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月11日美国《华盛顿邮报》以《没有腐败，中国经济体系能否运行》为题刊文，将中国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与反腐败运动联系起来，认为严厉打击腐败减弱地方政府官员寻求经济增长的积极性，使官员倾向于“不犯错误”，而不是“做出成绩”，割裂某些商人与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大幅减少奢侈品、高档餐饮的消费，进而对中国经济增长带来负面的影响。
　　然而，从理性的角度考虑问题，中国目前经济增长放慢有其客观原因。因为，在连续30多年的高增长以后，环境污染、人力和其它生产要素成本提高、经济结构扭曲，中国不可能继续保持两位数的高增长。所以，反腐斗争与经济增长放慢不一定有必然联系。
　　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尽管7.4%的增长速度不如前几年的两位数增长。但是，这个增长速度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已经是最好的成绩。
　　因此，关于“反腐是否会影响经济增长”，我们有必要用科学、综合、长远的眼光看问题，分析问题。
　　我们研究表明，腐败程度会受到反腐力度的影响，反腐力度加大，腐败成本也加大。长期来看，持续高强度的反腐能遏制腐败的滋生。因此，可以通过研究反腐力度这一外生的政府决策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另一个侧面重新审视腐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我们将腐败程度、反腐力度以及两者之间的交叉项引入内生经济增长条件收敛模型，假设腐败程度在短期内不发生变化，使用动态面板数据差分方法，对2000年至2014年中国各省反腐力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性研究。我们的实证结果表明，反腐斗争，在短期内也许会对经济增长造成一定的影响，但长期来看，却对经济增长有利。这一结果，与习近平的论断，不谋而合，绝对不是一种巧合。
　　我们认为，反腐斗争在短期内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经济增长，是因为许多官员还没有适应“新常态”。也有一些官员已经腐败，害怕被调查而采取一切办法“不作为”，或者故意“乱作为”，从而导致一些必须做的事情没有做，或者没有做到位。
　　另外，“八项规定”、反“四风”、高压反腐斗争的深入，使许多服务行业，尤其是侈靡的服务行业,大大降低了，从而多多少少影响到了GDP的增长。
　　但是，我们如何看待这些“高端服务”，“色情服务”和“腐败服务”对GDP的作用呢？首先，这样的服务对民生没有什么好处。其次，这些服务萎缩，有利于中低端大众服务行业的健康发展，推动GDP长期、稳健的增长。
　　我们不能因为短期的一些“消极”现象，就得出反腐不利经济增长的荒唐结论。因为，短期、局部影响是整个故事的一个小部分。反腐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经济增长，这是因为反腐斗争打破了既有的经济社会生态，而新的体制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的缘故。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后来，习近平提出“四个全面”，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作为中国共产党今后的治国方略。也就是说，习近平不仅强调反腐，他更强调法制建设，更强调民生和从严治党。
　　在增长压力面前，中国政府信心强，目标清楚，实现目标的手段明确, 是中国政治稳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有了改革的信心, 有了体制机制建设，就能使反腐斗争达到最终提高共产党治国的信心和能力，就能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支持。如果加上工资制度改革，用人和提拔官员的制度改革，加上政府治理体制的改革，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保护个人的财产，腐败在中国今后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下,将越来越没有市场，越来越对经济增长不起任何作用。
　　“大道至简，有权不能任性”，“法无规定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新一届中央政府通过简政放权,减少政府审批权限，不仅可以为企业和个人松绑，也可以提高政府的治理效率，进一步降低腐败，这些都是“新常态”下的体制机制建设。
　　正因如此，从长远的角度看问题，反腐斗争会逐渐使市场自由竞争取代腐败活动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因此，只有减少腐败行为的发生，才能促进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我们的敏感性分析表明，只要把目前的腐败程度降低一半，反腐斗争就会刺激经济的长期增长，这是我们研究的重要发现。
　　同时，反腐斗争，降低腐败程度，也有利于社会公正、公平和政治稳定，有利于提高老百姓的幸福指数，而这些有利方面，却无法通过现有的数学模型来估算。
　　我们的研究结论明确反对片面强调腐败会对经济发展起到“润滑剂”作用，进而简单的认为“反腐败运动会对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的观点。我们的实证研究证实了存在一条通过反腐行动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最优路径。
　　作者：英国诺丁汉大学经济学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重庆市首席经济学专家 姚树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