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回家，听到一件新鲜事儿，去年村委会换届(尽管名义上早已与其他村合并为社区，实际上仍然是各自为政)，竟然出现了村主任的“激烈”竞争!

如果只是我觉得新鲜的话，那还有离家日久，在书斋中不知世事多变之嫌，问题是，连村民都觉得新鲜。走亲访友时大家经常主动提起这事儿，并细数竞选中的若干情节，都不免兴味浓浓，其乐融融，很是欢乐好玩。

竞选村主任的主要有四个人，一个当村主任多年，已经50多岁，另外三人均无村干部任职经历，其中年龄最大的40来岁，最小的不到30岁，另外一个也只有30多。四个人都是常年在村，前村主任靠种地为生，其余三人则是村庄的经济能人，有的办养鸡场，有的搞运输。竞选手段其实很简单，就是请客吃饭送东西拉票，甚至简单到电话或者上门打声招呼，倒是没有听说花钱买选票的。说其“激烈”自然是因其中一波三折的情节，先是前村主任请客拉票被举报，率先取消了竞选资格。而后三人分别姓孙、王和邵：邵年龄最小，办了多年养鸡场，有财力优势，劣势是年龄太小，家族人少。听说他竞选村主任我都吓了一跳，邵比我小几岁，想起来都是他小时候的“音容笑貌”，其形象无论如何都没法跟“村主任”联系起来。邵姓大概是村里排第四的家族，如今村支书即姓邵，但支书由上级任命，其上任两年来几无建树，虽有村民非议，职务倒也无忧，只是要靠他来扶持一个邵姓主任难度太大。果然，邵只是雷声大雨点小，很快退出了竞争。孙家族最大，王姓虽然排第三，但在第二大姓(朱)无人竞争(与前任朱姓支书贪污被免开除党籍有关)的情况下，凭借其兄弟多且村内通婚结成的姻亲关系，以及与朱姓同在村东头的地缘关系(村子以中央南北大街为界，习惯上被称为东头、西头，家族聚居格局与之多有重合)，亦可与孙分庭抗礼。投票当天票数不相上下，前两轮都是王稍稍领先，直到第三轮孙才胜出。

我没有找到当事人，不清楚他们为此次竞选究竟花了多少钱。问了一些村民，大家也只是说谁谁被请去吃饭，谁谁送了什么东西。我妈说，他们都打过招呼，投票前一天，王的弟媳(娘家就是本村王姓，与我家关系很好)送来十几个包子，千叮万嘱让我妈第二天一定去投王的票，我妈不知程序，就说：“你去跟他们说，我投王的票”，其实，我妈也不知道“他们”具体是谁。倒是在我爸(他户口不在老家，没有投票权)催促下才去草草投了一票，我爸的理由是：人家都说了好几次，还送了东西，不去投票不“好看”。以我的观察，父母的心理其实代表了大多数普通农民的心态。大家并不认为投票选举是为了选出一位能给村里办事的好干部，而是“选谁都一样，当干部还不是为了钱”，一点人情就左右了选择偏好。

普通村民一如既往的政治冷漠更加反衬出村主任竞选的“激烈”，长期平淡无奇的村庄政治也因这次选举终于在普通村民的日常生活中激起了一点涟漪。否则，大家终年辛劳于城乡之间挣钱养家，各自关起门来过日子，生活里只有“经济”和“社会”，哪有“政治”的半点儿影子。即便几位村干部，除了经常在大喇叭里发声的村支书和掌握公章的村主任，其他村干部基本上没有什么存在感，反正普通如我父母者，都说不清会计、妇女主任是何人，也搞不清支书跟主任谁才能合法掌握村委会公章(村公章被现任支书从村主任手中拿走)。以往的选举同样平淡无奇，一来基本没有竞争，二来村民大多没有积极性到现场去投票，要靠千般动员才能勉强达到法定人数。这次选举的“意外”，终于让村庄政治难得地精彩了一把，恐怕也会因其“空前”而成为村民长期的谈资，并最终成为村庄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吧。

之所以给激烈加上引号，是因为这只是村庄纵向对比上的程度差异，若是放到全国进行横向对比，老家这点事儿还真算不得什么，跟发达地区、城郊农村或资源富集农村动辄成百上千万砸钱买选票相比，简直小巫见大巫。去年在东部某省调查，据说上次村委会换届，候选人直接开车拉着整麻袋的现金挨家挨户派发，竞选期间村庄鸡犬不宁人声鼎沸，比春节还要热闹。其他农村竞选的诸多动机中，争夺村庄经济利益者有之，看重干部身份的潜在政治收益(如获选人大代表之类)者有之，纯粹恩怨纠葛的意气之争者亦有之，等等。在这些利益密集的村庄中，必然形成各种谋利机会。可是，家乡农村一直以来只是个很普通的农业村庄，集体资源极其有限，青壮年劳动力都跑到外面去挣钱去了，说明本地财富生产能力很低，哪有什么值得“拼命”去争的利益机会呢?

那么，村干部突然“吃香”，竞选突然热闹起来，究竟所为何故呢?

正是对这个问题的困惑，让我第一次有机会仔细思考了一下家乡这些年的变化，这些变化有的迅烈，有的悄然，放在一起琢磨，才发现其实是如此之深刻。其中有两个变化是最值得关注的。一是铁路建设和工业区建设，二是相当多在村经济能人的崛起。

铁路建设和工业区建设彻底改变了村庄的区位条件。家乡地处两县交界，距离县城直线距离近20公里，所在乡镇一直以来也是农业为主，没有什么工业基础。无论经济格局还是交通位置，都属于非常边缘的地区。2010年德大铁路开工建设，在村东2公里处设置客货车站，本县随即在火车站附近划定大工业区，规划面积10平方公里，其中化工工业园率先完成建设并已部分投产。这两大建设征用了村庄大量耕地，更重要的是土地征用让村民真实地看到了土地上的经济价值。面积测量、权属不清、财务漏洞以及工程承包商的好处费等都制造了可观的灰色利益流量。前任支书在任十年，最后还是于前年栽倒在贪污征地补偿款上。目前，大规模土地征用虽已暂告一段落，但火车站投入使用以及工业园二期建设等仍然存在巨大的潜在利益，加上征地补偿款中归属村集体的部分至今尚未使用，也难免让人产生一些联想。可以设想的是，三五年之内，若工业园运行顺利效益良好(当然不排除另外的可能)，家乡的区位条件将进一步变化，那个边缘化的利益流量微小的农业村庄或许将一去不返。

铁路和工业园建设还是村庄外部环境的变化，而经济能人的崛起则从内部改变着村庄的力量格局。我统计了一下，目前仅仅是在村子周围开办养殖场和木材加工厂的就有六七家，若加上在村从事运输、粮食收购、流动商贩等业务的更是有十几家之多，这还不算那些在外做生意但在村拥有土地和房屋，定期回村的人。如此算来，村庄内生的经济能人数量还真是颇为可观。更关键的是，这些经济能人以青年人居多，大多是八零后。而且，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许多目前还在外面打工的年轻人大多都有在未来某个时候回村的计划，考虑到家乡的年轻人很少有在工厂从事流水线作业的普工，而大多掌握一技之长，他们返乡创业的积极性也就不难理解了。换句话说，将来村庄的经济能人将会更多。即使目前在村的这些能人，他们对村庄的预期都是非常稳定的。同那些常年在外务工的人相比，他们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公私两方面动机都要更高。北方农村特具的竞争性氛围和合纵连横的政治生态，也为这些经济能人们介入村庄整治提供了社会基础。

另外两个有助于认识经济能人们政治参与的背景因素是：一是近年来村干部职业化加快，其主要表现就是村干部待遇的提高，除了在任期间工资待遇外(主职干部年工资在万元以上)，主职干部达到一定任职年限后可在退职后获得养老保险。二是与职业化相悖的村干部虚职化。职业化本为通过提高待遇推动村干部专心村级事务，可现实却是，村级治理目前基本变成应付上级各种检查，在村庄公共事务治理和提供公共服务方面毫无作为。换句话说，待遇增加并未带来工作责任的同步提高，而村庄治理资源匮乏导致的基层组织弱化又进一步加剧了村干部职务的虚化。普通村民虽然对公共服务有着极高的需求，却对村级组织不报多少期望，也就对村干部难以形成有效的舆论压力和监督。于是，当村干部变成一件非常轻松而又待遇可观的好差事，为推动职业化而采取的物质激励反倒进一步加剧了其兼业化程度。

目前还很难准确判断经济能人们政治参与的动机，毕竟，这次选举只是标志着他们正式参与的开始，一切还有待实践来呈现和检验。只是从目前村庄舆论来看，村民似乎对此评价比较负面，一般都认为竞选村干部的都是看中了土地征用和职务待遇中的经济利益。从我以往的调查经验来看，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是基本可以成立的。

总之，看来可以宣布家乡村庄政治新常态正式拉开帷幕了。

本文发表于《改革内参》2015年第10期，此为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