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新常态阶段的2015年首份经济答卷并不乐观。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一季度宏观经济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速降至7%，创6年来的最低水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季度名义GDP增速仅为5.8%，当前GDP缩减指数已经达到-1.2%，通缩风险不容小觑。而这一跌破贷款成本的名义增速也显示企业面临的资金压力空前加大，困扰微观主体活力的释放。进一步，从月度数据来看，3月份是一季度表现最差的月份，还很难说经济已经企稳或有改善迹象。  

当然，这也相继引发了又一个讨论，新常态下是否需要更多的稳增长措施？而采取何种措施才能使其有别于“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做到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三大目标的协调并行？

从近期鼓励资本市场、支持房地产信贷、允许地方政府债务置换等看似孤立的政策措施中，笔者发现，新常态下的新思路已经成型，即短期来看，以居民较低杠杆率帮助企业走出高杠杆困境，以中央政府的低杠杆现状缓解地方政府高杠杆的风险，而这也明显有别于以往刺激措施。从长期来看，一带一路、制造业2025、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互联网+行动计划等新增长点已然清晰，如能配合以国企改革、财税改革等关键改革的协调推进，方能走出一条不同于以往的新路。

一、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增长困局

具体来看一季度中国宏观经济数据，笔者认为，以下几点现象值得特别注意：

第一，名义GDP增速低于贷款利率，凸显企业资金困境。一季度GDP实际增速下滑至7%，创6年以来的新低。更加值得关注的是，从名义水平来看，一季度GDP名义增速仅为5.8%，名义增速低于实际增速，显示当前GDP缩减指数已经下降至-1.2%，警示当前中国经济正面临着通缩风险，而名义GDP同时也跌破同期贷款成本（6.83%），显示企业面临的成本压力空前加大。

第二，月度数据逐月走低，下滑态势未见好转，还未进入“常态”。具体来看，3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回落至5.6%，创2008年1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与此同时，当月发电量同比下降了-3.7%，也是2008年12月以来表现最弱的一个月。此外，1-3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放缓至13.5%，比1-2月回落0.4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放缓至10.4%，比1-2月回落0.2个百分点。种种迹象表明，3月经济并未实现止跌现象，反而更加低迷。

第三，房地产销售有所回暖，但投资仍然不容乐观。以往房地产投资被给予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重任，但自去年中国房地产业遇冷以来，不仅很长一段时间，房地产投资持续下降，也引发了上游钢铁、水泥等行业，下游家具、家电、装潢材料的低迷。

早前决策层出台了鼓励刚性需求与改善性需求的信贷政策，有助于消化库存，促进销售，3月房地产销售额同比为-1.2%，比1-2月-15.8%的增速大有反弹。截至4月12日，42个城市房地产销售环比提升12%显示，房地产销售回暖迹象越加明显。当然，考虑到人口结构的转变和库存消化压力，期待短期内房地产投资与开工回升，进而支持经济增长的想法可能不切实际。短期内房地产投资仍然持续下滑，1-3月降至8.5%便是佐证，也凸显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的迫切。

第四，汽车销售拖累零售数据。3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放缓至10.2%，较1-2月下降了0.5个百分点。其中，汽车消费同比增速从1-2月的10.8%大幅下降至-1.3%月，拖累消费增长。当然，伴随着房地产销售的回升，3月装修材料和家具销售同比增速分别达到21.2%和20.3%，比1-2月分别提升8.7和7.9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占零售总额8.9%的电子商务零售增速加大，同比增长49.7%，显示了互联网消费的强大生命力。  

二、新常态下的政策应对方式转变

从一季度成绩单不难发现，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仍然面临较大压力。与此同时，今年决策层对改革的推进仍将加快，新常态下如何做到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三大目标的协调并行？

可以看到，在一季度经济数据发布前夕，李克强总理组织召开了一季度专家和企业界负责人座谈会，通过会后发布的会议纪要来看，笔者已经明显的感受到了决策层稳增长的政策信号。这包括短期来看，更多基建项目有望加快，包括通关便利化等更多稳出口的政策也将出台。

作为政策配合，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或有可期。其中，货币政策方面，考虑到当前低增长、弱增长与高利率局面，常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仍然可用，预计进一步降息、降准仍然多次采用，预计本月降准50个基点。而财政政策方面，财政支出也将有所加大，扩大财政赤字，落实结构性减税和清理，盘活存量财政资金等多项具体措施都将陆续落实。

当然，对于上述情景，市场有担忧与疑虑出现，即如果经济下滑引发新一轮稳增长政策，这究竟与当年的“四万亿”有何不同？在笔者看来，一个明显的不同在于当前诸多措施并非临时出台，而是早有储备，即政策工具箱，当经济下滑超出预期之时，选用既定政策储备如降准降息，加快项目进程等等，以达到政策托底的目的。

更加深刻之处在于，中国政府正在通过看似孤立的政策已达到重塑各部门资产负债结构的尝试。例如，政府负债较高一直是外界担忧的焦点，但其实，中国政府部门的整体杠杆率不高，只是结构性问题突出，即中央负债过低，而地方政府债务隐性化风险较大。结合目前地方政府债务置换范围的不断扩大，我们看到，政府正试图通过提高中央政府债务杠杆的方式，为地方政府降杠杆做好准备，也可以化解银行对地方融资平台可能或潜在贷款坏账风险，变相地对银行进行了注资，有望实现化解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和银行坏账风险，防止财税改革造成财政悬崖与重创实体经济。

此外，当前资本市场与经济走势出现明显背离，引发广泛担忧与猜测。在笔者看来，上述背离让我们无法忽略政府在其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其实，对于当前资本市场的盛宴，政府不仅表达了欢迎的态度，更不断强化与引导市场预期，助长了本轮牛市的出现。结合房贷优惠措施的出台，这些看似孤立的政策背后，体现了决策层一边帮居民加杠杆，一边帮企业降杠杆的意图。而众所周知，当前中国居民杠杆率较低存在加杠杆空间，同时，企业杠杆率较高也孕育较大风险。借助上述尝试，或许不失为化解经济主体风险，帮助中国经济走出低迷的新的尝试。

当然，从长期来看，若要实现中国经济在新常态阶段的平稳增长，即五年之内保持6%-7%左右的增长，也实属不易。因此，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快推进改革以释放活力确有必要。对此，决策层提出了发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互联网+行动计划，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等新战略。而若要帮助新经济增长点出现，国有企业改革，财税改革更是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