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里并没有诞生一个新‘全新的中国’。国家不会新生，只会演变。”濮兰德（JohnOtwayPercyBland）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从结构上看，他们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特性，政治属性和中国官员的秉性并未改变。”
这是1912年的12月，离武昌起义已超过两年，清帝也已逊位。“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国的觉醒”的惊呼充斥在世界媒体上。人们着迷于这样一个戏剧性的时刻——古老的君主国突然迈进了共和制，民主的呼声压过了漫长的专制。
但对于濮兰德，这欢呼是浅薄的，中国的改变是表面的、甚至只是字面意义上的。很少有人比49岁的濮兰德更有资格评论中国的转变。自从1883年来到中国以来，他做过罗伯特？赫德的私人秘书，担任过《泰晤士报》的记者，他被授予过清王朝的四品官爵，而在1910年与人合著的《慈禧太后治下大清帝国》则一出版就被视作是理解中国的最佳著作。
他认定：“现在的中华民国并不是美国人理解的真正共和国，有效率的共和政体并未建立起来。目前中国所呈现出的安静，绝不是由于中国民众对政治状况表示满意。大多数中国人对共和制根本就没有最起码、最基本的理解。”
不到四个月，濮兰德在纽约的悲观论调，在上海的沪宁铁路车站得到再明确不过的确认。1913年3月20日晚10时45分，年仅30岁的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遇刺身亡。
而在此前，新生的民国似乎还充满了希望。1912年的年底，各地国会大选如火如荼，国民党与共和党角力选票。双方之间，为了获得议会胜选，招数出尽。最终结果，还是更具地方实力的国民党系赢得了大选，在国会中以绝对优势胜出。宋教仁随即从湖南至上海，沿途发表演说，阐明政纲，一再申述组阁之雄心壮志。
宋教仁的雄心来自于他对于共和国的政治理念的信任。按照1912年修订的《临时约法》，国家元首（总统）实际上仅是象征性的最高领袖。也就是说，袁世凯尽管在1912年取得了总统之位，但仍规范在《临时约法》铸就的牢笼之内。如果一切按此逻辑，1913年在国会选举中大胜的国民党，势必将获得组阁权。从1912年南北妥协商定成立共和国，至1913完成首届国会大选，从而实行责任内阁制。一年多的时间，这个共和国创立的故事，在枪声中戛然而止。
随着宋案中主谋青帮首领应夔丞与国务秘书洪述祖往来秘电的公布，案件变得扑朔迷离，直接牵扯到国务总理赵秉钧与总统袁世凯。以黄兴为代表的国民党法律派，当时试图诉诸常规的法律手段解决宋案，但赵秉钧拒绝出席上海的听证会。随后，一般性法律手段也就没有能力审理这一案件。宋案进入了死角，它从一桩未有定论的刑事案件，迅速演变一场政治危机。它导致国民党与北洋派之间的裂痕不断扩大。1912年，这两个中国最具实力的政治派系通过妥协与合作，完成了三届内阁的组建，度过了层层政治危机。两派之间的合作空间，被极大地撕裂了，双方之间的对抗性不断滋长。
紧随宋案之后的，是1913年“善后大借款案”。此案仍与《临时约法》设定议会主权相关。为解决辛亥革命及之后的财政紧缺，袁世凯政府绕开议会，单方面向四国银行借款。事情泄露之后，议会中国民党一系力量极为不满。借款，是政府解决时局的迫不得已，但另一个层面的问题是，绕开议会的借款本身又是违反宪法的。
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9月，国民党败，二次革命失败；10月，袁世凯获选正式总统。1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宣布解散国会，将议员资遣回籍。2月28日，袁世凯又下令解散各省议会。
暗杀、政争、内战、解散国会、单方面立宪，民国政治急速脱离1912年政治大妥协的轨道，民初鼎沸的议会政治与政党活动，如昙花一现。这失败不仅是袁世凯、孙中山、宋教仁或是中华民国、北洋派系、国民党的失败，它似乎也是一个政治理念的失败。
二
在1894年在檀香山创兴中会，孙中山明示要“创立合众政府”，并称兴中会会长为“伯理玺天德”（president）。尽管兴中会没有明确提供创建共和制国家的意向，但在制度设计层面，是以美国共和制为旨归的。孙在1895年与日本领事的谈判中，再度陈述，革命成功之后将“使两广独立为共和国”。在这个意义上，孙对于革命之后的政治构架，是模仿美式联邦制共和国。
在1903年出版的、风靡一时的《革命军》中，邹容出版高呼“中华共和国万岁”。而在晚清越来越激烈的革命情绪中，“共和“变成了最响亮的口号，变成了这个时代流行的名词崇拜的一部分。
辛亥革命之后，“五族共和”等观念经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宣言》与《清帝逊位诏书》共同阐发，广泛传播于报纸杂志的。这一点，也可以从民初国旗的制定上看得更为清楚，明初国旗，为五色旗，旗面为按顺序是红、黄、蓝、白、黑五色横长方条，表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
主导政权的武人——北洋军阀固然对于共和体制及其操作缺乏了解，知识界同样对于什么是“共和”也并不清楚。
在这种意义上，民国初年的中国精英们，一定对于约翰？亚当斯的感慨深有共鸣、又倍感疑惑。如果他们知道自己一心想模仿的美国制度的建造者之一到了19世纪还在感慨，他“从不清楚”共和制到底是什么，而且还认为“过去没人知道，将来也不会有人知道”，共和制可能是指“任何事物，所有事物，或者一无所指”。
不过，对于行动者而言，定义从来不需要过分清晰。当18世纪末的美国人大声喊出“共和”，他们用此来针对英国人“君主制”，他们还努力让自己与追随者相信，这两种体制适合与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群，拥护君主制的人喜爱安宁与秩序，而支持共和主义的则热衷于独立与自由。
这简单化的划分，适合于革命时的情绪。同样的，当晚清的革命党人推崇“共和”时，他们主要针对的是清王朝的君主制。倘若清廷代表着专制、腐败、无能、满人的权力垄断，“共和”就代表着一个有广泛的政治参与、法治的、多民族共存的新政治体制。这其中也有着强烈的功利主义需求，这种新政体能增强国家力量，洗刷民族屈辱。
但如何将口号转化成现实，舆论宣传转化为一种政治实践，却需要复杂的程序。它不仅来自于一小群体政治与知识精英的观念，也来自于不同社会力量的响应。但就像濮兰德所悲观的语言，这一切尚未发生。在结构上，袁世凯的中国仍延续着慈禧太后的中国。
三
一百年前的1913年，是足以改变近代中国，完成新创共和国的一年，但恰在这一年，所有正面的力量，全部被历史甩出了。中国历史走向了另一条道路。
从更广阔的视野出发，检视20世纪初试图转向共和政体的国家的动因，我们可以发现，除了因为贸易增长，欧洲各帝国的领土扩张所带来的外部压力之外，一个新知识分子共同体在各国内部迅速成长。城市的繁荣扩大了政治讨论的公共空间，书籍和学院教育的普及使得更多的人能够接触到关于外部的知识，因为贸易而迅速发展的交通运输不仅带来了全球各地的货品、货币和书籍，还把热心求学的年轻人带向更加广阔的世界。这些年轻人在海外聚会、结社、组党，形成与他们国内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和身份认同。这些历史现象使得一种新型的社会生活开始在欧洲以外的地方出现：这种社会生活是基于某种哲学原则的，为了完全参与这种社会生活，个人必须剥离他们的社会地位、身份和经验，向着某种预设的目的努力。
这和旧制度之下的社会结构是对立的：在旧制度下，个人是以其职业和社会地位组织起来的，职业的高下贵贱，形成了权力分配的结构。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为旧制度下的社会结构提供了准确的描述，社会关系可以被简化为阶级关系；而现在，这个知识团体是启蒙式的，是纯粹基于思想的。20世纪共和制度的设计者和实践者们，无论是在土耳其、俄国、德意志帝国、还是大清朝，都深刻地受到这种思维与现实的影响。对他们而言，共和并不意味着实际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地位的平等，并不意味着个人对公共事务有实质上的主权，而是意味着一个政治系统，在这个系统下，个人得以享受抽象的、思想意义上的平等——革命者要一个柏拉图的“共和国”。
辛亥革命之后建立的共和所遭遇的危机与它的起源直接相关：这是一个新知识分子共同体——一个“哲人社会”的参与者们建立的共和国；她一方面需要迎接根深蒂固的旧制度的挑战——在1913年，旧制度的阻力来自于皇权、军队和地方的官僚政治；另一方面，她也需要和建立在政治机构上发展出的共和模型努力调和——在1913年，这意味着以英国的国会制度为楷模的君主立宪。中华民国这个早产的共和国的缔造者们，既没有实力为旧制度颁发死亡证书，也无法迅速让共和政治的参与者统一签署她的出生证明。
一个湖南的进步青年在1911年革命爆发后剪去发辫，加入了当地的革命军队，事后回忆他当时对民国的期望时，他说他希望要一个孙中山当总统、康有为当总理、梁启超当外交总长的民国。这种混合了知识憧憬、旧制度和机构民主的共和愿景似乎是当时许多人的期望：1912年2月16日，旧金山的中华商会在得知袁世凯被选为总统之后，一边准备庆祝新生的共和国的诞生，一边准备着孔子诞辰2463年的庆祝仪式。而1913年的一系列事件，不仅仅击碎了初生的共和国的政治前景，不仅仅打破了宪政民主在民国建立的希望，更粉碎了哲学社会和旧制度的调和的希望。在此之后，那个叫毛泽东的湖南青年在北京加入了“哲人社会”，希望以主义改造中国；旧金山的中华商会则又开始接纳革命失败的流亡者们；本来就对共和毫无信念的新总统，则对所有的共和机构越来越缺少耐心。
失败的革命派在1914年一方面走上了拙劣仿效北洋的道路，另一方面则是继续在现实里强化他们的抽象共和理想，搁置了对于民主机构、民主程序、宪法约束这种种手段的关注。孙中山组中华革命党，不再侧重五权宪法，而将革命分为军政、训政与宪政三个时期。孙中山“统率新旧同志”谋第三次革命，“务以武力削彼暴政，先破坏而后建设，敷施方云顺序”。在孙看来，非常时期的革命，走宪政道路以遏制北洋集团，实属与虎谋皮，必以“武力”才有效。为使革命组织更为有效，中华革命党在《章程》中强调，“总理有全权组织本部为革命军之策源”、“本部各部长、职员悉由总理委任”、“凡进本党者必须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而图革命成功为条件，立约宣誓，永久遵守”。孙文党魁独裁，日后曾数度解释特以革命自期的基本原理：我这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也可以叫做“孙文革命”，所以服从我，就是服从我所主张的革命。服从我的革命，自然就是服从我。
革命党中的另一个巨子黄兴对孙中山之革命路径，颇有不满，曾讥讽此为“以人为治，羡袁氏之所为”。黄克强的话一方面指出了革命党统治手段上越发独裁的倾向，另一方面，以孙中山为中心的革命派的转化无非是哲人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哲人社会需要高度的共识、统一的目标作为其思想针对的敌人，当君主制被辛亥革命打倒之后，他的目标是重塑中国社会的种种更为微妙的结构。为了与其种种的敌人做出区分，哲人社会必须收缩，必须从包容接纳一切边缘势力的联盟变成雅各宾俱乐部。这也是20世纪的土耳其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内在的共通之处。
1913年年底，一个军政集团挣脱出了牢笼，另一个竞争对手随后也开始按照自身的历史逻辑继续演化。共和国议会政治的机构和原则，双方都抛之脑后，一个军政集团固然相信枪杆子握有政权，另一个孱弱对手同样只相信枪杆子里出政权。
梁启超在面临共和和君主立宪政体是革命还是改革的选择时说，“法兰西自1793年献纳牺牲以后，直至1870年始获飨者，犹非其所期也。今以无量苦痛之代价，而市七十年以来未可必得之自由。即幸得矣，而汝祖国更何在也？”这番在辛亥革命还未开始、共和尚待建立时发出的感慨，没有被人记取，而是一语成谶。一百年前的1913年，是足以改变近代中国，完成新创共和国的一年，但恰在这一年，所有正面的力量，全部被历史甩出了。中国历史走向了另一条道路。
距离宋教仁的遇刺已经一个世纪，而我们很难说，我们对于“共和”的理解加深了。一个世纪前的梦想仍旧是梦想，而它的困境与挑战，似乎丝毫没有减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