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的政治走向落鳳坡，林毅夫世行上任两年多展示中国经济学家特有的魅力。林张两人的沉与浮透视了中国学术和政治之间的博弈谜团。从他们身上，人们可以学到许多有价值的人身哲学。
张维迎把博弈论推广到中国，自己却被中国的政治体制和他的众多对手彻底博下了落凤坡。他的经历证明，在中国，要同时当好一名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是件超越普通人类的事情。张维迎做为经济学家应该是出类拔萃的，也是难得的。做为政治家，他是彻底失败的。他并不能适应于尔虞我诈的中国官场。在当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的4年里，他遭受各种无情的打击和诽谤，才50岁不到，满头皆白。
与张维迎不同，林毅夫平静为人。在学术上他磨刀砺剑，用精湛的学术成果赢得中外同行和政界的推崇和尊敬。政治上，他采用‘无为而治’的策略。在中国，除了守住他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山头，把它做大做强，他从来不愿意进入中国的官场。应该说，林毅夫的这种大智慧才使他终于修成正果，在中外经济学界创造了人人皆知的佳话。
说起来，林毅夫和张维迎都是我20多年来的好友和熟人。
第一次认识林毅夫是1987年冬。那年，他刚从美国回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我刚开始在曼彻斯特大学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由于老师的介绍，我到北京拜访他，向他学习如何做博士，如何做好学问。
初次见面，林毅夫对我非常好。他跟我说做学问，一定要有理论基础，同时必须结合实际，要把研究成果应用于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做数学模型不能只是为了做模型，而是如何用模型来解决实际的经济问题。他当年还年轻，在中国还没有人知道他是谁，而我却从他的谈话中得到了启发，影响了我后来的学术道路和研究风格。
林毅夫不仅学问做得好，为人更好。也是我和他初次见面的时候，因为当时火车票很难买，我和新婚的妻子在北京买不到去广州的火车票。他知道后，专门利用他在国务院的关系为我们搞到了两张，并在大半夜亲自把票送到我们住的宾馆，真是终生难忘。相对于当时中国社科院的两位高官，林毅夫真是做人的典范。我在英国义务为那两位社科院高官当了一个星期的翻译，到了北京本想找他们要点资料，可他们连面都懒的见！一种是过河拆桥，一种是雪中送炭，同样都是人，品质却有天壤之别。
第一次见面以后，我和林毅夫有了20多年的交情。我一直把他叫做林老师（我看到姚洋和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许多人都管他叫做林老师）。这不仅仅是他学问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他为人好，实在和低调。
去年，我领导的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第一届本科生毕业，他还专门到诺丁汉接受名誉博士学位，并参加了我们第一届学生的毕业典礼。那届学生只有9人，我们学院今年本科生招收人数猛涨到94人。我有今天的成绩，和当年林毅夫对我的帮助不无关系。
我认识张维迎是1990年。那年，我是他的博士导师DonaldHay的博士后研究员。有时，为了逗人家乐乐，我开玩笑说大名鼎鼎的张维迎是我的‘师侄’，听起来有点不自量力，但也不是空穴来风。
有人经常在网上说张维迎的牛津博士学历是假的。我完全可以证明，他的牛津博士身份不假，但是，他的博士导师确实是DonaldHay,而诺贝尔奖得主JamesMirrlees从牛津转到剑桥之前可能也指导过他的硕士论文。
认识林毅夫和张维迎并不是我今天写这个博客的主要原因。今天的冲动，主要是林和张两人同时进入我的听觉和视觉。在《财经频道》看到林毅夫的专访，在《财经网》看到蔡鸿宾接替张维迎成为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看了这两道消息，为林毅夫感到骄傲和自豪，为张维迎感到可惜和同情。
林和张有许多惊人之处。可以说，在中国找几个省长易如反掌，找一个林毅夫却很难。在中国找几个市长容易，找一个张维迎很难。
林和张都是当今中国难得的经济学家，尽管他们也经常遭人批评，非议，甚至是故意的诽谤。例如，邹恒甫对张维迎就很不公平，还有许多对他不公平的人，包括故意诽谤其学位造假，等等。
林和张都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的创始人。1994年林毅夫从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转移到北大创建CCER，海闻，易纲，张维迎同时加盟，张维迎成为中心副主任，曾经是林的得力助手和同事。
林毅夫的最大优势就是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在世界顶级的经济学杂志，如《美洲经济评论》，《政治经济学》，《经济发展和文化变迁》等杂志发表非常有影响力的论文，率先把中国的经济改革经验传播到西方。
林的文风和中国许多留美的经济学者的最大不同就是他经常把理论和经济政策联系起来，使他的文章不仅在理论上有较大的贡献，在经济政策上也有很直接有效的意义。大多数中国留洋的经济学者擅长数学和计量方法，而他们的论文多半没有太多实际应用价值。正因如此，林毅夫在‘主流’经济学杂志的文章数量上可能比不过以钱颖一为代表的‘数量派’经济学家，但他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却具有其他经济学家无法比拟的贡献和影响力。
张维迎在国外‘主流’经济学杂志的文章并不多，这是他比不过林毅夫，甚至是其他海派学者的地方。但是，张维迎的很多文章对中国的经济改革非常有现实的意义，他也为西方经济学推广到中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应该说，他的贡献比许多经济学家大得多，对中国政策的影响也显而易见，这是邹恒甫，钱颖一等‘数量派’学者所不及的地方。
2002年，张维迎和海闻同时当上了北大的校长助理，后来刘伟也当了校长助理。这已经是北大对经济学的高度重视了。海闻和刘伟先后都当了副校长，而张维迎却连光华管理学院院长都保不住。从北大的这几个人事变动情况来看，中国的学术界，甚至连北大这样的顶尖大学都高度的政治化。因为，如果光从学术的角度，三双海闻和刘伟都比不过林毅夫或张维迎。但是，由于海闻和刘伟不仅有一定的学术造指，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政治情商’奇高，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中国经济学家‘政治情商’高的还有易纲和朱民等等，他们都是留美派的杰出代表。
与海闻和刘伟相比，张维迎更不适合在中国从政。像张维迎这种人的还有原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的李垣。他们是改革的倡导者，但是他们第一没有后台，第二太过率直，太过急躁，不具备中庸之道。他们在赢得许多崇拜者的同时，在为中国的教育改革和经济改革做出杰出贡献的同时，把许多人给得罪了。
林毅夫不仅学术上超过张维迎，他同时学会了中国的中庸。他原来的手下，海闻当了北大的副校长，易纲当了央行的副行长，他自己一直是一个处级干部，也就是CCER的主任。如果没有世界银行行长看中了他，在北大，他的政治地位恐怕连张维迎都不如。
总之，林毅夫和张维迎是中国非常成功的经济学家。但是，他们在中国都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张维迎已经下台了，这兴许对他是一种解脱，他可以把更多的时间用于做研究，从此不用再招太多的人身攻击，我也希望他能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有更多更大的贡献。
林毅夫上去了。他上去，是中国人的娇傲。因为外国人看中他，等他期满回国，他的待遇和影响一定比张维迎大得多。在中国，没有政治地位，学问做得再好，人们还是会看轻你。再好的观点和主意，人们，尤其是政府官员，一定不会重视。因此，在中国真正有作为和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政治情商一定要高。回顾起来，如果不是世界银行，林毅夫的名字和他对中国的影响恐怕永远都不会发挥到今天这个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