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马金森(英)，伦敦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Higher Education》联合主编，研究方向为社会科学与政治哲学、比较与国际高等教育、高等教育与全球化等
内容提要：高等教育的社会作用已经发生了变化。尽管存在精英和大众高等教育的差异，但全球高等教育入学率在16年中翻了一番，其动力主要是社会需求，而不是劳动力市场需求。非英语和西欧之外的国家研究能力和世界一流大学显著成长和扩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东亚，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以及韩国和新加坡。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已成为仅次于北美和欧洲的世界第三大研究和创新之地。东亚高等教育的加速发展是由经济增长、中产阶级的需求、本土儒家教育根基所推动的，并在国家赶超西方的积极助力下。虽然东西方在研究能力和资源上的差距仍然存在，但东亚世界一流大学的数量正在迅速增加，而使东亚高等教育与众不同的文化因素将在未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东西方大学模式、大学/国家/社会关系的协同将全面影响高等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东亚 高等教育 世界一流大学 儒家文化 全球对话
一、引言
现在是谈论高等教育的好时机。高等教育正在世界层面上经历显著的转变。我这里指的不是MOOCs，尽管那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我谈的也不是某些国家民办教育或学费的增长。这些在某些国家是很重要的，并作为新体制的一种国际模型，但它们不是真正的统一模式，尽管在英语国家我们伪称它们是。我谈的也不是采用商业模型和问责制，它们几乎是统一的。我要谈的是在学习、认证和研究方面更广阔的社会变化。
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的入学率在上一代增长了近3倍。科学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作用大大增强。越来越多的国家拥有了本土的研究体系和世界一流大学。全球高等教育的发展并不必然地意味着美国化，尽管美国大学仍然是世界上最强的。知识力量的地图正变得多极化。新的知识帝国正在拉丁美洲、中东、中欧和亚洲兴起。
东亚的变化最为显著。东亚高等教育和研究的大转变是东亚国家在全球崛起的一部分，也为其在全球崛起作出了贡献。东亚国家是在战国、秦和汉唐的传统中形成中，也有效地回应了现代化的挑战。当我说“东亚”时，我指的是后儒学体系(Post－Confucian system)，这种高等教育体系存在于中华文明所影响的国家和城市，包括(如果我们追溯得够远)韩国和经由韩国传播的日本。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就是指“东北亚”，但新加坡也在后儒学圈中。因此，我将用“东亚”简略地指称这一地区。
二、高等教育入学率平稳增长
1.世界范围的情况
让我们从全球趋势的背景下来理解东亚。全球有两个值得关注的主要趋势。第一个是高等教育入学率的增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的数据显示，在1995年至2011年的16年间，高等教育入学率翻了一番，从15％增加到30％。除了最贫穷的国家，世界各国的正规高等教育入学率都增长了。甚至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也翻番了，尽管非洲的高等教育入学率仍然很低。
经合组织和其他欧洲国家有着一致的变化趋势。在北美、西欧、东欧和俄罗斯，以及除中国以外的东亚，高等教育入学率明显超过50％。看来，中等收入国家一旦达到一个临界点，高等教育入学率就会激增，没有顶点，也没有教育上的下限，需求和供给同时增长，达到甚至超过90％。韩国、中国台湾和北美已经达到了这个水平。如果高等教育入学率普遍接近这一水平，那将意味着什么？其意义远比提升可能生产率的基数要丰富得多。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有半数国家成为“高入学率社会”。在高入学率社会，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社会教养、高级劳动力市场证书及由之而来的流动性，是大多数35岁以下的人都享有的。这样的社会所蕴含的新的潜力我们还难以知晓。但自由和信心则主要通过高等教育传播给了大多数人。它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使所有国家更加透明和负责任。
2.后儒学教育体系引领东亚国家高等教育发展
除了中国和越南，所有东亚国家的高等教育入学率都超过60％。新加坡和香港已经从二元制的吸纳/排斥的旧英国模式转变为新的普遍入学模式，即扩展副学位项目(这保留了二元制模式)，像日本和韩国那样鼓励收费的私立高等教育发展，扩大副学位层次的大众化入学。韩国和中国台湾有大规模的中等职业教育，但不同于英语国家高质量和高声誉的典型模式。正如德国的例子所显示的，制造业强的国家最适合保持高水准的技术职业教育，技术职业学位是代替学术学位的最好(不是第二好)选择。制造业强的国家可以为技术毕业生提供大量的工作机会，这就降低了投资特定学位可能的风险。不到三周前，中国选择走德国道路，决定把600所高等教育机构转变为技术职业机构，并设立技术类高考。
中国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尽管存在区域差异，但在2013年达到30％。北京和上海2010年的水平是60％，而西藏是15％，云南是18％。国家的目标是2020年达到40％。
3.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动力
高等教育入学率平稳增长的动力何在？高等教育的加速扩张建立在经济增长和中产阶级扩张上，通过私人投资和分享公共税收，支付高等教育的能力提升了。下一代亚洲的中产阶级将增加4倍多，主要在中国和印度，也包括印尼、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其他大国，到2030年将超过30亿人。毫无疑问，经济和中产阶级的增长是有条件的。看似是政府的行为提升了入学率，但这不过是直觉上的。其实政府已成为追随者。无论是多党政府还是一党执政的政府，没有一个政府能忽视中产阶级家庭对教育机会的渴望。真正的问题在于，是什么驱动了世界各地对对教育的普遍渴望？
是经济推动的吗？即在经济现代化中需要大量有技术的劳动力，政府乃更多地投资人力资本从而推动了高等教育入学率。这是常见的说法。但我不这么看。人力资本理论提供了一个似是而非的隐喻和政策原理，但并不是对教育增长的一个社会科学的解释。教育产出的结构可以或应该与工作和职业的结构相匹配，这个观点在真实世界中几乎没什么意义。它既没有说明劳动力市场如何运作，也没有解释学位证书如何形成，或如何为毕业生和雇主使用。
当经济需求促进特定阶段内劳动力短缺的领域学生职位扩张时(如矿业国家在矿业繁荣时对矿业工程师的需求)，当某些行业的人才培养和职位完全匹配时(如大多数国家的医生培养)，高等教育与劳动力需求的总体关系却呈现不一致。这就需要考虑：
●在世界范围内，很多毕业生没有在他们受教育的领域工作，很多需要专门训练的职位被其他领域的毕业生占据。劳动力市场就是这样运作的。雇主只挑选最想要的候选者。在雇员选择的要素中，专业训练只是其中一个因素。
●实际上，很多(也许是大多数)毕业生劳动力基本上都普通性的。这不仅包括大多数的商科、艺术/人文、社会科学、物理和生命科学，(在某些国家)也包括不在专业领域就业的法律或工程毕业生，如韩国(三分之一的毕业生是工程师)、俄罗斯、德国、芬兰的工科，澳大利亚的法律。
●高技能(毕业生)工作比重增大的趋势不如毕业生数量增加的趋势明显。文凭主义、信号行为以及大学毕业生占据曾经被视为非大学毕业生工作岗位的现象，至少和高技能工作的扩张一样引人注目。高等教育入学率的增长是与毕业生劳动力的跨行业流动、在职业地位上大学毕业生降低为普通劳动力相联系的。
关于教育/经济关系的长期争论——是否存在过度教育或技能短缺？——永远无法解决。两种说法都基于一个错误的假设，即经济和高等教育总是刚好匹配的，不匹配的社会和经济是病态的。这个假设经不住较长时间实证的检验。过剩的大学毕业生流动到以前的非大学毕业生岗位，过度教育就消失了。某些类专业人员短缺可能和确实出现，但由于大多数人追求较通用类的学位，以实现就业的灵活性和更多机会，而且教育也为此提供便利，因此真正的缺口将随时间被填补。
虽然经济动力的证据是拼凑和矛盾的，但社会动力的证据却是强有力和一致的。家庭对高等教育的渴求，既因为高等教育被视为扩大了机会和提供了更好的生活前景，也因为高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提供了社会声望和个人致富。可以证明的是，通过教育来自我塑造已成为现代中产阶级生活的核心方面，如职业规划，或家庭内部投资，或提升个人身份，而高等教育在英美、西欧和后儒学社会为这些现代生活提供了有利条件和能力。
对高等教育的渴求也由对社会排斥的恐惧推动。当高等教育入学率增长时，毕业生的平均收益相对于劳动力整体下降了。然而，未受高等教育的地位更下降到平均数以下。关键的是，学位的回报率——即毕业生的溢价——保持不变。当高等教育入学率超过半数水平时，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仍然因渴求相对社会优势而增加，但是它已从一种机会转变为一种义务。学位变成了“自卫的需要”。未受高等教育不只意味着从劳动力市场的顶端被排除，实际上也意味着失去完全的公民资格。退学的成本越来越高。
以中国为例，1980年至2012年的数据表明，高等教育入学率与人均GDP或其他经济指标，都没有线性关系。尽管20世纪80年代是经济开放后迅速增长的时期，高等教育入学率却一直保持在2—3％。中等教育入学率也保持在低水平，实际上80年代初还急剧下降。当时人力资本的提升对经济增长并不重要；经济增长也没有引发对高等教育入学率增长的要求。随着经济向高附加值制造业转型，高技能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20世纪90年代高等教育入学率呈上升趋势，1999年后加速增长。以世界标准来看中国GDP的增长都是高速的，而中国高等教育入学率的增长比人均GDP更快。转折点的确切时间是政府决定的，政府将之作为一种政治秩序工具，用来促进和满足中产阶级对高等教育的需要。中国政府决定扩张高等教育，同时对精英和大众高等教育机构的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与此同时，在经历了20年的经济增长后，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也积累了对高等教育的社会需求，以充分利用新的机会——一旦扩张的魔鬼被释放，社会需求被放开，高等教育入学率就将超过设定的目标。尽管存在周期性的暂时的毕业生过剩，但随着期望和行为的调整，增长得以保持。
三、科学研究能力的不断提升
1.世界范围科学研究的发展
全球范围内第二个值得关注的发展趋势是科学能力的扩张。现在所有国家都希望拥有科学技术能力，尽管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能承担得起。各国都需要本土的科学基础设施，就像他们需要干净的水、稳定的统治和全球通行的金融部门。在有些国家，科学的动力是知识密集的制造业，如韩国、中国和芬兰。但在所有国家，科学发展的动力都源于技术在经济中的传播、作为工业创新的战略要点和国家建设。各国都需要有效地参与世界科学体系，为此它们必须培养自己的研究人员。否则，就永远处在科学和技术依赖的地位。
科学研究的增长几乎与高等教育入学率的增长一样惊人。国家科学已经和大众高等教育传播得一样远。但是国家科学已经从某种只有高度发达的国家才承担得起的东西，转变为新兴国家常规事业的一部分。1997年，在公认的科学期刊上发表研究论文超过1000篇的国家有40个。到2011年，这样的国家有51个。
新的科学国家包括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智利、马来西亚、泰国、伊朗和突尼斯。伊朗的科学产出量增长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快，1995年至2011年每年以引人注目的速度增长。
2.后儒学国家的研发投资与论文发表
科学发展最突出的区域当然是东亚。作为全球化的参与者，日本的研发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尽管因为财政政策国债比重的障碍使得大学的研究经费难以增长，但研发继续促进制造业的发展。在中国大陆、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研究的起飞较日本晚了一代以上。2011年韩国的研发投资占GDP的4.03％，仅次于伊朗位列世界第二，超过了欧洲最高的芬兰。日本为3.39％。中国每年提高0.1％，2011年达到1.84％，超过了英国。
2011年，东亚的后儒学国家和地区(中国大陆、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外加新加坡，研发投资为4480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1/3，仅低于美国和加拿大的4530亿美元。其中近一半投资来自中国大陆，研发经费在过去的10年每年增长18％。2011年中国投资2080亿美元，美国为4290亿美元。日本是世界第三大投资国，韩国位列第五。东亚已经成为与北美和西欧/英国比肩的研究和工业创新的第三大区域。东亚国家在商业和工业的研发投资所占的比重比北美和西欧/英国更高。
实际上，只考虑大学是不够的。尽管如此，发表论文的增长几乎和研发经费一样迅速。1995—2011年，中国大陆发表的论文每年增加16.5％，达到了美国水平的近一半。韩国为13.6％，新加坡为9.6％，中国台湾为7.9％，这种持续的增长是惊人的。
引用质量现在迅速提升，至少在中国的物理和工程领域，这些是中国和这个区域内其他国家投资优先进入的主要学科。以化学为例，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数据显示，2000年，在引用率世界排名前1％的论文中，中国发表的仅占0.6％。12年后的2012年，中国发表了16.3％的顶尖论文，是美国的一半，而其在这个领域发表论文的总数超过了美国。类似的模式出现在工程、物理和计算机领域，中国现在发表的顶尖论文比美国多，数学的优势比较弱，生物和医学的优势弱得更多，尽管中国在《自然》上发表生命科学论文的数量已经开始攀升。
四、东亚各国加快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东亚与西方特别是与英语国家仍然存在差距，这在衡量世界级大学的数量和表现时最为明显。上海交大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影响广泛，其排名显示，在500所顶尖研究型大学中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大学数量迅速增加，分别从2005年的8所和5所增加到2013年的28所和9所。但作为全球影响和进步标准的是顶尖的200所或100所，而不是500所。
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的前200大学中，中国只有5所，且全在100以后，新加坡国立大学、台湾大学和首尔大学也在100以后。香港科技大学和浦项科技大学等区域明星，因规模太小而未排进来，但规模因素帮助了帝国大学系列的日本大学。或许亚洲大学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缺少诺贝尔奖。但是诺贝尔奖是向政治活动开放的，这样的比较引入了不必要的噪音。使用随意权重的多元指标排名表也是不合适的。更可靠的数据是荷兰莱顿大学的排名，提供了许多不同的独立指标排名。莱顿大学的研究排名是对东亚大学的科研在全球地位最准确的衡量。下面我将论析各国顶尖的大学。
1.世界一流大学：新加坡
新加坡两所主要研究型大学的水平与一所顶尖的瑞士或英国大学差不多。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科学产出量进入世界前30。表4最后一列显示，它的高引用论文达到剑桥大学的近2/3，排列世界第30位。这是评价研究型大学实力的有用工具——它抓住了“质量的数量”。仅作质量评价，占各领域前10％论文的比重，亚洲大学的表现都不太好。作为一个庞大的国家研究体系，美国倾向于引用自己的论文，在平均引用质量上占优势。在这一项上新加坡国立大学只排在世界第112位。但它在亚洲研究型大学中却排在第2。南洋理工大学现在位列第1。为新加坡喝彩！
2.世界一流大学：中国
中国大陆主要有两种类型的研究型大学。其一是研究领域广、论文产量高，但是平均引用率低的大学，如上海交通大学；其二是专注于高质量的科技研究，有着更高引用率的大学，如南开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则在论文发表量及引用率上均有比较好的表现。在中国大陆，论文产出最多的是浙江大学，位列世界第9。
在中国，有一些大学的学术论文有着相对高的引用率，这些大学高引用论文占论文发表总量的比例超过10％，而所谓高被引是指论文引用率进入该研究领域的前10％。表6列出这些中国大学。考虑到中国大学在学术发表中面临的语言障碍，这些大学的表现是很好的。未来它们中的一些能够真正起飞。
表7列出了6所香港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虽表现最弱，但其论文的平均引用率与其他小的亚洲大学相当。与中国大陆的大学相比，香港的大学在英语发表中面临的语言困难较小。与新加坡的大学相似，香港的大学在亚洲范围内也有着不错的引用率，特别是香港科技大学和香港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在引用质量上也进入了世界前200。均衡发展使得多所大学共同繁荣，尽管它们在规模上都未进入世界前100，并受限于香港的研发经费投入。香港的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约为中国大陆水平的40％。这或许是使香港逊于新加坡的唯一因素。当然，人才就在这里。
台湾大学的论文产出量很大，排名世界第41，在工程领域表现强劲，特别是电子学领域发表了很多高引用率的论文，虽然它的总体引用率令人失望。台湾的其他大学也是如此。
3.世界一流大学：韩国
首尔大学的论文发表量大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位列世界第11，但引用率排名第520。韩国重复了台湾模式——低引用率——除了专于某些研究领域的韩国高等科技研究院、浦项科技大学和梨花女子大学。表9既列出了2009年至2012年发表论文超过3000篇的大学，也加入了高引用率的机构，如浦项科技大学。
4.世界一流大学：日本
在论文产出量上6所日本的大学进入世界前100，东京大学高居第4，但是在引用质量排名上仅在第342。平均引用率低的一个原因是，很多日本大学更愿意将日语而非英语作为学术语言。几所帝国大学保证了高引用论文的产出量。东京大学发表的世界顶级科学论文和新加坡国立大学数量持平。
5.东亚大学的论文引用质量
表11给出了一个基于高引用论文量的亚洲大学排名，即“质量的数量”。前30所大学有一半来自中国大陆，4所来自中国香港。与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相比，高引用论文量这一单独指标对亚洲大学的研究实力给予了更准确的总结。在此排名中，有28所亚洲大学进入世界前200，相比于上海交大排名的19所。
亚洲大学仍然只占世界前200的14％，但是这一比例在未来将迅速增大，这是非常确定的。投入、发表和引用之间是存在滞后的。过去十年论文产量的增长和引用质量的提升，受益于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投资的激励。近期的投资仍在进行中，其前景令人震惊，特别是在中国和韩国。亚洲大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美国顶尖大学在各种排行榜中都表现优异，并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占据世界前50的大多席位，但是赶超西方的目标已然可见，亦更为现实。显然，未来东亚将占据更大的全球知识版图。
6.东亚发展的制度因素：国家能力和儒家传统
东亚缘何在短期内取得进步呢？虽然经济增长和中产阶级扩张是关键，但并非充分条件。毕竟有些国家也具备了这些条件，但教育并未起飞。我们可以找出两个本土因素：东亚国家所具备的独特能力以及儒家家庭教育传统。
高等教育和科学的发展是由国家推动现代化的强大动力驱使的，这是秦汉以来独特的中华传统，国家制定目标，投入资源，瞄准国际基准(尤其是美国大学)，并督促改进。在东亚除了尚未兴起的越南，国家机器全都高效运转。不同于美国政府，东亚国家的政府吸引高质量的毕业生。他们享有无可匹敌的社会声誉，有能力倾举国之力实现共同目标(尽管日本政府的此种能力可能正在消退)。因此我们看到，中国政府果决地在高等教育中创设职业技术学校，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科学的兴起，其发展速度超过了经济增长率；也看到韩国政府在学校系统管理改进中显示出的控制力。尽管东亚各国间存在诸多差异，但政府在教育政策及执行中发挥的作用是相似的，无论政治上是一党或多党。
PISA结果显示，儒家教育文化和家庭教育的培养造就了一批批高质量的学生和青年学者。东亚有着悠久的传统，对学习的社会认同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可能除了芬兰)都更深刻也更广泛。虽然从基尼系数上看东亚社会并不特别平等(北欧各国在这方面做得显然更好)，其高等教育系统也是高度分层的，社会精英在顶尖机构中占优势，但底层群体和顶尖群体的PISA表现一样好。东亚正在权衡卓越与平等之间的问题，而这在英美社会已经完成。
五、东亚在未来全球对话中的贡献
1.独具特色的东亚高等教育模式
崛起中的东亚研究型大学是英美科学、本土教育文化以及中国式政府主导的现代化的混合产物。独特的东亚高等教育模式能否出现？也许会。它深植于儒家文化的自我修养，有着独特的学术自由路径，强调教授的社会责任和学者责任。随着东亚国家对内、对外都更加自信，积极推广其独特的文化根基就更为重要。虽然无法预见具体的发展，但是显然，未来在全球范围内，在高等教育领域会出现两个最具影响力的区域，那就是英语国家(特别是美国)和中国、韩国及东亚各国。
西欧各国也将做出突出贡献。北欧国家大众教育的质量高于其他国家，荷兰的教育系统在社会整合上具有很高的包容性，德国的研究型大学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但北欧模式是无法复制的，因为其前提是高税收/高支出，而英语国家与中欧的模式则越来越相近。
2.全球对话
可以说，关于高等教育未来的重要对话，是变化的、现代化的中华传统，即后儒学体系，与演进变化的英美传统之间的对话。这意味着盎格鲁文化与中华传统之间将产生更多碰撞，在治理、政府和公民社会的方方面面。不同文化下的社会以不同的方式应对相似的问题。比如，如何在不破坏社会秩序的前提下扩大公民和政治空间，以为政治中介机构有立足之地(在经济和文化生活中这种强大的中介机构已经存在)？中国一直从内部解决政党一国家问题，不断容纳和统合不同意见，建构和维持一个稳定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和自由发达在中国出现过，但不是政治的永久部分，把它们放进来有困难。美国面临的难题是受金钱控制的政治体制，平常的政治参与已变得毫无意义。政治竞争作为一种合法性机制已然失灵，因为各政党在关键问题上已经不再提供有替代意义的政策选择。曾是美国社会基石的美国高等教育，现在完全为了私人利益，公共高等教育的思想已被掏空。这反映出受限制的自由政府存在的缺陷。又如，英美政府要如何协调全国力量解决能源和气候变化等问题呢？英语世界的政治难以处理这个问题。他们任大公司呼来喝去，如能源公司；他们将贸易的合法权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而东亚政府有更好的工具来推行能源政策，如中国的能源依赖从煤炭和石油转向天然气、核能和可再生资源。简言之，两种传统，两种政治文化，各有利弊。如果存在一种全球治理的稳定模式，那么最有可能的就是这两种传统和文化的融合。如果存在更加完整和平等的全球知识体系，更加尊重文化多样性，替代现今均质化、单一文化的体系，它也必将是东西方的融合。为了实现融合，所有成员都需要做出改变。
东亚社会已经有选择地向西方特别是英语国家的高等教育学习。我相信，在未来，西方将发现有很多要向东亚学习。在高等教育中，两种传统也各有利弊。二者既有共性又存差异。
无论东亚还是英美，高等教育及其毕业生都面临着地区性的、难以解决的失业问题，高等教育还将围绕自由、通识的高等教育与职业、专业的高等教育等问题持续争论。问题的答案只能是“两个兼顾”，但却没有学生追求兼顾通识和专业的学位。
在两个地区，精英大学运行良好，但始终面临有回避更广泛社会使命的危险。提高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质量需要克服诸多困难，如公立机构经费不足，私立机构规模尚小，盈利的、市场化的资格证书，跨国高等教育服务，在线及混合式教育模式。某些形式的参与根本不能算是“教育”，学习没有发生，证书没有价值。
在两个地区，大学系统内，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的差异越来越大。这种差异在多数国家又进一步加剧了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这是当今社会的突出矛盾，可能造成社会的断裂。我们必须承认，高等教育扩大了社会的不平等，尽管它不是主要动力。在很多国家，教育不平等的主要指标已经从入学率，即学生是否入学，转变为“入什么学”，即进入哪个机构和哪个学科？虽然不接受高等教育是更为严重的社会缺陷，但平等的两个维度，包容与排斥、平等与分层，也应该成为政策议题。
东西方的高等教育存在诸多重要差异，这些差异事关教育的本质、社会和国家在教育中的作用以及全球活动和相互关系。如果东西方彼此平等和尊重，那么这些差异正是值得相互学习和借鉴之处。
首先，在两种传统中，高等教育的核心都是一个自我形成的独特过程。英语国家浸濡于约翰·洛克和亚当·斯密的思想中，信奉受限制的自由政府的传统，强调消极自由——由国家强制的个人自由——倾向于否定个体的社会情境性。安东尼·吉登斯就认为，现代社会中的个体没有给定的身份，而必须不断地在自反性活动中塑造自己的身份。人们利用高等教育来改变自己和自己的生活。他们想通过入学或学习成为“新人”，尽管他们并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有时他们只想获得更多的可能性。高等教育的这种路径作用与人们作为自决个体的其他文化观念并行，如个体自主进行职业发展规划，个体是自主的消费者，个体自主选择居住地，个体对身体和视觉形象进行自我管理，强调个体的文化身份，即“我是谁”，社会网络及其对持续改变“公众形象”的学生日后成为名人的定位。在儒家文化中，自我形成的意义则不同，自我形成有着更强烈的道德和伦理内涵，更加强调人处于社会关系之中。这为对英美国家崇尚的个人主义提供了一种平衡，尽管走向极端的话会削弱个体的能动性。两种文化为课程、教育模式和教育的公共角色提供了不同的价值蕴涵。
其次，在两种文化之下，高等教育与政府的关系不同，这一点意义深远。或许香港可以成为协调两种发展路径的试验场。东亚政府对社会秩序和繁荣负有全面责任，所以可以随意干预，虽不是时时干预，但会有选择地回应短期问题和长期需要。因此，一旦高等教育和科学成为政府要优先发展的事务，国家就会果断采取行动并持续推进。这种努力实现长远愿景的能力是难能可贵的，尤其是与英语世界的国家治理相比。当然也有其弊端，就是东亚国家无法使自己不干预科学研究等重要事宜。对东亚各国政府来说，不太容易向科学团体放权，也不会放手任其发展，而这会阻碍科学的发展。一直以来英语世界都特别关注国家与市场、国家与公民社会、政府与大学的边界张力。大学自治始终是核心问题。所以，尽管也存在对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频繁干预，但双方一直在协商，而且相比于东亚，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在西方的地位和认同要高很多。弊端是积极政策的政治成本过大，以至于政府不太会制定旨在提升某个部门长远发展能力的政策；政府更多地进行间接控制，采取的主要手段包括制定规则、设定自主方案、建立竞争机制，这样既发挥政策的作用，又不做直接的审查。
最后，东亚的大学和英语世界的大学有着不同的全球化议程。英美大学更乐于在各领域推进全球化并采取积极行动。这也并非有更深的文化原因，而是作为他们过去300年帝国统治的结果——他们有资源和信心推进全球化——而且英语是全球通用语言。因此，英语国家对国际学生最具吸引力。学生流动模式正日益变得多元。从留学生的流入情况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留学教育提供国，仅次于美国和英国。然而，只有约1/3的来华留学生接受学位教育，只有不足10％的来华留学生攻读研究生学位。而留学英美的学生会在当地停留更长时间，并有很多选择移民。在未来上述情况将有所改变，但中文能否成为全球通用语言尚不清楚。
无论如何，已经有了更积极的发展，如孔子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在新加坡建立了研究生院，中国对非洲、日本和韩国对东南亚开展了长期的海外教育援助。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的出现也非常重要——第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关于全球高等教育和科学系统的架构。当中国大陆、韩国和中国台湾从国际战略转向全球战略，为世界对话贡献独特的文化内容，致力于发展海外伙伴关系，高等教育环境将会发生变化。日本很难在教育领域走出全球化道路。虽然它在研究上的成就引人注目，但是新加坡的成就已经证明这是可以做到的。如今，东亚拥有充足的人口与活力、增长的财富和先进的科研基础设施，能够为全球做出开创性的贡献。
本文是作者2014年6月25日在香港大学教育学院田家炳教育基金杰出讲座所做的演讲。原刊发表时作了技术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