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9年德国学者盖尔维努斯在他的四卷本著作《莎士比亚》中第一次将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分为三个时期。1877年英国学者道顿在其《莎士比亚入门》中将莎士比亚的创作分为四个时期。我以为在以往的莎氏创作分期研究中，不论是“三分法”，还是“四分法”，普遍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一）莎士比亚开始创作的历史剧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全部创作又以历史剧结束，而以往的分期研究都忽视了这个重要的事实，对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创作没有给予应有的地位和评价；（二）莎士比亚的喜剧是从一个比较低的起点上开始的，而以往的分期研究常常把莎士比亚的喜剧创作误定为莎士比亚全部创作的开始，不恰当地、过分地强调了所谓莎士比亚创作受到“大学才子”作家的影响；（三）未能将莎士比亚时代的社会生活、文艺潮流与莎士比亚的创作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全方位的透视。由于上述问题的存在，影响了人们对莎士比亚创作真实轨迹的辨识。
我认为在莎士比亚四分之一世纪的戏剧艺术生涯中，他的创作应该分为五个时期，在这五个创作时期里，莎士比亚创作了历史剧、喜剧、悲喜剧、悲剧、传奇剧等5种类型的作品，形成了既统一又多样的艺术风格。
第一个时期为奠基期(?-1592)。这个时期莎士比亚创作的历史剧获得了最初的成功，他成为这种新的戏剧样式的真正创始者，在英国戏剧史上迎来了一个历史剧空前繁荣的辉煌局面，他与“大学才子作家”马洛等共同开创了英国戏剧史上一个伟大的新时代。
莎士比亚是在英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里走上舞台的。他开始创作的时候正值1588年伊丽莎白女王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举国欢庆的日子。英国成为海上强国，民族意识日益强烈，爱国热情高涨。在这种形势下，英国的各种历史著作相继问世，并且形成了新型的戏剧——历史剧。1588年之后伦敦出现了许多历史剧，保存下来的有无名氏的《亨利五世的辉煌时代》(1588)、《动荡不安的约翰王在位时代》、《爱德华三世》等。
这个时期英国“大学才子”作家们在喜剧与悲剧的创作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马洛创作的悲剧《帖木耳大帝》(1587)与《浮士德博士的悲剧》(1588)的问世，奠定了素体诗为戏剧中人物语言的基本形式。他的作品气势雄浑，把悲剧提高到真正艺术的高度，因此有人称他为英国的“悲剧之父”。而在历史剧的创作上，“大学才子作家”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在这方面，后起的莎士比亚超过了他们所有的人，他的创作把历史剧推上了与悲剧、喜剧并驾齐驱的重要地位。
1590年莎士比亚的《亨利六世》中篇演出受到欢迎，它在莎士比亚的创作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正是这部剧作的成功，才引导莎士比亚接着这部剧本的内容向前追溯，向后延伸，于1591年间相继创作了《亨利六世》下篇和《亨利六世》上篇。这三部剧作构成了一部雄浑的三部曲，引起伦敦戏剧界的震动。
莎士比亚的《亨利六世》三部曲所反映的深刻思想显示了莎士比亚戏剧的天才创造。他以其卓越的艺术才华使正在兴起的历史剧达到了真正戏剧艺术的高度。莎士比亚在历史剧创作上的地位同马洛在悲剧创作上的地位是完全相等的，那种认为“马洛影响了莎士比亚早期历史剧”①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马洛只创作了一部历史剧《爱德华二世》，而且是在1593年，在莎士比亚名声大噪，引起“大学才子作家”嫉妒之后，没产生过什么反响。历史昭示了这样一个最根本、最重要的事实：莎士比亚的创作是以其独创性的历史剧的成功为开端的。
历史剧是一种新的戏剧类型。古希腊只有悲剧与喜剧，没有历史剧。亚里士多德认为“历史”与“诗”（包括史诗和戏剧诗）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历史“叙述已发生的事”，诗“描写可能发生的事”；二、诗“所描写的事情带有普遍性”，而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②在古希腊诗与历史的严格界限是不能混淆的，在整个中世纪欧洲也没有所说的历史剧。这种戏剧兴盛于16世纪最后十几年的英国伊丽莎白时代，它是应时代的需要而出现的。它将“已发生的事”和“可能发生的事”结合在一起，将“普遍的事”与“个别的事”结合在一起，将历史诗化，它的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它的戏剧冲突的限定性：这包括戏剧冲突的发生、发展及结局，对这些戏剧家都只能加以选择加工，但不能进行更改。
英国第一部历史剧出现在16世纪初，是由英格兰主教、新教论战者、戏剧家约翰•贝尔(Bale John,1495-1563)创作的《约翰王》(1534?)，在这部剧中，把中世纪道德寓意剧的形式与历史剧的内容结合到一起。后来到了莎士比亚时代，历史剧才成熟起来。因此有人把贝尔的《约翰王》比作茧，“它既不是毛虫，也不是飞蛾”，③80年代在伊丽莎白时代历史剧才真正破蛹而出。历史剧在英国戏剧史上繁荣的时间很短，文艺复兴之后世界各国都没有再出现莎士比亚时代那样具有系列规模的历史剧。同时在理论上也没有引起特别的重视，其主要原因是历史剧比一般戏剧体裁的创作受到更多、更大的制约。由于对莎士比亚历史剧的价值缺乏应有的认识，所以长时期以来在莎士比亚创作分期研究中都未能真实地揭示出莎士比亚创作的最初的成功。
莎士比亚的历史剧满足了时代的要求，它成为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表现民族情感和爱国热情的艺术载体，受到了观念的热烈欢迎。1592年8月，托马斯•纳什(Yhomas Nashe,1567-1601?)在一篇文章中记下了《亨利六世》上篇中英雄人物塔文博给观众的强烈感染。《亨利六世》三部曲充分显示了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天才，它超越了当时出现的历史剧那种颂歌式的简单模式，通过一个软弱无能的国王为国家带来的灾难向观众表现出了关于国家命运和前途的重大问题：王权问题。围绕这个中心，莎士比亚在《亨利六世》三部曲中几乎涵盖了他后来历史剧中的全部主题：贵族问题、教会问题、农民起义问题、民族战争问题等等；在这三部曲中人物性格是鲜明的：亨利六世心慈面软，象个活菩萨；但做为一个国王，他是软弱无能的，不能解决各种矛盾。因此，当约克公爵理查举兵反叛时，他无能制止，终于导致了英国的内战，即长达30年之久的红白玫瑰战争(1455-1485)。此外如塔尔博父子的恿敢精神、爱国热情；玛格丽特王后的凶狠淫邪；约克公爵的野心权欲等等都各具特性，它们显示了后来莎士比亚在塑造人物性格方面的巨大潜能。在《亨利六世》三部曲中莎士比亚将那样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结构成线索清楚、场面庞大的戏剧，它表现了莎士比亚在结构戏剧方面的天才匠心。总之，《亨利六世》三部曲是莎士比亚创作开始阶段的成功之作，它奠定了莎士比亚后来戏剧创作的坚实基础。它完全可以称之为莎士比亚全部戏剧创作的一个序幕，同时，莎士比亚的《亨利六世》三部曲也奠定了历史剧在英国戏剧史上的重要地位。他虽然不是第一部历史剧的作者，但是经过莎士比亚的天才创作，历史剧才真正升华为一种戏剧艺术，在当时取得了与喜剧，悲剧同等的地位，成为当时三种主要戏剧样式之一。因此，我认为1590-1592年莎士比亚创作的《亨利六世》三部曲同1585年前后黎里创作的喜剧、1587-1589年马洛创作的悲剧具有同样的开创意义，它们都是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戏剧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掀开了英国戏剧史崭新的一页。
第二个时期为发展期(1593-1600)。这个时期莎士比亚创作了长诗与十四行诗，奠定了他在英国文学史上的诗人地位；他的戏剧创作呈扇形展开，喜剧、历史剧、悲剧的创作交叉进行，其中以历史剧、喜剧为主。
这个时期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创作仍然沿着时代要求的轨道行进。这个时期英国虽然打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但两国之间的战争仍常有发生，西班牙始终是个威胁。1595年爱尔兰发生叛乱并同西班牙勾结，两国的舰队不断袭击对方的港口。国内反对新教国王的天主教势力虽然遭到严厉打击，但他们并不甘心。伊丽莎白女王始终不嫁，王位继承问题仍然牵动着国人之心。在这种形势下，以关心国家命运为主要特征的历史剧创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1593年马洛创作了《爱德华二世》，皮尔(George peel1556-1596)创作了《爱德华一世》，1599年汤姆斯•海伍德(Thomas Heywood1574-1641)创作了《爱德华四世》等。“1599年伦敦舞台上出现三个寓意性人物：外貌可笑的‘喜剧’；脸色阴沉，一手执长鞭，一手执匕首的‘悲剧’；举着旗帜，背着战鼓，脸色沉重的‘历史剧’”。④这表明到90年代末历史剧已同喜剧、悲剧并列成为当时戏剧舞台上的三种样式之一。
这个时期莎士比亚创作了6部历史剧，构成了一个相互连贯的系列。《亨利六世》三部曲与1592-1593年创作的《理查三世》成为以“红白玫瑰战争”(1455-1485)为背景的“第一个四部曲”；除1596-1597年创作的《约翰王》外，《理查二世》(1595-1596)与《亨利五世》(1598-1599)成为以英法“百年战争”(1339-1453)为背景的“第二个四部曲”。
莎士比亚这些历史剧的中心是王权问题，突出表现了莎士比亚的爱国主义热情。在历史剧中戏剧家赞美自己的祖国“可爱的英格兰”，赞美治国有方的国王以及为国家利益而斗争的英雄人物，同时谴责了那些给国家带来灾难的暴君和背叛国家利益的可耻行为。莎士比亚的历史剧表现了他的人文主义政治思想：主张改革，抑制贵族和教会势力，反对社会动乱和封建内战，主张重用有才能的新贵，反对资产阶级的个人野心和对权力的贪欲。主张开明君主统治，对内能使国家富强，百姓安居乐业；对外则能战胜敌国，维护民族与国家的独立。莎士比亚的系列历史剧为世界戏剧史上所罕见。
这个时期莎士比亚创作了十部喜剧，这些喜剧是顺应时代要求的产物，它们满足了公众的趣味，表达了他们新的人生理想和追求。这个时期，英国日益强盛，王权与资产阶级建立了联盟，社会发展较快。伊丽莎白女王把一些专卖权赏给一些新贵族，扼制和削弱了旧贵族的势力，新兴资产阶级的力量迅速增长。他们在对外贸易和国内经商的生活中形成了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冒险的精神，对他们的前途和发展充满了乐观主义的精神。这种新的人生观念、人生理想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莎士比亚这个时期完成的喜剧正是这种新的社会力量、新的社会阶层、新的思想情趣的艺术表现。这十部喜剧是：《错误的喜剧》(1593)；《维洛那二绅士》(1594)；《驯悍记》(1594)；《爱的徒劳》(1594)；《仲夏夜之梦》(1595)；《威尼斯商人》(1596)；《无事生非》(1598)；《温莎的风流娘儿们》(1598)；《皆大欢喜》(1599)；《第十二夜》(1600)；
莎士比亚喜剧的中心主题是友谊和爱情。通过青年男女的爱情纠葛作者抒发了浓郁的青春的情意。莎士比亚的喜剧的基调是抒情的，女角在其喜剧中占中心地位。这些女性形象可以称之为妇女解放运动史上的一组丰碑，她们感情丰富，品格高尚，聪明勇敢，成为莎士比亚礼赞新的人生理想与追求的艺术载体。喜剧中“有情人皆成眷属”的结局表明这个时期莎士比亚对实现人文主义人生理想的乐观主义态度。
莎士比亚的喜剧创作是从一个不太高的起点开始的，具有明显的模仿痕迹，但逐渐成熟，并形成了一个统一的独特的的艺术风格。莎士比亚的喜剧在戏剧史上是独树一帜的，它不是古希腊、罗马喜剧传统的继续，它所表现的不是“对于比较坏的人的摹仿”⑤，而是表达了人们刚刚从中世纪精神统治中解放出来的那种轻松与欢快，表达了人们在相对和平稳定的年代里对人生的种种憧憬和希望，表达了人类青年时代对爱情和友谊的礼赞与追求。莎士比亚的喜剧可以称之为一曲充满诱人魅力的“青春之歌”。
这个时期莎士比亚也开始了他的悲剧创作。同第三个时期的大悲剧比较起来，他的早期悲剧尚不具有前后一致的美学特征，还没有形成代表莎士比亚悲剧的统一的风格。《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1593)带有明显的“流血复仇悲剧”的特点；《罗密欧与朱丽叶》(1594)是一出爱情悲剧，全剧所洋溢的气氛是青春的欢乐，到处是诗情画意。有人称它为“一曲青春与爱情的颂歌”、“一出甜蜜的爱情剧。”⑥它同这个时期的喜剧非常相近，造成悲剧的主要原因被认为是“激情”，这同莎士比亚后来的悲剧有相同之处。《裘力斯•凯撒》“接近同期的历史剧，只是整个剧情的阴暗气氛给‘悲剧时期’作了恰当的预示，甚至于开端”。⑦
第三个时期(1601-1607)为成熟期。这个时期以《哈姆莱特》(1601)为开端，首先创作了三部具有独特美学属性的悲喜剧，它们是：《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1601-1602)、《终成眷属》(1602-1603》、《一报还一报》(1603-1604)。这三部剧作最突出的美学特征为悲剧因素与喜剧因素的各自削弱，力求悲剧与喜剧的和解。剧中悲剧性冲突减弱，致使它不象悲剧那样丑恶的势力毁灭了美好的事物；同时剧中喜剧性冲突也减弱，所以它也不象喜剧那样美好的事物战胜邪恶的势力；它虽然有一个类似“皆大欢喜”的结局，但实际上是善恶、美丑两种力量各自沿着自己的路线演进，分别走到了自己的目的，各自显出自己的本来面目。莎士比亚的这三部剧本从内容上来看都具有探索性，很象19世纪的社会问题剧，这里所要探讨的是青年男女爱情的命运。莎士比亚在这里所显示的不是爱情的美好，而是各种社会力量：战争、财富、门第、金钱、特权都可以把爱情变为一种邪恶的情欲，毁灭人们千百年来所讴歌的爱情的神圣。其实，这正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兴起过程中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在人生领域的一种表现。莎士比亚的这三出戏剧在莎士比亚的全部戏剧创作中占有一个独立的地位。
在三部悲喜剧之后，莎士比亚又连续创作了七部炉火纯青的悲剧，把悲剧艺术推上了一个无与伦比的高度。其中闻名于世的“四大悲剧”（《哈姆莱特》、《奥瑟罗》、《李尔王》、《麦克白》)更是脍炙人口。莎士比亚的悲剧不仅是他个人创作的最高成就，同时也代表了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戏剧乃至整个欧洲戏剧的最高水平。
1601年是伊丽莎白时代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其标志就是埃赛克斯伯爵叛乱失败。莎士比亚早年的保护人南安普顿伯爵也卷入其中，他因年轻幸免于死，被囚入伦敦塔中。这一政治事件对伊丽莎白女王打击很重，她把一些专卖权赐给旧贵族打击了新兴资产阶级贵族的利益，王权与新兴资产阶级、新贵族的联盟已经瓦解，英国社会矛盾逐渐尖锐起来。埃塞克斯事件对莎士比亚的影响很大，他的一些剧作中留下了这一事件的痕迹，由此莎士比亚的创作从以喜剧为主转向了以悲剧为主。
1603年詹姆斯一世即位后，英国的社会矛盾日益加剧，不断演化为激烈的外部冲突。1605年发生了“火药阴谋案”，狂热的天主教分子企图用暗藏的火药炸死国王和议员，以恢复天主教势力。1606年北安普顿郡爆发了群众性的反圈地运动，并扩展到沃里克郡和其他邻近各郡。这是英国农村经济资本主义化过程中失去土地的农民的愤怒的反抗，这时的英格兰已经成了“纷乱的英格兰”，到处充满了冲突与罪恶。这种社会状况的艺术晶体就是莎士比亚的悲剧。这个时期莎士比亚创作了除《哈姆莱特》之外的六部悲剧，即《奥瑟罗》(1604)；《李尔王》(1605)；《麦克白》(1605)；《安东尼与克莉奥帕特拉》(1606)；《科利奥兰纳斯》(1607)；《雅典的泰门》(1607)。莎士比亚的悲剧涵纳了极为广泛的人生经验，对于人与人之间的爱情关系、友谊关系、同事关系、家庭关系、群臣关系、社会关系的种种情形都进行极为精彩的描写，揭示了由于利害冲突而引发的种种人生悲剧。这些悲剧几乎概括了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不幸：如爱情悲剧、友谊悲剧、权力悲剧、家庭悲剧、政治悲剧、金钱悲剧等等；造成这些悲剧的原因是立体的结构，既有封建势力，也有资产阶级“马基雅利主义’；既有计划的预谋，也有偶然性的事件；既有邪恶的情欲，也有过分的激情。总之，一切悲剧的原因都是社会的因素与个人的因素的结合。这些悲剧的深层根基是当时的社会生活，而作家思想深化则是产生悲剧作品的直接动因。人文主义对人的颂歌至少到这个时候已经被丑恶的现实所击毁，莎士比亚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同时代人人性中丑恶的一面，人不再象天神那样完美，莎士比亚只好呼喊说：“天神啊，给我们人类一些缺点吧！”没有缺点的完美造物不是人类，而是人类创造出来的自我偶像；人文主义对人的礼赞有巨大的进步价值，但就其本质来说仍是对人类自身的神化。17世纪初的社会生活已经使莎士比亚获得了对人类的更为本质、更为全面的认识，于是他便创造出了充满真善美与假丑恶鲜明对照、激烈冲突的大悲剧。
莎士比亚的悲剧艺术是人类戏剧史上最杰出的作品之一，悲剧中的众多人物都是个性鲜明、感情丰富、内心世界复杂的艺术形象，具有巨大的艺术概括性和典型性。莎士比亚的悲剧将足够的生活容量与人物的命运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令人叹为观止。莎士比亚的悲剧将外在冲突与内在冲突交织在一起，结构成立体式与并行式相交叉的戏剧情节，为展示人物的精神面貌提供了最理想的艺术天地。莎士比亚悲剧以同归于尽的结局表现了作家深沉的历史乐观主义精神。美与善的毁灭取得道义上的胜利，激发了人们对丑与恶的憎恶；丑与恶的毁灭满足了人们道德上的要求，强化了人们对善与美的追求向往。莎士比亚的悲剧具有强大的审美作用，能够陶冶人们的情感和使之升华。
第四个时期(1608-1612)为浪漫期。这个时期莎士比亚创作了4部具有浓厚浪漫主义色彩的传奇剧，为莎士比亚创作的5种戏剧类型中的最后一种。它们的出现表明莎士比亚戏剧创作发生了新的变化，带有这个时期新出现的戏剧思潮的明显影响。这个时期莎士比亚创作的作品不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不如前两个时期，这些传奇剧的创作成为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戏剧史上“莎士比亚时代”衰落并走向终结的一个标志。
为了加强统治，詹姆斯一世的英国政府的戏剧政策更加严格。1606年通过了禁止在演戏中使用渎神语言的法规。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英国出现了一种新的戏剧潮流，这种新潮流中的戏剧具有明显的贵族化倾向，迎合贵族口味，出现宫廷假面舞。剧本内容肤浅，故事荒诞，形式华丽，情节离奇，语言堆砌。其代表人物为弗莱彻与博蒙特，他们被认为是詹姆斯一世时期文学(1603-1625)的代表。
莎士比亚为了适应当时的戏剧潮流，创作了他的四部新剧本，即《泰尔亲王佩力克里斯》(1608)、《桑白林》(1609)、《冬天的故事》(1610)、《暴风雨》(1612)。莎士比亚在这四部传奇剧中仍然坚持着他的人文主义思想，但其艺术形式在不少地方失之于流俗了。这四部传奇剧仍然可以使人们感受到莎士比亚的精神，那就是人文主义的理想，歌颂真善美、揭露假丑恶。与已往莎士比亚剧作所不同的是这些剧本都给人们一种遥远感，他们把读者和观众引入一个古老的故事之中，离奇的故事情节向人们所表明的基本思想是要和解，要宽恕，寻求人生的乌托邦。人们常常把《暴风雨》说成是莎士比亚的“诗人遗嘱”，其含义主要就是这个内容。莎士比亚在离开了自己生活奋斗了将近1／4世纪的舞台的时候，他感慨万千，他感谢观众对他的喜爱与支持，现在他不再召唤精灵扮演各种戏剧了，他承认自己不具有惩罚邪恶、扶助善良的能力；这些都是借助精灵和幻想在舞台上完成的，他不能再写戏了，不能再演戏了，他祝愿人们在宽怒和解中得到幸福。当然这只是莎士比亚在《暴风雨》中所表述的一种幻想。
第五个时期(1612-1613)为回归期，这个时期莎士比亚创作了《亨利八世》。称之为“回归期”有两重意思：一是莎士比亚在辞去了剧团一切职务回到故乡之后重新回到舞台；二是莎士比亚在创作了4部传奇剧之后重新回到他原来创作的轨道之上。《亨利八世》以其重大的主题，深刻的思想和完美的艺术构思显示了莎士比亚历史剧所独有的风采，它是莎士比亚一生创作的回响，也是莎士比亚全部创作终结的一块碑石。如果我们称《亨利六世》三部曲为莎士比亚创作序幕的话，那么《亨利八世》的创作与演出就是莎士比亚戏剧创作帷幕的落下。
莎士比亚创作《亨利八世》显示了他非同凡响的艺术天才和对国家命运的强烈关注。亨利八世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作为一个国王，他进行了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摆脱了天主教会的束缚，建立了英国国教会，1534年国会通过“至尊法案”，赋予国王以教会首脑的最高权力。亨利八世没收寺院的土地赏赐给亲信，在英国培植出一个新的豪绅阶层，即新贵族。他对英国的宗教改革和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亨利八世的家庭生活是有理由受到非议的，他一生中娶过6个妻子，离婚5次，有两个王后被处死：伊丽莎白的母亲安妮•波琳为亨利八世的第二个妻子，结婚第二年刚生了伊丽莎白不久就以不贞罪名囚于伦敦塔，处死时才29岁。如何写亨利八世？为什么写亨利八世？我们从剧本《亨利八世》可以找到答案。
莎士比亚选取了亨利八世与第一个王后凯瑟琳离婚前后到与安妮•波琳结婚，伊丽莎白诞生这几年的事情为线索，着重描写了亨利八世处理各种问题的政策，即摆脱罗马教廷，打击旧贵族，重用有才能的人，同时也毫不容情地打击那些贪赃枉法的有功之臣，加强王权同议会的关系。这一切都是为了巩固王权。莎士比亚通过对伊丽莎白诞生的描写表明了他对伊丽莎白盛世的深深怀念，同时也借助于这种回忆希望英国的新王詹姆斯一世也能象伊丽莎白一世那样为国家带来和平、安定，为人民带来富裕和幸福，尽管这是莎士比亚的政治幻想，但从中我们不是可以感受到莎士比亚在退出英国舞台之前，最后一次为时代而呼喊吗？这部剧本显示了一位伟大艺术家的气质。英国文艺复兴时代戏剧史表明这样的历史剧除莎士比亚是没有人能够创作出来的。《亨利八世》为莎士比亚一生创作的“落日余晖”。他已回归到他最初获得成功的历史剧的创作主题上来，这确非偶然，它是莎士比亚企图扭转伦敦舞台上出现的贵族化倾向戏剧的最后一次努力。
注释：
① 魏善浩：《莎士比亚创作分期研究述评和质疑》。
② 亚里士多德：《诗学》第28-2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③ 莫洛佐夫：《莎士比亚传》第63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④ 莫洛佐夫：《莎士比亚传》第101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⑤ 亚里士多德：《诗学》第1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⑥ 张泗洋等《莎士比亚引论》(上）第337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
⑦ 卞之琳：《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发展》，《文学评论》1964年4期2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