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原道》一文将他的“道”描述为最纯正的儒道，而他诗文的怪奇风格又与儒家的经典表达文风不同，由此产生了文道矛盾，张籍、裴度对此颇有责难。韩愈在应对批评的过程中，积极寻求解决之途，在《上宰相书》《杂说四首》《答张籍书》《重答张籍书》《送穷文》等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对该问题的思考轨迹。最终在《送穷文》中，韩愈为其怪奇文风寻找到了哲学依据。实际上，韩愈之“道”并非纯粹的儒道，而是驳杂兼容的，这其中庄子思想的影响尤其值得关注。韩愈的怪奇文风与他对庄子思想的接受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关联。
一、韩愈对庄子学统的儒学化改造及其旨趣
对庄子思想的接受，韩愈有一个非常大胆的结论：庄子是孔门的后学。韩愈《送王秀才序》：“吾尝以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故学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后离散分处诸侯之国，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远而末益分。盖子夏之学，其后有田子方。子方之后，流而为庄周。故周之书，喜称子方之为人。”①孔子学问博大，弟子们只能各得一端，各自授徒，其中子夏的学生是田子方，田子方的学生是庄子，这就把庄子的学统追溯到了孔子。韩愈将庄子划为孔门后学的逻辑及旨趣是值得探究的，前人没有彻底解决这个问题②。
韩愈对庄子学统的儒学化改造是他对文献的有意误读。所谓田子方师子夏，是他对《史记》的曲解。《史记》：“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③司马迁指出田子方等人受业于“子夏之伦”。“子夏之伦”即子夏之辈，非单指子夏，结合上文，应指子路、子张、澹台子羽、子夏、子贡等人。正如阎若璩《四书释地又续》所言：“段干木，《史》称受业于子夏之伦，之伦承上文子路、子张、澹台子羽、子夏、子贡言。”④另据《吕氏春秋•当染》：“子贡、子夏、曾子学于孔子，田子方学于子贡，段干木学于子夏，吴起学于曾子，禽滑釐学于墨子。”⑤可知司马迁所谓“子夏之伦”当是隐括《吕氏春秋》语，意指子夏之辈。按《吕氏春秋》的说法，田子方的老师是子贡而非子夏。而《庄子•田子方》中田子方向魏文侯描述自己的老师是“东郭顺子”，又非子夏或子贡。因此，韩愈设定的田子方上承子夏之学，下流而为庄周的学统，是无稽之谈。
韩愈以对文献误读的方式“援庄入儒”并非简单的意气之举，而是有着更为深层的原因。寻绎韩愈旨趣，他是要改造儒学，以增加儒学的包容性和竞争力。《进学解》中太学生评韩愈：“抵排异端，攘斥佛老；补苴罅漏，张皇幽眇。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先生之于儒，可谓有劳矣。”⑥在太学生眼中，韩愈既排斥佛老，维护儒学的正统地位，又“补苴罅漏”修补儒学的不足，以至于“时有恃才肆意，亦有戾盩孔、孟之旨”⑦。韩愈《答侯生问〈论语〉书》自述他诠释《论语》“不敢过求其意，取圣人之旨而合之”⑧，其实并非如此。在《论语笔解》中，韩愈对《论语》“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一句进行了新解：“韩曰：先儒皆谓寻绎文翰，由故及新。此记问之学，不足为人师也。吾谓故者，古之道也，新谓己之新意可以为师法。”⑨韩愈强调温习古道而创出自己的新意，可见其对于儒道并非墨守成规，而是要求创新。韩愈《师说》将“传道”列为师之第一要义，正与此同。韩愈虽然号称上承孔孟，但他对孔孟思想还是颇有质疑的。比如韩愈《进士策问十三首》指出孔子所谓“尧、舜垂衣裳而天下理”“无为而理者，其舜也欤”是错误的认识，他举出《尚书》的记载，证明尧舜做了很多治理国家的事，因而不能说尧舜以“无为”治天下⑩。孟子排斥墨子，韩愈《读〈墨子〉》则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11)
韩愈的治学态度较为通达，“百氏杂家尚有可取”(12)，他广读百家之书，“仆少好学问，自五经之外，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求、得而不观者”(13)，这其中自然包含对《庄子》的阅读和研究。韩愈对庄子颇为推崇，《送孟东野序》称赞“庄周以其荒唐之辞鸣”(14)，《进学解》自称“上规姚姒”“下逮《庄》《骚》”(15)。庄学在唐代也有着较高的地位和影响，唐玄宗敕庄子为“南华真人”，并开始以“道举”取士。唐代学者认为吸纳庄子思想有助于增强儒学的说服力，比如唐德宗时马总编撰《意林》，摘抄庄子语，阐扬《庄子》经世济民的思想，以便对当世的守备政教起到补偏救弊的作用(16)。韩愈接受庄子思想大抵也是出于改造儒学的考虑。
标榜传承儒道最为纯粹的韩愈，之所以敢于公开其对庄子思想的接受，有一个重要的理据，就是“圣人无常师”。韩愈《师说》：“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17)按此逻辑推论，孔子尚且转益多师，那么立志成为大贤君子的韩愈向庄子取法也就不足为怪了。韩愈倡导用儒学感化不同学术门派的人。韩愈《送浮屠文畅师序》引用扬雄“在门墙则挥之，在夷狄则进之”语，表示以儒学感化文畅和尚。韩愈《送浮屠令纵西游序》对于令纵和尚的态度是“其行异，其情同，君子与其进可也”(18)。庄子思想虽非夷狄之物，但韩愈把庄子纳入儒家学统也与他学术包融胸怀有关。
“援庄入儒”不是通往圣人之道的捷径，它不过是韩愈增强儒学包容性的便宜之举。他对庄学也并不是全盘接受而是有所选择，比如对《庄子•胠箧》的非圣思想，韩愈《原道》批评曰：“今其言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呜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19)又比如，不同于《庄子•德充符》“以平为法”的思想，韩愈更强调“不平则鸣”，他把庄子也说成是善鸣者。
二、“援庄入儒”为韩愈崇尚怪奇提供了理据
韩愈“援庄入儒”虽系率尔之举，却对其文论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20)，尤其是为他崇尚怪奇提供了理据。
韩愈对科举文体深为反感，《答崔立之书》认为这类文体类同“俳优者之辞”(21)。他主张诗文张扬个性，创作了大量不同于时文的作品，这其中就不乏怪奇之作。贞元十一年(795)，在《上宰相书》中，韩愈解释他“亦时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辞”，目的是为了“求知于天下”，这不悖于教化，不是“妖淫谀佞诪张之说”(22)。韩愈《杂说四首》其三则说：“怪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余将特取其愤世嫉邪而作之。”(23)韩愈认为虽然写了怪神之事但目的是为了愤世嫉邪，因而不悖于儒道。然而不论是为了“求知于天下”还是为了“愤世嫉邪”，韩愈的怪奇文风与他标榜的纯粹儒道之间的突出矛盾依然缺乏有力的解释。裴度《寄李翱书》批评道：“昌黎韩愈，仆识之旧矣，中心爱之，不觉惊赏。然其人言美材也。近或闻诸侪类云：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可矣乎？可矣乎？”(24)张籍《上韩昌黎书》也批评韩愈：“比见执事多尚驳杂无实之说，使人陈之于前以为欢，此有以累于令德。”(25)对于张籍的指责，韩愈在贞元十四年(798)作《答张籍书》：“吾子又讥吾与人为无实驳杂之说，此吾所以为戏耳。比之酒色，不有间乎？吾子讥之，似同浴而讥裸裎也。”(26)张籍《上韩昌黎第二书》回信仍不依不饶：“君子发言举足，不远于理，未尝闻以驳杂无实之说为戏也。执事每见其说，亦拊抃呼笑。是挠气害性，不得其正矣。”(27)同年，韩愈再作《重答张籍书》回应：“昔者夫子犹有所戏，《诗》不云乎：‘善戏谑兮，不为虐兮。’《记》曰：‘张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恶害于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28)虽然韩愈搬出了孔子“夫子犹有所戏”，然而在学理上，并没有回答他“以文为戏”的理由。
在应对批评的过程中，韩愈对于怪奇文风有过思想斗争。在《送穷文》中可以看到他思想挣扎的痕迹。《送穷文》作于元和六年(811)，韩愈时任河南令。此前贞元十九年(803)，韩愈因上《论天旱人饥状》被贬阳山，元和四年改任都官员外郎，旋又改授河南令。那段时间，韩愈仕途颇不得志，《送穷文》正是韩愈对自身之“穷”的反思。
主人应之曰：“……其名曰智穷：矫矫亢亢，恶园喜方，羞为奸欺，不忍伤害；其次名曰学穷：傲数与名，摘抉杳微，高挹群言，执神之机；又其次曰文穷：不专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时施，秪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穷：影与行殊，面丑心妍，利居众后，责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穷：磨肌戛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置我仇冤。凡此五鬼，为吾五患，饥我寒我，兴讹造讪，能使我迷，人莫能闲，朝悔其行，暮已复然，蝇营狗苟，驱去复还。”言未毕，五鬼相与张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顿脚，失笑相顾。徐谓主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为，驱我令去，小黠大痴。人生一世，其久几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于时，乃与天通。携持琬琰，易一羊皮，饫于肥甘，慕彼糠糜。天下知子，谁过于予。虽遭斥逐，不忍子疏。谓予不信，请质诗书。”主人于是垂头丧气，上手称谢，烧车与船，延之上座。(29)
韩愈指出有“智穷”“学穷”“文穷”“命穷”“交穷”五鬼附身，使他遭受饥寒讹讪。韩愈说“文穷”鬼使他写出的文章怪怪奇奇，没有实用价值，只能自娱。韩愈准备了一些祭品想把五鬼送走，此举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其中送“文穷”鬼表明韩愈想改变怪奇的文风，改写适于时用的文章。然而五鬼却表示驱逐它们看似聪明实际愚蠢，五鬼认为小人和君子的内心本来就不同，只有与时俗不同，方能和天道相通。按照这个思路推论，怪奇之文虽然乖于时俗但合于天道。至此，韩愈为他崇尚怪奇寻找到了哲学依据。
《穷送文》虽非专言“文穷”，但也言及“文穷”；虽非专门讨论“怪奇文风”，但也思考了“怪奇文风”的弃绝与坚守问题。“惟乖于时，乃与天通”既然是对“智穷”、“学穷”、“文穷”、“命穷”、“交穷”五鬼附体的总体归纳，就必然包含对“文穷”的认识。因此，“惟乖于时，乃与天通”与“怪奇文风”之间，也就必然存在逻辑联系。
韩愈“惟乖于时，乃与天通”的思想并非传统的儒家思想，而是改造了庄子思想的结果。《庄子•大宗师》记述子桑户死后，孟子反、子琴张临尸而歌，这种异于世俗之人的举动，被视为是合于自然之理的，所谓：“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天之君子，人之小人也。’”(30)庄子所谓“畸于人而侔于天”，其中“人”并非指人为，而是指世俗之人；“天”则指自然之理。韩愈所谓“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于时，乃与天通”，其中“时”指时俗，“天”指天道。庄、韩都认为不合于时俗，才与天道相合；而且都是从君子与小人的差异来谈这个问题。可见，“畸于人而侔于天”与“惟乖于时，乃与天通”之间是存在一定联系的。韩愈《与崔群书》“合于天而乖于人”(31)的思想也侧证了这一点。
庄、韩都倡导摆脱时俗的束缚，庄子侧重于精神层面，而韩愈侧重于文学层面。《庄子•天地》：“虽以天下誉之，得其所谓，謷然不顾；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谓，傥然不受。天下之非誉，无益损焉，是谓全德之人哉！”(32)韩愈《与冯宿论文书》讲到其创作与时俗趣味的乖离：“仆为文久，每逢测意中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矣。小称意人亦小怪之，大称意即人必大怪之也。时时应事作俗下文字，下笔令人惭；及示人，则人以为好矣。小惭者亦蒙谓之小好，大惭者即必以为大好矣。”(33)韩愈《答李翊书》：“其观于人，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笑也”，“其观于人也，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说者存也。”(34)
从精神层面的反时俗，到文学层面的反时俗，韩愈对庄子思想有所改造。庄子所谓的全德之人，前提是《庄子•天地》所谓“功利机巧必忘夫人之心”(35)；而韩愈不以时俗非誉为意，其目的是要创新，而创新的前提是要有机心。韩愈《送高闲上人序》认为书法要出奇，需要“情炎于中，利欲斗进，有得有丧，勃然不释，然后一决于书”(36)。《庄子•天地》则认为：“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37)韩愈一反庄子之意，认为在书法上有机心才会有奇书，内心淡泊则无法创作奇书。庄子讲要“刳心”，洗去巧智之心，而韩愈则认为“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机应于心，不失挫于气，则神完而守固，虽外物至，不膠于心”(38)，并将《庄子》中“庖丁治牛”“僚之于丸”视为寓机巧于心的代表。这些都是对庄子思想的改造。庄子讲的是自然之“天”，而韩愈讲的是寓有机巧之“天”，所以“怪怪奇奇”、“感激怨怼奇怪之辞”不合于庄子的自然“天”，却合于韩愈的机巧之“天”。
基于对庄子“天人相乖”思想的改造，韩愈《送穷文》提出“惟乖于时，乃与天通”的观点，为他“乖时”的怪奇诗文设定了“天通”价值，也为中唐怪奇文学的兴盛奠定了理论基础。“昌黎而下，门户竞开，卢仝之拙朴，马异之庸猥，李贺之幽奇，刘叉之狂谲，虽浅深高下，材局悬殊，要皆曲径旁蹊，无取大雅。”(39)“元和已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元和之风尚怪也。”(40)“一时若卢仝、贾岛，皆闻韩、孟而起者，而风又一变。”(41)有了韩愈作为先导，卢仝、马异、李贺、刘叉等人越发崇尚怪奇，在中唐形成了一股怪奇文学潮流，使唐文学风格为之一变。
韩愈虽然将庄子纳入儒家学统，但韩愈思想与庄子思想存在极大的差异，韩愈汲汲出于仕，他不少作品都是为求仕而作，与庄子的出世思想不吻合；韩愈强烈的等级思想也不同于庄子的齐物思想。在宋代理学家眼中，韩愈对儒道的体悟并非如他自己标榜得那么精粹，朱熹《读唐志》评韩愈：“然今读其书，则其出于谄谀戏豫，放浪而无实者自不为少。若夫所原之道，则亦徒能言其大体，而未见其有探讨服行之效，使其言之为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盖未免裂道与文以为两物，而于其轻重缓急、本末宾主之分又未免于倒悬而逆置之也。”(42)对儒道尚且如此，韩愈对庄子思想也只是抱着为我所用的态度加以汲取罢了。
韩愈“援庄入儒”旨在增强儒学的包容性，使儒学在与佛、道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但他对庄子思想的接受，并没有给儒家思想带来多少实质变化，韩愈“援庄入儒”的意义主要不体现在“道”层面，而体现于“文”层面，即为其怪奇文风提供理论依据，从而解决其备受质疑的文道矛盾。
注释：
①⑥⑧⑩(11)(12)(13)(14)(15)(17)(18)(19)(21)(22)(23)(26)(28)(29)(31)(33)(34)(36)(38)韩愈《韩愈全集校注》，屈守元、常思春等校注，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776、1909-1910、2760、1300-1301、2726、2724、1258、1465、1910、1509、2768、2663、1262、1239、2709、1327、1334、1822、1533-1534、1342、1455、2770、2770页。
②对于韩愈“援庄入儒”，朱熹《策问》(《朱熹集》卷七十四)不知“韩子之言何据”，对于韩愈之用心未能细加体味。现代学者郭沫若《十批判书》指出“韩愈疑庄子本是儒家”，并论证了庄子是“颜氏之儒”，这不过是另立新说，与韩愈“援庄入儒”的逻辑与旨趣无关。
③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16页。
④阮元《皇清经解》卷22，鸿宝斋光绪十七年缩印本。
⑤吕不韦《吕氏春秋》，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21页。
⑦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204页。
⑨韩愈、李翱《论语笔解》，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3页。
(16)方勇《庄学史略》，巴蜀书社2008年版，第165页。
(20)陈允锋《论韩愈文艺思想与庄学精神的关系》(载《苏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论述了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与庄学思想中的“自然”观的内在联系，韩诗“诙俳”“嘲戏”的创作特点与《庄子》“正言若反”的立言精神的关系，韩愈“为文精专”与庄子“凝神”“巧专”观的关系。该文并未深究韩愈“援庄入儒”对其崇尚怪奇的影响。
(24)(25)(27)董诰等《全唐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419、3105、3105页。
(30)(32)(35)(37)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13、345、345、344页。
(39)胡应麟《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50页。
(40)李肇等《唐国史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57页。
(41)黄节《黄节诗学诗律讲义》，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2页。
(42)朱熹《朱熹集》，郭齐、尹波点校，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65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