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没有特别珍惜的意思，我买书生涯中的第一部书，不过很自然地和二十四史放在一起，就在自己身后不远处的书柜里，包着牛皮纸的书皮——那是当日买书时候的原包装——书脊上写着编号，从“1”到“8”，直到今天不曾更换。版权页的内容是，“宋书（全八册），中华书局出版（北京人民路36号）”，“1974年10月第1版，定价7.60元”。就在刚刚查看版权页的时候，发现里面竟然还夹着当年的发票，时间是1975年12月12日，椭圆的红印上有“北京市新华书店王府井门市部”的字样。王府井大街，在文革期间改作了“人民路”。所谓“新华书店王府井门市部”，乃是王府井南口新华书店开设的一个“早晚服务部”，面积很小，不过是书店前面辟出的一个窄长条，“早晚服务”的时间，依稀记得是早七点至九点，晚七点至九点。模糊的印象中，“早晚服务部”的时代新华书店好像尚未恢复营业，但是这里居然经营“古书”了。那一年我二十一，正在王府井果品店开车，月工资40.50元。这是知识饥渴的年代里，最初享受到的中华之盛宴。以后我又在服务部里陆续买到《史记》、《曹操集》、《陆游集》等。《曹操集》书皮上的编号是“27”，保留至今的编号到此为止。
七九年，我到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资料室。常来借书和聊天的一位是傅信，大家都称他“老傅信”，其实并不老，但是他读书多，被公认为最有学问。他说，“有一部书你一定要读”，这部书就是《管锥编》。我听了他的话，马上买了来，便是中华书局1979年8月第1版的一部四册。《管锥编》当然不是能够一下子读懂、读透的书，它对我的意义，在于使我看到了一种读书的眼光，读书的方法和境界，知道了如何把书读活，从此就不再一本一本读书，而是一片一片读书。这是求学路上中华给予我的一把开启宝库之门的钥匙。
步入名物研究之途，中华的书成为我的基本书目。颇得倚重的一部是孙诒让《周礼正义》（1987年12月第1版）。买书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它日后会派上什么用场，买下之后，也并没有认真去读，其实这也是我与书的常态。然而中华的书买多了，便会发现，无论我想做什么题目，手边都有论题所需要的以中华的书为骨干的一个基本书目。中华的书，以体贴人心的选题为我铺就了一条读书问学的路，作为“实体”，它成为了我家的一部分，作为精神，它自然更是生活的重要组成。
把中华的书搬进自己的家，这一项活动至今也还在继续。忽然有一天，自己的书稿也搬进了中华，这也许可以视作中华数十年如一日教授一个自学的读书人，而他终于能够向老师、向这位始终不渝的蔼然长者缴上一份答卷。
中华版《赵守俨文存》中收有一篇《幻园琐忆》，是读罢令人动容的文字。结末说道，“那里永远是鸟语花香，永远有一个年轻的我”。冥冥中的安排，我成了这所幻园中另一个“年轻的我”，守望着至今的“鸟语花香”。与中华的缘，竟会结得如此之深，且如此奇妙，不容人不想到“前世因缘”。
以我的芥豆之微，在中华百岁的时候，而能够以自己生命中的三十七年见证它与读书人的不离不弃，中华厚惠于学界者，又该有多少呢。
原刊《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2月29日第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