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修《余氏族谱》是我们家族繁衍发展史上的大事，这对我们家族乃至整个社会了解家族的发展脉络、继承优良传统、传承文化、启迪和激励后人 ，都是很有意义的。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家族史其实就是社会史、人类史，至少可以说家族史是社会史、人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要侧面）。

在续修《余氏族谱》的难得时机，我们有必要认真总结我们余氏家族长期以来形成的优良风气（家风）。我觉得，勤奋读书、勤快做事、诚实做人三点是特别突出、特别重要的。

其一，勤奋读书。我记忆中最早听到的勤奋读书的故事，是我上小学时，父亲（余平均）给我讲的马克思在图书馆读书的故事：由于马克思读书时神情专注，居然在图书馆的地板上留下了两个明显的鞋印。我清楚地记得，父亲一边给我讲马克思勤奋读书的故事，一边拿出《论马恩列斯》（平装竖排本）和《历史唯物主义》（苏联学者的译著，精装横排本）给我看，并对我说：这些书都是特别有意思的书，你将来读好了书，这些书就可以看懂了。可以说，我后来一直喜欢读书，并致力于学术研究，与父亲早期对我的引导和激励是分不开的。我父亲还经常举余振东的例子教育、激励我们兄弟姊妹，说：振东叔从小就勤奋读书，下功夫练字，博闻强记，他主要靠自学成才。小时候我对我们余氏家族在读书方面特别深刻的印象是：大人是哪怕再穷、再苦也要想办法送子弟读书；小孩子则是哪怕吃不饱、冬天打赤脚也想去上学。我们余氏子弟中自觉地勤奋读书的佼佼者很多，特别有代表性的是余向东、余向明、余向红三兄妹，上世纪80年代中期，余向东考入华中科技大学，余向明考入北京大学，后来三兄妹都到美国留学，并都在美国发展得很好。

其二，勤快做事。在我的印象中，我见到的我们余氏家族的人都很勤快，我们余氏家族中有一句俗话（或者叫做名言）：“力气去了又会来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做任何事都要舍得用力气，一个人的力气是用不完的，一个人的力气即使一时用完了但马上又会回来（即自然恢复）的。我觉得，这既是讲的生活常识，更是讲的人生哲理，讲的勤劳者的价值观、人生观。我和我的同辈人从上小学到高中毕业，在所有的节假日（节日仅仅除去春节的几天，假日则包括整个寒假、暑假和所有的周六、周日）参加劳动，是习以为常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甚至是早上在生产队出工，白天上学，晚上做家务事。我的父亲和我的伯父（余秋池）多年里在大年三十和正月初一照常劳动，到山洞里去捡柴。余氏家族人的勤快做事不只是表现在农业和家务劳动中，更表现在其他工作岗位上，余烈、余萌、余军分别在珠海、北京、广州的重要岗位上工作，由于进取心强、事业心强、工作能力强，由于勤快做事，现在都发展得很好，而且发展的潜力很大。

其三，诚实做人。在我们还没有开始学习认字的时候，我们余氏家族的人就要先受到诚实做人的教育和熏染。我三岁多的时候，父亲当时在国营粮店工作，粮店里堆放了很多花生，父亲告诉我：公家的花生一个也不能吃，要吃只能吃家里买回来的花生。于是我牢牢记在心里，常常在花生堆旁玩耍也不吃一个花生，父亲的同事逗我玩，故意要我吃公家的花生，我居然大哭起来，觉得受了很大的委屈。我们余氏家族的人大多是在这种严格的要求、自然的熏陶中成长起来的。诚实做人，首先是做到表里一致、言行一致，不说假话、空话、套话；同时包括做到真诚待人、推己及人，与人和睦相处，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氛围、和谐关系。诚实做人，还表现在善于识别假话，不相信假话，不被假话所蒙骗，甚至敢于戳穿假话。这方面，我们余氏家族的人不仅在日常生活中能做到，在社会生活中也有不少人能做到。上世纪50年代末 “大跃进”期间，“浮夸风”盛行，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当某干部又在夸夸其谈怎么“放卫星”时，农民余美安忍不住站起来说：“干部说的是假话！我们不相信你的假话！”虽然因此挨了严厉训斥，但余美安仍然一如既往地批评假话，后来他多次机智地戳穿干部的假话，让说假话的干部当场出丑，被大家称为“农民阿凡提”。上世纪60年代后期的“文革”期间，干部组成的工作队进驻生产队，生产队的农民常常白天劳动、晚上开会，晚上开会时干部讲的大都是狠抓阶级斗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铲除资本主义尾巴、尽快实现共产主义等等，每次听完干部讲话，余国祥就会说：“喜欢听？！”意思是说：谁喜欢听谁去听吧，反正我不相信！

在结束这篇序文的时候，我想引用两幅对联和所有的族人及各位朋友分享、共勉。一幅是清代状元姚文田（1758—1827）的书房联：“世上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另一幅是我本人的书房联：“快乐读书拥书生本色，实在做人持人间常情。”

注：本文系作者为《余氏族谱》写的序。

（载《民主》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