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是中国有数的大文学家，在他长期的创作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写作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今将其有关写作的论说，草就《东坡文谈》一文，请同好指正。
一、“不能不为之为工”
东坡有《苏轼文集》一百四十多卷，文史哲无所不包，人情物无所不谈，诗书画无所不涉，内容浩瀚如海，文字姿态横生，真可谓“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而他却说“未尝敢有作文之意”。这是不是作者自谦之辞呢？不是的，应当说这是作者作文的一大心得。他在《江行唱和集序》中写道“为文者，非能之为工，不能不为之为工也”。人们作文可能有两种心态，一种是为作文而作文，一种是在写作激情趋动下感到不能不写时而作文。前者也能写出文章来，但不能打动人心；只有在不能不为的心情下作文，才能写出真感受、真性情，只有真情实感的文字，才能入人之心，动人之情。何以当年苏轼每一篇文章出来，很快就能流传于世，那怕他在流放期间写的诗文，也能不胫而行，广为流传，连宋神宗赵顼在吃饭时看到苏轼文章都会放下碗筷来读，认为“人才难得”。天下能写文章的人不少，而为写而写的人也不少，有的人有名气，在别人请托下，勉强写些空泛应酬文章；有的人以卖文糊口，虽无实感，也不能不找些题目来写；有的拿诗文作敲门砖，为沽名钓誉而写。上述诸类文章多半是空文，虽能为而不能工。苏轼所谓“不能不为之而为工”，是他作文的基本态度。
对“不能不为”这句话，我以为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指作文要有用于事，有补于世，是作者的职责、道义、情感，促使他不能不写。他在《凫绎先生诗集叙》中写道：“先生之诗文，皆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天下好文章大都是作者在道义感、责任感趋使下写出来的。苏轼还认为在凛然正气和强烈的道义感推动下怀着深情而写，作者即使不是以作文名世，也能写出感人的好文章，如诸葛亮是政治家、军事家，他并不以能文自居，而他的《出师表》却感人肺腑，彪炳千秋。“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开物成务之姿，综练名实之意，自见于言语。至《出师表》简而尽，直而肆，大哉言乎……”（《乐全先生文集叙》）。《出师表》是诸葛亮在北伐中原前为求蜀国之生存，不得不为而为之作，一字一句都很感人，这类好文章不是“以事君为悦者所能至也”。天下一等好文章大都是在不能不为而为之的激情中写出来的，诚如司马迁所言“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史记太史公自序》）这些都是苏轼所谓不能不为之作，是“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
苏轼能写各类文章，但他最不愿写墓志铭一类文字，因为这类“谀墓”文字大都是言不由衷的虚言空文。相反，他在“鸟台诗案”死里逃生以后，家里人都劝他以后少写诗作文，免得再遭人陷害，他自己也准备弃笔不写，可是做不到，在不能不为时他还是为了。他贬放到黄州后诗文越写越多，越写越好，他弟弟说他贬斥到黄州后“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许多名篇都是在不能不为，情不自禁的情况下自然流露的，如《赤壁赋》、《赤壁怀古》等不朽之作都出于此时。在哲宗绍圣年间，他又一次被贬逐到岭南，他也想以后少写诗文，免惹麻烦，可是在不能不为之时，他依然情不自禁文兴不减，黄鲁直说“东坡岭外文字，读之使人耳目聪明，如清风自外来也”。贬惠川后不久，他又被执政章惇放逐到海南儋耳，承受一次比一次更沉重的打击，而他不计穷达，委运任命，还是作了许多诗文，苏辙说：“东坡谪居儋耳，独喜为诗，精炼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这一切都说明东坡文章是在“不能不为”的动力下写出来的。
东坡所谓“不能不为之为工”另一种意思是指作文要顺乎自然，好比“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华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南行前集叙》）有山川就会有云雾，有草木必然生华实有性情才能出文章，华实相辅，情采相符，是作文自然之理，作者内藏不能不发之情才会有不能不为之作。苏轼著名的策论如《教战采策》、《上神宗皇帝书》等都是在不计个人安危，一心于国计民生，不能不为之而为的。一些纪事抒情之作如《喜雨亭记》记久旱逢雨，苏解民困后的喜悦心情，也是情不自禁不能不为而为的。即使有些文章，看来似乎是无所为而为的闲适之作，如《承天寺夜游》，记与友人在月夜同游承天寺，全文仅85个字，文笔细致入微，格调冲谈自然，作者自称为闲人，好像是消闲文字，其实不然，他是在写一个不想闲而闲的“闲人”，闲人之心像明月一般的皎洁，而又满怀勃郁的情思，“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是作者既怀着忧伤又自求解脱，那种复杂心情的流露。我认为这是另一种表现形式的《离骚》，从创作感情而言，也是“不能不为”之作。苏轼的《超然台记》、《筼筜谷偃竹记》等著名的散文都可作如是读。
二、“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
由于东坡文章是在不能不为而为的情况中写的，因此他的文笔自然流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自评文》），他在谈自己作文心得时说过这话，他称赞谢民师的诗文时也说谢民师诗文“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是东坡又一行文准则。苏轼文章长的有长达万言的《上神宗皇帝书》，短的有仅86字的《承天寺夜游》，前文，作者观点是保守的，而写作情绪却意气风发，是在“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有何难”的锐励奋进的豪情中落笔的；后者则是他悲凉、孤独、企求解脱心情的自然流露。两样情怀，两种风格，但都流畅自然，长的不可减，短的不宜增，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能不止。
好文章的情理文采自然融合，不是生硬凑合。苏轼父亲苏洵将情理文采关系，比喻为“风行水上涣”，水上的涟漪、波浪，只有在水和风相激扬的时候才会产生，“非水之文也，非风之文也；二物者，非能为文而不能不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于其间也，此天下之至文也。”（苏洵《仲兄字文甫说》）苏轼继承他父亲的观点结合自己的经验，提出“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的作文准则，是很中肯的。“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能不止”，这两句话看似平常，其实却是大作家作文的宝?。作文之难就难在“所当”两个字，什么是所当，什么是不当，作者的才识、功力就表现在这上面。作文既要像行云流水、自然而然，又不能离题太远不着边际，要文理契合，精采相符。东坡大小文章，大都符合“所当”两字，如融游览、考察、哲理于一体的游记散文《石钟山记》，就是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的范例。文章大致可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提出对前人关于石钟山诸说的怀疑，疑北魏郦道元“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说之浅。疑唐代李渤所谓扣山石铿然有声，故名为石钟山说之伪。第二层次描写他深入考察、探索究竟的过程：先发现山下有许多石洞和石缝，微波激浪冲荡其间，声播四周；又发现两山间有大石当中流，大石中空，四边有小孔，风水吞吐其间“有窾坎鞺鞈之声”如“钟鼓齐鸣”，终于搞清楚此山何以名为“石钟山”的原因。第三层次论证凡事不目见，不实地了解，不探明究竟，妄加臆断，得出的结论都是靠不住的。郦道元想到了，但未作深入调查，因此说不清所以然；李渤认识片面，以偏概全，自然得不到正确的结论。全文以石钟山为主线，从“疑”字入题，以“探”字深化，用“解”字作结，文章层次清晰，情文并茂，中间穿插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情景描写，更使文字跌宕多姿，气势雄浑，全文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如将此文作为范文来读，是大可得益的。
三、“辞达而已矣”
作文是为了表情达理，情要用辞来表，理要以辞来达，因此“辞达”是作文的基础。孔子说“言之不文，行而还远”说话只能使眼面前的人所得到，只有形成文，才能广为流传。而要成文，就要用“辞”联系起来，辞的作用就是达意，所以他说“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孔子只要求辞能达意，不赞成说与实不符的漂亮话“巧言令色鲜于仁”，更反对“巧言乱德”用虚言假语来混淆视听，败坏诚信的美德。这是孔子的语言观，东坡论文进一步发挥了孔子的语言观，他在文章中多次提到“辞达”，在《答王庠书》中说，“孔子曰‘辞达而已’辞止于达，止矣，不可以有加矣！”；在《答虔倅俞括奉议书》中又说“孔子曰‘辞达而已矣’。物固有是理，患不知，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与手。所谓文者，能达是而已”；在《答谢民师书》中说得更详细“求物之妙，如系风捕景，能使事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人了然于口与手乎？是之谓词达，词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苏轼在三封信中所谈到的“辞达”是相互表里的三种意思：第一层意思是说“辞达”是作文的基础，也是作文的基本要求。第二层意思是说“辞达”先要“心达”，心中先要弄清楚文章所要表达的事物之理，心中明白了还要做到“口达”，说得清，道得明；再而做到“手达”，能将心中想到的，嘴里说到的情理写出来，而且要达情达理。第三层意思是说“辞达不仅指辞而言，还必须做到物、情、理三达，即要确切反映客观事物；要善于表达作者的主观情感；要有正确的思想认识；这就是苏轼认为作文的最高要求，“辞止于达，止矣，不可以有加矣”。显然，这已经不是孔子所谓“辞达而已矣”的原意了，而是苏轼借孔子“辞达”两字，加以发挥而提出他行文的主张。苏轼对“辞达”两字的阐发，可作我们作文的借鉴。现在写文章的人越来越多了，这是好事，可是肯在“辞达”两字上下功夫的人却并不很多。有些文章读起来往往感到语涩情伪，有些自称为作家的人，却做不到“辞达”，这是令人遗憾的。
东坡在阐述“辞达”的同时，还提出“随物赋形”的美学观点。用一体化的文字模式，来反映客观事物的多样化是不成功的。苏轼认为描写各种事物，不论是动态的还是静态的，一定要根据事物性质、形状、情态、气势、景象的不同而“随物赋形”，他在《自评文》中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者。”意思是说他写作时文思如泉涌，意之所及，文便随至，好比大河流水滔滔汩汩无所阻隔，但一遇到山石，水势就会随山石的势态而变化，或汹涌澎湃，或迂回曲折，随物赋形才能多姿多态，妙趣横生。作文切忌刻板，陈词滥调的文字是没有生命力的。苏东坡的《后赤壁赋》和《石钟山记》，虽然都描写了月夜的山川，但所描写的景象不同，文章的语势也完全不同，描写赤壁夜景“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石落石出……”文笔宽缓舒坦，将人带到静寂的世界。描写石钟山夜景“其夜月明……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鹃，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霄间……”文笔紧促，使人觉得寒气袭人。“随物赋形”使东坡文章多情趣，令人久读不厌，这也是“辞达”的一种表现。同时，东坡所谓“辞达”并不是要求词藻华丽，而是要求“文字华实相副”，期于适用，“反对贵华而践实”。他在《答黄鲁直书》中说晁无咎词“细看甚奇丽”但不够平实，希望黄鲁直转告晁无咎“凡人文字、当务使和平，至足之余，溢为奇怪，盍出于不得已也。”尽管他自己文章文采华赡，而他始终认为文章“以华采为末，而以体用为本”，文词要平实、合体、适用、“辞达而已矣”。
四、“一意以摄之”
上文所谓“不能不为”、“起于所当起，止于不能不止”、“辞达而已”，三者是互有联系的，可说是东坡文谈的三准则，而使三者贯连的还有一重要观点，就是“一意以摄之”。“意”不仅是东坡论文的中心，也是我国历代文论家所关注的问题。《易•系辞》有“立象以尽意”之说，庄子有“得意而忘言”之论；钟嵘有“文已尽而意有余”之议；至于唐宋以来以意论诗文者更是不胜枚举。东坡以意论文，一半是继承古代文论的传统，一半则是东坡的创见，这也和苏轼对待其他传统观点一样，善于融古于新，古为己用。东坡以意论诗论画论书论文的地方很多：他在《策总叙》所说“臣闻有意而言，意尽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是指文章要将意说透彻，既把道理讲清楚又不罗嗦。言的作用就在于“尽意”而不能“泛滥于辞章，不适于用”言浮于意。这个“意”是指内容意义。
他在《与王庠》信中说读书要“一意以求之”。一意就是一心一意，王庠是东坡喜爱的外侄孙，他教王庠读书的“八面受敌”法，他说“书富如海，百货皆有之，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读书好比到集市买东西，市上百货都有，你只能买你所需要的东西。书富如海，经史子集，典章文物，读不胜读，因此每次读书，只能“一意以求之”，一心一意读你当前需要读的书，不能一心二意又想读这，又想读那，好高鹜远，什么都学不到。这次一心读这种书，下次一心读那种书，每次都“一意以求之”日积月累，不仅知识丰富而且领会深刻，以后学有所成，就能“八面受敌”经受得起各方面的检验。他认为读书要“一意以求之”，而作文则要“一意以摄之”。《容斋随笔》有一则记东坡教葛延之如何作文的笔记：葛延之不远万里到儋耳去看望苏东坡，并向他求教作文之法，东坡先打个比喻说儋州有数百家人家，日常用物都求取于市肆，市上有东西，但不能随便去拿，必须“有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已所用”这一物就是钱，有钱可以买各种东西，没钱则一物也不能取。接着东坡就对葛延之说“天下之事散在经子史内，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已用”。这一物就是“意”，作者作文先要立意，胸中有意，才可以本着自己的心意，去吸取经子史中知识，为己所用，“不得意不可以用事”。“一意以摄之”的意和“一意以求之”的意，是有区别的，“一意以摄之”的意是作者的立意，作者心中拟定作的中心思想。
东坡所谓“意”还有一种意思，是指物与物之间有共同相通的理，是同类事物共有的规律。以书法为例，如篆、隶、草、楷，虽然书写的体式不同，而其书写的原理是相通的，有共同的规律，书法家对各体虽然各有所长，但必须掌握书法的规律，“物一理也，通其意，则无适而不可……”。如宋代书法大家蔡襄精通书法之意，因此他行、草、隶、飞白，都写得精妙无比，东坡称赞他“通其意，则无往而不适”。写字如此，作文也有一个意在，“通其意，则无往而不适”。意思是说掌握了写作的规律，灵活运用就能左右逢源。
苏轼所用的“意”字是多义的，而各种意义的“意”都与写作有关，他自己的诗文最看重的就是“意”。例如一篇不到千字的《赤壁赋》，何以有百读不厌的魅力？有的说是情景胜，有的说是文采胜，有的说是哲理胜，鄙意以为将三者分解，各无胜处，而以“一意以摄之”将三者融为一体，则气象万千，意境独出，使《赤壁赋》成为千古绝唱。东坡作《赤壁赋》时“一意以摄之”的意，就是他在《黄州安国寺纪》中所说“深自省察，则物我两忘，身心皆空”之意。这个“意”是苏东坡在经受奇祸，贬放到黄州，死里逃生后省悟到的哲理，虽然这个“意”满含悲凉寂寞之气，但使苏东坡在坎坷多难生活中，始终保持旷达乐观的性格却大有关系，他在月夜泛舟赤壁时又进一步深化了他在安国寺所感悟到的哲理，使这篇融情、景、史、哲于一炉的散文赋成为不朽的名篇。苏东坡所谓“一意以摄之”可说是作文的箴言。
苏东坡留下诗文之多，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数一数二的，因此他留下写作经验之丰富也是不言而喻的，本文只初涉及大端，许多精髓之谈，则有待高明者去阐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