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阶层是社会中的一个阶层，社会对它就像对自己的任何一个阶层一样，有着某种要求；当知识阶层不能符合这些要求，不能很好地执行社会需要它承担的那些功能的时候，它和社会之间的某种程度上的摩擦就出现了。
由于作为一个发展中社会在文化上难以避免的困境，也由于我们的从教育到生产的体制中至今存在的种种问题，许多知识分子从高校毕业进入社会之后，都很难完全被社会所吸收，而是和他所处的生存环境之间处于某种疏离状态。
从处于疏离中的知识分子的角度来看，他总是发现自己学到的知识，以及在学习过程中产生的理想难以在现实中实现；另一方面他又对许多现实中存在的东西感到难以接受。反过来，社会对那些处于疏离中的知识分子也有一种很深的异己感。
也许某些读者会感到奇怪，在整个社会如此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今天，求知早已成为全社会的时髦，哪来的社会对知识分子的异己感呢？我们在这里所说社会不是指社会普遍意识，而是指实际存在的各种具体部门，特别是基层的物质生产部门。在社会的主流意识中，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自然这个问题早就解决了，然而在大量的基层实际工作部门，在广阔的农村和城市里文化层次较低的社区中却依然存在着这种异己感。我们在这里提到这一点的时候，并不是想对此进行单方面的指责，相反是想将这种真实的存在引入更为明亮的社会意识，来一起思考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让青年知识分子踏进社会之前就对此有所准备。分析起来，这种异己感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觉得知识分子没用
每一种社会环境都是用它早已形成的观念来衡量新来者的，在有用没用这一点上当然也不例外。任何一个社会群落都有它的特定的需要，针对这些需要也就形成了特定的任务。以及完成这些任务的特定方式。一个人假如能够满足这些需要，完成这些任务，那么，他就是有用的，反之也就没有用。越是在生产方式落后的地方，人们也就越是会觉得知识分子没用，因为在那里一切任务都是通过手工完成的，需要的只是力气和长期劳动过程中产生的技艺，而这两方面一个知识分子都无法和工人农民或其他的手工艺人相比。因而我们可以想象，在那些越是落后的地区，人们也就越是把知识分子先是设想为“万能匠”和“救世主”，一旦等到他们发现这些由于长期用脑而显得行动迟缓的家伙，在对付他们想要解决的问题上，还远远不如他们自己的时候，那么这种过度的期望，立刻就会转变为强烈的失望和鄙视。
二、觉得知识分子“怪”
没用是因为知识分子不能解决他们想要解决的实际问题，“怪”则是因为知识分子不能在感情上和他们融为一体，不能分享他们的价值观、道德观和审美观，因而，他们觉得知识分子摸不透，不晓得他们究竟在追求什么、喜欢什么又讨厌什么。由于一个知识分子在某种异己的环境里无法自由地展现自己的个性而只能被迫过一种内倾的生活，所以，对周围那些已经融进某种特定的文化氛围的人来说，知识分子显得很“阴”，很“怪”。之所以“怪”是发现用他们既有的理念系统，无法解释这些家伙的行为。因而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他们也就将自己的情感加以外投，有时候将这种“怪”理解成“傲慢”，有时候则理解成“迂腐” 、“呆”、“清高”或者“阴险”等等。然而，不管理解成什么，总是有着一层很深的、无法打破的隔阂。
我们知道，越是一种文明的环境，也就越是能够宽容那些怪僻的孤独者。这不仅仅是出于对个人人權的尊重，而且也因为他们发现容忍这样的怪人，最终对他们还是合算的；在一批“怪人”之中，总是会出现一些有创造力的人甚至天才，最后对他们的现实生活的改良起到推动作用。相反，一种越是野蛮和粗鄙的环境，也就越是容不得半点异质的东西，它总是习惯于用强力手段将一切异质的事物都整合到其早已习惯的僵固偏狭的理念系统之中，这样它自己才能正常运转。
任何一个社会组织要维系其正常运行，一种文化环境要保持连续性，都需要对各种外来者进行同化和整合。但是，这种整合却有高贵和卑贱之分，越是高贵的整合，就越是在尊重个体自主性的基础上对之加以引导，让其自觉地参与到组织中来，通过分享组织的理念来获得生存的意义。而越是卑贱的整合就越是用扼杀个体自主性的方式，将其纯粹变为组织中的一种客体和工具。而一个组织整合外来者的方式，究竟是高贵还是卑贱，完全取决于这个组织的理念所达到的境界。
我们知道，一个青年人的成长，他从内心的主观世界走向客观的现实世界是需要一个过程的，特别是对一个受了多年的学校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来说，不管他进入哪一个具体的组织，都会发现现实的生存环境跟自己的理想和观念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在那些文明程度比较高的组织里，经过一年二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的过渡，青年知识分子就会慢慢地自然融入这个组织的生存环境之中；而越是文明程度较低的组织对那些处于疏离中的异己者，那些又“怪”又“没用”的家伙，则几乎一刻也不能容忍。
在某些企业中，我们就可以看到用比较粗鲁的方式整合青年知识分子的情景。最近几年来，由于大学毕业生总的来说不断地趋向供过于求，不少国有企业都进了许多大学生，但有些企业自身在技术进步上多年来停滞不前，不能增加高水平的智力工作岗位，在进人上却好大喜功，尽招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有的还要了一堆硕士、博士，结果，许多初中生就能胜任的工作，却要硕士、博士去做。青年知识分子因为发挥不了作用，垂头丧气，怨声载道，自然越是名牌大学，越是学位高的人，因为理想和现实之间差距越大，牢骚和不满也就越多。有些单位的管理者，却从中领悟到了“知识越多越反动”的道理，企业对付这些“刺头”的惯常办法就是下车间，干最粗最重的活。作者认识一个小伙子，是一所名牌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在校时是学生干部、文艺积极分子，结果分到一个大型企业后，在科室里干了不到一个星期，就被下放到车间当钳工，一年以后因为表现不好不给转正，又干了一年，两年钳工当下来，整个人都换了样，从原来热情张扬和自得的样子变得又呆滞又冷漠又猥琐。从这个例子中，我们除了可以看到企业对他的态度不耐心之外，还可以发现大学生的价值标准和企业的价值标准以及大学生的自我意识和社会对他们的现实要求之间的巨大冲突而弥合这种悲剧性冲突的一个关键途径看来就是应该让大学生尽量真实、细致和贴己地了解他们将要进入的生存地形，从而在求学期间就相应地对此进行一些自觉的心理上和能力上的准备。
目前，据作者调查了解，大学生在国有企业中作为普通工人在车间从事体力劳动的不在少数。有的企业一批进三四十个大学生，一来后都先到车间去锻炼，这当然完全是必要的；但是，三四年过去后，真的从车间调出来进入科室的只有三四个，不过１０% ，其余的人还依旧在那里锻炼着。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学生的逻辑和企业的逻辑的尖锐冲突。从学生的逻辑来看，到车间锻炼，了解整个企业的运行过程是应该的，但他的最后发挥作用的岗位应该是从事自己的专业，发挥自己的专长，而不是像一个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普通工人一样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因为，这样的话，他所受的教育将完全没有意义，反而会使他不能很好地胜任目前的体力劳动。而从企业的逻辑来看，既然你想留大城市，进大企业，既然你愿意呆在它的工厂里，就应该服从它的统一调度，现在所有的科室都已人满为患，非生产性人员早已超编，已有的人员还要精简，不把你放在车间里干活放到哪里去呢？至于你受过高等教育，这它是知道的，反正还是按照国家或系统统一规定的专科生多少、本科生多少的标准给你发工资，这就是对你的知识或者说文凭的尊重和承认。而工人呢？突然发现自己多了一批大学生伙伴，这些人都来自自己原来听了名字之后就觉得又自卑又忌妒的名牌大学，而实际上一看，却样样活儿都干不过他们，年纪轻轻，刚一来工资级别就比他们高，而且，一个个心事重重，“怪怪”的，对他们爱理不理，似乎仗着自己有个文凭，还看不起工人。因而，很多大学生一到车间，工人师傅们就把一些操作上的难题扔到他们面前，给他们一个“下马威”，杀杀他们的傲气，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在那个环境中的彻底的无能。
我们看到，在这里一切都错了位，而造成这种错位的根本原因是缺乏岗位，缺乏高质量的、高度专业化了的、需要高智能的岗位，只有在这么一种岗位上，一个专业人才才能够将自己具有的内在潜能实现出来，现实地服务于社会。因而，可以想象，假如我们经济的发展不能和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保持相当的速度，特别是假如不能完成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迅速地发展一些高科技的产业和高水平的社会事业，那么，大量的青年学生毕业之后，发挥不了现实的作用，却还要凭自己的高学历向社会索取高的待遇，那么，他们只能生活在社会对他们越来越深的异己感中，最后悲伤地发现，他们所受的高等教育，完全成了一种误会，成了全部不幸的根源。
摘自《转型期中国的困惑》，华夏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８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