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列举了美国政治学界第三代学者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进行研究的视角，主要涉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精英分析、政治文化、结构功能、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等视角及研究成果。上述研究存在着三个特点及缺陷：（1）模型取向的特点，这容易导致对中国政治现实的错误判断；（2）消费领域而非生产领域，美国学者将中国政治作为西方各种社会科学理论的实验场，却忽视了中国实践对于西方主流政治理论的挑战；（3）西方假设往往忽略了东西方文化的微妙差异，从而导致假设与现实的鸿沟存在。
关键词：政治学；中国学；美国
1949年以后，美国政治学界的中国政治研究按照何汉理（Harry Harding ）的划分①「Harding ，Harry ，1984.」大致可以分为三代：第一代学者受早期冷战思维的影响，其研究视角容易打上冷战烙印；第二代学者的注意力集中在20世纪60～70年代的中国，常常采用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建立的集权主义（totalitarianism ）模型硬套中国政治；第三代学者集中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他们在理论准备、物质基础、现场调查、研究方法和手段等条件上远远优于第一、二代学者，因而对中国具有更深刻的认识。正是由于第三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并不一定为国内广大学者所熟知，本文归纳并评述了他们的主要研究视角，仅供国内同仁参考。
一、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来自欧洲，主要包括国家的建立、市民社会发展、市场发展与民主政治的关系等基本问题。其理论要点一是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标志；二是任何社会政治变革都依赖于市民社会对国家的压力，从而使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放弃对社会的控制；三是经济的发展会促使民主政治以及一个以公共领域为核心的市民社会的出现。②「关于市民社会理论，请参考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安东尼·葛兰西的《狱中札记》、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等著作。」以上理论在第三代学者看来，对于分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中国社会具有很强的解释力。1983年倪志伟（Victor Nee）编辑的《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论文集，可以看做是美国学者较早采用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来研究中国政治的成果。③「Nee ，Victor &Mozingo ，David，1983.」自此，国家与社会关系就成为中国政治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并在20世纪90年代一跃成为主流分析视角。④「Oksenberg ，Michel，2001.」与早期的集权主义模型、官僚多元主义模型相比，国家与社会模型强调的是国家放松对社会的控制、社会自治、党和国家的分离等要求，由此，美国学者形成了三派主要观点：一派认为，改革会导致一个独立的、强大的市民社会的出现，而这最终会引发政治的自由化和民主化，即社会促进国家变革观；第二派认为，表面上看社会经济因素高度依赖于国家，但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不仅不会破坏权威主义政治结构，反而有利于稳定这个结构，即社会与国家协调发展观；第三种观点是，一部分学者认为由于国家与社会将处于对立关系，社会压力最终会导致某些政治制度发生改变，即社会反抗国家观。⑤「Harding ，Harry ，1994.」
社会促进国家变革
这派学者主要集中于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意义进行分析。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早在其1985年编著的《后毛时代改革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就提出了中国经济改革会导致政治领域出现变革的观点，何汉理在《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毛以后的改革》一书中也持相同的观点。①「Perry ，Elizabeth J .&Wong ，Christine ，1985；Harding ，Harry ，1987.」奥森伯格也认为20世纪90年代末期和21世纪初期在中国必将出现由经济、社会发展而引发的政治变迁。②「Oksenberg ，Michel，2001，p.28.」戈登·怀特（Gordon White）认为经济改革的成果会对政治产生巨大的挑战和压力，甚至认为经济发展会破坏国家社会主义的合法性、有效性，他对中国未来具体的政治变革途径以及变革对象的预测持谨慎态度，他认为中国很有可能出现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或地区所形成的那种国家具有很强干预能力的国家资本主义结局。③「White ，Gordon，1993.」苏黛瑞（Dorothy J .Solinger）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连续性、个人行为的一贯性上入手，指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长期在计划经济中所养成的某些习惯并没有多少改变，因此在计划与市场之间并不存在一条清晰的分界线。与怀特所强调的中国已经出现市民社会的观点相反，苏黛瑞并不认为中国已出现了符合标准的市民社会，因此，改革是弱化而不是强化了国家与社会的分离。④「Solinger，DorothyJ .，1993.」
社会与国家的协调发展
柯丹青（Daniel Kelliher ）在分析中国农村改革时，指出了社会与国家是如何共同作用从而促进了农村改革的成功。他认为：如果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看中国农民与国家的关系，无论用什么标准都可以看到一个强国家、弱社会的关系体，这种结构不利于社会的发展。然而他指出，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农民在创制一项改革目标的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由于农民协同一致，共同向国家提出政策倡议，国家面对着一场同质性的社会运动，于是接受了农民的政策创新。结果是国家与社会达成一致，促成了中国农村的改革。⑤「Kelliher，Daniel，1992.」托尼·塞奇（Tony Saich）通过分析社会中介组织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生长过程发现，中国的社团组织的发展经历了国家与社会的合作过程：一方面社团的成立必须得到国家的认可，几乎每一个社团的成立都必须经历与国家谈判的过程，而最终被法团化；另一方面，国家尤其是"地方国家"也必须在谈判的过程中作出让步。因此中国社团组织的壮大与成熟既是国家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原因，也是其结果。⑥「Saich ，Tony，2000.」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新型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出现了法团主义倾向，即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社会权力结构出现了一种新的组合形式，各种各样的组织、社团采取多边合作、角色混合、相互依赖的方式联系在一起，而在这个网络中，国家是核心的角色。以商业团体为例，国家有意识地吸收社会资源和商业技术精英，建立专业商业团体的目的不是为了自治，而是实现获取资源、扩大联系；社会团体看重与国家的联系，主动接近国家，则是因为这是一种荣誉和地位的象征。苏黛瑞在分析企业家与国家的关系和舒秀文（Vivienne Shue ）、戴慕珍（Jean C.Oi）在研究农村基层政府的经济行为时都采用了这种分析视角。⑦「Shue，Vivienne，1988，1996；Oi，Jean C.，1995，p.1133.」
社会反抗国家
这派学者认为，随着市民社会的成熟，市民社会将会抑制甚至反抗国家对于经济生活、私人领域以及公共生活的干预，如果国家不能因此在权力上作出调整与让步，社会的反抗可能会使政治出现不稳定的状况。美国学者对于社会反抗国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时期：一是90年代初期的研究，这些文献主要集中于1993年《当代中国》杂志4月号题为"当代中国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研究"的专辑中；二是对20世纪90年代或21世纪初中国政治中若干不稳定性因素的分析，主要集中分析了城市和农村中的"群体性突发事件".白思鼎（Thomas P.Bernstein ）等人通过分析"中央国家"（central state ）与"地方国家"（local state）在征收农民赋税中的不同表现，来分析农村中的暴力与抗争，农民如何希望与中央国家联盟以制约和反抗地方国家；⑧「Bernstein ，Thomas P.，2000；O'Brien ，Kevin J .&Li ，Lianjiang ，1995.」郭小林通过对农村土地征用过程的分析，认为随着改革的深入，"大国家"从农村社会退出，但是"小国家"却强化了对农村社会的控制与资源提取，在农村社会的抗争过程中，中央国家与地方国家出现了分歧，在农民眼中，中央国家代表正义，而地方国家代表着非正义。①「Guo ，Xiaolin ，2000，pp.422～439.」此外，也有若干关于城市工人"群体性事件"分析的文章出现。②「如Elizabeth Perry 对当代中国工人协会角色的分析（Labor's Battle for Political Space：The Role of Worker Associations inContemporary China，in Davis，Deborah ，etc.（eds.），1995，Urban Space in Contemporary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Lee ，Ching Kwan的"劳工抗争的道路"（Pathwaysof Labor Insurgency"，in Perry，Elizabeth &Selden，Mark，（eds.），1999，ChineseSociety ：Change，Conflict and Resistance ，New York：Routledge ，）等文章。」在诸多文献的基础上，沈大伟（David Shambaugh ）于2000年编辑了《中国会出现不稳定吗？》一书，比较全面地分析了社会反抗国家的可能性。③「O'Brien ，Kevin J .，2002，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in The China Journal，No.48.」欧博文（Kevin J .O'Brien）在2002年通过文献综述也提出："政治冲突的研究正在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主流。"④「Shambaugh ，David ，2000.」
总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是当代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中的主要视角，但近年来这种视角的缺陷性也开始显现，一方面是国家与社会其各自构成的同质性逐渐受到怀疑，另一方面，一些学者质疑来自于欧洲经验的模型是否适于解释中国的实践，此外，仅仅从宏观上分析中国政治，而忽略微观领域是否能够把握中国政治的本质。对于这些缺陷，以下有关视角会给予补充说明。
二、精英分析视角
在美国政治学中，精英理论仍然是来自于欧洲土壤的理论，意大利学者莫斯卡（1896）、帕累托（1916），美国学者阿伦（1950）、米歇尔斯和拉斯韦尔（1965）是这个理论产生的主要贡献者。这是一种从研究政治势力高度集中的权力群的性质和作用出发来解释政治现象的理论，它认为人类社会必然存在着一个权力系统，这个系统通过一个权力团体直接或间接地实施权威分配或统治，组成这个权力团体的成员就是社会中的少数统治者，就是政治精英，因此政治研究必须以权力精英为中心。精英理论中更强调研究整个团体权力的称为"集体权力精英理论"，偏重研究团体中个人权力的称为"个人权力精英理论".
J .P.内特（J .P.Nettl ）1967年在其《政治动员》一书中提出：传统社会在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会出现精英制度向宪政制度的转型。所谓精英制度，就是权力掌握在某些个人和统治阶级的手中，阶级的观念被普遍接受，政治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宪政制度则表现为，权力的分配依据是法律，拥有权力和责任的是制度而非个人，分权和制衡的原则获得普遍的认同。
在以后的研究中，美国政治学者通过对中国不同代际政治精英的转型特点的梳理，通过对精英重组、观念变革、政治战略、政治资源以及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政治体系内部及外部的持不同政见者等的分析，把握中国政治的走向。由于政治精英分析不能不涉及到关于权力继承、合法性与腐败的问题，因此研究中往往伴随着有关政治制度的分析。尤其是新制度主义诞生以后，学者们开始采用一些新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这是第三代精英分析学者的一个最大特点。在分析对象上，精英分析往往集中于公共政策的产生与执行过程等方面。第三代学者更加理性地采用一些学术用语来描述当代中国的政策过程特点，如"分散的权威主义"、"新权威主义"、"软权威主义"、法团主义等。此外，与第一、二代学者不同，在分析公共政策时，第三代学者更注意在分权的背景下强调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研究，而不仅仅集中于中央或地方的单方面分析。⑤「Harding ，Harry ，1994，p.701.」
美国政治学界对于中国政治的精英分析大致产生了三种主要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新兴精英主要是技术精英，这一代领导人很少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与派系联系较少，他们乐于重组中国的政治体系，在面对大众的压力时能及时反应，肩负责任；第二种观点认为：新型领导与官僚仍然会受意识形态与个人考虑的约束，因此在政治行为上会谨小慎微，很难创新和改革现存的政治体系；第三种观点认为叛逆型精英会最终成为变化的主要力量，并最终与现有的政治结构发生冲突。精英分析学者认为中国政治发展会经历三个阶段，即改革、停滞、冲突，这与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分析中国政治所得出的社会促进国家、社会与国家协调发展、社会反抗国家三个阶段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
三、政治文化视角
一些美国政治学者还采用政治文化视角研究中国政治。早期的学者主要从中国的家庭教育或儒学教育入手来研究中国政治的特点，而当代的政治文化研究则主要分析国家是如何通过宣传媒体和教育制度来控制政治的社会化进程。在这里，政治文化成为一套制度、观念，人们是如何主动去适应这套制度结构，反过来，各种制度结构的运行方式、发展方式又如何受到政治文化的影响，这些都成为研究的内容。
裴鲁恂（Lucian W.Pye ）是研究中国政治文化素负盛名的学者，他在20世纪80年代详细分析了中国政治的基本特点以及中国人的政治心理。
在他看来，中国政治文化中存在着两种互为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强调和谐与共识，另一方面又强调"关系"，因此，派系、派系斗争就成为中国政治的一个特点。①「裴鲁恂，1988，《中国政治变与常》，胡祖庆译，台北，五南图书。」
理查德·柯特·克劳斯（Richard Curt Kraus）研究了艺术与政治的关系这个大题目，在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中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他从研究书法与权力的关系入手，发现中国文化中有一套精巧的传统，就是权高位重的人的书法受到特别的尊重，具有特别的意义。
因此题字水平的高低也肯定会影响到政治沟通的效果，这在中国是一种独特的政治现象。②「Kraus ，Richard Curt，1991.」
"关系"仍将是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重要领域。罗德明（Lowell Dittmer）认为"，关系"是研究中国非正式政治（informal politics ）中的一个最重要的概念，离开这一点，中国政治研究无从入手。③「Dittmer ，Lowell，1995.」
裴鲁恂在其文章中强调，国家权力更多地依赖于个人权力和个人地位，只要没有一套有效的法律制度和大众认可的合法性机制，"关系"就将在中国政治中扮演关键的角色。④「Pye ，Lucian W.，1995，p.52.」也有学者把"关系"从底层向高层划分为工具维度、礼仪维度、道德维度和感情维度4个维度。工具维度的"关系"来自于个人收益和损失的计算，属于最低层次。这种"关系"具有功利性特点，最不稳固；礼仪维度的关系主要来自于中国文化中的"人情"，属于社会网络中与礼仪责任以及与协调交际有关的联系；道德维度的"关系"主要与中国文化中的"忠"与"义"有关，这种"关系"经常出现在上下级之间、施惠者与受惠者之间；感情维度的"关系"属于最高层次，也最为牢固。当然，在中国精英政治中"，关系"并不仅仅表现为某种单一维度，而可能是多种维度的混合体。⑤「Gao ，Xuezhi，2001，Dimensions of Guanxi in Chinese Elite Politics，in The China Journal，No.46.」
四、结构、功能视角
在美国政治学中，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并非同一概念，但几乎都来自社会学理论。在从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两种视角观察中国政治的学者中，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偏重对组织结构的分析，在《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一书中，他采用了静态的组织结构视角并分析了从中国帝制到改革开放以后不同时期的政治体制与权力结构。⑥「李侃如，1998，《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台北，国立编译馆。」A.格尔斯坦（Avery Goldstein ）偏重对关系结构的分析，他对1978年以前中国政治的回顾采用了这种方法。⑦「O'Brien ，KevinJ .，1991.」欧博文则偏重历史结构的分析，他从新制度主义中的历史制度主义出发，分析了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能否成为有效的立法机构。⑧「Goldstein ，Avery ，1991.」
詹姆斯·汤森的《中国政治》偏重于从功能主义视角来分析1985年以前的中国政治。汤森采用了阿尔蒙德和小鲍威尔的分析框架，从政治体系（包括体系功能）、政治过程（过程功能）及政策（政策功能）来分析中国政治。在分析政治体系时，他列举了共产主义体制的起源、政治构架（包括机构与政策演变）、意识形态体制及变革，同时从三个方面分析了政治体制功能：政治社会化与传播、政治沟通、政治录用，在此基础上考察了政府过程（利益表达、决策、政策实施）及政策的产生。汤森的分析主要集中在1985年以前的中国政治，分析的重点集中在政治体系与政治过程上。①「詹姆斯·汤森，1996《，中国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
五、宏观与微观分析的结合
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视角是美籍华裔学者邹谠提出的，他认为单独用宏观或微观的分析方法都不能全面把握中国政治的实质。因此，必须在宏观上分析4个层面，在微观上采用理性选择途径，从案例、个体入手，才能把握中国政治全貌。②「邹谠，1994《，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中文版），牛津大学出版社。」
邹谠的中国政治研究始终围绕着民主化这一主题展开。在这个研究领域里，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研究属于"现代化"理论研究的一部分，属于一种"宏观历史比较社会学"的研究视角。③「甘阳，1994《，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一书序言。」
李普塞特和巴林顿·摩尔的著作突出强调了社会经济条件对于民主政治的制约性，或经济发展、社会阶层的分布情况与民主的关系。70年代以来，这种研究视角开始受到实践与理论两个方面的质疑：在经验上，60年代以来的大量经验研究和统计分析表明，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与政治民主化之间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在理论上，70年代以来，以博奕论和理性选择理论等方法论为基础，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心日益转向集体行动的微观机制，通过关注个人偏好来分析人们的行为互动。
这种转向反映了宏观历史分析的决定论色彩，即似乎给定了某一社会经济条件，微观个体无论怎么行动都只会有同样的结果。问题恰恰在于，即使在相同的社会经济历史发展条件下，个体和群体也绝非只有一种策略选择，往往具有多种选择，这些不同的策略选择会导致不同的政治结果，从而也会影响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身。
邹谠认为，对于20世纪中国政治的分析必须在宏观上把握4个层次：社会革命的层次、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层次、政权机构和政府制度层次、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层次，这4个层次形成了研究中国政治的宏观框架。此外"，还有另外一条将这4个层次连接为一个整体，贯穿和推动了这4个层次当中的巨大变化与相互作用的线索，这就是政治家、政治领导集团的政策与行动。要分析研究他们的决策过程和行动的效果，我们就需要利用30年来在美国越来越发展的几种新的理论与方法，即人类决策的理论或理性选择论、博奕论、战略思维方法与集体行动论。这些理论的某些部分可以使我们更进一步了解中国政治家和政党的决策、政治战略和行为".为了说明微观分析对于中国政治研究的重要性，邹谠又指出："20世纪中国政治的一个特征，就是政党及其领袖的决策对政治发展的影响，在一个更长的时期中，比其他国家更直接、更重大、更显而易见"，"这一特征就把政策的决定和理性选择论提到研究中国政治最重要的地位，也可以说应当成为新中国政治学的核心".④「邹谠，1994，第18～21页。」
六、结语：对各种视角的评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视角大体上有上述5种，但伴随着这些视角的相关文献却举不胜举。总的来说，美国是海外中国政治研究的大本营，各种视角的互相竞争、补充，并在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中逐渐成熟，这对于形成对中国政治的本质性认识是有帮助的。同时，其所开辟的各种研究领域和使用的各种研究方法，对于国内政治学研究同行来说也是具有启发意义的。尽管如此，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还是存在着一些难以克服的缺陷：
第一，模型取向及其缺陷。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中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模型取向。这个特点也影响到了对中国政治的研究。按照王景伦的归纳，海外（主要指美国）研究中国政治的模型大概有如下9种，分别是：倾向模式、派别模式、官僚模式、结构模式、规范模式、毛控制模式、世代模式、利益群体模式、合法性模式；⑤「王景伦，1994《，走进东方的梦：美国的中国观》，时事出版社，第66～71页。」裴鲁恂在《中国政治变与常》一书中提出了西方研究中国政治的5个模型倾向：云南圆桌模型、意识形态和组合模型、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模型、交棒模型，以及他本人提出的共识、派系模型；①「裴鲁恂，《中国政治变与常》。」
詹姆斯·汤森在总结第一、二代美国学者的中国政治研究模型时，从众多模型中归纳出了三种倾向性：把中国模式等同于其他共产主义模式，统称为集权主义模式；把中国当作一个"发展中制度"，称为"发展中国家"模式而有别于欧洲中心模式以及强调中国自身特色的"毛泽东主义"模式。②「詹姆斯·汤森，第17页。」上述模型主要形成于第一、二代学者对中国政治的研究成果中，第三代学者虽然在一、二代学者的研究基础上有所发展，但建立模型的思维却一脉相承，如新权威主义模型、社会反抗国家模型、软权威主义模型、法团主义模型等等。模型取向的研究方法的确有利于人们从复杂的政治现象中抓住本质，使复杂的政治现象简单化，但模型也有可能阻碍人们对于现实的本来面目的认识，有可能凝固人们的思维，留下了曲解、误导乃至无知的遗憾，这可以从大量的西方社会对于中国政治的判断与中国社会现实存在巨大差异的实例中得到证明。
第二，现实中的消费者，而非生产者。从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中大量吸收各种理论来研究中国政治，尤其是以从西方民主国家提炼出来的理论作为假设来剪裁、判断中国政治仍然是当代美国中国政治研究的一个基本特点。因此，中国政治只是这些理论的实验场，而非理论的产生地。例如，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是从近代欧洲民族国家的建立、市民社会发展过程中总结出来的；精英理论是从西方阶级对立、阶级分化过程中总结出来的；政治文化理论是从欧洲社会学以及精神分析人类学中发展起来的；结构、功能理论是从现代美国社会学大师帕森斯那里借用于政治分析的；宏观与微观分析中所谓的理性选择理论从现代经济学中借鉴对于人性的基本假设，更是具有明显的西方特色。对于这些理论，即或是美国学术界也对中国政治研究中的这种片面依赖于西方理论的做法表示质疑，并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问题即将挑战西方理论给予肯定。
裴鲁恂认为：中国政治研究中的建设性影响将会朝两个方向发展：要么是大量使用社会科学的理论超越中国现实；要么是中国的发展将会对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③「Pye，Lucian ，1992，p.1162.」裴宜理也认为：中国不应该仅成为世界上其他地区政治研究中某种理论的实验场，它应该成为产生某些新的分析途径的肥沃土壤。在美国，中国的政治研究应该由一个"消费领域"（使用某些从其他国家研究中总结出来的理论）转变为一个"生产领域"（能够产生一些令比较学者感兴趣的某些原始理论或概念）。④「Perry ，ElizabethJ .，1994，Trend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s ：State2Society Relation，inThe China Quarterly ，ISS.No.139.」由此可见，消费者而非生产者的地位是对中国政治研究在全美社会科学界尴尬地位的准确描述，这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复杂现实是不相符合的。
第三，西方假设与东方文化的微妙差异性。长期以来，美国学者很容易形成一种"美国中心主义视角"或"欧洲中心主义视角"，当这些学者用这些有色眼镜看待其他国家时，其分析问题所依据的往往是清一色的西方标准，并常常排除了受分析国的文化差异等因素，从而使结论与现实存在着差距乃至对立。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要寻找相关例子，可以说是举不胜举，以下是很有代表性的西方假设偏离中国现实的三个例子。
裴鲁恂认为：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中的基本问题是"这一学科中存在的概念和理论来自于与中国文化有很大差异的西方体系总结出来的假设，中国更多的是一种文明，却假装成是一个民族国家".⑤「Pye ，Lucian，1992，p.1162.」按照西方的标准，中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这在西方政治学界几乎成为一个常识。以这种逻辑来看，中国是不应该有民族主义的，但西方社会长期以来一直担心中国的民族主义会对西方构成严重挑战，这在理论上是前后矛盾的。实际上，中国尽管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但长期以来的民族联合和民族团结能力可能远超过西方学者的想象力，这种团结，当中国受到外来势力的侵略、压迫时，尤其牢固。
又如，西方学者假设直接选举、多党竞争、新闻自由是政治改革的基本标志，依照这个标准，很多西方学者都不认为中国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不但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而且改革力度很大，如党政分开、机构改革、政企分开、村民自治、乡镇长直选，人大地位加强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虽然这些成果离所谓的"西方标准"还很远，但与改革前的"全能主义"相比（邹谠），已经大大地前进了一步。除此之外，中国人更容易接受渐进型而非激进型的改革文化也是美国学者认为中国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因。再如，西方学者往往从合法性视角来看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认为合法性降低会使中国共产党失去领导权。
实际上，这种预测一方面严重忽略了中国共产党近年的改革及其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更重要的是忽略了中华民族追求和平、稳定的政治心理。只要中国共产党能控制腐败，它就仍将是中国政治中的领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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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男，1972年生，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2001级博士生，100871）
来源：《国外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