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三期”叠加的影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变大。经济增速换挡必然要求经济结构、投资结构不断优化，尤其是第三产业的投资快速增长。统计显示，2014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8.1%，快于第二产业的7.3%，也快于第一产业的4.1%，服务业的比重提高到48.2%，继2013年之后，第三产业增加值再次超过第二产业。这意味着我国经济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加快转变。但是，与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的服务业产值还比较低，发展比较滞后，制约了产业结构的转型。

服务业发展占比持续增加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化后期并快要结束的阶段，不久就要进入服务业强劲发展的后工业化社会阶段，因此，未来我国三次产业的结构变动趋势是5∶25∶70左右。许多发达国家发展的数据也表明，这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客观趋势。也就是说，未来我国GDP更多地来自于服务业的增长。

2014年我国GDP为63646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2013年增长了7.4%，增速创下近24年新低。经济下行是由多方面因素共同导致的。一是生育率下降导致劳动人口减少，并制约了经济发展。如果按照每年300万人口的减少速度，到203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可能要减少35%。二是人口老龄化、城市化中断等因素影响了消费需求，同时私营企业净利润受到较大挤压，投资和消费上不去，构成了经济下行的萎缩性原因。三是服务贸易增长对GDP增长至关重要，但是我国服务贸易存在很大逆差，加上企业家产业转移等因素，共同造成了经济下行。

服务贸易逆差拖累经济增长

现在经济学家们的注意力几乎都放在了工业产能过剩、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放宽财政货币等政策方面，而对巨额服务贸易逆差造成的经济下行关注较少。随着劳动力成本提高、生态环境要求提高、土地资源约束、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等因素的影响，我国依靠货物贸易出口带动经济高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服务贸易将在对外贸易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是由于我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仍较为薄弱，自从开展服务贸易统计以来始终处于逆差状态，且呈逐年增加的态势。服务贸易逆差从1997的32.2亿美元，经过11年上升到2008年的115.6亿美元，突破100亿美元；之后开始加速，仅5年的时间即2013年就达到1184.6亿美元，超过1000亿美元大关，时隔1年的2014年就达到1980亿美元，接近2000亿美元大关。因为统计指标的原因，在留学教育方面，仅在进口方面包括一点，而不包括接近1000亿美元左右的留学教育方面的逆差。未来，我国在由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应进一步夯实服务业的发展基础，加快提升其在GDP中的比重，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对外开放，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外包，推动服务企业走出去，逐步由服务贸易大国向服务贸易强国迈进。

旅游对外贸易逆差为1136亿美元。2014年，我国入境游客绝对数下降为1.28亿人次，出境旅游人次却急剧上升为1.16亿人次，由于出境游客购物支出大大高于入境游客，境内外收支逆差达1136亿美元。

留学教育服务贸易逆差约为1000亿美元。据测算，2014年我国赴国外留学人数达50万人，在外留学人员规模达167万人，总消费估算高达1050亿美元左右，而来华留学生在校40万人，各类支出在50亿美元左右，逆差约为1000亿美元。

在其他服务贸易中，逆差规模最为保守估计也在1000亿美元左右。信息与互联网服务贸易中，美国为主的单极互联网体系使得域名虚拟空间资源不在我们手中等，我国每年需要支付巨额服务器租赁等费用。健康、医疗、养老等服务贸易中，国外对华营销正在通过各种渠道快速上升。一些中国高端企业家、银行家和白领高管，聘请国外保健师和医生的增长势头较快，以及我国的一些中产和富裕阶层人士出国养老都带来了巨额的逆差。文化产品贸易方面虽然现在是顺差，但是规模很小，如2013年我国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只有274.1亿美元。今后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进一步发展，文化产品贸易面临着产生巨大逆差的可能。金融和其他衍生品贸易方面，人民币还不是国际货币，发行人民币国债的成本较高，外汇储备中各种国际货币兑人民币贬值的风险，长期来看也较大；期货等衍生品操作，相当多产品的定价权不由中国主导；中国在国际上的许多金融投资，不成功的交易占比较大。咨询、设计、专利、品牌等服务贸易方面，我国均不占优势，逆差很大。

制度障碍

目前我国服务业在发展战略、开放程度、管理体制、现行政策等诸方面存在着一系列不适应，是造成经济增长颓势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观念和发展战略上看，对发展服务业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服务业发展的体制观念障碍比实业大得多，虽然第三产业快速发展，在GDP中占比会越来越高，但是中央某些部门、地方党政领导，甚至企业家的注意力仍然在发展工业上，特别是在发展制造业上，而对服务业在未来经济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如在地方招商时，对制造项目的重视程度远高于服务业项目。

从体制机制上看，资本进入服务业的难度较大、障碍较多。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人才红利替代人口红利，以及消费结构升级，健康、医疗、养老、教育、文化、互联网、移动通信、科技和工业服务等产业是扩张的领域。但是，恰恰在这些领域中，政府供给、国办国有和行政审批管理等程度远高于工业领域。而旅游领域、景点等资源，大多被地方政府和大企业商业化垄断，导致门票价格越来越高，收费环节和次数越来越多，佛教和寺庙商业化越来越浓，加上生态环境不佳、担心食品安全等因素，使得境外游客逐年萎缩，国内游客大量地被挤向国外。民间资本进入这些领域的难度和障碍，要比工业领域大得多、多得多。

国内服务业发展面临着三个挤出的后果，经济增长动力遭到严重削弱。一是挤出国内服务领域的旅游、教育等消费需求，转移至境外，成为到国外旅游和留学的支出。二是挤出民间投资到国外。由于对民间投资服务业诸领域的限制太大太多，2014年我国全年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1029亿美元中，64%投向国外的服务业，如加油站、超市、酒店等，加之许多投资者已经移民，不再向国内汇回利润，逆差进一步加大。这一形势与我国制造业过剩应向外投资工业产业，国内服务业扩张需要加大投资的政策发生严重偏离。三是挤出未来。如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新型服务企业的发展，实际上是在政府还没想出来怎么管的时机和环境中发展起来的。而它们的上市融资受到了国内资本市场体制僵化的阻碍，被迫进行“洋上市”，给国外投资者提供了分享新经济红利的机会。如果这种格局不能改变，服务业结构调整的经济增长动力将受到严重削弱。

服务业发展亟待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根据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应当树立国民经济大结构服务业、新经济服务业、快速增长服务业和开放型服务业的观念。以金融服务业的进一步改革和发展，化解国民经济的高利贷化，促进工业良性发展；以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等科技和工业服务业发展，提升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服务业要对外有区别地进行开放，促进改革，强化竞争；服务业发展要社会化，向民资开放，坚持市场取向改革，提高经济效率。

各级国民经济年度计划和中长期规划中，明确服务业发展目标、结构、规模等指标；完善服务产业统计指标体系，设置月度服务消费增长额和相关指数。当然，同时也要防止国民经济过度虚拟化，以及虚报服务业增加值的行为。

进行体制改革，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领域。把服务业作为下一步对外开放的重点，按照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有序推进金融、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领域的对外开放。与此同时，加快服务业的对内开放，凡是允许外资进入的，首先应允许国内各类资本进入，形成平等的进入、竞争环境。2001年我国加入WTO以来的发展经验表明，制造业开放强劲地推动了我国工业的增长，而服务业开放的保留，却积累了第三产业的诸多体制和机制问题。在中美、中欧投资协定，以及与其他国家自由贸易谈判中，区分不同类型的服务业，有的完全放开；有的放开引进一些外资，对国内企业形成竞争，对体制进行改革试压。比如：向外资开放职业教育，引进如德国的高质量技术工人教育；鼓励国内大学与国外高校联合办学，甚至外资办大学，使中国学生在国内享受到国外高质量大学的教育，适当使国内高校有竞争压力，改善教育供给，减少教育贸易逆差。

去行政化，允许民间资本进入服务业。当前，餐饮、商业、酒店、交通和门店式银行等传统服务业，均受到了移动互联网的冲击和影响。因此，服务行业要尽快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减少政府职能。对旅游、教育、医疗、健康、养老、金融、交通、科技和工业服务、仲裁咨询、信息互联网等领域，要允许社会组织、民间资本和国外投资者平等进入。

创新完善服务业发展标准体系的建设，增强行业竞争能力。增强文化产品、医疗养老、教育、旅游行业的竞争力，完善服务业创新体系、标准体系、知识产权服务体系和统计体系建设。如：在旅游贸易方面，除了加大生态环境和食品安全的治理外，还要区分景点资源的公共、准公共和商业性质，反对景点资源的行政和商业垄断，控制景点价格水平和捆绑销售等行为；还要提倡和推进佛道等宗教的去商业化改革，提高国内旅游供给市场的吸引力和全球竞争力。

建立完善的社会服务统计体系。根据各国经验，相当多的服务业GDP是由民间社会组织及其活动形成，其资金来源为民间自收自支。因此，建议进一步放开慈善、教育、社区、行业等各种民间组织的设立，替代一部分政府机构和人员，促使事业单位转型，形成现代国家治理结构中的自组织部分，减轻国家和社会治理中政府财政支出的压力，建立并完善社会组织服务业统计体系，并成为国民经济服务业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