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人类社会比喻为地球上的一棵大树，那么城市就是这棵大树的年轮。城市记录人类思想、情感与成长过程的所有片断。一代又一代人在我们居住的这个星球表面来去匆匆，只有城市仍然屹立在世界的各个角落。

城市文明是中国文明进入世界四大文明体系的奠基石，中国历史的投影与缩影集中于历代都城。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也拥有世界上最年轻的城市。中国是一个城市文明古国，也是一个城市文明被破坏的古国。中国城市经历无数战乱与天灾人祸而延续存在，城市生命力的基因凝固于中国文化的自主体系。

城市“发展”词组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这是一个极具中国时代精神的时尚术语。“发展”是城市进步的硬道理。同时，我们必须考究城市发展的软道理。

城市面临重重危机

来势迅猛的“现代城市硬件”的冲击前所未有，城市发展开始出现一系列危机———城市模式的雷同性日趋增强、城市文化的差异性逐渐模糊，趋于沉重的交通负荷压力降低了城市运行效益……

欧洲18－19世纪的“工业革命”使人类开始大规模离开乡村流入城市，蒸汽机、地铁、汽车、电梯、电灯、电话、电影、抽水马桶以及装配式建筑改变了世界城市的布局及其命运。

现代城市理念在“工业革命”时代萌生，城市开发模式在“工业文明”四大原则（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基础上渐变形成，城市规模随工业区扩大而急速膨胀。欧洲与日本在“城市硬件”方面率先受惠于“工业革命”系列成果，城市现代化发展程度领先于世界。

未能经受200年“工业革命”洗礼的中国城市与其说是在20世纪末叶20年期间快速接受了“工业革命”的成果，不如说是突然受到“工业革命”成果的冲击———从地铁到高速公路、从集装箱到超级市场、从地下车库到购物中心……来势迅猛的“现代城市硬件”正在改变中国人的心态及生活与工作方式，对于传统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的冲击程度前所未有，人们的价值观与行为模式也在发生激变。与此同步的城市发展在“普及”、“深入”与“交织”的过程中开始出现一系列城市危机———城市模式的雷同性日趋增强、城市文化的差异性逐渐模糊，趋于沉重的交通负荷压力降低了城市运行效益……

面对多元文化的内外渗透以及社会各类组织的多重整合，城市规划、城市开发以及城市管理的“盲区”与“误区”与日俱增，城市控制、城市管理如何从系统上予以敏感而又切实的应对？城市高层几乎束手无策。

如何面对前车之鉴？中国城市现状是否正在重蹈发达国家覆辙？

当以网络时代为标志的新“科学革命”将全球城市连成一体之际，中国城市开始跻身世界城市之林，信息与生活开始同时在同一地平线上流动……此时，在世界城市背景下，在强调硬件经营的城市开发过程中，面对无数困惑与危机，我们应当更为冷静而又清晰地思考关于城市发展的另一个基本层面：全球经济一体化，决不是全球城市一体化；中国城市发展与危机同步，从根本上处理与应对危机并不仅仅依赖“硬道理”，还需要立足于城市思想与战略的“软道理”。

“城市流行病”蔓延

各类城市“大动作”尽管被媒体炒作得五光十色，但是高成本、低效益的城市开发结局几乎很少予以冷静反思与检讨。其中，危害至深的首要城市问题是跟风的“城市流行病”。

20世纪末叶，毋庸置疑，中国城市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从国家到城市、从环境到资源、从自然到文化也都为此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

不少关于诊治“城市病”的应对政策以及整治城市环境的应急措施，尚未从根本上把握城市发展的命脉与文脉。究其原因，与过于注重各项“经济指标”叠加而成的政绩，或者一知半解地追逐装点表面化的重点项目不无关系。各类城市“大动作”尽管被媒体炒作得五光十色，但是高成本、低效益的城市开发结局几乎很少予以冷静反思与检讨。其中，危害至深的首要城市问题是跟风的“城市流行病”。

20世纪80年代初，深圳推出旅游项目“锦绣中华”，于是，雷同或类似“锦绣中华”项目在各地纷纷上马，结果昙花一现，绝大多数中途夭折或最终倒闭。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仿古一条街”风行全国，假古董盛行，扭曲传统与地方文化，至今留存非常有限。

20世纪80年代后期，模仿美国硅谷开发模式，许多城市的高新技术园区均以“谷”命名，诸如“光谷”、“天堂硅谷”等不一而足。

20世纪90年代初期，“广场风”几乎刮遍全国；更有不少中小城市不切实际好大喜功建大广场，内容大而空、形式大而无当，劳民伤财。

20世纪90年代后期，“新天地”

在上海旧城改造进程中问世，随之各地类似或雷同“新天地”的项目风起云涌，似乎评价城市旧区改造的成败仅仅需要以与“新天地”的仿制距离来衡量。

20世纪与21世纪交替之际，“大学城风”遍及南北，攀比规模，唯恐落后。对于大学迁址以及规模扩大通常搞“拉郎配”以及“快速扩张组合”，而没有对大学本体的教学与研究实际需要进行前期必要论证，导致一些大学战线过长，管理失调，出现系列困境。

21世纪初，“会展中心热”在一些城市有增无减；会展中心确实利用率高吗？在运营成本上确实可以实现自给吗？结论仍然不明朗。其实，多数已建成的会展中心闲置率高，需要政府巨额财政补贴。可是有谁曾经向纳税人说明这些城市财政的隐忧呢？

CBD（城市商务中心区）旋风目前仍在席卷神州大地，许多城市都在比拼，竞相建设引以自豪的标志性CBD；与其同步的“流行病”是从北京传出的SOHO热，从项目商业策划、规划直至上级主管审批，无不以挂上SOHO为现代标签；

中国地域文化与经济状况存在明显差异，每一座城市接受“CBD”概念的规划与发展模式应该有所区别。20世纪90年代，某大城市有一个军用机场交给地方，城市有关部门决定以此机场基地开发“CBD”。在项目论证阶段，有学者提出：“如果我们作出对立思考，在这个机场不开发‘CBD’，而是逐步开发成一个‘城市森林公园’，对于改善城市居住生活品质不是更为适当吗！本市人均绿地拥有率在全国城市之列偏低，机场周边皆为居住密度高的街区，如果这里有一座‘城市森林公园’，将会卓有成效地提高城市整体性居住环境品质。”

目前，对应于市区所留存机场如此大规模的“宝贵空地”，中国城市决策者关于城市发展的习惯性思路是将“空地”变成效益高的房子和商业广场，几乎没有人愿意去建什么“城市森林公园”！甚至会嘲笑提出“城市森林公园”建议的学者是多么天真和“缺乏商业头脑”！

此外，“大剧院热”、“市政中心迁址热”与“标志性建筑热”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城市管理者的工作重心及政绩重点往往是那些显而易见的重点项目……

“城市流行病”与“跟风热”的根源在于缺乏具有独立思考的独特城市发展战略，思维模式与决策途径仅限于“硬道理”。首先是打造张扬性的城市排场“规模”与“表象”，沉溺于不切实际的发展浮夸风，制造了一系列“豆腐渣工程”与“破坏性开发项目”；一味追求“城市规模经济”，却在本质上忽视了“城市生存空间品质”。

反思中国城市发展过程遭遇“流行病”所产生的系列病状及后遗症，病根在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对于城市发展前景预测不足。当时，我国极其缺乏既具有国际视野又熟悉国情的城市战略家，以致在全国城市发展起步阶段所制定的关于城市发展政策没有国家城市文化发展战略的配合，对于各地城市文化的保护与延续尺度缺乏系统科学的定位。这样，也就失去了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及80年代初期城市发展起步阶段控制城市规划、控制国家土地资源、控制城市开发尺度、控制城市生活环境的良好时机，等到城市问题成堆、“城市病”积重难返之际，才开始推出各种应急与补救措施。

可是，城市建设的“地表时间痕迹”太重！

山挖了、树砍了、屋拆了、湖填了、路堵了、楼炸了、人走了，不少城市失去了应有的文化内涵和宝贵的历史魅力。

这是一个时代的遗憾，也是一个历史的见证。

时光倒流中思考城市

世界上存在不少城市电视塔，但却只有一座龟山！如此拥有两江交汇、两山相峙山水自然景观的城市中心举世无双，可以基于一千条理由将电视塔选址于龟山之外的适宜地点，但是却没有一条理由以一座电视塔而破坏龟山的自然景观。

在一个拥有两千多年文字记载历史的文明古国，时光倒流的思考方式是中华民族的本性。

在历史进展的任何时刻，“怀旧”与“反思”并非倒退与复古，而恰恰是温故而知新的途径。当这个时代，城市发展的速度过快而简直来不及沉思之际，适时将审时度势的基点退回到一个特定的历史性时刻，或许可以获得新的见解与启示。

其一，深圳的故事。

让历史画面的“蒙太奇”回到1980年———中国城市百废待兴，改革开放的号角呼唤城市现代化的春天。1980年2月，上海滩春寒料峭，笔者参加了同济大学城市规划教研室当地一次重要会议，讨论北京某院提出的“深圳经济特区规划”。

深圳！一个震撼人心而又充满神秘色彩的地名。尽管在当时的中国地图上还找不到这座“城市”的准确位置，但是“特区”所带来的陌生而又新鲜的直觉激起心中南国新城空间想象力的千层浪花。

一张79cm×92cm的“深圳经济特区规划”总平面图挂在墙上，拘谨的街区路网从宝安县城与香港接壤的罗湖火车站向周边有限地延伸，作为现代城市的若干基本功能节点与社区显然被省略或被忽视。当时，徐循初教授指出：“千万要注意特区发展过程中汽车快速增长的趋势，一方面需要新建筑配置地下车库或地面停车场，同时则需要考虑作为城市主干道的交通流量及其适应可持续性发展的备用条件。”陶松林教授就城市中心规划定位提出良策：“未来的深圳特区将主要朝什么方向发展？直接关系到城市中心区定位；目前的选址应该与未来城市社区格局的重心适当吻合”。阮仪三教授的意见十分明确：“作为特区的新城区开发应该与保护宝安县城旧城区有机结合，务必保住特区城市文脉的根……”

20年后，作为深圳特区城市文脉的“根”———宝安县城这座当年边陲小镇的旧街区几乎荡然无存；城市中心区转移至福田，罗湖区由于“停车难”而似乎出现衰退迹象……

从“深圳城市现象”可以看出：作为一座“特区城市”的发展，尽管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已经开花结果、枝繁叶茂，可是作为解释与见证这座“特区城市”发展的软道理却显得相对薄弱，仍然需要历史的积累与文化栽培。

其二，厦门鼓浪屿的石板路。

1979年初夏，我第一次到厦门鼓浪屿作建筑测绘。光着脚丫踏上小街高高低低、弯弯曲曲的石板路，仿佛身心贴近大地，感受到鼓浪屿海岛石筑的自然生活情调。这是永远难以忘怀的大海之恋，每当想起鼓浪屿，首先就会想到岛上异国风情建筑与相思树之间那一条条深深地蕴含人性尺度的石板路……

建设一座城市，事实上是营造一个地方居民的生存方式与生活氛围。19世纪中叶以来，由于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导致清政府“五口通商”的历史背景，鼓浪屿开始形成一个拥有欧洲生活情调的海岛社区。尽管建筑风格是欧洲舶来品，但是建筑材料和铺满街巷的天然石板却是来自本地。这是一种历史见证，也是厦门城市编年史的一页。

2003年再次去鼓浪屿，当年的小街石板路已经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块块规整平淡的水泥板。天然石板与人工水泥板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质感，也是两种城市美学意识及其审美价值观的体现。如果当年遗存的环境典型元素被随意更改，鼓浪屿还会是我们记忆中难以忘怀的鼓浪屿吗？！

其三，江城武汉的眷念。

1966年，我第一次到武汉，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大最美的城市。长江与汉水在武汉汇合口的西侧与南侧，龟蛇二山拔地而起、隔江相望。毛泽东生前非常喜欢武汉的山山水水，曾经满怀激情写下“龟蛇锁大江”的壮丽诗句。

20世纪90年代，一座电视塔突然在龟山顶傲然屹立。顿时，龟山的整体视觉尺度降低，显然，龟蛇二山已经难以“锁”大江！据当时武汉有关报道，电视塔主管部门认为：“电视塔选址建在龟山顶完全合适”。城市规划专家却持有不同见解：“龟山顶如果建电视塔，将会破坏作为山水城市武汉的天际轮廓线。电视塔决不能建在龟山顶，需要另行选址。”结果，城市规划未能制约电视塔主管部门的决定，龟山被压在高高的电视塔下，留下历史的呻吟。

这种现象曾一度在中国城市具有相当普遍性：“与天斗、与地斗，重点工程破坏自然环境理所当然”；“领导讲话重视城市规划、领导批示否定城市规划”———无疑，电视塔凌驾于龟山顶正是武汉的一大历史遗憾！

一次梦境：汉阳龟山顶上的电视塔被三架直升机整体吊装移位至沌口，龟山恢复原景，晴川沥沥、芳草萋萋，碧空远影、大江东去。一位武汉建筑界学友对我说：“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真希望龟山能重现本来面目。”

众所周知，世界上存在不少城市电视塔，但地球表面却只有一座龟山！如此拥有两江交汇、两山相峙山水自然景观的城市中心举世无双，可以基于一千条理由将电视塔选址于龟山之外的适宜地点，但是却没有一条理由以一座电视塔而破坏龟山的自然景观。

城市发展的软道理

道路、通讯、能源、环境工程等基础设施标准和规范必须与国际接轨；民情风俗至生活方式、建筑风格至城市景观、建筑材料至环境细部、人文资源至旅游景点务必注重地方特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城市必须积累形成与其他城市的差异性，有区别才能存在。

全球经济一体化、国际分工与协作、生活空间品质、地方文化特色逼着中国城市进入21世纪世界城市发展的“十字路口”。

“环境”、“交通”、“产业”、“风格”成为中国城市进入21世纪发展所面临的战略问题焦点。截至目前，中国城市发展战略的困惑基点是“城市文化危机”、“城市定位模糊”以及“城市环境隐患”。其根源在于城市思想领域荒芜，民族思维方式的劣根性将城市决策潜移默化，以“随大流”和“跟形势”的中庸心理扼杀了独立思考的软道理。

可以这样认为：目前城市发展现状的无数遗憾正是缺乏软道理支撑所造成的系列“开发性破坏”与“破坏性开发”。

面对遭遇系列“开发性破坏”与“破坏性开发”的城市局面，中国城市首先必须明确与城市“软道理”相关的基本概念，需要从根本上懂得什么是“城市文化”、什么是“城市文脉”？什么是城市的“文化战略”？城市的“根”究竟在哪里？城市最有文化价值的“城市元素”是什么？你所在的城市与其他城市的“文化区别性”何在？城市规划的“文化主题”是什么？城市的文化如何接受历史的检验与“清算”？

今天，我们需要站在21世纪的时代台阶上考究城市发展的“软道理”：

一、城市硬件国际化、城市软件地方化。道路、通讯、能源、市政、环境工程、城市信号标志等基础设施标准和规范必须与国际接轨；民情风俗至生活方式、建筑风格至城市景观、建筑材料至环境细部、人文资源至旅游景点务必注重地方特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植根一方城市的生命。城市必须积累形成与其他城市的差异性，有区别才能存在。

二、文化擦亮城市面孔、思想决定城市战略。城市之间在经济、科技等所有领域的竞争，最终较量的城市力度是城市文化。任何城市的生命基因是凝聚历史与文化的城市文脉。衡量一座城市发展健康的标准首先并不是规模，而是保持城市文化特色的程度。城市文化的凝聚力与历史性闪光点是城市思想。没有思想的城市无疑犹如没有灵魂的人以及没有主题的文章。

三、城市生存空间品质永远第一。城市发展的基本点是确保城市生存空间的品质，“伟大”与“舒适”的区别在于城市工程的尺度定位。如果忽视居民生存空间的细部而一味追求标志性重点项目的显赫与纪念性，将会在城市发展战略方面产生误区，甚至使城市发展方向误入歧途。

以牺牲自然以及适宜居住环境为代价

所换来的某些“公害转嫁项目”的悲剧不能重演！面对被污染环境的报复以及那些潜在威胁生命的“城市病”，我们是否应当冷静地反思：在政绩与无数经济增长指标后面还隐藏着哪些忧患？

在城市发展的软道理面前，何去何从？需要我们这一代人或许需要几代人来回答这个问题。

张在元，1950年生于湖北省公安县。现为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院长，中国一级注册建筑师，17项国际建筑设计竞赛奖获得者。1984年任武汉市城市规划局副局长，同年辞职到武汉大学创立建筑学系。1995年获东京大学工学博士学位。著有《天地之间》（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高科技区规划设计模式》（美国科学出版社出版）、《混沌空间》、《空间设计构思与表现》、《红环0.18》等。2000年以来，作为喜马拉雅空间设计的首席建筑师提出“广州生物岛”与“北京国际电子总部基地”等项设计作品。（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