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从1980年到2015年，中国经济总量年均增长达到了8.7%。在这35年间，人均实际收入累计增加了17.6倍，从1980年的714美元增长到2015年的13277美元（基于IMF数据，以2011年购买力平价美元计算）。除了赤道几内亚这个人口不到100万的石油产出国，没有其他国家在同期达到中国同样的增长速度。中国的经济增长无疑是举世瞩目的奇迹。
但是，中国经济现已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从2012年至今，经济增长率已下滑至6%—7%，并可能进一步放缓。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周期性的，即近年来全球经济疲软直接影响了中国的出口。但经济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还是结构性的。中国经济在过去35年的增长主要依赖于几个因素：一系列以市场为导向的制度改革（包括开放对外贸易、积极招商引资等）、低工资和人口红利。但现在，中国的工资水平已经高于大部分经合组织（OECD）以外的国家，例如，目前中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是印度的3倍，而后者拥有和中国相当的劳动力规模。中国的劳动人口数量从2012年起已经开始下降。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其他国家对中国产品的需求显著下降，而中国的工资持续快速上涨，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逐渐失去比较优势。同时，从80年代初期开始严格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了超低生育率和非自然的人口抚养比，使中国产生巨大的人口红利。但目前这一政策所产生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现在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数少于新退休人数，导致人口抚养比攀升。
面对不断上涨的工资水平和疲软的外部需求，中国企业需要做出一个艰难的抉择：“进”、“出”、“上”还是“下”。“进”，指的是将企业从沿海地区搬迁到工资水平相对较低的内陆地区。但是，由于沿海和内陆地区工资水平逐步收敛，并且内陆企业面临更高的运输成本，“进”的策略至多是一种权宜之计。“出”，指的是对外直接投资，将中国的生产技术与更贫穷国家的低劳动力成本相结合。“上”，指的是创新和升级，企业通过研发新技术和新产品来减少对低成本劳动力的依赖。“下”，指的是关闭企业，退出市场。对于单个企业而言，“下”是一种选择，而对于整个国家而言，不可能允许所有企业都退出市场。在以上策略中，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决定性因素是中国企业能否实现创新升级，以及创新升级的速度有多快。在第三至七节中，我们将着重讨论创新和质量升级的问题：中国的研发投资是否足够多且合理，能否支撑向创新经济体的转型?
我们特别关注三个问题：第一，中国的研发投入强度有多高？我们通过国际经验比较，并分析近年来中国的发展状况，来回答这个问题。
第二，中国企业创新能力的增长趋势如何？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主要利用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SIPO)、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专利数据，以专利申请和授权的数量作为创新活动的度量。我们将中国的专利增长与其他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和几个高收入经济体（如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等）进行比较，发现尽管中国仍需要借鉴印度和韩国的发展经验，但近几年来中国在以专利衡量的创新方面表现得非常好。我们发现，工资上涨和市场扩大是中国专利爆炸性增长的主要原因。
第三，中国的创新同样存在一些问题。中国仍然拥有数量可观的国有企业，它们在创新方面的表现不如私企，专利申请和授权相对于研发的弹性显著低于私企，却获得了更多的政府补贴。这说明创新领域的公共财政投入存在资源错配的问题。有意思的是，我们发现国企往往面临更高的实际税率（营业税和增值税占收入和增加值的比重）。由此，我们给出的政策建议是：让不同类型的企业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并减少补贴和税收，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2012年后增速放缓的原因
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增长得益于两方面因素：一是市场导向的改革，包括市场取代计划成为产品和要素的价格决定机制，引入并加强了知识产权的保护，降低了国际贸易和外商投资的门槛。二是经济基本面，包括有利的人口结构和劳动力低工资起步水平的优势。我们将分析这些因素在过去36年来的变化趋势。
中国的增长奇迹始于80年代初的农业改革，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集体所有制下，农民将农产品以计划价格（往往低于市场价）卖给国家。改革后，农民拥有土地的使用权，并能以市场价格销售上缴国家公粮后剩余的农产品。在接下来的几年内，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迅猛上涨（Lin，1992）。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成千上万的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进入工厂工作，为非农部门提供了大量劳动力。在80年代，中国是劳动力成本最低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工资水平甚至低于印度和菲律宾，劳动力成本在138个非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中排115位。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大部分人只能在农村地区工作和生活。在劳动力流动限制被解除之前，乡镇企业为当地的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使劳动力资源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流向高生产率的非农部门。
在90年代，政府实施了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改革。大多数乡镇企业在法律上和事实上均实现了民营化。到2011年，乡镇企业这一概念几乎消失，就业人数从1995年的1.29亿人下降到2011年的600万人（Xu and Zhang，2009）。在城市，过去就业以国有企业为主。改革之后，国企就业人数从1995年的1.13亿人下降到2011年的6700万人，下降了近一半；国企的数量从1995年的1084433家（占企业总数的24%）下降到2014年的521503家（占企业总数的3%）。国企数量的下降幅度大于就业人数的下降幅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国企改革“抓大放小”的结果——小型国企民营化，重点发展大型国企（Hsieh and Song，2015）。
改革在短期内是残酷的，城市里数千万工人被迫从国企下岗，然而中国的失业率并未因此大幅上升。关键原因在于民营化改革的同时，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降低私企的进入门槛。之前由于低效的计划经济体制、国企占据主导地位以及行业进入门槛高等因素，市场中存在着大量未被充分发掘的机会。因此，改革之后富有活力的民营部门创造了许多新的工作岗位，吸收了几乎所有乡镇和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民营企业的数量在1995年至2014年间翻了5倍。截至2011年，1.93亿人在民营企业工作（包括自雇）（国家统计局，2012），这说明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民营化改革是成功的——在避免大规模失业的条件下，将劳动力从国有部门转移到了民营部门。
在此期间，民营经济的迅猛发展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成千上万的企业家起到了关键作用。制造业的发展尤其突出，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农业和服务业。魏尚进和张晓波（Wei and Zhang，2011b）根据1995年和2004年的经济普查数据总结了两个“70%”的规律：第一，在两个普查年份之间，大约70%的工业增加值来自民营部门；第二，大约70%的民营部门增长来自新增企业，而剩下30%来自现有企业效率的提高。
中国还实施了一系列其他改革措施，以促进地方政府实施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例如，在80年代初实行的财政分权改革，中央和地方政府按一定比例分享税收（因不同地区讨价还价能力有所差异，各地分成比例不同）。改革赋予了地方政府更多自主权，并且使它们之间相互竞争。地方经济增速成为决定地方官员升迁的关键指标。地方政府为追求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需要扩大投资和税基，在招商引资方面形成激烈竞争，会优化营商环境、减少对企业资产的侵犯。因此，在改革初期，虽然正式产权制度并不健全，但是民营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仍受到地方政府的产权保护（Qian and Weingast，1997；Xu，2011）。
在八九十年代，中国政府还在沿海各省设立了众多经济特区和开发区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开发区的建立帮助政府解决了两个难题。一方面，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基础设施薄弱，而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又十分有限。政府短期内没有能力在全国范围内提供优质基础设施，但可以集中资金在开发区内提供道路、能源供应和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在开发区内推行改革政策要比在全国范围内直接推广更容易。经济开发区在招商引资、创造就业和增加税收方面的成功起到了示范作用，反过来促进了开发区外全国性的市场化改革。特别是在1992年之后，外商直接投资迅速增加，使得外资企业成为中国从发达国家获得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的重要渠道，经济特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加速了中国和世界经济融合的步伐，外资企业常常占到中国出口贸易总额的一半。中国的贸易总量迅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GDP）大约每7年增长1倍，而以美元计价的出口额几乎每4年就增长1倍。2004年，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这个称号不仅涉及跨境贸易总量，也代表着行业的覆盖程度（Feestra and Wei，2010）。中国进出口和外商投资的迅猛增长也是国内企业获得隐性知识的重要途径。
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是改革和开放，而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是生产率的提高。生产率的提高包括行业内的技术进步以及资源（主要是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的转移，比如从国有部门向民营部门的转移、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的转移（Zhu，2012）。从1978年到2015年，行业内的生产率进步和结构变迁分别贡献了42%和17%的经济增长（Fan et al,2003）。
市场化改革实施30年以来，中国似乎有用之不竭的剩余劳动力（理论上主要是农村地区低生产率的劳动力）。但是劳动力短缺的信号在2000年后开始出现。根据蔡昉和都阳（Cai and Du，2011）以及张晓波等人（Zhang et al,2011）的结论，低技能工人的工资从2003—2004年开始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关于低技能工人工资快速增长的具体拐点仍存在争论。王晓兵等人（Wang et al,2011）认为转折点在2000年就已经到来。而约翰•奈特等人（Knight et al，2011；Golley and Meng，2011）指出目前人口迁徙依然存在障碍，严格的户籍登记制度对人口流动仍有较大限制。如果消除这些制度性障碍，会有更多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然而，无论争议结果如何，中国都不再是一个低工资国家。
两个人口结构特征的转变是过去35年经济增长的另一个重要推力。第一个特征是有利的子女比例。生育率的下降意味着对于固定数量的工作群体而言，需要抚养的子女更少。劳动人口所占比重持续稳定地上升了30年，产生了非同寻常的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Cai and Wang，2008；Wei，2015)。
第二个人口结构特征是性别比例的失衡，它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显著影响，但被关注较少。计划生育的“独生子女政策”和重男轻女的习俗导致性别比例失衡。当独生子女一代进入适婚年龄，年轻的男性面临着竞争极其激烈的婚姻市场。为了吸引潜在的新娘，有男孩的家庭会更努力地工作，储蓄更多的钱，承担更多的风险，包括选择创业（Wei and Zhang，2011a，2011b；Chang and Zhang，2015；Wei、Zhang and Liu，2016）。性别比例失衡引起的婚姻市场竞争贡献了每年两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Wei and Zhang，2011b）。
我们有必要指出，性别比例失衡所引起的经济增长有很大的负面影响：社会总体福利可能随着经济增长反而降低。魏尚进和张晓波（2011)解释了这个逻辑：推动经济增长而额外付出的工作努力、承担的风险，是为了提高自己（或者自己孩子）在婚姻市场上成功的机会。但是，在宏观层面，工作努力和风险承担程度并不能决定无法结婚的男性的比例，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性别比例失调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人更努力地工作、承担更大的风险，都是徒劳的。如果能回到性别比例平衡状态，也许经济增长速度会放慢，但社会的福利水平反而会提高。
因此，从1980年到2011年，中国经历了低工资、巨大人口红利、低抚养比例以及年轻人性别比例失衡的时期。但从2012年开始，15—60岁的人口数量开始减少。延迟退休年龄和鼓励女性参与工作的政策至多只能延缓劳动人口下降的趋势。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在1980年之前的计划经济时代非常高，高于绝大多数非共产主义国家，比如美国、日本、德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随着时间的推移，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有所下降。2015年11月，政府放宽了计划生育政策，允许二胎，因此在未来10—15年间，孩子的数量会增加而工作的人数却没有改变，使得人口抚养比大幅上升。毕竟，没有夫妻可以直接生出一个16岁的孩子（Wei，2015）。出生婴儿的性别比例从2009年起逐渐向平衡发展，所以由性别比例失衡导致的经济增长会逐渐减弱。
除了自2012年以来的经济增速放缓之外，中国还需要面对并处理收入不平等、地区差异、环境恶化和腐败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观点，请参见Fan、Kanbur、Wei and Zhang（2014）。
生产率的变化趋势
为了区分实物资本、人力资本（用受教育年限调整后的劳动人数）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我们根据总生产函数做一个分解。
从分解结果来看，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实物资本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一直起到重要作用，它解释了这一时期67.9%的增长。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政府推出“四万亿”经济刺激政策，使得实物资本投资的相对贡献上升到107%。第二，人力资本的贡献是正的，在1999年到2008年期间贡献了12.5%，在2009年到2015年期间贡献了16%。由于实物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占有极大比重，中国人力资本的贡献小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第三，2008年前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贡献超过20%（1989—1991年除外）。
需要注意的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2009年起转变为负值。但仔细想想，也许并不奇怪。中国政府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反应是大力增加固定资产投资，而不是推进结构性改革来提高效率。经济增速虽有短期反弹，但从2012年后开始下滑，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增长。
中国经济现在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不利的人口结构和不断攀升的劳动力成本等结构性因素意味着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下降了。未来要想实现稳定的经济增长，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势在必行。
提高未来生产率的一个办法是进行更多的结构性改革。这包括消除劳动力流动障碍（户籍制度）和对企业进行普惠的金融支持。另一个提高生产率的方法是创新。创新包括创造新产品，改进现有产品的设计、外观、生产流程，建立新商业模式、新品牌和新市场策略。
中国能从一个“世界组装工厂”变成创新强国吗？如果单从西方媒体的报道来看，答案可能是否定的。西方媒体有大量关于中国企业侵犯知识产权的新闻。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教育过于重视死记硬背而缺少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的训练。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也有许多正面的例子。比如腾讯公司被视为世界上最有创新活力的互联网企业之一，它发明了最流行的通讯工具——微信，它集群聊、语音通话、视频分享和金融交易为一体。作为通讯装备的制造商，华为公司每年获得的专利授权量比苹果公司和思科公司还要多。中国于2016年8月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量子卫星。为了验证这些创新的例子是普遍情况还是个案，我们将在下一节进行系统的数据分析。
我们很难用定量分析来区分各种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相对贡献。基于历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我们计算并比较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在以下三方面的投资情况：（一）国外技术的引进和消化；（二）国内其他企业技术的购买与消化；（三）技术的自主研发。2000年，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和自主研发资金中，20%用于引进和消化国外技术，2%用于购买和消化国内其他企业的技术，78%用于技术的自主研发。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一项投资的占比呈现下降趋势而后两项呈上升趋势。截至2014年，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投入到技术提升的资金中，11%用于引进和消化国外技术，5%用于购买和消化国内其他企业的技术，84%用于技术的自主研发。这些数字间接表明了国内制造业的创新能力正在提高。
研发资金和人员投入
创新型国家或企业通常都会在研发（R&D）上大量投资。美国、日本和德国，这三个最大的高收入国家2014年在研发上的投入资金超过GDP的2.7%，比同期经合组织国家的均值（1.9%）高了将近50%，是多数最不发达国家的3倍。如果中国希望转型为创新型经济体，也需要增加在研发上的投资。
关于中国的研发数据最早可追溯到1991年，按照世界银行的估计，当时中国研发投资占GDP的比例是0.7%。这一比例远低于几个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和德国等，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并不低，比如印度、巴西和南非等。当时中国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还可以引进国外的现成技术，因此研发投资的动力并不十分迫切。
比较中国和其他国家在研发上的投入，明显可以看出，高收入国家研发投入的强度普遍更高。2010年，中国的研发投入强度超过经合组织国家的中位数，到2012年则超过了经合组织国家的均值（2012年是1.88%），而2012年中国的收入水平连经合组织国家均值的1/5都不到。截至2014年，中国的研发投入强度上升至2.05%，整体上甚至超过了许多发达国家。
另一个度量创新投入的指标是研发人员的比例。1996年，中国每百万人口中研发人员数量是443人。而美国、日本和韩国每百万人口的研发人员数量分别3122、4947和2211人。中国的研发人员比例和巴西（420人/百万人）大体相当，高于印度（153人/百万人），低于俄罗斯（3796人/百万人）。截至2014年，中国的研发人员比例上升至每百万人口1113人。
由于中国的研发资金增长快于研发人员数量的增长，意味着每个研发人员平均可支配的研发资金也在增长。
从专利增长角度衡量创新
不是所有的创新都能很好地被度量。创新的产出可能有多种形式，如专利、商业秘密、商业流程或商业模式等，也可能发生在商业领域之外，例如文化。由于专利数据较为系统，本文主要关注企业的专利增长，隐含的假设是各个维度的创新是正相关的。
中国的专利数量从1995年起呈现爆炸式增长。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申请从1995年的83045件火箭般地上升到了2014年的230多万件，年均复合增长率19%。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数据，中国于2011年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专利申请接收国。
中国专利为何呈现爆炸式增长？是不是像有些媒体所批评的，这种井喷式增长是由于中国专利授权标准低（进而质量低）造成的？通过国际比较发现这不是合理的解释。
衡量专利授权率的一项指标是t年专利授权数量与t-1年专利申请数量之比。基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数据，中国近些年的专利授权率为30%—40%，基本上处于各国的中间水平，高于印度和巴西（大约20%），但低于美国和韩国（大约50%—60%）。因此，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的专利授权率并不是高得离谱。
中国的专利分为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这三类。其中技术含量最高的是发明专利，其授权数量在所有专利中的占比从1995年的8%上升到了2014年的18%。2005年，授权给外国申请人的专利占比超过20%，而2014年这一比例下降至7%。这说明2005年以来，自主创新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统计中国企业在其他国家申请和获得授权的专利数量是评估中国专利质量的一个方法。正如前文所述，从1995年至2014年，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的专利数量年均增长19%。同期，中国申请人在发达国家获得授权的专利数量年均增长甚至高于30%。
比较中国和其他国家在美国专利商标局获得的专利授权数量能够说明在严格的审查制度下，中国的专利增长同样很快。中国企业申请人在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获得的专利授权数量从1995年的62件增长到2014年的7236件。前一阶段（1995—2005年）的年均增长率是21%，后一阶段（2005—2014年）的年均增长率上升至38%。在相比较的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德国、日本和韩国）中，只有印度达到了类似的增长速度。
专利数量与人口规模和收入水平高度相关。为了控制人口规模这一因素，我们进行了如下跨国回归比较：用美国专利商标局授权给各个国家的专利数量的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将人口数量的对数、人口数量对数的平方以及国家和年份的固定效应作为解释变量，我们还特别加入了几个重点关注的国家（金砖五国、德国、日本和韩国）与年份的交乘项。经过这些调整后，中国的专利数量随GDP增长而高速增长。在相比较的国家中，印度也呈现类似的增长趋势，但专利和GDP的这种正相关关系在日本、德国、韩国、巴西、俄罗斯和南非等国家中并没有得到体现。整体来看，在专利数量上，中国企业的表现比其他国家在类似的收入水平阶段要好。
评估专利质量还可以看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的专利被外国专利引用的次数。发明专利被外国专利的引用次数在1995—2004年期间年均增长34%，而在2004—2014年期间加速至49%。实用新型专利被外国专利的引用次数，在1995—2014年期间年均增长36%。经过人口数量和收入水平的调整，中国企业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企业表现依然突出。
总体上讲，不仅是中国专利数量出现了爆炸式增长，而且一系列国际比较显示中国专利的质量随时间推移也呈现实质性的稳步上升趋势。我们没有理由对中国企业的内生创新能力感到悲观。
创新增长的驱动因素
通过比较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专利数量的变化规律，我们可以找出是哪些因素在驱动中国的创新，比如市场规模、行业竞争和相对价格变化（如工资上涨）。我们将中国专利数据库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相匹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涵盖了1998—2009年所有国有企业和销售额超过500万元的民营企业；专利数据库包括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1985—2012年授权的专利。我们发现，从生产专利的角度看，国企的表现比民企差。在1998—2009年期间，私企获得的授权专利数量年均增长35%，超过国企和外企。国企的专利数量占比下降很多，部分原因是国企数量的减少。1998年，国企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占比30%，但到2009年这一比例下降至2%。由此看出，民企已经成为中国创新的引擎。
文献认为，市场规模是创新的一个关键驱动因素（Acemoglu and Linn，2004）。面临更大规模的市场，企业更容易收回研发成本，因此更有动力增加研发。在过去几十年间，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尤其是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数据表明，出口企业确实比非出口企业更加创新。另外，其他国家关税的降低（意味着更大的市场）也对企业创新有正向作用。
2003年以后，中国的实际工资年均增长超过10%。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已经过了所谓的“刘易斯拐点”，这意味着依靠廉价工人的时代结束了（如Zhang et al,2011）。虽然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专利都增加了，但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专利占比从1998年的55%上升至66%。持续上升的劳动力成本可能诱导了劳动密集型产业进行更多创新以替代愈发昂贵的劳动力。
我们还探讨了全要素生产率与创新之间的关系。我们将1998—2007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划分成无专利、累计有1—4个专利以及累计有超过4个专利的三个子样本，并计算了每个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我们发现专利数量较多的企业，企业生产率增加更快。这说明我们可以通过改善条件，鼓励更多企业参与研发、增加研发强度，来扭转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趋势。
创新资源的错配
中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如美国、日本，甚至韩国相比，在创新方面差距仍然很大。在2015年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发布的《全球创新企业百强》名单中，日本和美国企业占据主导地位，中国没有一家企业上榜。更加系统的数据同样显示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在创新领域面临很大差距（Shen、Wang and Whalley，2015）。虽然人口有很大差距，日本、德国和韩国的企业在美国获得的专利数量仍然比中国企业多2倍以上。当然其中的一部分差距反映了发展阶段的不同：正如前文所指出的，研发投入和专利数量度量的创新均与人均GDP呈正相关。但是，另一部分差距可能是由创新资源的错配导致的，这是我们接下来讨论的话题。
正如前文讨论的，在90年代国企改革之后，国企数量占比从1995年的24%下降到了2014年的3%。但是，多数留下的国企规模都变大了，而且这些企业多位于上游产业或战略性产业（Hsieh and Song，2015），面临的竞争压力比民企低。因此，国企一方面能获取更多政府资源，比如财政补贴；另一方面在政治上有很大的话语权。中国成为创新型经济体的一个努力方向便是改善国企和民企之间资源配置的效率。国企持续获得政府更多的金融支持，包括低成本贷款和研发补贴。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启动了大规模的刺激计划。伴随着信贷大规模扩张，国企获得了更高比例的信贷。2008年之后，大规模刺激降低了国企的资本回报率（白重恩和张琼，2014），导致国企全要素生产率下降（Wu,2013），延长了低效率僵尸企业的生命（Tan et al, 2016）。国企的资本回报率远低于同等的民营企业（Hsieh and Song,2015），全要素生产率也落后于民企（Brandt，2015），说明政府的支持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存在错配。政府的研发补贴能够促进中国企业的创新（Boeing，2016），我们在企业层面的回归也证实这一点。许多发达国家政府也会对研发企业进行补贴，所以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研发补贴这项政策是否合理，而是在于中国的此类补贴与企业经济效率之间是否匹配。
基于简单平均法，似乎国企比民企更加创新（因为它们拥有更多专利），甚至一些国企每年获得的专利数量相当大。但是简单平均可能具有误导性，因为平均而言国企体量更大，而且企业越大往往研发投入也越多；此外，国企获得了更多的各级政府补贴，尤其是来自地方政府的补贴。
我们利用企业层面数据来衡量研发投入对创新生产效率的影响。基于规模以上企业数据库2005—2007年的数据，整体而言，企业每投入千万研发资金，民企和三资企业分别产生6.5个和7.6个专利，而国企则只产生2.2个专利。通过按照企业规模和所有制类型来分析，它们的差别更加明显。
通过观察数据，我们发现如下几个规律：第一，研发回报（每百万研发投入所产生的专利数量）随规模上升而下降。大企业倾向于投入更多研发资金，但效率伴随规模上升而下降。这个规律与创新投资边际报酬递减是相吻合的。第二，在大部分的规模区间，我们看到外企和民企的研发投资回报比国企更高。第三，企业的补贴与研发效率不相称。相比于外企和民企，国企获得了更高的补贴（相对于销售额）。更有意思的是，因为中小型国企多为地方政府所控制，它们从地方政府获得了更多的补贴，甚至多于大型国企。
根据销售额划分为五个规模区间；删除研发投入小于100元但有专利的企业。国有企业是指国有股权占比超过50%的企业，外资企业是指国有股权小于50%、外商和港澳台股权大于10%的企业；其他企业定义为民营企业。
先将企业根据销售额规模分为十个区间，在每个区间企业再按照所有权类型分类，删除研发投入小于100元但有专利的企业。国有企业是指国有股权占比超过50%的企业，外资企业是指国有股权小于50%、外商和港澳台股权大于10%的企业；其他企业定义为民营企业。
从理论上讲，生产效率最高的企业应该追求创新，而生产效率较低的企业应该模仿。用这个理论框架与台湾地区的数据相比较，学者们发现中国一些低生产率企业在研发投资上投入过多，一些高生产率企业研发投资反而不足（Konig et al，2016）。基于他们的校准，如果能够减少研发投入错配（使得生产率和研发投入像台湾地区一样相匹配），中国工业企业在2001—2007年间的生产率可以增加1/3—1/2。
总而言之，初步证据表明，中国企业间的研发投入存在资源错配问题。如果不同类型的企业获得的补贴更加公平，中国在国家层面上的创新产出会更高。
结论
过去几十年间，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制造业从业者的工资从1980年到2015年增长了大约14倍。中国在2012年之后劳动人口开始减少，更增加了工资上涨的压力。中国企业必须通过创新和提高生产率来应对不断上涨的工资压力。
中国能否良好地应对挑战？人们经常提到“中等收入陷阱”，意思是只有少数经济体能从中等收入变成创新型高收入经济体。政府和部分学者确实表达了中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比如，OECD，2013；Ma，2016）。韩雪辉和魏尚进（2015）运用转移矩阵分析和非参分析（回归树）发现，数据不支持绝对的中等收入陷阱假说。但是，在特定条件下，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确实可能出现增长停滞甚至倒退的现象。
我们发现，在参与全球贸易和工资上涨的压力下，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已经呈现快速增长。无论从专利数量或质量来看，中国经济已经在向创新驱动型转变。因此不必对中国经济过度悲观。
如果中国能继续找到有效的办法向创新型经济体转型，有很大机会能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减少对国企的补贴就是其中之一。即使国企在创新方面的效率低于民企，却仍能获得更多政府补贴。如果政府能消除歧视性的研发补贴，让不同类型的企业在同一起点赛跑，那就可以减少资源错配、提升效率。其他配套措施包括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推进教育改革，尤其是在教育体系中增加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的训练。
本文原载《比较》第90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