的文化转折，不过，由于处在变化的漩涡之中，我们现在还看不清这一转折的整体面貌，但我们已感觉到它的预兆。东亚年轻人的文化趣味，以及精神上的共通现象，也许证实了这一点。我相信，对每个具体的现象做具体深入的研究，就有可能看清新世纪东亚文化的未来走向，就此而言，文学研究越来越倾向于文化研究，便是理所当然的趋势。（文汇报）
千野拓政，1953年12月生于日本大阪，1979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中文系。在东京都立大学中文系获得硕士、博士学位。1989年在日本流通经济大学经济学部担任讲师。后历任日本明星大学人文学部副教授、教授。现为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教授。主要从事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文化研究(包括从现代文学的形成到目前全球化下的都市文化)，并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的文艺批评、翻译介绍等。主要中文著作有：《胡风与<时事类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2年第2期)，《对文学感到现代的瞬间》(《鲁迅的世界世界的鲁迅》，远方出版社2002年8月)，《我们跑到哪里去》(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纪要第50集，2005年2月)，《现代文学在中国的诞生》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