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社会，士人对婚姻的选择非常重要。陈寅恪先生曾云：“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所不齿。”①社会习俗如此，白居易自然也不例外，他对婚姻的选择颇为慎重。关于其婚姻的具体情况，各种传记都有涉猎，另外还有专篇论文讨论②，但尚未有人对白居易整个家族的婚姻关系进入系统研究。近年来，新出土了一系列白居易家族成员的墓志，对深入研究此问题提供了可能性。本文将全面观照和深入分析整个白氏家族的婚姻状况与具体特点。
一、白氏家族与杨氏家族的婚姻
白居易家族远祖虽可追溯到较为显赫的楚公族芈姓，远祖出现过著名的将军白起等人，但那是太遥远的辉煌了。汉时白山龟兹侍子被赐以白姓，使得白氏始杂有胡姓，以至于到唐代贵为宰相的白敏中被崔慎由污为蕃人。而白居易的近祖，官皆不高过五品。高祖志善是朝散大夫、尚衣奉御。曾祖温为朝请大夫、检校都官郎中，祖父锽仅为巩县令，父亲季庚官至襄州别驾。可见，白氏确实并非显族。白居易以文才得中进士，要想在仕途上有所发展，难免要借助于婚姻的帮助。所以，尽管白居易在年轻时已有一位感情深挚的恋人湘灵，但最终并没能同她共结连理。而是在元和三年(808)与弘农杨氏联姻。杨氏为名门望族，欧阳修《杨侃墓志铭》云：“杨氏尝以族显于汉，为三公者四世。汉之乱，更魏涉晋，戕贼于夷胡，而汉之大人苗裔尽矣。比数百岁，下而及唐，然杨氏之后独在。大和、开成之间，曰汝士者与虞卿、鲁士、汉公，又以名显于唐，居靖恭坊杨氏者，大以其族著。”③此条材料所载甚确，但关于杨夫人的身份，却有争议，需要首先加以考证。《旧唐书》卷一六六《白居易传》：“杨颖士、杨虞卿与宗闵善，居易妻，颖士从父妹也。”④《白居易集》中《与杨虞卿书》：“又仆之妻，即足下从父妹，可谓亲矣。”⑤则白居易夫人为杨颖士、杨虞卿之从妹。《杨宁墓志》云：“有子四人：汝士、虞卿、汉公，咸著名实；幼曰殷士，已阶造秀。”⑥《旧唐书》本传云汝士为虞卿从兄误。又据《杨汉公墓志》云：“公出于长孙夫人，即太尉府君第三子也。……既长，顺两兄，抚爱弟，得感人之操焉。……公仲兄虔州府君时为京兆尹，显不附会。”⑦则杨汝上为长，虞卿为次，汉公为第三子，殷士即鲁士为幼。汝士为虞卿亲兄，白居易之妻亦为杨汝士从父妹。朱金城先生《白居易年谱》认为居易于元和三年与杨汝士妹，杨虞卿从妹结婚有误。而顾学颉先生《白居易和他的夫人》指出杨夫人是杨汝士、杨嗣复、杨虞卿的从妹，亦微误，杨嗣复与杨虞卿只是宗人，杨夫人不当为其从妹。但据白居易《同梦得寄贺东西川二杨尚书》诗中“鲁卫定知联气色，潘杨亦觉有光华”句下自注云：“予与二公皆忝姻戚。”似乎居易与杨嗣复亦有姻亲关系，惜已不可考。至于《旧唐书•白居易传》所提到之杨颖士，白居易有诗《题杨颖士西亭》、《别杨颖士、卢克柔、殷尧藩》。岑仲勉《唐史余渖》卷3《杨颍士》条云：“是居易之妻，于颍士、虞卿均为从父妹，依《新书》七一下《宰相表》推之，则颍士、居易妻与虞卿一支，同为燕客之孙而各不同出者，但《表》于燕客只列子审、宁两人，应有遗漏，颍士是否审子，亦未之知。”⑧若其为杨夫人从父兄，则与汝士四兄弟当亦为从父兄关系。岑仲勉推测《宰相表》载燕客子有遗漏，甚确。
居易与汝士、虞卿相识甚早，据其《与杨虞卿书》云：“且与师皋，始于宣城相识，迨于今十七八年，可谓故矣。”此书作于元和十一(816)年，则杨虞卿与白居易相识于贞元十五、六年。当时，白居易为宣州刺史崔衍所贡，而据《杨宁墓志》云：“贞元初，鹤版再下，征阳公为谏大夫。天子欲其必至，以公阳之徒也，俾将其羔雁焉。礼成而偕，观者耸慕。寻转本县丞，亟迁监察御史，以守官忤时，左掾鄱阳，稍移陵阳。廉使博陵崔公优延礼貌，置在宾右，表授试大理司直，充采石军副使，进殿中侍御史。银艾赤绂，荐荣宠章。初，宣城大邑，井赋未一，公以从事假铜印均其户，有平其什一，蚩蚩允怀，主公赖之。永贞初，有诏征拜殿中侍御史，迁侍御史，转尚书驾部员外郎，出宰河南，入迁户部郎中，弥纶抚字，雅著名绩。”⑨可见，贞元末，催衍为宣州刺史时，杨宁为其从事。虞卿跟随父亲至宣州，并与居易结识。元和二年(807)时，杨宁入京为官。居易为盩厔尉，常与杨汝士兄弟交游，有诗《宿杨家》、《醉中留别杨六兄弟》等。当时，杨宁宗人杨于陵在贞元文坛政坛有着广泛的影响，与柳宗元等人关系密切。永贞革新败后，也仅迁为华州刺史，后改越州刺史，元和初又入为户部侍郎。因此，杨氏家族对于居易来说，是比较理想的婚亲对象。
杨氏兄弟与白居易交游一直比较频繁。元和十年(815)，白居易诗《寄杨六》题下自注：“杨摄万年县尉，予为赞善大夫。”杨六即杨汝士。长庆元年(821)科场案中，白居易为覆试官，持正公允，结果，牛党钱徽、李宗闵、杨汝士等人皆被贬，岑仲勉因此力辩白居易非牛党。⑩这是站不住脚的，当时科场案惊动朝野，在风头浪尖上，任何覆考官都只能是以公正的态度去覆试，如果略有偏向，就会造成身败名裂的结果，更何况事后杨汝士等人并未责怪白居易，而是和他保持着一如既往的亲友关系。大和元年(827)，白居易有诗《新昌闲居招杨郎中兄弟》、《和杨郎中贺杨仆射致仕后杨侍郎门生合宴席上作》可证。一直到杨汝士卒前，白居易亦与之唱和不绝。虞卿元和十一年(816)，为鄂县尉。居易曾作《与杨虞卿书》，向其倾诉元和十年被贬江州之冤，并赞扬虞卿孝敬友爱，志大言远，鼓励其修身自洁：“然足下之美如此，而仆侧闻蚩蚩之徒不悦足下者，已不少矣。但恐道日长而毁日至，位益显而谤益多，此伯寮所以愬仲由，季孙所以毁夫子者也。昔卫玠有云：人之不逮，可以情恕。非意相加，可以理遣。故至终身无喜愠色。仆虽不敏，常佩此言。”晚年二人酬唱亦甚多。大和九年(835)，虞卿卒后，白氏有《哭师皋》诗云：“往者何人送者谁?乐天哭别师皋时。平生分义向人尽，今日哀冤唯我知。我知何益徒垂泪，篮舆回竿马回辔。何日重闻《扫市歌》?谁家收得琵琶妓?萧萧风树白杨影，苍苍露草青蒿气。更就坟边哭一声，与君此别终天地。”足见二人感情至深。
白居易没有与汉公与鲁士直接酬唱的作品留存，但在作品中有提及二人之处，如《和东川杨慕巢尚书府中独坐感戚在怀见寄十四韵》诗有注：“慕巢及杨九、杨十前年来，兄弟三人，各在一处。”诗作于开成二年(837)，时虞卿已卒，汝士镇蜀，汉公守舒，鲁士在洛阳。《白居易集》卷33又有开成二年作《三月三日祓禊洛滨》诗序有“检校礼部员外郎杨鲁士”。又开成三年(838)作《和杨六尚书喜两弟汉公转吴兴鲁士赐章服喜成长句寄之》，开成五年(840)杨鲁士撰《唐故濮阳郡夫人吴氏墓志并铭》，结衔为“朝议郎行尚书水部员外郎分司东都上柱国赐绯鱼袋”，赐绯事与此相合。实际上，白居易与杨鲁士有着另外一层姻亲关系。据《白邦彦墓志》载：“君讳邦彦，其先太原人也。远祖起，秦时有功业，封为武安君。自汉魏已降，轩冕继袭，迄于唐朝，募然不绝。曾祖讳季庚，皇任襄州别驾，赠大理少卿。王父讳行简，皇任尚书膳部郎中。考讳景受，皇任监察御史。先府君婚杨氏，即汉太尉震之后，门族不书可知也。外祖讳鲁士，皇任长□县令。”(11)则白居易之弟行简之子景受所娶乃杨鲁士之女。白景受即居易自小养于身边所疼爱之“龟郎”(12)，《弄龟罗》诗作于元和十三年，中云：“有侄始六岁，字之为阿龟”，知龟郎当生于元和八年。又白居易大和二年(828)作《祭弟文》云：“吾每自教诗书，三二年间，必堪应举。”大和五年，又作《楚王白胜迁神碑》云：“遂遣敏中、景受奉公之灵至东都。”(13)此时景受已长大成人，承担重任。开成二年白居易作《狂言示诸侄》：“人老多忧累，我今婚嫁毕”时，其女儿与诸侄皆已婚嫁完毕，则白景受之婚当在大和年间至开成二年前。之后，白景受之子邦翰既为白居易侄孙，又为其妻杨夫人从侄孙，因而被立为嗣。白氏家族与杨氏家族世代为婚，从家族利益与政治立场来说，自然是一致的。
二、白氏家族与皇甫氏家族的婚姻
白居易家族又与皇甫曙家为姻亲，居易有诗《闲吟赠皇甫郎中亲家翁(新与皇甫结姻)》，朱金城笺云：“居易无子，当为行简之子龟郎与皇甫曙之女结婚。”(14)谓其女嫁与行简子龟郎，有误。如前所述，行简子龟郎即景受，白景受所娶为杨鲁士之女，非皇甫曙之女。《皇甫炜墓志》又云：“公即右丞第三子也，讳炜，字重光。……六年，丁右丞之忧，痛深骨髓，孝齐闵参。……两娶太原白氏，并故中书令敏中之息女。”(15)则皇甫曙之子皇甫炜曾两娶白敏中女。陶敏《全唐诗人名汇考》中《闲吟赠皇甫郎中亲家翁》诗考云：“炜乃皇甫曙子，敏中乃白居易亲弟，故曙与白居易为亲家。”(16)但白居易卒于会昌六年(846)，皇甫曙卒于大中六年(852)。据《皇甫炜夫人白氏墓志》：“开成五年生夫人。……大中二年，以长女归于炜。……十年二月廿五日，又以夫人归于炜。”(17)皇甫炜与白敏中长女婚于大中二年(848)，此时白居易已卒。因此，白居易诗中称皇甫曙为亲家，既非指龟郎娶皇甫曙女，亦非指皇甫炜二娶敏中女。
白居易《祭浮梁大兄文》：“维元和十二年岁次丁酉，闰五月己亥。居易等谨以清酌庶羞之奠，再拜跪奠大哥于座前：……宅相痴小，居易无男，抚视之间，过于犹子。”《祭弟文》：“宅相得彭泽场官，各知平善。”宅相当比龟郎略大。白居易还有其他侄子：“三侄：长曰味道，庐州巢县丞。次曰景回，淄州司兵参军。次曰晦之，举进士。”(《醉吟先生墓志铭》)《白氏先人行事实录》又载：“幼文长子景回小字阿隆；景受小字阿新；景衍小字阿保。行简长子道味(味道)，小字阿英；次子晦之，小字阿护；三子名龟郎。”(18)两处记载相差甚远，混淆不清，现已无法弄清白居易侄子详况。但白居易有多个侄儿留在身边是事实，究竟是谁娶皇甫曙女现已无可考证。但从此可见，白居易家族至少与皇甫曙家族有过三次联姻，这种非同寻常的关系确实是耐人寻味的。
皇甫氏之族实为官宦望族，《皇甫炜墓志》云：“公姓皇甫氏，安定朝那人也，……厥后流衍，代有哲贤。嵩以忠贞推汉廷，谧以高尚称晋代。”(19)其远祖较为显赫：“皇甫规字威明，安定朝那人也。祖父棱，度辽将军。父旗，扶风都尉。”“皇甫嵩字义真，安定朝那人，度辽将军规之兄子也。”(20)“皇甫谧字士安，幼名静，安定朝那人，汉太尉嵩之曾孙也。……以著述为务，自号玄晏先生。著《礼乐》、《圣真》之论。”(21)至唐朝，据《皇甫炜墓志》云：“皇朝齐州刺史讳胤，公之曾大父也。齐州生蜀州刺史徼，永泰初登进士科，首冠群彦。由尚书郎出蜀郡守。文学政事，为时表仪。……蜀州生汝州刺史、赠尚书右丞讳曙，人艺兼茂，甲乙连登。历聘名藩，荐居郎位。亚尹洛邑，再相宫坊，调护储闱，五典剧郡。以诗酒遣兴，以云水娱情，味道探玄，独远声利。至今言达识通理者，以为称首。”皇甫胤、微、曙皆官至刺史，亦不可谓不贵。
白居易与皇甫曙结识于大和年间任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时，《偶作寄朗之》云：“自到东都后，安闲更得宜。分司胜刺史，致仕胜分司。何况园林下，欣然得朗之。仰名同旧识，为乐即新知。有雪先相访，无花不作期。斗醲干酿酒，夸妙细吟诗。”二人交往深厚，唱和颇多。白居易《醉吟先生传》云：“与嵩山僧如满为空门友，平泉客韦楚为山水友，彭城刘梦得为诗友，安定皇甫朗之为酒友。每一相见，欣然忘归。洛城内外六七十里间，凡观寺丘墅有泉石花竹者，靡不游。”皇甫曙为居易晚年四友之一。对于这桩婚姻，白居易在《皇甫郎中亲家翁赴任绛州宴送出城赠别》云：“慕贤入室交先定，结援通家好复成。新妇不嫌贫活计，娇孙同慰老心情。洛桥歌酒今朝散，绛路风烟几日行?欲识离群相恋意，为君扶病出都城。”叙述自己因为仰慕其贤而定交，之后以儿女婚姻加固情感。开成五年，皇甫曙女儿已生子，故云“娇孙同慰老心情”。
白敏中是白居易曾祖弟。居易卒后，以白敏中为顶梁柱的白氏家族与皇甫家族仍然保持着相当密切的关系。《白敏中墓志》云：“公前娶博陵崔夫人，解县令宽第五女，有女三人，二人早殁，一女适今主客员外郎皇甫炜，亦殁。后娶今卫国夫人韦氏。秘书少监同靖之女。……女二人，一人继归今主客员外郎皇甫炜，亦殁。”(22)大中二年，白敏中将与崔夫人所生女儿嫁与皇甫炜。大中十年(856)二月，又以继室韦夫人之女归于炜。关于再次通婚原因，皇甫炜撰《皇甫炜夫人白氏墓志》云：“前夫人寝疾，炜方茕茕在究，不克省视。以大中七年二月八日前夫人殁于东都。及炜再齿人伦，从事分陕。九年十一月□假，匍匐诉于司徒公。公以炜早忝科第，柔而自立，遂继姻好。”大中十二年(858)，白夫人卒于江陵，皇甫炜时任右拾遗，后官太常博士、主客员外郎、仓部员外郎、抚州刺史等职。咸通六年(855)卒。
三、白氏家族与张氏家族的婚姻
除与杨氏、皇甫氏的家族联姻外，白敏中还有一女嫁与张温士，见《白敏中墓志》：“一人归前集贤殿校理张温士，亦殁。”张温士其人，《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始兴张氏”载：“仲孚，监察御史、广州节度判官。……子温士，刑部郎中。”(23)张氏家族也是显族，“始兴张氏亦出自晋司空华之后，随晋南迁，至君政，因官居于韶州曲江。”(24)张仲孚弟仲方，《旧唐书•张仲方传》：“张仲方，韶州始兴人。祖九皋，广州刺史、殿中监、岭南节度使。父抗，赠右仆射。仲方伯祖始兴文献公九龄，开元朝名相。仲方，贞元中进士擢第，宏辞登科，释褐集贤校理。”(25)张仲孚之父张抗，祖父为名相张九龄之弟张九皋。
白居易与张仲方颇有唱酬往来。大和七年，李德裕执政，白居易和张仲方皆被出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居易作《秋日与张宾客舒著作同游龙门醉中狂歌凡二百三十八字》：“暂停杯觞辍吟咏，我有狂言君试听。丈夫一生有二志，兼济独善难得并。不能救疗生民病，即须先濯尘土缨。况吾头白眼已暗，终日戚促何所成?不如展眉开口笑，龙门醉卧香山行。”大和八年(834)，有《除夜言怀兼赠张常侍》、《早春招张宾客》皆为酬赠张仲方之诗，白居易又有《张常侍相访》诗：“忽闻车马客，来访蓬蒿门。况是张常侍，安得不开樽?”可见二人的亲密关系。后来，李宗闵复召仲方为常侍。大和九年白居易作《送张常侍西归》云：“二年花下为闲伴，一旦尊前弃老夫。西午桥街行怅望，南龙兴寺立踟蹰。洛城久住留情否?省骑重归称意无?出镇归朝但相访，此身应不离东都。”白居易既与张氏家族如此熟悉，白敏中与之结为姻亲也是意料中事。更何况，据其本传云：“仲方贞确自立，绰有祖风。自驳谥之后，为德裕之党摈斥，坎坷而殁，人士悲之。有文集三十卷。兄仲端，位终都昌令。弟仲孚，登进士第，为监察御史。”(26)可见在党援上，张仲方为李党死敌，与白敏中有着共同的政治立场。
四、白氏家族婚姻选择的特点
从白居易及其家族与杨氏、皇甫氏、张氏家族的通婚状况，我们可以了解到，白氏家族在选择姻亲这方面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重视文学传统。杨氏兄弟皆善诗文，杨汝士尤通文学，《唐摭言》卷13《惜名》云：“裴令公居守东洛，夜宴半酣，公索联句，元白有得色。时公为破题，次至杨侍郎曰：‘昔日兰亭无艳质，此时金谷有高人。’白知不能加，遽裂之曰：‘笙歌鼎沸，勿作此冷淡生活!’元顾曰：‘白乐天所谓能全其名者也。’”汝士又有“我今日压倒元、白”(27)之语。现《全唐诗》卷484存其诗七首，《全唐文》卷723存其文二篇。虞卿亦擅诗文，《唐诗纪事》卷46云：“虞卿醉后善歌《扫市词》，又有小妓工琵琶，虞卿死，遂辞去。乐天《哭虞卿》诗云：何日重闻《扫市歌》，谁家收得琵琶妓?”(28)《全唐诗》卷484存其诗一首及残句一则，《全唐文》卷717存其文一篇。汉公诗文兼擅，《全唐诗》卷516存其诗二首，《全唐文》卷760存其文一篇，又有其撰《郑本柔墓志铭》一文出土。杨鲁士之诗已不存，目前仅存其撰《唐故濮阳郡夫人吴氏墓志并铭》一文。
皇甫氏家族为文学世家。《皇甫炜墓志》云：“皇朝齐州刺史讳胤，公之曾大父也。齐州生蜀州刺史讳微，永泰初登进士科，首冠群彦。由尚书郎出蜀郡守。文学政事，为时表仪。”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四八载：“贞元十四年，澈刺蜀州，(据《皇甫炜墓志》，“澈”当为“徹”之误)《赋四相诗》，序云：蜀州刺史厅壁记，居相位者前后四公，谟明弼谐，迁转历此。顾已无取，忝迹于斯，景行遗烈，嗟叹之不足也。谨述其行事，咏其休美，庶将来君子，知圣朝之德云尔。”(29)知皇甫彻有诗《赠四相诗》流传至今。《皇甫炜墓志》云：“蜀州生汝州刺史、赠尚书右丞讳曙，人艺兼茂，甲乙连登。历聘名藩，荐居郎位。亚尹洛邑，再相宫坊，调护储闱，五典剧郡。以诗酒遣兴，以云水娱情，味道探玄，独远声利。至今言达识通理者，以为称首。”则皇甫曙亦为当时著名诗人，与白居易多有酬唱，又窦庠有《留守府酬皇甫曙侍御弹琴之什》，知与窦氏亦有酬唱。《全唐诗》卷四百九十录其诗一首，《全唐诗补编》收其诗一首，残诗一句。皇甫炜也有着相当高的文学才能，其墓志载：“爰在童丱，即躭典坟。下帷而园囿不窥，嗜学而萤雪助照。穷经暇日，工为八韵。前后所缀，踰数百篇。体物清新，属词雅正，虽士衡称其浏亮，玄晏为之丽则，不是过也。”现有其妻《白氏墓志》一文传世。皇甫炜之兄燠以文学登第，且：“孜孜于篆刻，拳拳以讽咏。”(30)
曲江张氏更是从盛唐时代开始就以文学名世，张仲方伯祖张九龄诗文兼擅，与许頲合称“燕许大手笔”，现存诗文集二十卷。仲方祖九皋亦有文名，虽未曾有诗文传世，但据孙逖所作《授裴巨卿国子司业张九皋尚书职方郎中制》云：“朝请大夫、殿中丞、上柱国张九皋，雅量清才，体合明允，咸推远识，皆有令名。能励节于朝廷，将致美于兄弟。诗书是悦，宜当六学之师；章奏惟难，更擅一台之妙。”(31)其颇擅章奏。又宋王得臣《麈史》载：“予元佑丁卯假守唐州，唐时治今比阳县，后徙泌阳，今治是也。按开元间李适之尝为唐州刺史，既去，有德政碑，乃张九皋之文。”(32)知九皋曾作《李适之德政碑》，惜已不传。张仲方诗文兼擅，《全唐诗》录其诗二首，《全唐文》存文二篇。
二是重视科第。白居易、行简、敏中兄弟皆登进士第，在婚娶时也特别重视对方的科第情况。杨氏四兄弟皆为进士出身，《旧唐书》载：“虞卿元和五年进士擢第，又应博学宏词科。”“弟汉公，大和(应为‘元和’之误)八年擢进士第，又书判拔萃。”又载：“汝士，字慕巢，元和四年进士擢第，又登博学宏词科。”杨鲁士登科年岁不详：“汝士弟鲁士。鲁士字宗尹，本名殷士。长庆元年，进士擢第，其年诏翰林覆试，殷士与郑朗等覆落，因改名鲁士。复登制科，位不达而卒。”(33)
张氏家族亦如此。仲方“贞元中进士擢第，宏词登科，……弟仲孚，登进士第。”(34)兄弟俱登进士第，张温士未知。皇甫家族亦皆为进士登第，皇甫徼“永泰初登进士科，首冠群彦。”皇甫曙“人艺兼茂，甲乙连登”，“元和十一年中书舍人李逢吉下登第。”(35)《皇甫炜墓志》载：“大中二年，故仆射封公敖之主春闱也，负至公之鉴，擢居上第。”皇甫炜之兄燠亦登第：“大和六年，以文学登进士上第”。(36)最值得注意的是，皇甫炜在《白氏墓志》中云：“公以炜早忝科第，柔而自立，遂继姻好。”特意指出自己早登科第是受到白敏中青睐的原因之一，可见白氏家族重视进士第的程度。
三是政治立场上的一致。中晚唐牛李党争卷入了很多士人进去，白氏家族与杨氏、皇甫氏、张氏无一例外皆属牛党，体现了家族势力在党争中的巨大作用。
杨氏兄弟汝士、虞卿、汉公为牛党要人，在牛党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唐刘轲《牛羊日历》：“僧孺新昌里第，与虞卿夹街对门。虞卿别起高榭于僧孺之墙东，谓之南亭，列烛往来，里人谓之半夜客，亦号此亭为行中书。”钱易《南部新书》：“大和中，朋党之首：杨虞卿、张元夫、萧瀚。后杨除常州，张汝州，萧郑州。”又云：“大和中，人指杨虞卿宅南亭子为行中书。盖朋党聚议于此尔。”(37)刘轲又称：“僧孺乃与虞卿兄弟驱驾轻薄，毁短逢吉。又恶裴度之功，曾进曹马传以谋陷害。虞卿又结李宗闵，宗闵之门人尽驱之牛门，此外有不依附者，皆潜被疮痛，遭之者谓之阴毒伤寒，故京师语曰：‘太牢笔，少牢口，南北东西何处走。’(太牢僧孺，少牢虞卿)。”(38)杨虞卿是牛党党魁之一，与牛僧孺、李宗闵的官场升沉一致。“李宗闵待之如骨肉，以能朋比唱和，故时号党魁。八年，宗闵复入相，寻召为工部侍郎。”“时李宗闵、牛僧孺辅政，待汝士厚。寻正拜中书舍人，改工部侍郎……开成元年七月，转兵部侍郎。其年十二月，检校礼部尚书、梓州刺史、剑南东川节度使。时宗人嗣复镇西川，兄弟对居节制，时人荣之。”(39)《唐摭言》卷7《升沈后进》：“太和中，苏景胤、张元夫为翰林主人，杨汝士与弟虞卿及汉公，尤为文林表式。故后进相谓曰：‘欲入举场，先问苏张；苏张犹可，三杨杀我。’”(40)《新唐书》卷175：“李宗闵、牛僧孺辅政，引为右司郎中、弘文馆学士。再迁给事中。虞卿佞柔，善谐丽权幸，倚为奸利。岁举选者，皆走门下，署第注员，无不得所欲，升沈在牙颊间。当时有苏景胤、张元夫，而虞卿兄弟汝士、汉公为人所奔向，故语曰：‘欲趋举场，问苏、张；苏、张犹可，三杨杀我。’宗闵待之尤厚，就党中为最能唱和者，以口语轩轾事机，故时号党魁。”(41)以上资料因党争口诛笔伐的原因，有着强烈的倾向性，但杨汝士与虞卿为牛党党魁的事实大概是不可否认的。
《唐诗纪事》卷52载：“曙，元和十一年中书舍人李逢吉下登第。逢吉所擢多寒素，时有诗曰：元和天子丙申年，三十三人同得仙。袍似烂银文似锦，相将白日上青天。是岁，高澥第一人，刘端夫、李行方、周匡物、廖有方辈皆预选。”皇甫曙是李逢吉的门生，注定与牛党密不可分。由于皇甫曙留下的材料比较少，但可以从其子的社会关系来推定。
一般来说，墓志铭撰者与墓主家庭多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尤其在政治立场上是较为一致的。《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有皇甫炜之兄《皇甫燠墓志》，与皇甫炜的墓志作者皆为刘允章，《皇甫炜墓志》云：“凝以玄章与公有奕世通家之旧契，忘形莫逆之交分，保岁寒身同我尔。”皇甫家族与刘氏家族关系之深可见一斑。刘允章父宽夫，祖伯刍，与牛党颇有渊源。刘伯刍早年与李德裕之父吉甫结怨，《新唐书•刘伯刍传》载：“裴垍待之善，擢累给事中。李吉甫当国而垍卒，不加赠，伯刍为申理，乃赠太子少傅。或言其妻垍从母也，吉甫欲按之，求补虢州刺史。稍迁刑部侍郎、左散骑常侍。卒，赠工部尚书。”(42)刘宽夫与牛僧孺也是熟知，陈思《宝刻丛编》卷八载：“唐崔群先庙碑，唐武昌军节度使牛僧孺撰，起居郎刘宽夫隶书，并篆额。”(43)又据李商隐《樊南乙集序》云：“时同寮有京兆韦观文、河南房鲁、乐安孙朴、京兆韦峤、天水赵璜、长乐冯颛、彭城刘允章。是数辈者，皆能文字。每著一篇，则取本去。是岁，葬牛太尉，天下设祭者百数。他日尹言：吾太尉之薨，有杜司勋之志，与子之奠文，二事为不朽。”(44)刘允章也对牛僧孺非常崇敬。可见，刘氏三代皆与牛党密不可分。
《皇甫炜墓志》载：“丧复常，故尚书高公少逸廉问陕郛(虢)，熟公德行，奏授大理评事，充都防御判官。俄而，府移华州，又请为上介。高公两地之政，一咨于公。不激不沽，弘益斯著。宣宗皇帝励精理道，渴伫谠言。聆公忠直，遂擢为右拾遗。”皇甫炜为高少逸从事多年，关系较为亲密。高少逸为高元裕之弟，《新唐书•高少逸传》云：“长庆末为侍御史，坐失举劾，贬赞善大夫，累迁谏议大夫，乃代元裕。稍进给事中，出为陕虢观察使。中人责峡石驿吏供饼恶，鞭之，少逸封饼以闻。宣宗怒，召使者责曰：‘山谷间是饼岂易具邪?’谪隶恭陵，中人皆敛手。”(45)高元裕乃牛党中人：“李宗闵高其节，擢谏议大夫，进中书舍人。……及宗闵得罪，元裕坐出饯，贬阆州刺史。注死，复授谏议大夫、翰林侍讲学士。”(46)而高元裕之子高璩正是《白敏中墓志》的撰者。从皇甫炜墓志中所提供的信息，可知皇甫炜的交游都属于牛党派系，他能深受白敏中器重，与此不无关系。
张端士家族更与李党是死敌，《旧唐书•张仲方传》载：“会吕温、羊士谔诬告宰相李吉甫阴事，二人俱贬，仲方坐吕温贡举门生，出为金州刺史。吉甫卒，入为度支郎中。时太常定吉甫谥为‘恭懿’，博士尉迟汾请为‘敬宪’，仲方驳议曰：……自驳谥之后，为德裕之党摈斥，坎坷而殁，人士悲之。”(47)张仲方因驳吉甫谥号，而被李德裕记恨摈斥，但却受到牛党党魁李宗闵的厚爱：“三年，入为太子宾客。五年四月，转右散骑常侍。七年，李德裕辅政，出为太子宾客分司。八年，德裕罢相，李宗闵复召仲方为常侍。”(48)
由上可知，白氏家族联姻状况至少给予我们两种启示：一、白氏婚姻重视进士科第，以及在政治上倾向牛党的特点，又一次证明了陈寅恪先生“牛党重科第”的论断。二，唐代婚姻不仅仅是两个人，而是关系着整个家族利益和命运的重大事情。因此，在这种深刻的社会背景下，家族利益与命运在士人心里占据的份量极重，它可能会在各个方面对士人的生活产生重要影响。文学作为作家生活心理轨迹的反映，必然首当其冲地受到冲击，而在这之前，作家婚姻与文学的关系并未有人加以注目。杨氏、皇甫氏、张氏家族成员皆与白居易有诗文往来，既是文友，又是姻亲，这对我们了解唐代文学家族联姻状况及其对文学原生态的影响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本。
注释：
①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12页。
②主要有顾学颉《白居易和他的夫人——兼论白氏青年时期的婚姻问题和与“湘灵”的关系》(《江汉论坛》1980年第6期)以及王辉斌《白居易的婚姻问题》(《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第4期)，后者认为居易曾两次结婚，第一次于元和三年夏与杨虞卿从父之妹结婚，“杨氏因病约卒于白居易出牧苏州的宝历元年之前。大和元年或翌年春夏间，与杨汝士妹第二次结婚。”作者误将“从父妹”解为“从父之妹”，故得出的结论不可信。
③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62，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911页。
④刘昫：《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354页。
⑤文中白居易诗文皆出自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⑥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024页。
⑦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第1037—1038页。
⑧岑仲勉《唐史余渖》，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78页。
⑨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第2023页。
⑩岑仲勉：《隋唐史》，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24页。
(11)胡可先师、文艳蓉：《新出石刻与白居易研究》，《文献》2008年第2期，第29页。
(12)参见拙文《白居易予嗣考辨》，《重庆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第107-109页。
(13)张乃翥：《记洛阳出上的两件唐代石刻》，《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第21页。
(14)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卷3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326页。
(15)吴钢：《全唐文补遗》第4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7年，第233页。
(16)陶敏：《全唐诗人名汇考》，沈阳：辽海出版社，2006年，第869页。
(17)吴钢：《全唐文补遗》第7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年，第134页。
(18)白书斋：《白居易家谱》，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1983年，第48页。
(19)吴钢：《全唐文补遗》第4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7年，第232页。
(20)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129、2299页。
(21)房玄龄：《晋书》卷五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409页。
(22)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第1034页。
(23)欧阳修：《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698-2699页。
(24)欧阳修：《新唐书》，第2681页。
(25)刘昫：《旧唐书》，第4442-4443页。
(26)刘昫：《旧唐书》，第4445-4446页。
(27)王定保：《唐摭言》，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149、32页。
(28)计有功：《唐诗纪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707页。
(29)计有功：《唐诗纪事》，第735页。
(30)吴钢：《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第409页。
(31)董诰：《全唐文》卷30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387页。
(32)王得臣：《麈史》卷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56页。
(33)刘昫：《旧唐书》，第4561-4564页。
(34)刘昫：《旧唐书》，第4443-4446页。
(35)计有功：《唐诗纪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787页。
(36)吴钢：《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第409页。
(37)钱易：《南部新书》，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67、82页。
(38)刘轲：《牛羊日历》，《藕香零拾》本，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04页。
(39)刘昫：《旧唐书》，第4563、4564页。
(40)王定保：《唐摭言》，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75页。
(41)欧阳修：《新唐书》，第5248—5249页。
(42)欧阳修：《新唐书》，第4969页。
(43)陈思：《宝刻丛编》，《丛书集成初编》第1603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43页。
(44)余恕诚：《李商隐文编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176页。
(45)欧阳修：《新唐书》，第5286页。
(46)欧阳修：《新唐书》，第5285页。
(47)刘昫：《旧唐书》，第4443-4446页。
(48)刘昫：《旧唐书》，第444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