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1929-1930年间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批自由知识分子仿效英国费边社，在上海组织平社评议时局议论政治。他们以“中国问题”为总题，展开了为期一年半的主题讨论，并发表政论，反对国民党的“党治”，倡导专家治国，试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集权党治体制和纷乱政局，容纳不了知识精英的谠言，使平社论政无所作为犹如昙花一现。本文在对平社活动作基本梳理的基础上，对平社论政的内容与形式、成效和得失、思想及影响等进行了分析与评论。

【关键词】  平社  胡适  党治   人权   专家政治

1928年国民党二次北伐的完成及南京国民政府作为表面“统一”的全国政权中心地位的确立，标志着民国历史由北洋时代转入国民党“党治”时代，中国的政治局面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年10月国民党公布《训政纲领》，打着孙中山“训政”的旗号确立起俄式一党专政体制，由党的宣传部强化了思想控制，集权专制的手向社会各层面伸延，言论自由受限制，“人权被剥夺到几乎没有丝毫余剩”。[1]此时国民党的最主要政治对手共产党以暴动武装割据的激烈形式进行了反抗。而居于上海的一批温和的“洋博士”自由知识分子，如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等，也以《新月》月刊为阵地，发起了一场反对国民党“党冶”的自由民主运动，产生了广泛影响，时称“人权运动”。它“为此后持续20年的公民抗争设定了基本议题”[2]。1929-1931年也由此而成为中国现代自由知识分子“处士横议”议论政治的一个重要时期。

与“人权运动”同时，胡适等人还编辑发行《新月》杂志，并组织创立了“平社”这一论政组织。他们于平社之中讲演探讨，议论时政，并将所得文字发表于《新月》之上。可以说，平社和《新月》杂志是“人权运动”两个重要的载体。但与受到学界关注，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的《新月》杂志及“人权运动”相比，平社却显得颇遭冷落，问津者鲜。[3]如与同样由“胡适派学人群”[4]所创立的“努力会”或“独立评论社”相较，平社不但所受关注明显稀少，甚至在参与者的回忆之中亦不见踪影。个中缘故，或许惟有重新审视平社活动及其思想主张，方能略窥一二。

平社活动始末

平社研究相对薄弱的状况，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其相关史料的不足。目前可资利用者，主要是胡适和林语堂的日记[5]，以及胡适《我们走哪条路》一文“缘起”部分与潘光旦为《中国问题》一书所作“引言”的相关论述。这些文字虽不能复原平社活动的全部内容[6]，却也能够从中梳理出其一年半活动的始末大要。

平社的创立，应在1929年3、4月间。1929年3月，《新月》第2卷第1号《编辑后言》称“为便于发表我们偶尔想说的‘平’话，我们几个朋友决定在这月刊外（这是专载长篇创作与论著的）提出另一周刊或旬刊，取名‘平论’（由平论社刊行），不久即可与读者们相见”。[7]此处作为新刊物《平论》编辑发行机构的“平论社”，即是平社的前身。

《平论》是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罗隆基、叶公超、丁西林等六位海归“洋博士”联合筹划创办的一份刊物。但与一年前同样由他们参与创办，以发表“在文艺和学术上的努力” [8]为主的《新月》月刊不同，《平论》的办刊宗旨就是说“‘平’话”，即发表政论文字，实话实说，评议时局。这显示了他们对于现实政治态度的变化。原本，僦居上海的胡适等人并无积极论政的想法，而只是努力于学术研究或文艺创作。然而事与愿违，时局的发展差强人意，随着国民党“党治”的扩展，他们越发感受到来自新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在言论、思想控制上的强制压迫，特别担忧自己在此种压迫下有“失声”的危险。而对国民党压迫言论，压制思想自由的反感又促使这批曾留学欧美的学人，开始重新审视新建立的国民党的统治思想及其政治作为，由此也就重新引起了他们对于议论政治的兴趣。[9]1929年3月23日，胡适在同人推举之下，同意担任《平论》总编辑，并随即撰写了向当局要“我们的自由”的发刊词；29日，同人聚会，决定于4月10日出版《平论》第一期。[10]

然而，事实上直至5月初，《平论》始终未见出版。[11]相反，《新月》第2卷第2号又发表《编辑后言》，在遗憾告知“上期预告的《平论周刊》一时仍不能出版”之后，一反上一期的口气，称“此后的《新月》月刊，在《平论》未出时，想在思想即批评方面多发表一些文字，多少可见我们少数抱残守缺人的见解”。[12]同期《新月》即刊登了胡适《人权与约法》及罗隆基《专家政治》两文，进而掀起“人权运动”。《新月》的转向[13]，使另办一份政论刊物顿显了无意义，事实上即是宣告了《平论》的流产。

而平社的活动，在此之前已经开展起来。4月21日，平社于胡适家中举行第一次聚餐。随后又曾举行两次聚餐。[14]《平论》的编辑工作或即聚餐的主题之一。但随着《平论》的不了了之，平社的活动也开始寻找新的立足点。5月11日，平社于范园举行第四次聚餐，由罗隆基介绍英国知识分子论政组织费边社（Fabian Society）历史。或受费边社活动形式的启发，胡适当场提议“请同人各预备一篇论文，总题为‘中国问题’，每人担任一方面，分期提出讨论，合刊为一部书”。[15]同人对此提议表示赞同，并各自选择讨论方向，很快形成了一份“平社中国问题研究日期单”。5月19日，平社第五次聚餐，即据“日期单”计划开始讨论。据胡适日记，这份“日期单”执行情况基本如下表[16]：

1930年2月4日，平社于胡适家聚餐，确定下次聚会内容，即由罗隆基、刘英士辩论“民治制度”。2月11日如期举行的这次活动似将辩论这一新形式引入平社，但以目前资料论，这种活动形式并未延续。此后，3月1日于徐志摩家讨论伴侣婚姻，15日由潘光旦演讲天才问题，及29日由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演讲印度政治运动，这几次活动似乎并没有像1929年那样有通判规划。[18]

直到4月初，平社再次恢复了有关中国问题的讨论。主题确定为“我们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同1929年一样，“分了许多子目，如政治、经济、教育等等，由各人分任”。[19]讨论从4月12日正式展开。据胡适及林语堂日记，1930年平社中国问题讨论情况大致如下[20]：

根据胡适与林语堂日记，前后参与平社活动者计有20余人，其中可称为平社成员者15人。这些人均有欧美留学背景，且多为清华出身。[22]他们大多于1927年前后因时局变化，或自北方南下，或从国外归来，而骤至于上海，任教于中国公学、光华大学等私立学校。随着北方局势的相对稳定，部分成员离沪北上；同时，国民党对罗隆基等人的迫害，使规模并不甚大也无固定居所的平社的活动受到不小的限制。原本即为松散组织的平社因此而走向终结。至1930年11月18日，胡适举家离沪，定居北平，平社活动实际即告停止。虽然此后罗隆基等人尚有恢复平社的打算，但由于得不到胡适方面积极响应与支持，最终亦只能不了了之。[23]

中国的出路与专家政治

在平社的若干次讨论活动之中，关于中国问题的系列讨论无疑为最大亮点。此讨论以“中国问题”为总题目，先于1929年以“中国的现状”为主题，而在1930年改为“我们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每一主题之下又复分列政治、经济、教育、社会等若干方面。这与胡适向所强调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的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次则“提出种种的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而最终“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像的能力”，“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认为我的主张”的思想方法正相符合。[24]

依胡适原本倡议，平社的讨论当如英国费边社一般，悉予发表，并最终结集成书。现知关于中国问题的12次讨论，即有8次讨论稿成文发表。不过，费边社的讨论文章基本单独刊行，而平社的讨论则几乎全部发表于《新月》月刊上。[25]1932年，潘光旦将发表的1930年讨论文章总集为《中国问题》一书，由新月书店出版。[26]这些文章即为探究平社论政思想及观念的基本材料。

参与这些讨论者多系专业学者，对其所承担的各方面问题多有专长和研究，故在讨论文字中，也各据所知，各言其道。潘光旦从优生学的角度出发，对基于儒家思想的中国传统家庭和选举制度加以赞赏，以为未来的出路在“我们对于孔门的社会哲学，宜乎再加以估定和变通，而引为今后优生教育的初步”；而林语堂则大讲韩非“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以为“一个自由强健的新民族崭露头角”，将由“孔教的尸身踏过去了”；罗隆基亦相信“国家的坏人愈多，制度愈重要”，因为“制度的功用在把坏人作恶的机会，减少到最低最低的限度”。[27]显然，由于专业背景、思考角度等方面的不同，平社同人所认定的“我的主张”，亦存在一定的差异乃至矛盾。在1930年讨论开始之前，同人对此既已有所认识，故提议“在讨论分题之前，我们应该先想想我们对于这些各个问题有没有一个根本的态度。究竟我们用什么态度来看中国的问题？”并推举“精神的领袖”胡适来作“这一篇概括的引论”，即《我们走哪条路？》一文。[28]

胡适一开篇即明确表示，所谓“根本态度的决定”，也就是“我们走的方向的决定”。他又将其分为两个问题：“究竟我们要一个怎样的社会国家”及“究竟我们应该走哪一条路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地”。前者即所谓“目的地”，后者即道路。

对于“目的地”，胡适首先列出国民党、青年党及共产党的三种说法。无疑，这是当时中国社会最具影响力，同时也正在进行激烈对抗的三种观点。但胡适随即将其置之一边，因为讨论这三种说法“徒然引起无益的意气，而且不是一千零一夜打得了的笔墨官司”；而他则要“充分用我们的知识，客观的观察中国今日的实际需要，决定我们的目标”。胡适确认的目标为两方面：就消极方面而言，在“打倒五个大仇敌”，即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就积极方面而言，则在“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29]

“目的地既定”，关键的问题便在于“应该用什么法子，走哪一条路，才可以走到那目的地呢”。现有的选择有两种：一是“演进”，一是“革命”。对于“演进”的路，胡适似并不认可，因为他将这种“演进”冠以“不自觉的”这一限制，所指实则为放任自流的不作为，“懒惰的‘听其自然’的心理”。这自然不能为包括胡适等人在内的“不满意现状的人”所接受。而对于“革命”的路，他则更加反对。虽则革命实有和平与暴力两途，但在中国这样“未上政治轨道的国家，旧的势力滥用压力摧残新的势力，反对的意见没有法律的保障”，革命“往往不能不走上武力解决的路上去”。其结果则是“只能浪费精力，煽动盲动残忍的劣根性，扰乱社会国家的安宁，种下相残害相屠杀的根苗”，“对于我们的真正敌人，反让他们逍遥自在，气焰更凶，而对于我们所应该建立的国家，反越走越远”。

这两条路既皆不可行，胡适的选择是第三条路：“认清了我们的敌人，认清了我们的问题，集合全国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觉的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之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依照胡适“革命和演进只有一个程度上的差异”的说法，这第三条路可称之为一条革命的演进之路，但实际上仍是其一贯主张的渐进改革之路。[30]

在“人人自居于革命”的中国社会之中，重提“用自觉的努力作不断的改革”的道路尤显独特。在胡适看来，无论国民党、青年党亦或共产党（斯大林派及托洛茨基派），其所谓革命都不算“真革命”，不过“喊来喊去，也只是抓住几个抽象名词在那里变戏法”罢了。在讨论“目的地”时，他特意强调“资本主义不在内，因为我们还没有资格谈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也不在内，因为我们至多有几个小富人，哪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而在下文中，胡适更捻出周谷城及“托陈取消派”有关“封建”的论说，斥之为“向壁虚造”。

1930年时，由中国共产党内与托派的争论而引发的中国社会史性质大论战，在学界正逐渐展开。论者争论中国当时的社会性质、阶级属性等马列主义论题，争辩当时中国是封建社会或半封建社会，抑或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是封建势力抑或是资产阶级等。这些问题涉及国民党、共产党、托派等重要政治势力的主义信仰、政治政策主张，故而也被视作中国革命最为根本的问题。但在胡适看来，此类争论都是些不切合实际的空谈，并无益于中国的改造和进步：“好像捉妖的道士，先造出狐狸精、魈山怪等等名目，然后画符念咒，用桃木宝剑去捉妖”，“妖怪是收进葫芦去了，然而床上的病人仍旧在那儿呻吟痛苦”。[31]胡适等欧美海归洋博士，对国共两党俄式论争不感兴趣，没有加入其中去凑热闹，却也“不避‘反革命’之名”，加以讥讽。他们以费边社的形式论政，关注中国各种社会问题，而反对种种革命，这也正是胡适文章最可能吸引时人之处。[32]

“用自觉的努力作不断的改革”，在当时终归也只是一句泛泛的说辞，似不如像打倒封建阶级、资产阶级或帝国主义等那样响亮干脆，没有其所显现的“更快捷”的效果。不过，若谓胡适此文并未涉及实际举措，则多少有些不合。在叙述所谓积极目标之时，胡适对治安、普遍繁荣、文明、现代四词作了进一步的解释：“‘治安的’包括良好的法律政治、长期的和平、最低限度的卫生行政。‘普遍繁荣的’包括安定的生活、发达的工商业、便利安全的交通、公道的经济制度、公共的救济事业。‘文明的’包括普遍的义务教育、健全的中等教育、高深的大学教育，以及文化各方面的提高与普及。‘现代的’总括一切适应现代环境需要的政治制度、司法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卫生行政、学术研究、文化设备等等。”这样林林总总的条举，归根到底都可算是制度问题、行政问题。而要解决此种问题，所需者正是熟悉和了解“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的“人才智力”，也就是“专家”。[33]

胡适、罗隆基等人有关专家政治的观念，可溯至1922年的“好政府主义”；而以文化心理论，与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精英政治观念颇有关系。[34]不过在此时，它更带有现代科学的意味：“二十世纪的政治行政，已成了专门科学，二十世纪的行政人员，要有专门知识。”[35]所谓国家的问题，政治的问题，此时已完全变成行政的问题，技术的问题。后者无疑只可付诸经过现代学术训练的专家，而非政治正确立场坚定的党员干部。专家政治的取向显然回避了此一时期被国共两党视作政治之根本问题的国家性质、政权归属一类问题，而采取“补得一分是一分，救得一弊是一弊”的办法[36]，使中国问题有计划地、平稳地得以解决。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平社同人对政治问题的回避，实际上是对现实政权所提供的政治秩序的一种认可。[37]

当然，所谓认可只是针对政治秩序本身，而并不延及提供秩序的政权当局和执政党派，更不必然囊括执政者的执政理念和政治思想。胡适本人就对国民党奉作经典的孙中山之学说多有不满，甚至专门作文指摘孙氏“知难行易”之说；而罗隆基所草拟的三十五条人权条款，以及对《训政时期约法》的批评，更是直指国民党当局的政制规划。双方的政治思想之间，确有着相互抵触的部分。但对于此时以胡适为首的平社同人而言，期望仍然存在。这种期望，以不甚恰当的比方而言，似乎是统治者与治理者（专家）间的一场交换：治理者对秩序的认可赋予了统治者以合法性，而统治者则将终结此前的行为模式，以政治事务托付于治理者。既然后者更了解现实，更富有行政知识，因而更有能力处理现实问题，那么，一切也都可以在其科学而合理的处置中渐趋完善。这样，平社的论政也就不只是“坐而论道”，而将有一场实际的作为。

平社的政治作为与不作为

自胡适日记公布以来，学界不少人据其1929年5月11日的记述，将平社视作具有费边社色彩的知识分子论政组织。确实，无论其成员的知识精英背景，学院书斋性的论政活动方式，还是温和渐进式的政治主张，平社与英国费边社皆有极相似之处。[38]此外，同费边社领导人韦伯夫妇等一样，以胡适为代表的平社同人亦不甘心于口头论道。1929年4月26日，老同盟会员马君武曾对胡适言道，“此时应有一个大运动起来，明白否认一党专政，取消现有的党的组织，以宪法为号召，恢复民国初年的局面”。胡适在此句话下写道：“这话很有理，将来必有出此一途者。”[39]“一个大运动起来”是大的政治作为，无疑即是干预政治的表示。

然而，尽管“渗透”政策多遭非难，费边社却不但继续发展壮大，且成为影响英国政治不可忽视的力量[40]；而平社则在活动一年半之后不得不告以终结，非但不见其于时政产生多大影响，而且很快即完全消失于人们记忆之中。这样巨大的反差着实令人嗟叹。

对于反对暴力革命，不主张以武力方式推翻政权而解决政治问题的平社同人来说，干预政治，实现政治改革的方法不外有二：要么加入政府或政党，亲自领导或执行政治改革；要么居于幕后，通过影响政坛上的党政要人来实现政治改革的设想。对于前者，此时的胡适等人抱着“留一两个人独立于政治党派之外，也是给国家培养一点元气”的思想，情愿作“对于国家社会的问题作善意的批评和积极的讨论，尽一点指导监督的天职”的“中国国民”，而于步入政坛似无多大兴趣。[41]至于后者，实际上自1927年5月回国抵沪以来，国民党内胡汉民、戴季陶、汪精卫、宋子文、李宗仁、白崇禧、唐生智等文武要员，皆曾主动与胡适接触，而蔡元培、王宠惠、蒋梦麟等人本身即与胡适有比较密切的私人关系。这确为胡适等人建言献策，作幕后诤臣，创造了极有力的条件。其中，最重要者当属宋子文与汪精卫。

宋子文无疑属蒋介石一派中人，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扮演沟通南京国民政府与江浙财阀关系的角色。1927年清党之后，蒋介石或继续北伐，或与反对势力对战，铢求无度，已引发工商界不满，也引起了宋子文的不安。1928年6-7月间，他曾试图进行财政制度改革，并向“负责任的在野人士、纳税人代表”发出“批评我们、协助我们和指导我们”的呼吁。[42]在改革未果之后，他曾向胡适求助，希望胡适“代他们想想国家的重要问题”。1929年7月2日，胡适即提出制定约法、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改组政府及四院，冷静考虑党的问题、请国内外专家学者及商界代表共同研究裁兵方案、提倡工商业最急之务，以及用人宜实行考试等七项办法。一年后，胡适又向宋子文提出解放言论、监察审计机关皆宜容纳反对党，及对东北、西北宜有根本方针的三项建议。[43]通过进一步的交流，胡适与宋子文之间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关系，甚而至各自有所借重的程度。然而胡适也很快认识到，宋子文虽算“筹款能手，却全不懂得政治”，终究“只能跟着人跑”，“只能服从”。[44]他们之间密切的关系并不能转化为实际的政治变革。

相较于宋子文的“只能服从”而不愿领导，汪精卫此时无疑是不愿服从而欲图领导。其所组织的“改组派”在主张打倒“一切反动势力的大本营”南京国民党中央，“继承第一、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系统而重新改组中国国民党”[45]之时，亦对胡适等人制定约法，保障人权的主张作出积极的回应。而由汪精卫等反蒋势力共同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更明白表示要“扶植民主政治”，“根据总理十三年十一月北上宣言召集国民会议”，并聘胡适为约法起草委员。[46]这样的姿态较之宋子文等人无疑更具吸引力，也更给予胡适等人以信心。胡适1930年5月北上半月，即在平社讨论中大倡“干政治”，这与7月扩大会议的召开似很难说毫无关系。而胡适对于北方诸人的胜利亦抱一定的乐观态度。[47]然而，就在此一时期，汪精卫与胡适思想上的矛盾亦显露出来。当汪精卫夫人陈璧君表示汪精卫无论如何必不能放弃“党的立场”时，胡适不客气地答道：“老实说，党到今日，还有救吗？……精卫还是愿得这二千多人的同情呢？还是愿站在‘国的立场’来博我们多数人的同情呢？”[48]而随着中原大战的终结，这一问题已不必再作回答了。

胡适对政治自己不作为而想影响他人作为，选择通过影响党政要人而非亲自参与政治活动的方式来实现政治设想，似与其对知识分子的观感有关。在与美国公使詹森（N. T. Johnson）的谈话中，詹森关于“书生文人很难合作，很难有真正领袖从文人里出来”，而只能“望中国能有华盛顿、哈弥尔敦从军人里出来，为国家的领袖”的议论，令胡适颇有感触。他承认如张作霖、阎锡山、孙传芳这“三十年中出来的军人，很有几个有领袖气象的人”；但他随即表示，这些军人“到后来，用过其量，任过其力，皆露出马脚来了”，实在是“学识不够，故眼光胸襟都不够”。[49]无疑，所谓“学识不够”的评语，正凸显出胡适等知识分子的重要。军阀的“领袖气象”只能用之于一时，而一旦局势稍安，秩序初定，“攻守之势异也”，便须“逆取而顺守之”[50]，以现代科学知识来做具体的行政之事，实行文人政治。军人的任务只在为混乱的中国社会建立一种秩序而已。此后，能者可作华盛顿，主动实现向近代政治的过渡；不能者也可以作“阿斗”，由经过现代科学教育的“诸葛亮”们辅助即可。[51]

以这样的逻辑，中国政治的第一个关键问题，只在建立秩序。虽然严格地说，只有确实可能向民主政治过渡的秩序才能实现胡适等人的期望，但实际上，胡适等人反复强调的只是秩序，即所谓“我们不问谁在台上”。然而在“全能主义”的近代中国，一种秩序本身实则并不仅是混乱的弭平，社会的稳定，而必然延伸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乃至人们的思想意识。统治者和治理者的角色二合为一，不相分离，这实际上意味着平社同人所期望的“交换”的破产。对胡适而言，国民党由北伐而确定社会的秩序之后，再执着于军政时期党治等种种统治已不必要，而完全可以使言论、思想自由这“一点点自由”建立于新秩序之上：“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52]然而，于那些“少年党人”看来，这实是“方言怪论，诋毁总理，狂评主义，污蔑中央”的大不可赦之罪。[53]而当蒋介石等人深感指挥不灵，执行不力之时，胡适等人限制当政之权的呼求究能起多大作用，似也不言自明。

此前在北洋“好人政府”迅速垮台之时，曾入阁当部长的洋博士汤尔和曾有“你们说的是一个世界，我们走的又另是一个世界”的感慨，但胡适却始终抱着“我们总想把这两个世界拉拢一点，事实逐渐和理论接近一点”的乐观。[54]这种对政治疏离感的无视，使胡适等人始终保持着对议政论政的热情，想有所作为，而另一方面，似乎又使胡适对如果走向这另一个世界缺乏有效的办法，实际上是无所作为。

至少，就平社而言，这两个世界最终并没有拉拢一点，接近一点。而是相反，如梁实秋形容《新月》月刊一样，“劳燕分飞，顿成陈迹”，只留下“收获究竟在哪里呢”的追问。[55]这反映的是当时不依傍国共两党而相对有独立性的自由知识分子的两难处境，乱世中的平社议政，也就难以达到英国费边社那样的境界和效果，甚至被人遗忘。

（作者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和博土研究生）

The

Discussions on Politics of Pingshe (1929-1930)

Yuan Peng, School

of Government, Beijing

University; Yuan Gang, School of Government,

Beijing University

Abstract:

Pingshe, a small group of liberal intellectuals, was built by Hu Shi and his

friends following the example of Fabian Society between the year 1929 to 1930.

On the thesis of “the problem of China”, they talked about the

consititution of the new government formed by the KMT, challenged the idea of

pary rule, protected the basic human rights (such as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initiated the theory of “rule by experts”. The views of Pingshe that China

should be transformed in the way of gradual improvement provided a third way

besides the road of the KMT and Communism. However, because of the new

totalitarian party-governing system and disorder of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which can’t provided the necessary base to the discussion of the liberal

intellectuals, Pingshe ended fruitlessly.

Keywords:

Pingshe; Hu Shi; party rule; human rights; rule by experts

（刊发于《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5年03下期，总70期，题目被编辑径改，有失原意，此为未删改之原稿）

[1] 胡适：《人权与约法》，载《新月》第2卷第2号，1929年4月，第1页。

[2] （澳）冯兆基：《寻求中国民主》，刘悦斌、徐硙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版，第323页。

[3] 关于平社的专题研究，有：沈卫威：《中国式的“费边社”议政——胡适与“平社”的一段史实》，《史学月刊》1996年第2期，第71-75页；姜义华：《论平社昙花一现的自由主义运动》，《江海学刊》1998年第1期，第127-136页；卢毅：《平社与费边社渊源初探——兼论拉斯基学说在中国》，《学术研究》2002年第3期，第74-79页；陈子善：《林语堂与胡适日记中的平社》，《新文学史料》2012年第5期，第83-92页。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王现杰的硕士论文是国内第一篇以平社为对象的硕士论文，见王现杰：《平社及其自由主义思想研究》，广西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未发表）。王现杰亦发表有关论文3篇，内容俱可见其硕士论文。

[4] 关于“胡适派学人群”，可见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32-33页的简略描述及第49-106页对具体人员的详细分析。

[5] 本文所引胡适日记，据《胡适日记全编（五）》，曹伯言整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版；所引林语堂日记，据陈子善《林语堂与胡适日记中的平社》第88-90页。以下不再另行说明。

[6] 胡适1929年6月16日至当年年末及1930年4-7月间的日记没有涉及平社活动，当属缺记（其它部分亦怀疑有缺记）；目前公布的林语堂日记仅为1930年部分，且有关平社活动的记录止于7月24日；胡适、潘光旦两文对平社的叙述只是大概，没有较细致的记述。综合而言，目前有关平社1929、1930年这两年下半年的具体活动情况，尚无材料可资利用。

[7] 《编辑后言》，《新月》第2卷第1号，1929年3月，第1-2页。此文的作者很可能是徐志摩。

[8] 徐志摩：《“新月”的态度》，《新月》创刊号，1928年3月，第1页。

[9] 关于胡适对国民党统治的态度的转变，可参罗志田：《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1891-1929）》，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版，第284-287页；（美）格里德：《胡适与中国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37）》，鲁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版，第186页。这种“失声”危险显著地表现在胡适为陈德徵提案所作的公开信上，可见胡适日记1929年3月26、29日，4月1日部分。

[10] 胡适日记1929年3月26、29日。胡适所撰发刊词，疑即其遗稿中《我们要我们的自由》一文，参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第211页。

[11] 《平论》迟迟未能出版的原因，当前尚无材料直接说明。章清以为因胡适此时尚未找到新的舆论热点，见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第78页。然据胡适日记，对同人稿件多不满意的态度也可能是作为总编辑的胡适迟迟不编定刊行的原因。见胡适日记1929年3月29日，特别是其与徐志摩的对话。

[12] 《编辑余言》，《新月》第2卷第2号，第1页。该期出版时间作1929年4月10日，但据胡适日记，《人权与约法》一文完成于5月6日，则其实际出版时间应在5月6日以后。

[13] 《新月》第2卷第2号编辑人员已进行调整，由原先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三人，改为梁实秋、潘光旦、叶公超、饶孟侃、徐志摩五人。原本实际独担编辑任务的徐志摩非但名列末尾，其“纯文艺”的办刊思路也开始遭到梁实秋等人的反对，不久即事实上离开了《新月》编辑职位。而随着徐志摩的离开，《新月》政论的倾向也越发显著。见徐志摩：《致李祁（1929年7月21日）》，韩山石主编：《徐志摩全集（第六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58-59页；刘群：《饭局·书局·时局——新月社研究》，武汉：武汉出版社，2010年第1版，第284-287页。

[14] 胡适日记1929年4月21、27日。关于第三次聚餐，目前尚无有关材料。但5月11日活动被胡适记作“第四次聚餐”，则在4月27日至5月11日应曾举行第三次聚餐。

[15] 格里德：《胡适与中国文艺复兴》，第198页注3；沈卫威：《中国式的“费边社”议政——胡适与“平社”的一段史实》，第73页；胡适日记1929年5月11日。胡适的提议究竟受费边社何种启发，由于罗隆基的演讲未有记录，而胡适文字中又不及费边社，故尚难以确定。事实上，无论费边社的组织形式或所谓《费边社会主义论丛》的编辑方式均与平社有很大不同。

[16] 据胡适日记1929年5月18、19、26日，6月2、16日编制。

[17] 张君劢1929年5月30日突遭绑架，6月底方得释放，随即北上沈阳，寄居罗文干家，并于当年秋离沪赴德。由于绑架可能带有政治背景，此时心有余悸的张君劢极可能不再参加平社活动。见胡适日记1929年6月1日载陈叔通函；杨永乾：《中华民国宪法之父——张君劢传》，台北：唐山出版社，1997年初版，第78-79页；郑大华：《张君劢传》，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版，第216-218页。

[18] 据胡适日记1930年2月4、11日；林语堂日记1930年2月11日，3月1、15、29日。

[19] 胡适：《我们走哪条路？》，《新月》第2卷第10号，年月，第1页。

[20] 据胡适日记1930年4月12日，7月24日，8月31日，11月2日；林语堂日记1930年4月12日，5月10日，6月21日，7月24日；潘光旦：《〈中国问题〉引言》，第1页编制。根据潘光旦所言，1930年的讨论尚有其它活动，但具体内容尚无材料可资利用。

[21] 罗隆基：《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新月》第2卷第12号，1930年2月，第24页；青松：《怎样解决中国的财政问题》，《新月》第3卷第1号，1930年3月，第18页。

[22] 胡适及林语堂日记所记参与平社活动者有：胡适、梁实秋、徐志摩、罗隆基、丁西林、叶公超、吴泽霖、潘光旦、张禹九、唐庆增、刘英士、任鸿隽、徐新六、沈有乾、闻一多、宋春舫、林语堂、史沫特莱、全增嘏、张君劢、黄华，计21人。另林语堂日记1930年6月21日记平社在“有任家”聚会，陈子善以为当作“元任”，指是年6-7月在沪参加中国科学会会议的赵元任；但似亦可能指时居上海的唐有壬。此20余人中，任鸿隽、闻一多、宋春舫、史沫特莱均为受邀参与，显非正式成员；张君劢、黄华虽名列“平社中国问题研究日期单”，但是否参与活动，尚无资料证明，故目前可确认的平社成员为15人。关于他们的教育背景及1928-1931年的供职情况，可参章清制作的“《新月》时期自由知识分子情况简表”，载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第79-82页。

[23] 《罗隆基致胡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版，第75页；胡适日记1931年2月24日；沈卫威：《中国式的“费边社”议政——胡适与“平社”的一段史实》，第75页。

[24] 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每周评论》第31号，1919年7月20日，第1版。

[25] 已知确为平社讨论文章者有：（1）罗隆基《论人权》，载《新月》第2卷第5号；（2）胡适《我们走哪条路？》，载《新月》第2卷第10号；（3）郑放翁（林语堂）《制度与民性》，载《新月》第2卷第12号；（4）林语堂“Han Fei as a Cure for Modern China”，载The China Critic（上海），1930年9月10日；（5）林语堂《半部〈韩非〉治天下》，载《论语》第3期；（6）罗隆基《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载《新月》第2卷第12号；（7）青松《怎样解决中国的财政问题》，载《新月》第3卷第1期；（8）潘光旦《人文选择与中华民族》，载《新月》第3卷第2期；（9）沈有乾《我的教育——何君自传之一章》，载《新月》第3卷第2期；（10）全增嘏《宗教与革命》，载《新月》第3卷第3期。其中林语堂三篇均出自1930年5月10日讨论。另有两篇文章与平社讨论的关系尚待定：（1）潘光旦《论才丁两旺》，载《新月》第2卷第4号，胡适称其为平社讨论文字，但潘光旦在《中国问题引言》中否认；（2）唐庆增《中国工商业不发达之原因》，收唐庆增：《唐庆增经济演讲集》，上海：世界书局，1933年初版，第275-285页。题注为“民国十九年三月二十七日浙省广播无线电台演讲稿”，未及平社讨论。但根据胡适日记对唐讨论稿的评价，其主要内容与该文完全符合。疑此文亦系根据讨论稿改作。

[26] 此书除收入1930年讨论的胡适、罗隆基、青松、郑放翁、全增嘏、沈有乾六文外，另收入刘英士译文《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一篇外论》，吴景超《中国农民的生活程度与农场》，潘光旦《姓、婚姻、家庭的存废问题》三篇“与上文所提的讨论会没有关系”的文字以及潘光旦在《人文选择与中华民族》基础上改作的《优生的出路》一文。显然，仅就平社讨论而言，刘、吴、潘三文不应计入。

[27] 潘光旦：《人文选择与中华民族》，《新月》第3卷第2号，1929年4月，第19页；郑放翁：《制度与民性》，《新月》第2卷第12号，1930年6月，第9-10页；罗隆基：《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第24页；潘光旦：《〈中国问题〉引言》，第1页。

[28] 胡适：“我们走哪条路？”，第1页。

[29] 胡适：“我们走哪条路？”，第1页。

[30] 胡适自称为“真革命的路”，而在潘光旦看来，则是“循序演进的一条路”。见潘光旦：《〈中国问题〉引言》，第1页。

[31] 可参胡适：《名教》，《新月》第1卷第5号，1928年7月10日，第6-8页。

[32] 林语堂即将胡适此文总结为“谈革命与反革命”，见林语堂日记1930年4月12日。亦可参梁漱溟：《敬以请教胡适之先生》，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五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34-38页。

[33] 胡适：《我们走哪条路？》，第7-8、15页。

[34] 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第145、159页；冯兆基：《寻求中国民主》，第79-81页。

[35] 罗隆基：《专家政治》，《新月》第2卷第2号，1929年4月，第5页。

[36] 胡适日记1929年7月2日。

[37] （美）周明之：《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雷颐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144-145页。

[38] 卢毅：《平社与费边社渊源初探——兼论拉斯基学说在中国》，第74-75页。

[39] 胡适日记1929年4月26日。

[40] 英士：《书报春秋·社会主义史》，《新月》第2卷第1号，1929年3月，第7页。

[41] 胡适日记1929年4月28日；胡适：《我们要我们的自由》，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1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145页；《罗隆基致胡适（1928年12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500-501页。

[42] 胡适日记1928年7月1日。

[43] 胡适日记1929年7月2日，1930年10月12日。

[44] 胡适日记1930年9月6日。

[45] 《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全国大表大会宣言》，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1版，第554页。

[46] 《联名宣言》，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839页。

[47] 胡适日记1930年9月9日。

[48] 胡适日记1930年10月11日。

[49] 胡适日记1930年7月23日。

[50] 胡适日记1929年7月2日。

[51] 罗志田：《再造文明的尝试》，第299-300页。

[52] 胡适：《小序》，胡适等：《人权论集》，上海：新月书店，1930年初版，第1页。

[53]《市宣传会议为中公校长问题宣言》，《申报》1930年11月16日，第12版。

[54] Q：《这一周·解嘲》，《努力周报》第45期，1923年3月25日，第1版。

[55] 梁实秋：《忆新月》，《梁实秋文集》编辑委员会编：《梁实秋文集（第三卷）》，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