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止到接收新意向创始成员国的日期，一共有52个国家申请或表示愿意加入中国创办的亚投行，坦率的说，恐怕连倡议者本身也似乎没想到会有如此众多的申请加入者。如果能够更客观的看待亚投行的成立和未来，“羊群效应”也许就不会表现的如此明显。
　　亚投行本是突破国内改革瓶颈的被动之举
　　理解亚投行的成立，首先要理解当下中国和亚洲的经济发展背景。看清楚了这个背景，就会知道亚投行的成立，以及“一带一路”的提出有更多的被动成分，而并非是为了主动挑战和打破世界的金融乃至政治格局。
　　从中国内部看，改革开放之后的30多年里经济发展成绩卓然，经济总量已经是世界第二，而且积累了将近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快速增长得益于两条路径：一条是由于土地、人力资源的低成本带来的出口部门兴起；另一条则是依赖于政府投资，也即通过基础设施的建设大大撬动了GDP的增加。
　　可是，这两个发展路径却在最近的10年里遭遇到了不小的挑战：先是次贷危机削弱了外需，接着是国外投资开始向人力和土地成本更为低廉的东南亚转移，中间伴随的则是投资主导型经济带来的生产过剩。这一切因素造成了所谓目前经济的“新常态”。而“新常态”本身，不过是中国经济发展遇到了瓶颈的另一种表达。
　　由此，对于下个10到20年的发展战略，便是在国内推行“新型城镇化”，在国际上倡议“一带一路”。实际上，“一带一路”战略本身，就是试图将过去中国30年的发展经验在更广的地域内复制，不仅在国内继续投资建设新城镇，还在发展中的其他亚洲国家、乃至欧洲发达国家建设基础设施、公共工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内过剩的生产能力能够在国外的项目中消化吸收，这与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方案逻辑一致。
　　其实，消化国内过剩产能，除了出口生产能力之外也并非没有其他的方式，比如调整自身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主动提振国内消费。可是，做到这一点足够难，“经济结构调整”这六个词似乎是每一任政府的改革重点，可是每一次都被迫回到了投资拉动经济的老路上。
　　如果把视角转向上述的背景，就可以解释这些宏大的布局和战略为什么正好发生在这个时刻，因为它对应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此刻所面临的现实——即如何将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持续下去。
　　从中国外部看，根据亚开行的估计，亚洲国家每年的贷款需求为8000亿美金，可是，经济学里所讲的需求是有购买能力的需求，而不是贷款意愿本身，亚投行如果以为之提供购买能力为逻辑起点，恐怕也只是杯水车薪。况且，亚投行能够吸引多国加入，经济上的预期收益是一个主要诱因，这当然已经不错，但也并没有上升到为亚洲区域提供全面国际公共物品的情怀和高度。
　　亚投行背后的观念冲突
　　52个意向成员国中有30个为亚洲国家，欧洲国家也较多，8国集团中除了美、日、加拿大外其余5国申请加入。那么，亚投行本身似乎是想兼具价值共同体及利益共同体为一身，为一带一路战略提供全面的支持，可是，随着欧洲国家的加入，亚投行也许只能形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
　　亚洲国家希望加入自然是容易理解的，至少他们能从亚投行中更多更容易的拿到项目贷款，亦有助于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其中值得关心的是为何英、法、德、意、以色列不顾及与美国的盟友关系申请加入。
　　美国不愿意加入亚投行，不仅是出于经济利益原因，还有意识形态的考量。目前而言，美国仍然拥有世界最强的经济与军事力量，也在全球范围内提供了最多的包括“维和”在内公共物品，即便这些公共物品不尽令每个国家满意，但美国仍然深深的抱有世界领袖的心态。
　　作为这个心态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对自己所持价值观念的坚持和输出。亚开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是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金融组织，他们当然深深的打上了美国的价值观的烙印——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但是要附加资本账户开放、严格产权标准、项目公开透明、较高的用工标准、较高的环保要求等等条件，而严格执行这些条件，反而可能成为了当地经济快速增长的阻碍。正如秦晖所说，低人权作为一种优势可以为快速资本积累提供条件，而美国恰恰在这一点上对中国颇有指责。
　　而以英国为首的传统欧洲国家早就失去了世界领袖的地位与心态，不像美国所表现的那么理想主义，他们采用了更为务实的做法，既然中国的经济增长如此迅速，多一种总比少一种选择好，即便没有触手可及的好处，可加入亚投行又能有什么损失呢？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让他们确信参加亚投行可以获得经济收益，即便这可能会影响英美之间的关系。这也就是为什么英国外交部反对加入亚投行，而英国财政部却支持加入的原因。
　　英国的加入，正成为了欧洲国家多米诺骨牌中的第一个。
　　作为利益共同体的前景不容乐观
　　亚投行虽然在利益共同体的宏观概念上比较成功，也已经吸引了诸多国家的加入，运作规则也正在讨论，可是在具体的项目操作方面却并没有太多细节，还需要中国付出更多的努力。
　　在亚投行主要支持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里，包括有铁路、公路、管道、电力、通信和港口。基础设施的特点便是需要前期的巨大投资，盈利周期特别长，但是一旦能够开始盈利，其回报便会非常稳定。对中国而言，30多年的经济增长自然积累了很多建设基础设施的人力、物力和资本基础，但是要走出国内还需要通过诸多考验。
　　正因为基础设施的盈利周期较长，所以需要贷款国家的长期的经济、社会及政治稳定。基础设施不完善、经济比较不发达的国家恰恰在经济、政治、社会方面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他们对资金的需求迫切。能够做到经济、社会稳定的国家又对贷款需求不是那么迫切。也就是说，在这个市场上，天然的存在着部分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因此，亚投行需要各个国家一起设计出良好的运行标准和规则，能够对贷款项目做到合理监督和有效约束，但这其中牵扯诸多利益博弈。
　　另一方面而言，中国的企业在外投资还需要努力融入当地文化，适当的把握宣传自己的文化。尤其是当走出去的企业是央企、国企以及政府支持的企业时，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当地居民多半会将其视作国家行为而伴有质疑乃至敌视。即便是在国内，基础设施开发和建设时仍要面临与当地居民的争议和纠纷，在国外就更加难上加难。软文化做的不到位，往往会造成糟糕的冲突性后果。
　　之外需要十分谨慎的一点便是高铁的出口，虽然它是一带一路战略以及亚投行支持的重点项目。正因为其重点，所以需要谨慎。原因之一是高铁的盈利能力需要进一步的检验，它的盈利需要人口相对密集以及人口收入的较高水平，这在亚洲发展中国家很难做到。第二，如果是在国内建设高铁，即便高铁亏损，它所能带动的其他产业增长的收益也留在了国内，而在亚投行的框架下则面对了其他国家的竞争。
　　即便将亚投行视作一个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公共物品投资银行，即便亚投行除了经济发展目标之外还有其他社会文化目标，但长期的亏损并不符合银行的运作逻辑。因此，要让大家看到亚投行的好前景，至少需要在初期的支持项目中注重盈利能力，才能体现出作为利益共同体的凝聚力，否则，通过亚投行进行后续的资本和产能输出便会失之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