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说
现在，民主自由之实现，几乎成了普遍的要求。尚未实现民主的地区里的人民，凡有人之自觉者，无不欣向民主自由。即使极权统治者，目前也不敢口里明明白白地反对民主自由。时至今日，民主自由的要求，成为世界政治的洪流，沛然莫之能御。
然而，这个世界规模的政治潮流之发展，对於极权暴政之存立在基本上是不利的，因而在基本上也是不相容的。但是，极权统治者面对这一情势，如前所述，他们不敢从正面反对民主自由。这麽一来，现代极权统治者面临一个两难式（dilemma）：他们在一方面要消灭民主；在另一方面又需与民主敷衍。那末，怎样办呢？现代极权统治是以技术见长的。现代极权统治者，从列宁到马林可夫等，无一不是费尔巴哈（Feuerbach）哲学底信徒：他们相信技术可以改变素来认为不可改变的情境，当然也可以改变人底是非观念。他们怎样解决这个两难式呢？他们主要地靠运用语意学的术法（semantical device）：一方面在字面保留「民主」这个名词；另一方面用偷天换日的方法，在原有「民主」的招牌之下，更换民主一词原来所指的内容；或者，曲解民主底意义——说英美旧式的民主不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唯有「无产阶级的民主才是最新的民主」。西方世界以外的人，尤其是东方人，近几十年来虽然欣向民主，但是，大多数人对於民主的观念模糊不清，对於实际的民主生活方式尤其缺少体验。正在他们热心追求民主的时候，听见人家宣传民主，说原有英美的民主是旧式的，是不适合於大多数人的政治方式；只有苏式民主才是最新的，才是适合大多数人的政治方式。一般人是习於从语言去摸索内容的。美丽的词句常能驱迫许多人做丑恶的事。於是，他们信这种宣传为真。这样一来，他们立意所追求者虽是民主，而事实上所走的路线则趋向民主的反面。所求者民主，而所趋者极权，岂非南辕而北辙？
依照共党极权主义者底策略观察，在对某一地区军事占领之先，必须造成政治占领；在政治占领之先，必须造成思想占领。所以，思想占领是军事占领底先声。既然如此，一部分东方如果误信苏式民主系真民主而逐渐跟着作此项宣传者跑，岂非危险之至？为了防止这种危险，我们必须弄清楚苏式民主究竟是否真民主，真正的民主是怎麽一回事。我们将基本观念弄清楚了，自然就不为目前五颜六色的歪曲宣传所动了。
民主是「多数之治」吗？
我们最常听见的说法，是说民主政治是多数之治。许许多多人都赞同这种说法。热心支持民主政治的人也是如此。此说一出，於是宣传苏式民主的人就大做其文章：「英美旧式的民主是少数资产阶级操纵的民主，所以是假民主。苏俄是在无产阶级统治之下的国家。而无产阶级占人口之最大数。所以，苏俄底民主才是真民主。」
这一说法通不通呢？只要我们底思想稍微会转一点弯，便立刻发现这一说法是不通的。其不通知处何在呢？不错，「民主政治是多数之治」。但是，我们不能掉过头来说「多数之治是民主政治」。这与我们不能由「凡尼姑是女人」而说「凡女人是尼姑」的道理完全一样。然而，苏式民主的宣传家却从「民主政治是多数之治」偷偷倒过来说「多数之治是民主政治」。这完全是乘一般人不善思考而弄出来的所谓「理论魔术」。理论魔术是新的愚民术。施此术者，真是欺人已极。历史上不乏暴民政治的事。假如说「多数之治即是民主政治」，那末我们岂不也得承认暴民政治也是民主政治吗？显然是不可以的。因为暴民政治与民主政治之距离，等於民主政治与专制政治之距离。何况苏俄根本说不上是「多数之治」呢？苏俄底极权统治，在事实上，是骑在「无产大众」头上的少数之治。
民主以什麽为基础？
任何政治制度，总有其衍发的或现存的基础。君主制度系以君王为基础。人君一身系天下之安危。君权发生变故，常常弄得天下大乱。独裁制度系以独裁者一人底权力作本钱。一旦独裁者政权力失灵，则独裁制度立刻土崩瓦解。民主制度是建立在什麽基础之上呢？最易冲口而出的答覆是：民主制度乃建立於多数选民之上。这个答覆并没有错。但是，稍微严格思考一下，则嫌其不够，而必须补上一项。如不补上一项，可能导致非常可悲的结果。这一层的考虑在现代尤其显得紧急。
我们知道，在现代民主制度之下有选举之事。但是，我们能否因此说，在有选举之事的地方就是真的实行民主呢？如果我们以为如此，那末就是受玩弄了。假若我们说有选举之事的地方就是真正的实行民主，那末苏俄应该被视为是「最民主的国度」。因为，苏俄选民参加选举的百分比之高，为全世界第一。我们要明了，选举这一可贵的民主手段，已经被极权统治者吸收了，当作统治手段之一。既然如此，我们只能说，实行民主必须实行选举；而不能随口倒过来说，实行选举就是实行民主。
从苏俄所表演的政治戏剧——当然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悲剧——看来，多数的选举，是不难藉着种种政治技术炮制出来的。既然多数的选举不难炮制出来，这就意含着，表面上的「多数之治」不难炮制出来。既然表面上的多数之治不难炮制出来，於是，在逻辑上，就不难产生许多可怕的结果。多数之治底一面，是多数底思想或意见决定一切政治措施。在每个人底大脑被统治机构占领的地区，所谓多数底思想或意见也者，完完全全是统治机构底配给品。统治机构要千万张口怎样发音，千万张口便怎样发音。扮演到成熟的地步，真是「机械化」，「标准化」，一点样也走不了。在这样铁的管制之下，高踞众奴之上而又隐身众奴之後的统治者，要导演什麽杀人剧就可导演什麽杀人剧。共党底「人民公审」，「鬬争大会」、「检讨会」，全是以这样的「多数之治」为脚本的戏剧。「多数之治」居然可以随时随地随便要人底命，天下有这样的民主吗？
就我们在第一节所说的看来，苏俄这一型的实例所表现的「多数之治」，不过是「少数之治」底手段。这一事实之出现，使以「多数之治」为民主政治之基础的想法，受到严重的考验。在这一考验之下，我们还得向更深的一层去发掘民主政治的真实基础。
民主政治的真实基础是什麽呢?历史文化吗？历史文化是社群长期生活的产果。这样的产果，如用作政治制度底材料，不必就一定导向民主。西洋近代史所显示的商业性的文化固易转化成民主；但是，农业文化，正如罗素所说，则是暴政底垫脚石，离民主远甚。姑无论是那一种文化材料，都与政治没有直接的相干。要把任何文化材料形变成政治制度，中间还有许许多多转折。文化材料与政治制度根本是两橛。以道德为民主政治底基础吗？如果以道德作民主政治底基础，便与黑格尔底泛逻辑主义（panlogicism）合流。泛逻辑主义则是泛政治主义（panpoliticism）底理论基础之一。而泛政治主义则是极权制度底骨架。在现代技术底影响甚或决定之下，过程比目标更为重要。因为人所亲身接触者为实际的过程，从未尝是理想目标。此点自古已然，於今为烈。实现道德目标的过程如不为道德的，则理想的道德适足以造成现实的灾害。古代的宗教迫害，东方的「大义觉迷录」式的思想所造成的悲剧，以及现代极权统治之形成，都是植根於此。道德本身并没有防止不道德的行为出现之器用。所以，道德丝毫不能作民主政治底基础。退一步说，即令没有这些灾害，道德是在伦理界。它是制度以外的东西，因此与政治制度仍是两橛。
什麽是民主制度底基础呢？就制度而言，民主制度底基础是诸基本人权。基本人权，不是什麽神秘的东西，而是可以一件一件地计量的。例如，思想、言论、出版、教育、组织、经营、宗教……，等等自由都是。这些基本人权，不是酋长授予的，酋长不懂这些；不是君王赏赐的，君王如能赏赐，君王就能夺回；不是任何独裁的首领赠送的，独裁的首领没有这样乐善好施。它是什麽呢？应是每一个像他和我一样的人生来固有的。这些基本人权，是民主制度底生命线。这些基本人权，如果受到损害，民主制度便发生动摇。任何国邦或社会，它底基本性质是否民主，端视这一点而定。保有基本人权的国邦或社会，才是民主的国邦或社会。否则不是。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进一步说：有而且只有民主的社会才真正是人的社会。换句话说，一个社会是否真正属於人的社会，完全以它是否民主为断。物质建设发达，不是属人的社会之标志；有时反而是悲惨，奴役，桎梏，以及地狱的标志。蜂蚁底巢穴常经营得很整齐美观，莫斯科也有美国一样的高楼大厦。我们能说这些真正属人的社会吗？
当然，这些基本人权，虽然应是我们固有的；但是，我们大多数人权之为固有，并没有自觉。既没有自觉，於是不曾刻意设法保障它，像保护我们底金银财宝一样。因此，自古以来，我们底基本人权，遂横遭酋长、暴君，和独裁首领之剥夺。事实摆在我们面前：人们把基本人权剥夺乾净了，剩下一条赤裸裸的身子，则完完全全暴露於权力者底任意摆布之下，一点抵抗力也没有，只得听其藉任何名义来鞭挞、逮捕，囚禁、奴辱，以至於格杀。这与牛马畜牲何异？失去自由者方知自由之可贵。失去人权者方知人生之可痛。为了人生免於这种过分的人为灾害，我们必须自觉地保障基本人权。要保障基本人权，有而且唯有实行民主政治。我们可以说，民主制度是为保障基本人权而存在的制度。离开了基本人权这一基石，民主将无安顿处，而成为毫无意义和内容的空壳。
个人本位的呢？还是群体本位的？
上面所说的基本人权，是对个人而言的呢？还是对群体而言的？毫无疑问，系对个人而言的。所以，所谓「基本人权」，详细地说，应该是「各个人底基本人权」。基本人权，是以一个一个的个人为本位的。个人本位或群体本位，乃民主与非民主的基本分野之一。向群体本位这条路上走，便走回非民主。向个人本位这条路上走，便走向民主。二者之间，真是泾渭分明，丝毫不容混淆。
这里所说的群体，常指国邦、社群，或所谓阶层，以至於举国规模的独一定型的政治组织而言。吾人须知，所谓基本人权，仅仅指着一个一个的个人而言，才能有意义；如指群体而言，便不能有何意义。我们试把「基本人权」底内容予以展开，这个道理立刻显露。所谓基本人权，如前所述，系指言论、思想、组织、教育，等项自由而言。以个人为单位，个人与治理机构相对而言，要求或保有言论、思想、组织、教育，等项自由，这是有意义的事；至少自法国大革命以来，
即系如此。以个人为单位，个人与个人之间，思想、言论、教育各有自由，或各有不同，这也是讲得通的。如果说群体而且只有群体才有这些自由，那末何得谓之为「人权」？整块的群体，根本不能思，不能感。能思能感者，有而且只有其中一个一个的个人。固然，群体中的一个一个的个人之个人交互的（inter-personal）思与感可以名之曰群体底思与感。然而，离开此个人交互的思与感，则无群体思与感存在。所以，究极认真说来，离开个人而谈群体底言论、思想、教育，诸项自由，是不通之论。
严格解析起来，若干人认为是最後不可减消的许多群体单元，其实是风俗、习惯、约束、意理，甚或武力的产品。这类产品，近代常为黑格尔式的形上学的神话所支持。马克斯则在这条思路上增加「阶级」的翻新样品。於是，群体之神圣不可动摇说，又增筑了新的堡垒。在这一新的「群体哲学」之下，群体取代了个体底地位，而个人则降为此群体中的细胞。个人既然降为群体中的细胞，自然也就被抹杀了独立自由的人格，独立自由的思想，犹立自由的言论，……这样一来，基本人权不取消而自然取消了。於是，你底身体，以至於你整个的生命，都得毫无保留地交给那个被哲学辞令神圣化了的「群体」，听凭「组织」来分类，炮制、染色，再作何等原料。而不幸得很，群体被神圣化到这个地步时，一定有一个绝对的权力或组织高踞其上。於是，权力成了真正的目标本身，群体被作了掩饰，个人沦为工具。凡极权体制之下都盛行这一套可悲的「路线」。
在民主制度之下，个人不被视作达到任何目标底工具；每一活生生的个人之本身就是终极的目标。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大家协议建立治理机构。这样的治理机构，不能成为任何个人发泄权力欲的工具；而是每一个人追求生存与幸福的协助者。这种政治思想，自洛克以至哲斐逊，自哲斐逊以至艾森豪，深入西欧以及美国底人心。因而，尽管他们底党派众多，政治花样层出不穷，他们能而且只能在绝对尊重个人的这一基础上玩弄。一离开这个基础，谁打算像苏俄那样不把人当人来摆布，谁就成为众矢之的。所以，自西欧以至美国，一个一个的个人都能挺起胸膛来做人。认真说来，有而且只有在尊重个人的民主社会里，人才尝得到人的滋味。
话说到这个地步，也许有人怀疑：民主制度这样强调个人，何以能讲组织？何以能御外侮？这些是我们最常听见的问题，然而也是最不成问题的问题。首先，我们必须注意，我们在上面所说的「以个人为本位」，系一原则问题，亦即一基本的心理状态的问题。而「组织」也者，「御侮」也者，照民主制度的观点看来，根本是属於怎样维护这一原则之手段问题。这两种问题，各属不同的层次，各属不同的范畴。老实说，前者是「本」（民为贵），後者是「末」（社稷次之）。二者不可混为一谈，尤其不可本末倒置。
「以个人为本位」，乃民主政治底根本立足点。我们把这个立足点站稳了，其他「组织」，「御侮」等等顾虑，便在基本上都不成问题。许多人一谈「组织」，往往有一项错误的联想：羡慕希特勒，羡慕史达林——以为非采取这一路底方法不足以谈组织，不足以发挥力量，不足以齐一意志。诚然，这一路底组织，状貌整肃壮观，且能「迅赴事机」。但是，这一路组织之欣赏者，却忽略了这路组织底基本危机与基本弱点。这种组织底全部精神骨干是权威主义的（authouritarian）。而这种权威主义的精神骨干，又需靠暴力、诈欺，与食物来支持；且又益之以「紧急事态」与夫恐怖心理。一旦暴力消减，诈欺失灵，恐怖超过弹性极限，则这种所谓壮观的组织也者，将立即冰消瓦解，一溃而不可收拾。希特勒底武力被扫除以後，热闹的国社党组织则一根草也不剩。「总理大厦」，冷如废墟。这种组织是经不起考验的。它是不幸时代中不幸人民之不幸的产品。富於友爱与同情的民主思想者，永远不打算从这样的不幸之中求取狂热的满足。民主的组织是从个人本位为出发点而又回归到个人身上。因此，它处处为个人着想。所以，这样的组织之本身，乃一有机的发展：它富於弹性，也经得起考验。邓克尔克激战打不垮它，珍珠港事变也炸不倒它。当着保卫群体成为保卫个体的必要手段时，当然没有人应该反对牺牲个人的。因为，个人牺牲的代价，最後依然还原到一个一个的个人：使他们有生命、有幸福。当着每一个人知道团体底希望与利益就是个人底希望与利益时，个人之为此而参加必要的组织是甘心情愿的，个人牺牲底勇气也是无与伦比的。这里没有逃亡，因而也就不必拿铁链子来部勒。散漫的自由人打不过编队的囚犯。但是，编队的囚犯却打不过编队的自由人。
所以，今日的问题之核心，在是否有人拿群体以成其私。尤其可恶的，是那「以个人作群体之手段」的邪恶哲学及其实际的残酷影响。
反对呢？还是暴乱？
民主政治与极权政治底基本分野之一，乃极权政治绝不容许反对；而民主政治则欢迎反对，鼓励反对，至少容忍反对。
一谈到「反对」，许多人不免心头火起。他们以为反对就是不忠，就是捣乱。而在事实上，许多人从事反对，确乎也是立意对人不对事，确乎也是存心捣乱，确乎甚至宁愿闹得玉石俱焚，同归於尽。於是「反对」之说，更弄得无地容身了。
刚在民主道途上学步的地区，「反对」之说最易遭受这种「命运」。其所以如此，骨子里的原因之一，乃实际权利的冲突。这类问题之解决，常非语言及理知所能为力，所以我们「且按下不表」。除实际权利的冲突以外，还有一方面的问题，即是与此有关的思想没有弄通。
许多人，尤其是有势有权的人，其所以听到「反对」一词就心头火起，就是因为他们以为天下之人「不是效忠便是叛乱」，此外绝无第三种可能。所以他们一听到「反对」，立刻不自觉地把它归到「叛乱」之类。叛乱是十恶不赦的，所以反对也是十恶不赦。扑灭之唯恐不速，遑论容忍？更遑论鼓励？在没有民主传统的地区，加之变乱频仍，有势有权者最容易这样想。而急切改变现状者流，潜意识中充满了反抗政治权威的强烈情绪，也最容易分不清反对与暴乱。一上一下都最容易这样想，而一方面又没有大智大德者为之疏导，另一方面却有阴谋野心者作有计划的构煽，湍流相激相荡，於是演成空前的大悲剧。
从思想方面分析，「不是效忠」并不就是「暴乱」。除了效忠与暴乱以外，还有第三个可能，就是反对。反对不是暴乱。反对不仅不是暴乱，而且正是暴乱之克星。适量的反对，可以消弭暴乱於未然。凡有反对之自由的民主国邦，都激不起暴乱。所以，共党最忌恶反对，也嘲笑反对，他们所要制造的才是暴乱。
也许有人说：「你所说的，在原则上固然是对的；可是，要在反对与暴乱之间划一条几何的界线不容易；而且，在事实上，反对常为暴乱之先声。」
这种疑虑是很有理由的。疑虑总比不疑虑好。对反对予以疑虑，比将反对一笔抹杀，要民主而且进步得多。我们要分清何者为反对，何者为暴乱，固然不若一个西瓜切两半之易，但亦不若目前许多人想像之难。分辨什麽是反对，什麽是暴乱，可以我们在前面所说的一、二、三项为基础。尊重基本人权，尊重多数的利害，尊重个人，并以非暴力的方式，拿意见对意见、拿思想对思想、拿言论对言论，只就事论事，不施行人身攻击，不党同伐异，这就算得是反对。反之，不尊重基本人权。不尊重多数的利害，不尊重个人，以暴力作鬬争方式，以动摇社会作手段，以动摇国邦作赌本，不就事论事，专行人身攻击，一味党同伐异，这就构成暴乱。如果以这些标准来把暴乱从反对中分辨出来，那末我们就不惧野心者之假反对为暴乱之先声了。
究竟说来，就一个一个的实例而论，我们要把「藉题发挥」与「忠心的反对」二者予以清楚的分辨，颇需精细的解析能力和高度的耐心。粗俗自用者固可逞快於一时，但後果是不堪设想的。在政治事务中，最败事的思想方式就是「非此即彼」的二分法（dichotomy）。世界事象这样复杂，那是简单的二分法处理得了的？然而，这种简陋的思想方式，正被若干庞大的政治组织向几亿人口灌输。这真是人类底不幸！
﹝中标﹞E 权威主义的呢？还是科学心性的？
权威主义与非权威主义，乃极权政治与民主政治在精神上的基本分野。独裁政治底形态有许多。极权政治底形态也有许多。然而，在精神上，他们有一个不变的共同点，就是绝对权威主义的。在独裁或极权统治建成的地区，弥漫於群众心理之间的，有一与政治权威搅混在一起的所谓「思想」权威。这个权威，类似中古时期的「国教」，是绝对不许触犯的，不许作反面批评的。大家碰到它，只好「行人止步」。良以非如此不足以从心理上收震慑之效，不能从心理上收震慑之效，在一较长远的过程中，就会危及实际政治权力的。所以极权统治者不仅要占有你底身体，还要占有你底头脑。所谓「马列主义」就是这一类底头脑占领军。推广言之，在这个地球上，任何只许信从不许作理知分析的「主义」，都是权威主义的幌子：它底基本作用在思想镇压。
照苏俄底政治技术所能达到的程度看来，它实在不难伪装成一个很「民主的」国邦。至少在目前，它所导演的「选举剧」，看起来比民主国家底选举还要逼真。我们不难想像，它甚至可以一手炮制两个或多个技术性的反对党。这些技术性的反对党，只作技术方面的批评建议，或者找些无伤原则的小问题发挥，伤皮不伤骨。这种御用的组织，发展到一个地步，在必要时，还可以用作打击内部政敌的工具。还有许多别的方法，苏俄统治者在认为必要时都可以权宜采用，作为「民主」的点缀。然而，无论如何，他们有一点是绝对不能让步的，就是对於中心权威的「思想」和人物绝对不许动摇，攻击，和作反对的批评。我们简直不能想像，在苏俄谁能公开声明马克斯主义荒谬，史达林是个印假钞的犯人，马林可夫是个阴谋家。因为，到了这个地步，极权统治就「图穷匕见」了。把这一点点假面具揭开的话，极权统治什麽也没有了。菩萨只能从正面看，从背後看稀泥一团糟！所以，任何型态的集权统治组体，首要之务，就是用最大的气力并竭尽一切手段，来保持住那点权威。权威，是极权者底生命线。
民主政治则不然。整个民主制度，在经验中逐渐产生於多数人民底实际需要，因而它也就是置基於大家底共同利益之上。既然如此，民主政治不能也不必拿权威主义来掩护它。因此，在民主国家，没有任何人是碰都不能碰的神圣，更没有任何思想是碰都不能碰的大经大法。民主国邦未尝没有首领，但它底首领常是笑嘻嘻的，富於人情味的，易於同人接近的。他们底存在与大家底存在是一致的。哲斐逊就总统职时步行前往。他不需要秦始皇和史达林底威仪。照民主思想者看来，除非人间真有超人，真有天书，否则人造的思想学说人就可以批评。这样世界才能有进步。同样是谈历史文化，在黑格尔泛逻辑主义影响之下的礼法式的人文主义者讲来，就讲成不可亵渎的「头上太岁」。而民主的科学的人文思想者则把它看成是可以错误的产品。没有错误，那有正确？
作者希望在以上所说的，不致引起读者一项印象，以为民主国邦和社会是事事反权威的。作者在上面只是说民主政治是非权威主义的（non-athoritarian），并没有说民主国邦和社会是事事反权威的（anti-authoriative）。弄不清此二者的区别，就要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作者说民主政治是非权威主义的，这话底意思就是说，民主政治之存在与使行，完全不靠权威主义。更进一层说，民主政治不把思想权威、社会权威、经济权威、军事权威，历史传统所形成的权威，以及秘密力量所构成的权威等等交织起来加以一元化，构成政权。
我们把话说到这里，也许有人怀疑：难道民主的国邦和社会就没有权威？有的，而且比极权国邦多得多。极权国邦底权威，有而且只有那麽一个极峰。一切权威都被史达林当尽了：他不独是政治权威，而且是军事权威；他不独是军事权威，而且是哲学权威；他不独是哲学权威，而且又是科学权威。总而言之，他底每一个细胞都权威化了。凡极权地区底首领无不如此。民主的国邦和社会永远出现不了这样的奇蹟和超人。恰恰相反，在民主的国邦和社会里，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权威。爱迪生是发明底权威，爱因斯坦是物理学底权威，卡内基是事业方面的权威……这些权威是多元地存在於社会底各方面。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权威为社会而存在，为人生而存在，并没有被编组到政治权威的架构或体制之中来控制人。
为什麽在民主的国邦和社会固然有权威而权威主义行不通呢？这主要是科学的心性（scientific mentality）使然。在西欧以及美国这样的地区，不要说权威主义行不通，任何虚玄的「主义」都不受普遍欢迎。西欧和美国人具有科学的心性。具有科学的心性者注重「实事求是」。详细一点说，科学的心性是：1.重印证的（confirmable）；2.解析的（analytic）；3.重尝试的（tentative）；4.运作的（operational）；5.累进的；和6.自行修正的（self-corrective）。 因此，经验论的态度也就遍及英美。实用论（pragmatism）也是经验论之一种。在这一路底思想笼罩之下，帝王崇拜（emperor cult），首领崇拜（leader cult），以至於政府崇拜（government cult）等等神话卖不出价钱。卡内基为什麽有他底重要地位？这并非他是「天生圣人」。经验告诉我们，这是他勤力得来。假若我们勤力，我们也可以到他那种地位。这就隐含一个人身真正平等的观念。科学是纯理知之运用。理知之运用，可以使我们生活在一个清明的世界里。唯有在民主的空间，理知才能无阻无碍地发展。所以，科学与民主，在实际上，是不可分的。
结论
我们在前面将民主与非民主之间的分野勾勒出来。从这里我们知道民主固然是多数之治；但多数之治不一定就是民主。民主底根本基础是人权；凡侵害人权的政治一概都是非民主的，甚至是反民主的。真正的民主政治是以个人为本位的，是从个人出发而又回归到个人的。任何强调群体而抹煞个人的政治无疑不是民主政治。依现代的实例观察，凡倡言从群体出发，而归结起来又不落实於最大多数一个一个的个人之政治，一定是在骨子里为少数个人把持的政治。这类底政治，在古代为专制，为寡头；在近代为独裁，为极权。在民主政治之下，反对是常态。凡不能容忍反对的政治，不能算是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在精神方面的特色是非权威主义的。假若有一个政治，它在其他一切方面都是貌似民主的，只有一点不同，就是在社会里弥漫着权威主义的空气——它底政治首领颇被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人物，它有不可反对的国教；那末，一万乘零等於零，它不是民主政治。
作者在以上所陈示的，可以说是民主底试金石。任何形态的政治是否真正的民主，在这个石头上一试便知。
原载《祖国周刊》，卷8期12（香港：1955年1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