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叫作“宋人与花与香与瓷器”，已经显得很罗嗦，其实这还是省略了的，说得齐全，该是“宋人与花与香与茶与瓷器”。不妨先把南宋诗人葛绍体的几首诗引在这里：
《韩氏与闲即事》：堂深暑不到，闲意一炉香。棋斗过河急，琴弹流水长。古瓶疎牅下，怪石小池旁。忠献画图在，英声不可忘。
又《秋堂东轩》：新糊窗纸旧胡床，铜鸭烟昏砚墨香。淡翠屏风小瓶亚，芙蓉红軃菊花黄。
又《洵人上房》：自占一窗明，小炉春意生。茶分香味薄，梅插小枝横。有意探禅学，无心了世情。不知清夜坐，知得若为情。
葛绍体并不是著名的诗人，也可以说是很没有名气的，他的作品，一般的宋诗选本都不会选。但这几首诗却很有代表性，两宋士人的日常生活中几件互有关联、并且又都与瓷器相关的雅事，差不多都写在这里了，也正应了今天的题目，即宋人与花与香与茶与瓷器，不过因为时间有限，不仅茶事省略掉，香事恐怕也来不及细说了。
一、助成宋人之风雅的种种条件
这里所谓的“花”，还有“香”、“茶”、“瓷器”，当然都不是宋人的创造，但它却是由宋人赋予了雅的品质，换句话说，是宋人从这些本来属于日常生活的细节中提炼出高雅的情趣，并且因此为后世奠定了风雅的基调。为什么宋人会有、或者说能有这样的作为呢？原因可以有很多，单从历史背景来说，便有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比如城坊制的解体，都市生活的发达，还有科举制的完全成熟，等等，而这些又互为因果，成为一种推动社会变化的合力。
比如说，由于科举制完全成熟，而使得整个社会可以按部就班的造就一小批进士和一大批预备进士，这一群真正可以称为文人的进士和预备进士于是成为风雅的渊薮：不仅培养，而且传播。而宋诗与宋词的分工，使宋人可以方便完成士与名士的角色互换，或载道或言情的写作态度与方式的互换。而城坊制的解体，加速了都市文化的发达，于是使得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趋向、生活方式能够以都市提供的娱乐场所而迅速流布。
此外还可以说宋代出了一位十分懂得风雅的皇帝，自己能诗会画，又抚琴焚香点茶都来得，还直接领导兼指导了一个画院，可以把自己的想法直接贯彻和指导画家的实践（此前有一位李后主，但李后主应该说是文学家，宋徽宗则是艺术家）。
又有关于花事本身的，比如花卉新的发现和空前规模的引种，对古老品种的选育和栽培以及相关技术的长足的进步，又众多花谱的问世，等等，这都是人们已经谈论很多的话题。总之，宋代花事是由大的背景推送出来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它的一大特点便是日常化和大众化。宋人对花的赏爱，很少再有狂欢式的热烈，而是把花事作为生活中每一天里的一点温暖，一份美丽的点缀。
二、桌子的特殊意义
可以说宋代花事是依凭着此前的蓄势而呈现一派新局面。但是我这里要说的一个特别的原因，是家具变革所起的作用。
书案，汉代也已经出现，不过尺寸很小，同时又有同样形制的奏案，都是用作临时置放图籍、文书之类，而二者并没有很严格的区别。南北朝至隋唐，书案的这种样式便一直延续下来，北齐崔芬墓屏风画，唐真子飞霜镜镜背图案，都有栅足书案的形象。屏风画中，书案上放着笔格，铜镜的书案上边除笔格外，又有多足砚即辟雍砚和里边包着卷轴的书帙一裹。由图像显示出来的比例，可以看出书案依然不大。
书案小，容物自然不多，文具的陈放也不宜散漫。两汉常用的文具，不过板砚、墨丸、砚子、砚滴，简、帛，书刀和笔。墨锭普及以后，墨丸、砚子可以不必了。纸的广泛使用，便又省却了简和书刀。平壤彩箧塚出土一具乐浪时代的漆砚盒，盒里放着板砚、砚子，两侧各置鎏金笔插，下边又设一个内分六格的小屉，合各种功能的器具为一，集中而省便。湖北省冶金建筑公司鄂州工地七号墓出土的西晋青瓷圆砚，砚盖顶端的捉手作成蛙形的小水盂。江西丰城县洪州窑址出土的唐辟雍砚，砚的边缘处作出两个插管，兼作笔架。隋唐以前，书案上面放置的差不多都是书写时候的实用之具，二合一的精巧也使它不过多占据有限的空间。高坐具尚没有完全取代席坐的时候，似乎还没有一张足够大的书桌或书案来安排各色文房用具和诸般清玩。
桌椅的配合使用，始于晚唐五代。椅，倚也，与席坐时代最大的不同，是坐的时候有了依靠，初时因多作“倚子”。桌，初始的时候通常作“卓”，即高的意思，相对于席坐时代的家具，它当然是高。如此布置本是渊源于当日都市中到处开设的饮食店铺，而士大夫家宅中室内陈设的变化要到北宋中期才大致完成。随着高坐具时代各式家具的发展成熟，用于寄顿文人士大夫各种雅趣的书房也逐渐有了独立的品格，在不断完备的过程中越来越见出特色。书房里的书案变得高而且宽大，作为书写用具之一的纸，幅面也比以前大了许多。而最为直接的影响是书写的姿势改变了。与此相应，文房诸器中增加了臂搁、镇尺、砚山、砚屏，等等。臂搁的出现，是因为书写姿势有了改变。镇尺使用的广泛，和纸张尺寸的变大有密切的关系。而砚屏可以说是纯粹的摆设，是由宋人的爱石发展而来。
唐宋时代室内格局与陈设的不同，由传世绘画和近几十年发现的墓室壁画可以看得很清楚，这里不必细论。花瓶成为风雅的重要点缀，是完成在有了新格局的宋代士人书房。它多半是用隔断辟出来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宋人每以“小室”、“小阁”、“丈室”、“容膝斋”等等为称，可见其小。书房虽小，但一定有书，有书案，书案上面有笔和笔格，有墨和砚，砚滴与镇尺。又有一具小小的香炉，炉里焚着香饼或香丸。与这些精雅之具相配的则是花瓶，或是古器，或式样仿古，或铜或瓷，而依照季节分插时令花卉。这是以文人雅趣为旨归的一套完整的组合。花瓶作为要件之一，已在其中占得固定的位置。
三、留给花的空间很大，也很小
前面说到助成宋人风雅的种种条件，宋代花事的空前发达是一定的了，所以这里说留给花的空间很大。宋人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把花作为日常生活中风雅的点缀。
唐代是万人空巷去看花，宋人大概更多的时候一面是买了花来插瓶，——这是后面要说到的；另一方面是自己栽花莳草，宋诗中关于买花栽、朋友间交换乃至索求花栽的作品，简直不胜枚举。对于栽花莳草，宋代士人好像特别有一种躬身实践的热情，甚至是“从小做起”。杨万里有一首诗题作《幼圃》，题下自注道：“蒲桥寓居，庭有刳方石而实以土者，小孙子艺花窠菜本其中，戏名幼圃。”诗云：“寓舍中庭劣半弓，燕泥为圃石为墉。瑞香萱草一两本，葱叶蔊苗三四丛。稚子落成小金谷，蜗牛卜筑别珠宫。也思日涉随儿戏，一径惟看蚁得通。”蒲桥寓居，是作者在杭州为官时候的寓所，地在当时的兴福坊东，桥不通水，只是一座旱桥。半弓，两尺半（五尺为一弓，也称作一步）。燕泥，形容少，以见出花圃的小。墉是墙。蔊苗即蔊菜，可以吃。这一个太小太小的花圃，但对蜗牛来说，已经如宫殿一般，那么在小儿看来，也就像是晋代石崇的金谷园一样了。
都城商业繁盛，人口密集，民居、商家、官署不免要争夺空间，因此房屋是非常紧张的，并不是家家能够造园，或者应该说，平常人家难得能够造园，哪怕是很小的园。南宋姜特立《因见市人以瓦缶莳花屋上有感》即有一个难得的细节可见都城花事：“城中寸土如寸金，屋上莳花亦良苦。因思离宫与别馆，南至九嵕北鄠杜。东西延袤八百里，桥梁褭空七百柱。伤哉好大荒主心，岂识世间蓬筚趣。一邱一壑吾辈事，随分园池何用许。我今度地山一隅，栽柳栽花已无数。大虽不足小有余，便可终身为老圃。”诗人的别有寄慨且不去论，诗中记述的“世间蓬筚趣”，却正可见出宋代花事的特色之一。苏东坡《黄州春日杂书四绝》之一：“病腹难堪七椀茶，晓窗睡起日西斜。贫无隙地栽桃李，日日门前看卖花。”这是几乎没有花的空间了，但仍不妨“日日门前看卖花”啊，依然有那么大的空间。
四、宋人花事是很商业化的，但不妨碍它浸润诗意
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酒肆”一节举出临安各种类型的特色酒店，比如包子酒店，专卖鹅鸭包子，肠血粉羹之类。宅子酒店，是门面装修得如同仕宦宅舍，或者干脆就是仕宦宅子改作的。庵酒店，内有娼妓，可以就欢，门前有红栀子灯，不分晴雨，总蒙着箬叶做的罩子，以作为标识。《清明上河图》里就画出这么一座酒店，便是孙羊正店。又有一种，名字叫作“花园酒店”，说是“城外多有之，或城中效学园馆装折”。城外闲地多，自然更方便布置为花园，若在城里，大概就要很费一番纳须弥于芥子的心思。吴自牧《梦粱录》卷十六“分茶酒店”条说到当日临安“诸店肆俱有厅院廊庑，排列小小稳便阁子，吊窗之外，花竹掩映”，似乎也略存一点“花园酒店”的意思罢，“小小稳便阁子”，即如今天的雅座包间。当然酒店用各种心思巧置花木都是一种商业行为，即为了招徕顾客，和当时的酒店风行挂卷轴画是同样的性质。
卖花也是都市一景。北宋都城汴京和南宋都城临安都有卖花风习。陆放翁的名作《临安春雨初霁》：
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小楼”二句从陈与义“杏花消息雨声中”化出（《怀天经智老因访之》）。欧阳修《六一诗话》记载北宋汴京流行“卖花担上看桃李”的诗句，宋徽宗《宣和宫词》有“隔帘遥听卖花声”，可见这一种“清奇可听”的市声是宫廷里也要捕捉的风雅。与陆游同时的王季夷《夜行船》句云“小窗人静，春在卖花声里”。晚于陆游的史达祖《夜行船》云“小雨空帘，无人深巷，已早杏花先卖”。张炎《端正好》“深巷明朝休起早，空等卖花人到”，又都是化用陆诗意境。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成为描绘临安都市风情的名句，而它实在又是北宋都市情景的南移。《东京梦华录》卷七云季春时节，“万花烂熳，牡丹、芍药、棣棠、木香，种种上市，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排，歌叫之声清奇可听。晴帘静院，晓幙高楼，宿酒未醒，好梦初觉，闻之莫不新愁易感，幽恨悬生，最一时之佳况。”在《清明上河图》中早已绘出这样的情景。前面说到的孙羊正店旁边就正是一个用马头花篮卖花的花摊。
作为市声之一的卖花声大约最易牵动思绪，诗词咏及者因此最多，这里呈现的细节便更多一点诗心烛照下的体验和品味。如孙惟信《禅寂之所有卖花声出廊庑间清婉动耳》：“曲巷深房忆帝州，卖花庭宇最风流。窗纱破晓斜开扇，帘绣笼阴半上钩。少日喜拈春在手，暮年羞戴雪盈头。泉南寺里潇潇雨，婉婉一声无限愁。”（《全宋诗》，册五六，页35148）又蒋捷《昭君怨?卖花人》：“担子挑春虽小。白白红红都好。卖过巷东家。巷西家。帘外一声声叫。帘里鸦鬟入报。问道买梅花。买桃花。”
又陈棨的一首《店翁送花》也很有意思：“店翁排日送春花，老去情怀感物华。翁欲殷勤留客住，客因花恼转思家。”旅店用日送鲜花的方式慰藉客中情怀，大约也已成为当时一种日常化的服务。
五、宋代花瓶的大和小
宋代瓷器就器型来说，一个可以算作“事件”的大变化，是陈设瓷的出现，原因即如上述，便是由家具史中一个革命化的变革所引发的。因此我不能不再次强调桌子的重要。因为桌子的出现，整个室内格局都变了，即居室陈设的以凭几和坐席为中心而转变为以桌椅为中心。高坐具的发展和走向成熟，使精致的雅趣有了安顿处。瓶花史与家具史适逢其时的碰合，使鲜花插瓶顺应后者的需要而成为室内陈设的一部分，并与同时发达起来的文房清玩共同构建起居室布置的新格局（如果不是与家具史的线索相交汇，瓶花的发展很可能会是另外的面貌，比如东瀛花道与茶道的结合，以此形成的花事，不仅风格不同，甚至内涵也不很一致）。
在此之前的瓷器多半只是实用具，灯具、香炉，也都是实用具（宋人的焚香，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功利的目的，只是一种高雅的娱乐，因此宋代士人会有兴趣手自调香，并且互相交流调香的经验）。香炉和花瓶当然很早就有了。花瓶还可以说是受了佛教的影响，香炉则是本土古已有之。但花瓶和香炉成为案头陈设，并且普遍流行蔚为风气，却是在宋代。
宋代花瓶在形象设计上并没有全新的创造，只是选择了造型优美的几种，使它从古已有之的瓶罂样式中独立出来，而给了它比较固定的用途。如果作一个很粗略的区分，那么可以说，设于厅堂的大花瓶，造型来自粮罂食瓶的成分为多，而设于几案的小花瓶，式样多取自于上古青铜礼器。
最能代表士人好尚的花瓶是插花的小瓶，见于诗人题咏者，最常见的便是胆瓶、小瓶、小壶（壶可以说是瓶的由古称而变成的雅称）。而花瓶的造型也反映着士人的审美情趣。比如仿古一类的贯耳瓶，琮式瓶，尊式瓶，花觚，蓍草瓶，等等（香炉则是鬲式炉，鼎式炉，奁式炉，等等）。实物中，有一组很好的例子，即四川遂宁金鱼村窖藏。龙泉窑各式小瓶在这里占得多数，胆瓶，瓜棱瓶，贯耳瓶，管耳瓶，弦纹瓶，高差不多都在十几厘米，这正是最宜于几案陈设的尺寸。琮式瓶，出自龙泉窑者为一对大瓶，小瓶则有青石制作的一对。它后来成为明人眼里花器中的雅品，名作蓍草瓶，而赏鉴的品味当是遥承宋人。两件景德镇青白瓷印花双凤纹碗碗心图案中装饰着插花的弦纹瓶，而它与窖藏中的龙泉窑弦纹瓶式样完全相同，那么后者是花瓶，这自然是最为直接的证据。铜瓶数件，都是宋代花瓶的常见样式。窖藏中制作精好的龙泉窑仿古式青瓷小香炉，屡见于宋人题咏的蟾蜍砚滴，与各式小花瓶正是当日几案陈设最为常见的组合。总之，这批窖藏中的花瓶不仅品类丰富，而且集中体现了它所属时代的雅尚，可以视作记述了宋代瓶花故实的一批珍贵标本。
用作插花的大瓶，高多在三四十厘米，或者更高一点。北方辽金墓葬砖雕或壁画中常有它的形象，比如河北的宣化辽墓，山西的平阳金墓。大瓶的主要发展线索仍是此前作为生活用具的瓶罂。与作为几案陈设的小瓶相比，这一类安排在厅堂的大瓶开始流行的时间或稍早一些。以图像为比照，北方窑址属于宋代遗存的若干大瓶应可定名为花瓶，河北磁县观台磁州窑址所出即是比较集中的一批。又湖南益阳县泞湖出土一件北宋青瓷大瓶，高四十二厘米，口径十二厘米，侈口，短颈，丰肩，以向下的收分显出瓶身柔和的曲线。重要的是，此器颈肩结合处阴刻“熙宁五年花钵”六个字。这自然是最为确凿的一例。几种大瓶造型的渊源也都很早，但用途大约始终比较宽泛，直到宋辽金时代鲜花插瓶作为家居陈设蔚为风气，才成为大致固定的花瓶式样。
六、对“格物”的偏爱使花事成为宋人诗词中的一个热门话题
宋人咏花诗之多就不必多说了，随便翻翻《全宋诗》就可以了解。只举两首和花瓶相关的诗。南宋方回《开镜见瓶梅》：“开奁见明镜，聊以肃吾栉。旁有一瓶梅，横斜数枝入。真花在瓶中，镜中果何物。玩此不能已，悠然若有得。”这一情景在绘画中，正好有合式的对应。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一幅传苏汉臣《妆靓仕女图》，图中描绘以为对镜理妆的女子，妆具的旁边有一个小木架，木架里面坐一具插着鲜花的花筒。而由方回的诗，可见妆镜旁边陈设花瓶，在宋代不仅仅是女子的雅尚，士人也是把它视作一种逸趣的。截竹为筒，筒插鲜花，本来也是宋人花事中的雅趣之一。这幅画里用来插花的花筒应该就是宋代瓷器中的一种筒形瓶，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两件南宋官窑器，日本根津美术馆藏一件属龙泉窑，时代也属于南宋。今人常称它为“花插”，而它的样子很像是竹筒。而截竹为筒，用竹筒来插鲜花，本来也是宋人花事中的雅趣之一。邓深《竹筩养梅置窗间》：“竹与梅为友，梅非竹不宜。截筩存老节，折树冻疏枝。静牖初安处，清泉满注时。暗香披拂外，细细觉春吹。”竹筒制作的花瓶自然难以久存，因此我们不知道它是否曾经流行，不过瓷器中筒形瓶的设计就很可能是从竹筒取意。
再回过头来说小瓶。因为最能代表士人好尚的花瓶是这一类，它和同样作为几案陈设的仿古式小香炉总是组合在一起的。小瓶，还有小炉之好，第一是以釉色取胜，第二便是造型。杨万里《烧香七言》所谓“琢瓷作鼎碧于水”，把这两样好处都说到了。还有一首专说造型的诗，即南宋钱时的一首《小甆瓶》，诗前小序称：“羔姪近得小甆花瓶二，见者莫不称叹。熊姪自言，因是有感。大概谓此瓶高不盈尺，价不满百，以其体制之美，人皆悦之，若无体制，虽雕金镂玉不足贵也。惟人亦然，修为可取，虽贱亦好。苟不修为，贵无取尔。余喜其有此至论，因诗以进之，且以开示同志。”诗曰：“小甆瓶，形模端正玉色明。乌聊山边才百文，见者叹赏不容声。乃知物无贱与贵，要在制作何如耳。轮囷如瓠不脱俗，虽玉万鎰吾何取。……”可知这一对得自徽州歙县西北乌聊山边的小花瓶，高不足一尺，价不到百钱，而釉色美丽得像玉一样，又造型线条流畅，有规整端正之好。因此偏爱“格物”的宋人由不得要起一番哲思。
当然不管怎么说，花与花瓶都仍只算得宋人生活中的细事，今天是把它作成一幅特写，于是可以看到花瓶作为几案陈设成为风气，实在是与宋人生活方式的重大改变，即席坐向着垂足坐由转变到最后完成密切相关。这样一个牵连了诸多方面的生活细节，我说它是情节丰富的别一种历史叙事，应该是可以成立的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