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 工具书举要
讲读文言，只是一般地想教会学会，不是专门研究某学科，也会碰到各式各样的疑难问题。有疑难，向人请教是个办法，但不如依靠工具书，因为既方便，又确实详尽。讲读文言，有使用工具书的知识，翻检工具书的习惯，就能够化难为易，比较快地提高。这方面的工具书，需要经常参考的很有一些，按照性质的不同可以分为七类：一是综合的辞书，二是专门的辞书，三是索引，四是年表，五是类书，六是目录，七是政书。每一类里又包括若干种。以下依次作简略的介绍（常用的、难查的稍详一些）。
一、综合的辞书
1．《辞源》——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
这部书有旧版、新版两种。
旧版由1908年开始编，是我国第一部综合性的收罗古今词语最多、解释比较清晰详实的大型辞书。新版《辞源》的《出版说明》介绍它的性质是：“以旧有字书、韵书、类书为基础，吸收了现代词书的特点，以语词为主，兼收百科；以常见为主，强调实用；结合书证，重在溯源。”这意思就是，凡是一般书籍中有可能遇到的字、词、语，不论古今中外（实际是中多古多），都收罗在内，所以切合实用。初版于1915年编成，按开本大小分甲、乙、丙、丁、戊五种版式出版，除甲种线装以外，都是上下两册。十几年后，为了吸收新词语，补缺漏，于1931年出版《辞源》续编。先是单行，到1939年把条目拆散，并入正编，成为合订本，仍为上下两册。字自然用繁体。条目以单字为纲，单字按部首排列。部首分为子、丑、寅、卯等十二集，由子集“一”部到亥集“龠”部，共214部，同于《康熙字典》。单字之下分条排列由该字起头的词语；字数少的在先，多的在后；字数相同的，笔画少的在先，多的在后。注音用反切，主要依据《广韵》，并标明属于哪一韵部（依据《佩文诗韵》）。一个单字有不同的读音、不同的意义，都分项注明解释。解释用文言，只断句。
我国辞书，较早的有不少是按部首排列的，因而翻检时就要先熟悉部首。《辞源》，有的版本后面附有《四角号码索引》，熟悉四角号码的人想查某一词语，利用索引，先查明该词语的页数，非常方便。不熟悉四角号码的人，还是要先熟悉部首。部首共214部，熟悉它不难，难在完全知道某一字入某一部。有些字一看就能断定，有些字就不然。例如“行”不入“彳”部，因为它是部首；“鸟”入“火”部，因为“一”是“火”的另一形体；“奘”不入“爿”部，入“犬”部，“相”不入“木”部，入“目”部；等等。碰到这类情况，可以先查书前的“检字”，数数想查的字是若干画（作为部首的偏旁，笔画也算，而查某部所属的字时，则不计偏旁画数），到若干画里去找，如果有它，就可以按下边的页码去找。但《检字》所收的字究竟有限，所以还是常常要靠记。部首难查的缺点之外，使用《辞源》还有不方便之处。如注音用中古的反切，现在的读者难于切准，即使切准了也未必与现代读音相合。又如解释古词语，注出处只举书名而不举篇名，引古籍常常节略而没有表示，都使读者感到不方便。不过无论如何，《辞源》总是综合性大型辞书的开山之作，内容充实，在继其后的《辞海》等问世之前，读古籍，作为案头良师益友，它算是最合用的。
新版《辞源》是根据旧版《辞源》，从1958年开始修订的。关于修订的主旨，《出版说明》说：“根据与《辞海》、《现人汉语词典》分工的原则，将《辞源》修订为阅读古籍用的工具书和古典文史研究工作者的参考书。”本此主旨，所以把旧版《辞源》中关于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应用技术的词语都删去，而增加不少古典的条目。字用繁体。条目按部首排列，基本上同于旧版《辞源》。分订四册，每册前有《难检字表》。注音兼用汉语拼音和注音字母，并标明反切、韵（依据《广韵》）和声纽。解释用现代汉语或浅近文言，比较详尽。引古书为证，标明书名、篇名，比旧版《辞源》详实。到目前为止，作为学习文言的工具书，这一部是内容最丰富的，我们无妨以之为主，来解决讲读中遇到的各种疑难问题，如果感到还不够，再翻检其他相关的工具书。
2．《辞海》
这部书也有旧版、新版之别：旧版是中华书局编辑出版，新版是辞海编辑委员会编、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旧版《辞海》是继旧版《辞源》之后一部综合性的大型辞书，1936年出版，分上下两册；1947年出版合订本，一册。体例大致与旧版《辞源》相同。字用繁体。单字按部首排列，部首不再分子、丑、寅、卯等集；单字下按字数多少、笔画多少排列词语条目。注音用反切，兼用直音，标明韵部（依据《佩文诗韵》）。解释用文言，加标点。书前有《检字表》。内容比旧版《辞源》有所改进，选择条目比较丰富、精当，解释比较浅明确切，引书注明篇名，便于查核。
旧版《辞源》和旧版《辞海》性质虽然相同，所收条目并不一致，解释也或详或略，所以能互相补充。讲读文言，遇见疑难，应该两种都利用。
新版《辞海》是由旧版《辞海》陆续修订而成。先是由五十年代起开始修订，1962年初步完成，出版《辞海·试行本》，按学科性质分类，分订16个分册。以后把各类的条目拆散，合在一起，出版《辞海·未定稿》，上下两册。以后再修订，1977年完成，仍按不同学科分类，出版“语词”“哲学”“经济”等二十个分册（其中“语词”分为上下两册）。接着在分册的基础上整理加工，条目拆散，改为按部首排列，分订上中下三册，于1979年出版。
三卷本新版《辞海》编辑出版靠后，多方面有所改进。全书收单字和词语十万条以上。用简化字，但单字也收繁体，便于读古籍时查寻，部首经过合理调整，改为250都（调整情况见书前《部首调整情况表》），如“江”入“氵”部，“狼”入“犭”部，比旧部首入“水”部、“犬”部容易辨认。偏旁不清楚的字，可以查书前的《笔画查字表》。如果知道要查的字读什么，最好先查书后的《汉语拼音索引》，那里注明该字的页码，一翻就可以找到。注音用汉语拼音，少数罕见字兼用直音，不再注反切和韵部。解释用现代汉语，加标点。引文注明书篇名，尽量求确切。讲读文言，如果手头没有新版《辞源》，就要多利用这部书。
3．《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编写组编，商务印书馆出版
这是一部小型的专供查古汉语常用字的音和义的字典。所收字分两部分：常用字3700多个，详注意义；罕用字2600多个，入难字表，算附录，简注意义。不收词语。字头按汉语拼音字母次序排列。书前有按部首（189部）查的《检字表》。用简化字；繁体、异体加括号，放在字头的后面。注音兼用汉语拼音和注音字母。释义用现代汉语，都引古籍中语句为例证。讲读文言，如果只想知道某字读什么，有什么意义，在此处表示什么意义，用这部字典比较简便。
4．《康熙字典》——张玉书等奉康熙皇帝命令编在旧时代，这是一部收字最多、注音译义最丰富、体例最完整的字典。康熙四十九年（1710）开始编，康熙五十五年（1716）编成。编时意在广泛收集古籍尤其历代字书韵书中的字，所以收字四万七千多。不收词语。字头按214个部首（前面《辞源》部分已介绍），依笔画多少分别排入子、丑、寅、卯等十二集，每集又分上中下。这种依部首排列汉字的方法对后来影响很大，许多辞书都模仿它。每字之下先注音，后释义。注音先用《唐韵》（实即《广韵》）的反切，后用《集韵》《洪武正韵》等的反切，然后用直音。解释字义用《说文》《尔雅》等字书及古代各种典籍，都注明出处。为了解决部首难查的困难，书前有按笔画排列的《检字》，如“止”“允”，我们如果不知道入哪一部，可以查《检字》“四画”，“止”下注明“部首”，“允”下注明“儿部”，就容易找到了。近年来商务印书馆印本书后附有按四角号码编排的《康熙字典索引》，熟悉四角号码的人利用它，查字就更方便了。这部书内容多，编纂时间短，难免有些错误。道光年间奕绘、王引之等编《字典考证》，改正错误两千五百多条，使用这部书时最好兼参考《字典考证》（商务印书馆印本书后附录中有）。这部书版本很多，最好用近年的印本。书的特点和优点是取材广，但就我们现在学习文言说，取材广可能成为缺点，因为绝大部分字我们几乎不会碰到。注音用多种反切，释义用文言，不熟悉古典的人也会感到不方便。
5．《中华大字典》——中华书局编辑出版这是《康熙字典》之后，一部收字最多的字典，计单字四万八千多，比《康熙字典》多一千左右。我们无妨称它为《康熙字典》的补充修正本。编写于1915年，字自然用繁体。字头按部首排列，214部，分子、丑、寅、卯十二集，同于《康熙字典》（1978年重印本下角有通贯全书的页码，翻检比较方便）。不收由单字组成的词语。注音兼用反切（主要根据《集韵》）和直音，并注明属于某一韵部（也依《集韵》）。释义用文言，在字头后分条排列。如“一”部第一个字“一”，意义分为三十二条，比《康熙字典》眉目清楚。每条释义都引古书中的语句为证，有助于确切深入地了解文言的字义。难于判断属于某一部首的字，可以查书前的《中华大字典检字》。读古代典籍，遇见特别罕见的字，可以利用这部书。会感到不方便的主要也是注音，且不说反切难切准，就是切准了也未必与现代读音相合，如“一”，现在读阴平，书中还是注“质韵”（入声）。不过无论如何，这部书特点明显，优点很多，它不只可以取代《康熙字典》，而且比《康熙字典》更合用。
6．《经籍籑诂》——阮元、臧镛堂等编
这是一部汇集文字古义的字典，嘉庆三年（1798）阮元任浙江学政时请臧镛堂等几十个人，只用五个月编成的。收字一万多，按《佩文韵府》的文字次序排列，由上平声“一东”“二冬”到入声“十六叶”“十七洽”，共106韵，分为106卷。字头之下没有注音。字义都是从唐朝以前（包括唐朝）的各种典籍中搜罗来的，主要是古代的小学书，如《尔雅》《方言》《说文解字》《经典释文》等书中的训诂材料，以及其他各种古籍中本文或注疏中有关训诂的材料。一字多义，在字头下顺序排列，每种意义都举古籍中训释的语句为证。解释字义不但丰富，而且较古，因而是学习古汉语的重要参考书。只是现在很少人熟悉《佩文诗韵》，查寻某字在哪一卷很困难；近年世界书局印本书前有《经籍籑诂目录索引》，文字按笔画多少编排，下注明页码，可以补救难查的缺点。新近又有中华书局影印本。
以上几种辞书，就解决学习文言时可能遇见的疑难这个要求说，有字是够用了，查词语有时不够用，因为字数有限而词语无限。我国目前正在编纂更大型的包罗万象的辞书《汉语大辞典》，推想编成以后，会使不能解决的疑难减到很少。这类更大型的辞书，还有台湾中华学术院出版的《中文大辞典》，日本大修馆书店出版的《大汉和辞典》（日语解释），如果图书馆里有，可以参考。
二、专门的辞书
7．《辞通》——朱起凤著，开明书店出版这是一部专解释古代典籍中连语（联绵字）的字典。著者用三十年精力，搜罗连语近四万，先名《新读书通》，于1934年改名《辞通》，二十四卷，分上下两册出版。内容主要是说明：一、某字为某字之音同或音近假借，如523页“翩翻”条，下列“翩翾”“翩幡”“缤翻”“缤纷”四个连语，各引古籍出处，说明这五个连语是同一个词的不同写法。二、某字为某字之义同通用，如441页“抱薪”条，下列“负薪”说明“抱”“负”二字通用，所以两个连语意义相同。三、某字为某字之形近而误，如1页“河东”条，下列“可甲”，说明“可甲”应作“河东”，因形近而误。连语条目以下一字为准，按《佩文诗韵》次序排列，如卷一开头的条目为“丁东”“河东”“和同”“冯同”“佥同”等。不熟悉《佩文诗韵》韵部的人，可以利用书后接四角号码编排的《辞通索引》。这部书材料丰富，对于理解古籍中有些词语很有帮助。但个别地方有时出于个人推想，难免牵强附会，使用时要注意。
8．《词诠》——杨树达著，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改由中华书局出版
这是一部讲古汉语虚字（比现代汉语“虚词”范围大）用法的字典，1928年编成。收虚字五百多，按注音字母顺序排列。如果不熟悉注音字母，可以查书前的《部首目录》。解释某字，先把它分为几种词性，然后讲某一词性的几种用法。讲用法，都引古籍上的多种语句为证。读文言典籍，想知道某一虚字有何种用法，在某一语句中是何种用法，可以利用这部书。不过书中的语法术语与现在通行的不尽同，使用时要注意。
9．《古书虚字集释》——裴学海著，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改由中华书局出版
这部书性质与《词诠》差不多，只是内容较繁。1932年编成，分十卷。单字依旧三十六字母归类，按喉音、牙音等次序排列，比较难查。解释用法不标明词类，多引《经传释词》《古书疑义举例》等书中的旧说。
10．《诗词曲语辞汇释》——张相著，中华书局出版这是一部解释唐宋元明间常见于诗词曲中的较俗较虚的词语的专著，收条目一千多，分为六卷，1945年编成。不论单词或词组，都详细解释其意义，有的还扩展到语源的探讨和语法的分析，并列举诗词曲中的语句为例证。研讨比较深，比较透，材料丰富，有说服力。过去训释古籍中的字句，多忽略这类词语，加以这类词语常常意义灵活，较虚，不好讲，因而成为讲读的难点。对于解决这类难点，这部书确是有很大参考价值。只是条目按诗词曲的顺序排列，不易查寻，使用时可以先查书后的《语辞笔画索引》。
11．《中国人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这是一部专介绍我国历史人物生平的辞典，收由远古到清末的人名四万多，1921年编成。人名按笔画多少的顺序排列，少的在前。我国人名一般包括姓、名两部分，条目的人名用黑圆点把姓和名隔开，如“丁·谓”“上官·仪”等。姓名下注明籍贯，字、号，然后介绍平生简历，以及有何著述。有些名人见于典籍常用别号、官衔等，读书时遇到不知道是什么人，可以查书后附录中的《异名表》，异名按笔画多少排列，下注本名。为了查寻方便，书前有按笔画多少排列的《检字》，较晚的版本末尾有按四角号码排列的《中国人名大辞典索引》。这部书编著较早，人名下注解用文言，只断句；注解都不提材料来源，不提人物的生卒年（可考知的），使想进一步查考的人感到很不方便；对人物评价的观点自然是旧的：这都是本书还需要改进之处。
12．《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谭正璧编，光明书局出版，有上海书店复印本
这是一部专介绍我国文学家生平的辞典，收由李耳、孔丘到刘师培、黄为基共六千八百多人。人名按时代先后排列，作法是：“录各文学家之姓名、字号、籍贯、生年、卒年（或在世时代）、岁数、性情、事迹、著作等，某项无考者即注明某项‘不详’或‘无考’字样。其人如有可传之韵事特行、名言隽句，亦均酌量甄录。”（本书《例言》）内容比《中国人名大辞典》详细，解说间用现代汉语，有标点，所以比较合用。想查某一个文学家，要先翻检书后按笔画多少编排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索引》。
13．《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这是一部专解释我国地名的辞典，1929年编成。体例与《中国人名大辞典》相同，前有《检字》，后有《索引》。凡是比较知名的地名，包括政治区划、城镇、山川、关塞、铁路以及名胜寺观等，古今兼收。注古地名，着重解说它的沿革及现在位置。读文言典籍，遇见历史上的地名，这部书可作重要参考。只是这部书编著较早，近年来的地理变化和地名改易自然无法预知，因而不少地方与现在实况不合，使用时要注意。
14．《嘉庆重修一统志》——清朝官修，有商务印务馆《四部丛刊》影印本
也称《大清一统志》。这是一部全面介绍清朝所辖区域的各方面情况的书，可以当作比较详细的地名辞典用。《一统志》从康熙二十五年（1686）开始编，乾隆八年（1743）成书一次，乾隆四十九年（1784）成书一次，道光二十二年（1842）成书一次，所介绍情况截止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共五百六十卷。内容以政治区划为纲，先京师（北京），后各省及边疆地区，最后还有少数外国。介绍某地，都详说疆域、建置沿革、风俗、城池、学校、户口、田赋、职官、山川、古迹、关隘、陵墓、寺观、人物、土产等方面，可说是丰富而精审。读文言典籍，如果想知道某一地方（如苏州、绍兴）的情况，可以翻检此书的相关部分。如果想查某一地名，可以先查书前按四角号码编排的《索引》。有些地名，《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里没有，这里常常可以查到。
三、索引
15．《十三经索引》——叶绍钧（叶圣陶）编，开明书店出版
旧时代，《十三经》中语句常为人引用，如果未提出处，现在的读者想知道出于何书何篇，常常会感到困难。这部索引就是为解决此困难而作，1934年编成。体例是以经传的一句或一逗为单位，列为条目，按笔画多少编排，下注书篇名。如十画第一条“乘人之约非仁也”，下注“囸定四2”是表示这句话是引自《左传》定公四年，在开明书店出版的《十三经经文》里第2节可以查到。现代熟悉《十三经》的人不多了，因而读文言典籍，这部索引非常有用。
16．《二十五史人名索引》——开明书店编辑出版，有中华书局重印本
这部书搜集《史记》到《明史》共二十五种正史中的人名，按四角号码的顺序排列，编成索引，于1935年编成。读文言典籍遇见古人名，想知道《二十五史》中有他的传没有，如果有，到哪里去找，用这部书很方便。例如我们想多了解作《神灭论》的范缜，不知道正史里有没有讲到他，就可以利用这部书。如果不熟悉四角号码，可以先查书后的《笔画索引》，九画“范”字在300页，到那里找，301页中栏有范缜，下注见《梁书》卷48，《南史》卷57。如果用的是开明书店《二十五史》本，那里还告诉你页数是1828和2680。17．《古今人物别名索引》——陈德芸编，岭南大学图书馆出版
文言作品中提到人，常常不用本名，而用别号、籍贯、斋室谥号等，读时遇见，想知道本名有时不容易。这部书就是为解决此困难而作，1937年编成。另名按横、直、点、撇、曲、捺、趯七种笔形排列，别名后注明本名和属于哪一朝代。一个别名不只一个人用，把几个人的本名都注出来。如果笔形搞不清楚，可以先查书后按笔画多少编排的《检字》。例如读书时遇见“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这个怪别名，可以先查《检字》，六画“仰”字在438—439页，到那里查，439页左栏有，下注明是清朝赵之谦。
18．《室名别号索引》——陈乃乾编，中华书局出版性质同于《古今人物别名索引》。原分为《室名索引》
（1933出版）和《别名索引》（1936出版），1957年合为一册。室名、别号条目按笔画多少排列。书前有《检字》，注明某字起头的条目始见于多少页。1982年出版增订本，条目约增一倍。
19．《中国历代人物年谱集目》——杭州大学图书馆编辑出版
想详细知道某一历史人物，或者考实与他有关的某一历史事件，最好读他的年谱。这先要知道他有没有年谱；如果有，到哪里去找。这部书就是为适应此项要求而作，1962年编成。除年谱以外，兼收不名年谱而性质同于年谱的。谱主按生年先后编排，由周公、孔子起，到蔡焕文、陈去病止。书名下注何人编，都有什么版本。书后附《谱主姓名索引》和《编者姓名索引》都按笔画多少编排。想知道某人有没有年谱，先查《谱主姓名索引》比较方便。
20．《中国历代年谱总录》——杨殿珣编，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性质同于《中国历代人物年谱集目》，1980年编成。除题为年谱者外，兼收“编年”“述略”等，内容比较丰富。总计收历史人物由舜、文王到杜鹏程、李季共1829人，年谱3015种（有的人不只一种）。谱主按生年先后编排。书后有按笔画多少编排的《谱主姓名别名索引》，知道人物的本名或别名，很容易查明有没有他的年谱。
21．《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傅璇琮、张忱石、许逸民编，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
22．《辽金元传记三十种综合引得》——引得编纂处校订，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
23．《四十七种宋代传记综合引得》——1939年哈佛燕京学社编辑出版
24．《八十九种明代传记综合引得》——田继综编，1935年哈佛燕京学社出版
25．《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杜连喆、房兆楹编，1932年哈佛燕京学社出版
以上五部书性质相同，都是为查考某朝某人有何传记的。“引得”是英语index的译音，意义与索引同。读文言典籍，遇见一个人名，想知道有没有他的传记，如果他是唐朝及其后的，就可以利用这五部书。五部书的人名，除唐五代一部按四角号码顺序排列以外，都是按该学社独创的按汉字笔形归类的《中国字庋擷法》编排的，不熟悉此种排字法的人可以查书前的《笔画检字》（由少到多）或《拼音检字》（H·Giles《汉英字典》拼法，与汉语拼音不同）。例如我们想知道宋朝秦观有没有传记，就可以翻检宋代那一本，先查《笔画检字》十画，“秦”的庋擷号码是“2A59260”，于是到书的后半“姓名引得”部分，找到书上角的“11”部，85页“59260”之下有秦观，下注别名为“少游”，“太虚”，第1、2、3、22、29、32号传记里都有他的传。然后翻看书前的《四十七种宋代传记表》，知道1号是《宋史》，2号是《宋史新编》，等等。如果真想看看《宋史》中的传，可以根据85页“1”后所注“444A4b”（即五洲同文书局石印本《宋史》第444卷第4页的背面）去找。如果遇见的人名只是“少游”，可以到书的前半“字号引得”部分去查，那里（5页）“少游”下注明“秦观”，再查秦观就可以了。明代的编法一样。清代的只有“姓名引得”而没有“字号引得”，姓名下不注别名，质量远不如前两种。
26．《中国地方志综录》——朱士嘉编，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一部介绍我国约三十个图书馆收藏地方志情况的书，
1935年编成，1958年出版增订本。书名按政治区划编排，如先河北、山西，最后云南、西藏。用表格形式，书名之下列卷数、纂修人、版本，然后用“X”号指明有哪些图书馆藏有此书。书后有按笔画编排的《书名索引》和《人名索引》。读文言典籍，有时想知道某地方的详细地理历史情况，包括城池、名胜以及历代人物、名宦等，可以利用这部书，然后找该地的地方志查看。
27．《十通索引》——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用途及用法留到后面“政书”部分介绍。
四、年表
28．《中国历史年表》——河南省博物馆编，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是用表格形式，介绍我国历史纪年情况的书，1980年编成。内容包括四个部分：一、《历代奴隶和农民起义年表》，二、《历史大事年表》（记事很简略），三、《历史纪年表》，四、《历代年号通检》。第三部分起于西周共和元年，止于清宣统三年，是全书的重点，最有用。例如我们想知道秦始皇即位时纪年情况，就可以翻看战国晚年部分，80页由上向下第三横行注明，前246甲寅年秦始皇即位，其时魏、韩、赵、楚、燕、齐诸国是什么君主统辖，第若干年，又如读书遇见一个年号“太平兴国”，不知道是哪个君主的，就可以查最后《历代年号通检》，四画“太”字下有“太平兴国”，注明是宋太宗的年号。读古籍，脑子里要有个时间的架子，如果模糊或一时期不清楚，就可以查这部书。
29．《中外历史年表》——翦伯赞主编，三联书店出版，有中华书局重印本
这是一部按时间先后，由公元前4500年起，到公元1918年止，介绍各年内（远古是一个时期）中外有何历史大事的书，1958年编成。体裁是以公元纪年为纲，下述历史大事，先中后外。述中国，先写明干支及帝王年号，以下叙述该年大事（多标明在某月）。述外国，自东而西，最后为美洲诸国。材料丰富，叙述简明。读古籍，想知道某年的全球历史情况，查这部书很方便。但使用时要注意：一、历史的一件大事常常延续许多年，本书为体裁所限，只好分开叙述；二、中国纪年与公元纪年并不完全相合，如中国部分所述十二月的大事，按公元说有不少可能是次年一月的。
30．《二十史朔闰表》——陈垣著，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出版，古籍出版社修订重印
读古籍，需要搞清楚史实的时间。但中西历法不同，古今历法不同，同一时期，不同的国度历法也可能不同，头绪纷繁，难得整理出统一而正确的条理。这部书就是为解决此困难而作。著者是严谨的史学家，用多年精力写成此表，可说是为考史者准备了最重要的参考书。时代由汉高祖元年到清宣统三年（后补至民国二十九年〔1940〕）。第一年，由上到下，写明干支（该年的）和某帝王纪年。再下分十二格，表示十二个月，第一格写明干支，表示此月初一是此干支。十二格之下还有一格，注明某年闰某月。根据这个表，我们可以查知某纪年某月某干支是什么日子。例如《资治通鉴》记安禄山之乱，唐明皇由长安逃走是至德元载六月乙未，我们想知道是哪一天，就可以翻检此表，找到唐肃宗至德元载（即天宝十五载），六月一格写“癸未”，这是表示此月初一是癸未，向下数，初二是甲申，初三是乙酉，……十三是乙未，就可以知道唐明皇是天宝十五载（据下栏注，知道本年七月才改年号为至德）六月十三日逃走的。从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元年）起，表上又注明西历，这之后，我们又可以据此表查知某日是西历哪一天。例如唐明皇逃走的那一年，六月一格，“癸未”的左方注明“七”，这是表示“六月初一”这一天是西历“七月二日”，“六月十三”自然是“七月十四”。从唐高祖武德五年（622）起又注明回历，读古籍，遇见用回历记时，可以据此表查知与中西历的对应情况。
31．《两千年中西历对照表》——薛仲三、欧阳颐合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用途与《二十史朔闰表》相同，1955年编成。与《二十史朔闰表》相比，内容有三点差异：一、阴阳历年月日的对应情况，表上的表现方式不同；二、起于公元元年（汉平帝元始元年），止于公元2000年；三、不附回历。附录有《各朝代朔闰表》《历代年号笔画索引》《六十花甲序数表》等十八个表。如果想知道阴历某年某月某日的干支，以及是公元某年某月某日（或相反），这一天是星期几，只要在这2000年之内，查此书很方便。至于查的方法，书前《引言》里举四种情况为例，讲得很清楚，使用时要先看《引言》。
32．《历代名人生率年表》——梁廷灿编，商务印书馆出版
考证史实，有关人物在世的确定年代很重要。本书根据钱大昕《疑年录》等材料，搜集历史人物近五千，用表格形式注明其生卒年（少数不确知），1927年编成。由孔丘、秦商起，按生年先后排列，至朱学曾、罗福苌止。表由上到下分为八格，分别写姓名、字号、籍贯、生年（中西历）、卒年（中西历）、岁数。帝王、闺秀、高僧另列表。书前有按四角号码和笔画编排（同姓的仍按时代先后排）的两种索引，查寻很方便。
33．《历代名人年里碑传总表》——姜亮夫编，商务印书馆出版
性质与《历代名人生卒年表》相同，表格形式也大致相同，1937年编成。收入较多，超过一万二千；表内所注较详，生卒年并注明在民国纪元前若干年，最后备考栏注明材料来源。闺秀不另列表，也不注明系女性。帝王、高僧也另列表。书后有按笔画多少编排的《名人姓氏笔画索引》，“姓”后注四角号码和页码，可据此再到按四角号码编排的《历代名人年里碑传总表索引》里去找某人。只是这部书编纂比较粗糙，错漏在所难免，使用时要多考核。
34．《中国历史人物生年年表》——吴海林、李延沛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性质与上二书相同，1979年编成。收入六千多人。因为编纂较晚，兼收昔日不为士大夫所重的一些人，如李自成和曹雪芹；所收近年人比上二书多些，如最后收到余叔岩和溥仪。
五、类书
类书是我国一种性质比较特别的典籍，绝大多数象是百科知识（古籍上的）的辑要本。起初是为了帝王的方便编的，如最早的一部名《皇览》，是供魏文帝曹丕读的，以后还有《修文御览》《太平御览》，也是这种性质。因为古籍多而杂，从其中择要归类（或以内容性质为线索，或以字的形、音为线索），对于时间少而想了解全面的人确是有很多方便。因为方便，编纂渐多，性质渐变，有很多成为搜寻文料、查寻典故的库藏，也就是辞书。例如某人想作一篇赋或一首诗，是关于七夕的，而腹内空空，就可以求救于类书，翻到“岁时”部“七夕”那里，挑选合用的辞藻（大多出于古典），放到自己的笔下。又如读书碰到什么语句，不知有何来历，也可以就其性质到类书里去查。用处这样大，所以历代官修私纂，产量很大；读书人视力之所及，多少要购置一些放在案头。我们现在只是学习文言，当然不再从其中搜寻文料；但是作为旧时代的辞书，适当地利用一下还是必要的。类书很多，这里只介绍大家常用的清代官修的几种。
35．《渊鉴类函》——张英等奉康熙皇帝命令编这是根据旧有许多种类书《唐类函》《艺文类聚》《北堂书钞》等编的，四百五十卷，总目四卷，康熙四十九年（1710）编成。内容分“天”“岁时”“地”到“兽”“鳞介”“虫豸”共四十五部。部之下再分小类，如“天部”之下分“天”“日”“月”“星”“天汉”“云”“风”“雨”等小类。每类之下先述说“释名”“总论”“沿革”“缘起”等，然后举“典故”“对偶”“摘句”“诗文”，都详注出处。因为是集以前类书之大要，所以内容丰富。我们读文言典籍，有些语句，《辞源》《辞海》上查不到，可以翻这部书试试。
36．《骈字类编》——张廷玉等奉康熙皇帝命令编这部书比《渊鉴类函》性质单纯，只收二字合成的词语，二百四十卷，到雍正四年（1726）才编成。内容分“天地”“时令”“山水”等十二门，加补遗“人事”，共十三门。每门下以单字为纲（共收1604个），收由此字起头的双音词语（按字义分先后），以下引书以经史子集为序，出处皆注明书篇名。例如卷一开头《天地门》第一个字是“天”，以下收双音词“天地”“天日”“天月”“天风”等；“天地”条下先引《易经·乾卦》“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以下引书数十种。查古籍中某双音词语的使用情况，可以利用这部书。
37．《古今图书集成》——陈梦雷等奉康熙皇帝命令编，蒋廷锡等奉雍正皇帝命令重编
这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类书，一万卷，总目四十卷，雍正四年（1726）才最后完成。内容繁富，等于古籍的分类总汇。内容先总分为“历象”“方舆”“明伦”“博物”“理学”“经济”六汇编；每一汇编下分为若干典，如《历象汇编》分为“乾象”“岁功”“历法”“庶征”四典，共32典；每一典又分为若干部，更细，如《历象汇编·乾象典》分为“天地”“天”“阴阳”等21部，《博物汇编·草木典》分为“草木”“草”“木”等700部，共9190部。每部下又分为“汇考”“总论”“艺文”“选句”“纪事”“杂录”几部分，详列古籍中有关材料。读文言典籍，想知道某事物的文献情况，可以查阅这部书。
38．《佩文韵府》——张玉书等奉康熙皇帝命令编《韵府拾遗》——张廷玉等奉康熙皇帝命令编
这是我国按韵编排集辞藻性的词语并注明出处的最大的一部类书。《佩文韵府》由康熙四十三年（1704）开始编，五十年（1711）编成。刊印以后，觉得还有缺漏，从康熙五十五年（1716）起编《韵府拾遗》，五十九年（1720）编成。都是依韵分卷，平水韵106韵，全书分106卷（《佩文韵府》有的韵字多，分上下卷）。每一韵的字，大致按常用、少用排先后，如“一东”韵第一个字是“东”，最后一个字是“oe|”。单字之下先注反切和意义，然后排列由这个字收尾的词语（按出处的时代先后排列），字数少的在前，如“东”下先是“南东”“自东”“在东”等，然后“涧瀍东”“首阳东”等，又“宿西食东”等。两书内容略有分别。《佩文韵府》一单字之下有《韵藻》（收上举的词语）、《对语》（如“渭北”对“江东”，“北山北”对“东谷东”等）、《摘句》（收“东”字收尾的五七言诗句，如“力障百川东”“翠华拂天来向东”等）三项；只《韵藻》部分的词语下注出处。《韵府拾遗》一单字之下只《补藻》（补充《韵藻》条目）、《补注》两项。这两部书共收单字一万上下，词语一百几十万，因而一般辞书查不到的，利用这部书常常可以查到。缺点是注出处嫌简略，如注书名而不注篇名（如《汉书》），注人名而不注篇题（如“王维诗”），找起来还要费力。这两部书内容太多，查寻时要利用商务印书馆编的按四角号码排列的《佩文韵府索引》（商务版《佩文韵府》的最后一册，即第七册，1937年出版）。例如我们忽然想起一句诗，“家家扶得醉人归”，忘记是谁作的，就可以先看索引，（假定不会四角号码）书最后《笔画索引》31页十五画由上向下第四栏“酉”部有“醉”字（索引按词语首一字排），下注“一○六四，八”“六九·五”，这是说“醉”字的四角号码是“一○六四，八”，在69页由上向下第五栏，然后翻看前面，找到一○六四，八，并看69页第五栏，果然有“醉”字条。其下由它起头的词语很多，可以查第二字“人”号码的前两个字，查得是“八○”，于是翻到70页第一栏，“八○”之下有“醉人归”，下注“四二九九，一”，这是表示此语在4299页第一栏。然后拿第六册，建到该页，看第一栏，有“醉人归”，下注：王驾诗：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如果想知道全诗而对王驾也生疏，可以先查《中国人名大辞典》，知道他是唐朝人，然后查《全唐诗》王驾诗那部分。）
六、目录
目录是典籍的档案，博览的导师。我们只是学习文言，当然用不着追求过多、过深。下面只举几种常常需要参考的。39．《中国古典文学名著题解》——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出版
这是一部介绍我国重要文学家和重要文学作品（包括选辑的）的书，1980年编成。上起先秦，下至近代，共介绍作品二百五十多部，也收戏曲和小说（不完全是文言）。编排以时代先后为序，一个时代里再按文体分类，如汉魏六朝分为“诗·赋”“文”“小说”。介绍先作家后作品，分析比较细。作品末尾并举可用的版本，很便于初学。
40．《书目答问补正》——范希曾编，有中华书局影印本《书目答问》是张之洞于同治末年任四川学政时编的，光绪二年（1876）刊印。原是为指导生童如何选读古籍而作。收书两千多种，大致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每部之下又分小类，不完全依《四库全书》。四部后并收“丛书”和初学各种读本。每部内之书大致按时间先后排列。书名之下注明作者及可用版本。因为多缺漏，所以范希曾为它作了补正，除改正错误以外，又补充了不少新材料，到1929年编成。这部书所举古籍，在旧时代可说是简约而得当，所以对今天学习文言还有不小的参考价值。
41．《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永瑢等奉乾隆皇帝命令编乾隆三十七年（1772）开始纂辑《四库全书》，用了十年功失，收书万种以上，内正式入库的三千多种，入存目的六千多种。每种前都写了提要，述说该书的版本、作者、内容、流传等情况以及长短得失，按经史子集四部（每部再分若干小类）编排，成书二百卷，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编成，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提要定稿出于纪昀之手，考证评介多精到之处。读古籍，想较深入地了解某一部书的情况，可以把这部书当作书名辞典使用。商务印书馆印本最后附有按四角号码编排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书名及著者索引》，查寻时可以利用。
42．《中国丛书综录》——上海图书馆编，中华书局出版读文言典籍，需要了解丛书的情况，因为：一、丛书把各种性质的书集在一起，能与读者以方便；二，有的书现在只见于丛书，其他处所不能战到。了解丛书，需要知道：一、有哪些重要的丛书，每种丛书中收哪些书；二、某一书是否收入丛书以及收入哪些丛书；三、某一作者有哪些书收入哪些丛书。丛书几千种，所收之书若干万，了解以上三项实在不易，因而需要有一部查丛书情况的大辞典。这部《中国丛书综录》就是一部解决这个困难的辞典，1959年编成。全书分三册。第一册是《总目分类目录》，总括全国四十一个著名图书馆的丛书2797种，分为“汇编”（包括“杂纂”“辑佚”等五小类）“类编”（包括经史子集四小类）两类。各小类下举属于这种性质的丛书及其包括的子目。想知道有何丛书（借助书后的丛书书名索引），各丛书收书情况，可以查这一册。第二册是《子目分类目录》，书名按经史子集次序排列。这一册有两种用途：一、可以查知某种性质的书（如工艺讲陶瓷的，游艺讲谜语的，等等）都有哪些；二、可以查知某一种书入不入丛书，入哪种丛书，是何人所著（借助第三册《子目书名索引》）。第三册是索引，包括《子目书名索引》和《子目著者索引》（查某一作者有哪些著作入哪种丛书），都按四角号码次序编排。根据索引按图索骥，无论想查什么都很方便（如果还有疑问，可看各册前的《编例》）。
七、政书
政书是讲典章制度的书，读文言典籍，想全面而深入地了解历史名物的底细，常常要参考它。常用的政书有“通典”三种，“通志”三种，“通考”四种，简称《十通》。43．《通典》二百卷——唐杜佑编
44．《通志》二百卷——宋郑樵编
45．《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元马端临编46．《续通典》一百五十卷——稀璜等奉乾隆皇帝命令编47．《续通志》六百四十卷——同上
48．《续文献通考》二百五十卷——同上49．《清朝通典》（原名《钦定皇朝通典》）一百卷——同上
50．《清朝通志》（原名《钦定皇朝通志》）一百二十六卷——同上
51．《清朝文献通考》（原名《钦定皇朝文献通考》）三百卷——同上
52．《清朝续文献通考》（原名《皇朝续文献通考》）四百卷——清末刘锦藻编
《十通》量太大，内容过繁，不容易介绍，也不必详细介绍，因为我们用它作查历史名物的辞书，要知道的只是知何去查。最好用商务印书馆三十年代排印本，精装二十册，后附《十通索引》一册。索引开头有《说明》，先列表介绍《十通》的内容及编纂情况，简明扼要。然后介绍两种索引——《十通四角号码索引》和《十通分类索引》的用途、编排体例和使用方法（并举例说明）。熟悉索引的用法，想了解某一名物的情况而不满足于一般辞书的简略介绍，可以参考这部大书。
附录二
这本名为《文言津逮》的小书是八十年代初所写，其中“写在前面的几句话”里曾说“要不要人人学文言是个大问题”，只是这样轻轻一点而没有谈。两三年之后，我想谈谈这个问题，于是写了一篇《关于学文言》，刊于《语文论集（一）》（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这篇文章是泛论学文言问题，对于这本小书的读者也许有些参考价值，所以借这次新印之机，作为附录，收在这里。
关于学文言
文言是与口语有距离的书面语。这是置身今日的泛泛说，不准确，也难得准确。问题在于口语指什么。《尚书》的一些“誓”，古铜器的铭文，推想与当时口语的距离，即使有也不大，可是我们说那些是文言。看来口语应该指现时的。但也并不完全对，因为中古时期禅宗和尚以及朱子等的语录，同现在口语的距离也不小，可是我们不说那些是文言。这个问题相当复杂，勉强说，是一种语言，客观方面，以秦汉时期的作品为样本，有自己的不受口语约束的一套词汇语法系统；主观方面，文人执笔，要照这个系统的规格写，不理会口语，甚至有意避开口语。
两千多年，绝大多数典籍就是这样写下来的，我们说那是文言。说话，用另一套。同是表情达意，用两套，负担重。更大的不便是难懂难学。于是，由于外国拼音文字的启发，“五四”时期出现了文学革命，革的重要一项是改用白话写，求言文一致。这阵风力量不小，以现象为证，几十年来，报刊书籍上是现代语独霸。但文言并没有死亡。少数遗老遗少还用它写，至少是某种性质的文字，如书札和日记，用它写，这且不说。值得注意的是还在学。我上小学，国文（现在称“语文”）第一册第一课是“人、手、足、刀、尺”，用“足”不用“脚”，可见念的兼有文言。到中学，高中国文是清一色的文言。这个教材传统解放后也继承了，只是文言的量减少一些。如果问为什么要这样，答复大概是，以求能够批判地接受文化遗产，也就是不能不读古籍。真就不能不读吗？这显然是个问题，不过提出来深入讨论的不多。多数人多注意的是文言难学，绝大多数年轻人学不会，白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有不少人现代语还没学好，大概应该由学文言负一部分责任。这样考虑，结论是主张不学。事实是在学，不少人的意见是不学，这就形成矛盾，至少是问题浮到表面了。怎么解决？据说，有的语文期刊要发起讨论了，这很好，有问题，应该求尽快并较妥善地解决。我个人想，这个问题很复杂，其中的各个方面，恐怕都不是简单的“可”“否”所能定案，就是说，都需要分析。以下立脚于分析，分项谈谈我的看法。
一、文言典籍的长短
现在领证书，攻学位，都不考八股文，不考试帖诗，学文言只是为了能够读文言典籍。文言典籍值得读吗？这像是不成问题。其实不然，即如鲁迅先生就曾主张青年人不念线装书。自然，在这方面他自己也难于贯彻始终，因为他念了大量的线装书，还为友人许寿裳的儿子拟定读古籍的目录。不能不读，理由大致有以下几项：（1）总的说，到目前为止，汉字的典籍，绝大多数是用文言写的，这份文化遗产，如果想继承，就不能不学会文言。（2）历史是连续的，为了现在和将来，我们必须清楚了解祖国的历史，这就不能不学会文言。（3）有不少与历史有关的专业，想研究，就必须读文言典籍，例如研究经济史就不能不读史书食货志，研究中医就不能不读《伤寒论》，研究文学批评史就不能不满《文心雕龙》，等等，这些典籍都是用文言写的。（4）不搞有关历史的专业，或行有余力，或安享清暇，会有欣赏文学艺术的要求，其中很可能包括读《楚辞》、汉文、唐诗、宋词等，这也就不能不学会文言。（5）从事写作的人，或只是常常拿笔的人，需要从各种名作中吸收营养，这各种名作中不能开除文言作品，因为这是土产，而且丰富，容易吸收利用。
以上是长的一面。还有短的一面，是用现在的标准衡量，旧时代的作品难免有毒素，不小心会中毒。有没有这种危险？应该说有。这有多种情况。如愚忠愚孝、升官发财等思想，读了就吸收，这是近墨者黑。又如唐朝房琯学古代，用车战，结果大败，这是食古不化。再如《聊斋志异》是短篇小说的名作，可是有的人读它，所得不是艺术的欣赏，而是相信世间真有“异”，这是舍精取粗。总之是药不坏，可是有副作用。怎么办？敬而远之必致成为因噎废食，这不应该。唯一的通路是批判地接受。“批判”之后有“接受”，所以结论是还要学。
二、都学的此路不通
学，是想学会。会有等级之别。上者如王引之、俞樾之流，不只能读懂，而且能看出古籍有问题。中者如旧时代的通达读书人，旧典籍几乎都能理解。下者如现在中学教学大纲所要求，能够“初步阅读文言”。怎么样算初步，很难说，这里假定有个共同的认识，是，读加标点的宋以后的记叙文，如笔记之类，能够理解，大致不误。这样，我们就可以看看中学生的程度如何。熟悉中学情况的人都知道，高中毕业，能够“初步阅读文言”的可以说绝无仅有，也就是并没有学会。这就使我们不能不想到一个问题，现在，上中学的还不是青年的全体，但这是教育事业的一个方向，如果不久的将来，全体青年人都受到中等教育，而中学语文课兼教文言，这就等于要求全国人都能够“初步阅读文言”，这办得到吗？我的看法是办不到。原因主要不是方法需要改进，而是客观情况限定不应该统一要求，或至少是不必统一要求。理由之一是，同样是课程内容，性质和功用可能不同，就拿现代汉语与文言比较，现代汉语非用不可，文言就不然。理由之二是，文言既然非过现代社会生活所绝对必需，那就应该容许，或不能不容许，需要并喜欢学的，学，不需要并不喜欢学的，不学。理由之三是，大多数学业、行业，与文言的关系很少或没有，从事这类学业、行业的人，不会文言不至有什么明显的不便。理由之四是，上面提到欣赏文学艺术，说明学会有好处，但由此只能推论，人人有学会文言的权利，不能推论，任何人没有不学文言的自由。理由之五是，学会文言要占用不少时间，还要有浓厚的兴趣支持，可是有不少人确实没有时间和兴趣，所以事实是不能要求这些人也学会文言。总之，考虑多方面的情况，结论似乎只能是，都学会既不可能，又不需要。
三、都不学的此路不通
学是一条路，不学是另一条路。走前一条路，坎坷难行，很容易或不得不转过身，走另一条路。现在，有些人，包括不少语文工作者，倾向于甚至坚决主张不学文言了。理由似乎不止一种，有的比较深远，如认为现在有一股复古风，偏爱文言，课堂学，课外提倡；连现代语的文章也深受其影响，尤其写景、报道一类的，常常强拉一些文言词语往文章里硬塞，弄得非驴非马；出版机构自然不能不随着风气走，于是抢印文言读物，以便多销，多赚钱；等等。这很不好，必须改变，办法是不学。较为常见的理由是学会不容易，事实是学不好，白费精力，不如把宝贵的精力用在有大用的地方，就是集中力量学好现代语。还有一种想法，和刚说过的理由有关连，是中学时代学文言，必致搅得现代语更难通顺，因为年轻人还分不清文白，兼学两种，最容易搀合。此外或者还有种种，但结论是一致的，应该不学。这些主张不学的理由，可以说都言之成理。但理，正如情况的本身，常常不只一面。不学，（假定）有好处，是一面。不学还会引来别的结果，这别的结果未必都是可意的，是另一面。具体说是，都不学了，继承文化遗产的大任务就难于完成。当然，不见得有人斩钉截铁地主张都不学，但中小学时期都不学了，通往学会的路还能铺设在哪里？可见所谓应该不学，我的体会，话只是说了前一半；更重要的是后一半，要有适当的办法补救，这个办法必须提出来，讲清楚。不然，就算是杞人忧天吧，想到若干年之后的情景实在不能不忧虑。就目前说，有两种情况值得注意，一种是，通文言的人，大部分是年过半百的，连这部分算在内，数量还是有限，如果此后都不学了，五十年以后会是什么情景？很可能是大量的文言典籍在书库中高卧，没有人利用。另一种是，不管由于什么原因，现代人研究现代的学问，处理现代的事务，写现代语的文章，还常常离不开旧的；不要说不会，就是似通非通，也常常会出毛病。不久前看某报，碰到一篇证明六月可能下雪的文章，想是为关汉卿《窦娥冤》剧本中像是不合理的六月雪辩解，用意很好，引的证据大概是《明史·五行志》吧，说某年某月某日曾“雨雪”，引文后作者解释说，可见那一天是下雨之后又下雪，这是把应解为“降”的“雨”误解为风雨的“雨”了。专说这一个字是小事，但推而广之，用旧而多误就是大事了。总之，谈起文言，都不学总不是办法。
四、路在两极的中间
都学，办不到，都不学，不应该，适当的处理办法当然只能是，一部分人学，一部分人不学。哪一部分人学，哪一部分人不学，有比例问题。定比例，或估计比例，要根据许多条件，由一般人的文化程度、社会风气、教学方法直到出版情况等都是，心中无数，难于悬拟。但鉴诸往而知来者，设想学的人数比不学的人数少，甚至少得多，大致不会错多少。其次是落实到个人头上的问题。比如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个人，比例已定，是十分之三学，十分之七不学，根据什么原则，用什么办法，把十个人分为学与不学两类？这又要考虑许多条件，如资质、兴趣、学业或行业需要、学习过程的迟速、造诣高低的可能性等都是。这些条件都不是短期内能够测定的，特征要在某种措施的过程中慢慢显示出来。为了容易说明底里，举两个同年龄的儿童为例。他们在同一位老师的指导下学习，读的语文课本中有文言教材，课外，老师还给他们介绍一些浅近的文言读物。学的过程中，渐渐地，甲儿童表现为有兴趣，因而收获大，进步快；乙相反，不愿意念，收获很小。过些时候，前程也渐渐明朗，甲想学本国史，乙想学计算机，其他情况的表现也有类似的情形。这样，不管由谁下结论，就可以大致断定，甲可以或应该学文言，乙不必学。就整个社会或全国说，经过试验、测定，结果是一部分人学，一部分人不学，这就是不能不走的中间的路。
五、自选的教学制度
实事求是，应该说“先尝后买”的教学制度（当然是只就学文言说）。儿童上学之前，文言是什么，不知道，愿意学不愿意学，更不知道，所以选定之前，应该让他们先尝尝，辨别一下滋味。这尝尝的机会，主要是由学校供给。怎样供给？当然要以课内为主，但也不可轻视课外，就是说，不只课内要讲一些，还要指导学生在课外读一些。至于时间，我的意见，学语言宜于早一些，比如小学高年级念一些，初中提高，念一年或两年，算作尝的阶段。尝完了，根据学生自己体察的滋味，以及还不十分明确的志愿，结合老师和家长的指导，决定买还是不买。买，继续学；不买，从此，或暂且与文言告别。这个决定相当重要，直接的影响是会不会文言，间接影响是将来大致要走哪一条路，或难于走哪一条路。这是个关键，不得不慎重。求慎重，尽量少出差错，要在措施的各个方面求万全。当然，在各方面之中，教师的水平和教法也许关系最大，可不多说。
六、分科或选修
先尝后买的结果是：从某个时期起，比如初中二年级或三年级，有些学生继续学文言，多数学生不再学，很明显，学制必须适应这种情况。只要能够满足这种要求，办法可以灵活。举例说，可以是大举动，用分科的办法。这里是说文言，与设想的文理分科不是一回事。分科，就是有非文言班和文言班。教材当然要适应这种情况，可以考虑这样做：一种是现代语的语文课本，非文言班和文言班都用；另编一种文言语文课本，只文言班用，非文言班不用。小举动是选修。比如学校条件差，或学生人数少，分科有各方面的困难，就可以用选修的办法，规定一些时间，专给学文言的学生上文言课，其他不学文言的学生，用这部分时间学别的或干别的。
七、还要有积极措施
前面说人人有不学文言的自由。一切所谓自由都有优点，是使用者容易称心如意；但同时有缺点，容易滥用，甚至误用。有关学文言的问题尤其如此。就说先尝后买或自选吧，这不像尝巧克力，放到嘴里一嚼，果然味道很好，决定以后还吃；生疏的文言是不甜的，浅尝自选的结果恐怕多半是不再吃。决定不再吃，未必一定错，但很可能错，因为凭浅尝而得的印象常常是浮面的，不能显示本质。因此，选定之前，要设法使学生尝得多些，体会得深些，以期品评的失误尽量少些。这就要有适当的措施。大致不出以下几个方面。（1）课内，主要是要有合用的教材。比如说，选材要精，深浅得当，不但能够引起学生的兴趣，而且学了确能得益。（2）课外，要有适当的辅助读物。近年来，文言读物出版了不少。不过作为“先尝”的饭菜说，那就还不够，因为是出于自流，没有计划，所以常常是已有的未必合用，合用的未必有。我的想法，只是为了选定之前的尝尝，应该组织一批人，选编一套，或者叫什么丛书，供学生读。编时要照顾一些原则，如选材要精，触及古典名著的多方面，浅明易读，由浅入深，内容健康但不乏风趣，等等。种类无妨多一些，就是容许他们在这方面也有选择的自由。（3）设法让学生大致了解，他们向前走，文言会有什么用处。这方面的工作比较难做，也许主要靠教师。（4）这就不得不说到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教师。近些年来，我接触不少从事语文教育工作的人，谈到师资和教师水平，都承认绝顶重要。这是讲道理，可以畅所欲言。至于转到现实，有些人就不愿意畅所欲言，原因大概是：a．怕很多教师听了不高兴；b．而补救又相当难。这里还是专说教文言，想要引导学生走上阳关大道，教师自己先要认识阳关大道，理由用不着说。什么是学文言的阳关大道？说来话长，这里想由全面缩到一点，专说教法的两条路，算作举例。大概一年多以前，一个女青年来求教，是分析一篇文言课文的每一句的语法结构。问她，知道题是什么补习性的夜学校的教师所布置，说是这样可以摸清文言的规律，一通百通。我略微表示一下，说这办法恐怕不成，接着帮她分析。因为自己本事有限也觉得办不了。有的词语简直搞不清应该算作主、谓、宾、补、定、状的哪一种。还有的，例如“亭午雨霁”之类，为了知无不言，只好告诉她，依照黎锦熙先生的看法，“亭午”是修饰语，依照赵元任先生的看法，“亭午”是主语。她当然不满意，追问究竟应该算作什么，我只能说不知道。她失望而去，听说后来索性不学了。这里我举这件事实，是想说明教法的重要，也就是教师的重要，因为他们的地位是歧路之端的指引者，指得不得当，就很可能意在请被指引者南行，一转眼，他却往北走了。（教法的另一条路，留到第十节谈。）总之，为了先尝后买原则能够顺利贯彻，我们不能不多想办法，并慎重而勤恳地行之。
八、专靠文献专业之类不妥
上面提的办法是在较早的阶段全面铺开，还要加上“多想办法”，“慎重”和“勤恳”。这自然相当费事，而且事前就须承认，精力的大部分事后基本上要报废。有没有合乎经济原则的办法？有一种想法，属于“不学”的一派，是文化遗产还要继承，但由选定的极少数从事某种专业的人专任，臂如有甲、乙、丙、丁几个人决定学文献专业，那就只让这几个人学文言，其他都免修。这种想法的好处是经济，但有问题。（1）什么时候开始学，推想不能不在选定专业以后。这就会出现两种不合适：a．与学语文的规律背道而驰。学语文，早比晚好（接受能力强），时间拉长排匀了好（积累得多，刻印得深），选定专业之后学的办法正好相反，是晚学，突击，效果难免要差。b．这是急来抱佛脚，难免想用而用不上。（2）以学本国史这门专业为例，就绝大多数学生说，正常的时间顺序应该是，先接触相当数量的历史著作和文献资料（其中自然有不少是文言的），然后因熟悉而产生爱好，于是选定；而不是倒过来，先凭一时的灵机一动选定，然后培养爱好。先选后学是因果倒置，其影响是减少了学生选定的自由，增加了走向哪条路的机遇性。（3）另一个大问题，这就会使相当多的某些专业以外的人失掉学会文言的机会。就整个国家说这是个不小的损失，就某些个人说这是个很大的损失。（4）很明显，这样一来，此后会文言的人就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就一定不好吗？这个问题太大，难于争论出个人人都首肯的结论。我只想说一下我个人直观的意见是，如果两种可能（较多的人会，较少的人会）都有，我是宁愿走前一条路的。
九、少学的调和办法不妥
就中等学校说，目前的情况是：很多学生对文言没有兴趣，也不知道学了有什么用，而学的结果，一般说是成绩很差。学文言简直成了不必要的负担。但大声疾呼，说从某时起就不再学，这个变动太大，实在不好出口。这是因为老路子的力量既复杂，又强大，说复杂，是因为来自各方，其中有传统，有既定制度，有各界人士，合起来就成为强大。但力量无论怎样强大，不能改变费力不讨好的事实，怎么办？办法可以有很多，其中一种是《孟子》改“日攘一鸡”为“月攘一鸡”的办法，“少学”。我的感觉，这用的是近于劝架的策略，为了化拳头为沉默，且不问张三和李四谁直谁曲，暂求张三让一些步，李四也让一些步，于是骂声停息，像是一切问题都没有了。但实际是问题并没有消失。这只要一想就可以发现，结果必是：白费的精力减少一些，这用财务的术语说是“盈余”，但同时，学会的可能也减少一些，这用财务的术语说是“亏损”，盈余碰亏损，出入相抵，所以是变了等于不变。我的想法，在这件事上不宜于调和，而是应该走极端：一端是学，学就学会了；另一端是不学，把宝贵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其他有用的地方。
十、学文言究竟难不难
学文言的大部分问题来自“难”字，究竟难不难？我的想法是，也难也不难。关键在方法。方法取其广义，包括选择读物和时间安排等。有人说，学文言比学外语还难。这大概是从学外语一年半载可用、学文言十年八年难通方面考虑的。一年半载可用是低要求，通是高要求，放在一块比不公平。如果要求的等级相同，我不同意学文言比学外语还难的说法，因为文言和现代语“都是汉语”，只是有祖孙的不同。祖和孙是两个人，但是有血缘关系，直截了当地说，是两种语的词汇语法系统有血肉联系。中语和外语就没有这种联系。以我的一点经验为证，我第一次读《聊斋志异》是在小学中年级，开卷第一篇《考城隍》，字我认识，意思我懂，因为这同“考学生”是一个类型。到高中阶段，已经学了三四年英文，碰到原本《双城记》，翻开试试，不成，这是因为两种语言没有血缘关系。还可以举个旁证，清朝有一位女作家，忘记名字了，据说是对着弹词听人唱识了字，然后广泛涉览，就通了。如果是外文，即使非绝对不可能，总要难得多吧？言归正传，方法对就不难，所谓对是什么方法？说来不过是老生常谈，“熟能生巧”。学会语言靠熟，是以语言的性质为依据的，这性质就是“约定俗成”。你要通“约”，通“俗”，自然只能用“熟”的办法。不错，各种语言都是有规律的，就是说，表示某类的意思，一般是用某种模式，如“动宾”“动补”等等。但这规律很概括，而且常常容许例外，真到用的时候，就不得不多靠约定俗成。举例说，活动触及或影响另一物这类意思，我们用动宾的模式表示，如踢球、坐车、买书等等，可是机械地用这个模式，不说“我醉酒”而说“酒醉我”，那就错了。这是句法范围内的情况。词法就更灵活了，比如用文言，你称老朋友为“故人”可以，称为“故交”也可以，却不能类推而称为“故友”，因为故友的意义是死去的朋友。谁定的？不知道，反正约定俗成了，我们就得照办。
熟的要求，或说结果，是把一种语言的表达习惯印在脑子里。脑子里有这个表达习惯，或说有各式各样的模式，看到新的，模式相同的自然会重合，于是鉴往知来，就会确定这新的是什么意义。举例说，读到“雨雪”“雨霰”“雨雹”，知道意义都是由天上降什么，一次读到新的是“天雨粟”，比照旧模式，立刻了解这是由天上降粮食。如果脑子里没有这许许多多的模式，看见生疏的就会莫明其妙。求脑子里印上种种模式，除熟以外没有别的办法。熟来自“多读”，也是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当然，多读只是粗略说，如果进一步探求，还有读什么、怎么读、时间怎样安排等问题需要解决。这里只能概括地点一下，是读要读好的，精读与博览协调，时间要放长，排均匀（虽然不必天天如此，总是次数多一些好）。多读也要有基础，是“勤”，用《荀子》的话说是“锲而不舍”。其实，如果能够锲而不舍，时间化整为零（比如每天平均半小时），学文言就可以不成为负担。
这就找到学文言的一种秘方，“养成习惯”。为什么说是秘方？因为它是勤的牢固的支柱，保证有效。我有时想，人的活动或者可以分作两类。一类来自或主要来自本能，如“吃”和“呼吸”等，这是“天命之谓性”，用不着以人力培养坚忍性。另一类就不然，如读书，尤其读文言作品，似乎不是本能所要求，就需要多用些人力，培养坚忍性。低年级学生初接触文言，一见倾心的大概没有，想学会，非勤不可，就最好用这个秘方，求养成习惯。开头也许要捏着头皮，但即使捏着头皮，也必须锲而不舍。这样，随着时间的流过，面生的文言渐渐变为面熟，摺皱的眉头渐渐松开，终有一天，眼前没有文言读物会感到缺点什么，这就是习惯养成，其后就可以一帆风顺了。
谈起养成习惯这个秘方，还应该说说“兴趣”这个怪玩意儿。说它怪，因为它既是习惯的母亲，又是习惯的女儿。是母亲，意思是靠它可以产生习惯。我当年盲人骑瞎马，开始就是靠它养成读文言的习惯的。那读的是《聊斋志异》。现在想，如果碰到的不是《聊斋志异》而是《钦定四书文》，那情况就会完全两样。就学文言说，这件事很小，意义却重大，是，为了习惯较容易养成，选择文言读物，早期无妨多照顾一些兴趣。举实例说，《齐民要术》和《东坡志林》都是名著，初学时就以选用《东坡志林》为好，因为读时可以少皱眉，有利于锲而不舍。兴趣还是习惯的女儿，因为养成习惯之后，兴趣就会出生，并逐渐成长，直到手里有文言读物就高兴，没有就烦闷，至此，兴趣主宰一切，所有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以上多读求熟、以熟求通的方法，会有人不同意。理由是，老一套，不科学，因而少慢差费。多快好省的办法是以纲统目，精读一些名篇，以之为样版，认清规律，一通百通。这用意是好的。思想必致化为行动，于是表现在报刊上是连篇累牍的辨词性、分析句子结构等等。表现在练习题上也是连篇累牍的辨词性、分析句子结构等等。我对这种主要寄希望于规律的少读求速成的办法一直有怀疑。理由很多，这里难于详说。可以简说如下。（1）规律是概括的，远没有上面提到的由多读而来的种种模式那样细，所以常常不能凭规律确定某一语句究竟是什么意义。（2）到目前为止，所谓语法规律，我们的研究还粗糙得很，有例外，也难免错误，现代汉语如此，古汉语尤其如此，这就难免诚心礼佛而佛不显灵。（3）烦琐，艰难，最容易使学生甚至提到文言而生畏。（4）把时间占去，自然更难多读。（5）以事实为证，由多读而学会文言的人为数不少，似乎还没见过哪一个是少读只靠钻研规律而就学会的。我说这些，并不是反对讲文言的词句知识，而是主张应该辨本末，分轻重，排先后。我总认为，应该以多读为主，理性知识为辅，为主的要多用时间，排在前头。这一节说的话比较多，其实只想说明两点：（1）用适当的方法，学会文言并不难，时间拉长些，负担也并不重。（2）现在学文言大多失败，是因为无兴趣，无读书习惯，不勤，而想下小网得大鱼。
十一、与学现代文的关系
前面提到主张不学文言的理由，其中一种是会影响学好现代文。是不是这样？解答之前，我们要知道，由现代文引起的对文言的态度不是一种，而是两种。这有如发源于同一座大山的两条河，起点一致，流下去却方向不同。一种是“不学”派，说学了文言（主要指青年学生），对学现代文非徒无益，反而有害。另一种是“学”派，说学会文言对写现代文有帮助，甚至说，想写好现代文，非通文言不可。两种意见针锋相对，究竟谁是谁非，又是个非简单的“是”“否”所能解决的问题，也就是不能不分析。拙作《作文杂谈》里有一篇《文言问题》，其中一部分就是分析这个问题的，择要抄录如下。
学文言，大致通了，对写现代语的文章有没有好处呢？很难说。概括地说，应该有些好处，因为就表达方法说，文言词语丰富，行文简练、多变化，这正是现代文需要吸收的。吸收，有时候是无意的，正如学现代语，某种说法熟了，会无意中从口中笔下冒出来；也可以是有意的，举个最细小的例，因为通文言，就会避免用“涉及到”“凯旋而归”之类的说法，因为了解“及”就是“到”，“旋”就是“归”，用不着叠床架屋。至于具体说，有没有好处就不一定，因为所谓吸收，还要看怎样吸收。简单说，“化”入好，“搀”入就未必好。化入是不露痕迹，现代语的文章里有文言来客，看起来却像一家人。搀入不然，是硬拉些文言词语，以求文诌诌（有些扭捏的写景文就是这样），结果像是缨帽与高跟欢聚一堂，看起来很别扭。能化不能化，与对文章的看法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是语文程度的高低，高就容易化，低就不容易化。如果这样的看法不错，文言对写现代文大有助益的主张，其对错就容易判断，是：必须学通了并善于利用才能有助益，反之就不成。所谓善于利用是：（1）对于文言的优点确是有所知，有所得；（2）能够有意或无意地化入现代文。再看看另一种意见，学文言对写现代文非徒无益，反而有害。学通了，有益，上面已经说了；问题在于学而未通是否有害。害主要有两种。一种学文言占去学现代文的时间，以致现代文学不好。这大概是就中学说的，课文中有文言教材，讲、读，都要占用时间，如果不学文言，学现代文的时间可以增多。这是事实。问题在于现代文学不好，是不是因为学文言占去时间；如果把学文言的时间加在学现代文的时间之内，现代文是不是一定能学好。如果我是语文教师，去掉文言之后，要求现代文必通，我不敢立军令状，因为照现在课文的文白比例，变文为白，学习的时间不过增加三四分之一，只是增加这一点点时间，就能变不通为通吗？我的看法，学生现代文写不好，原因很多，比如读得太少，所读之物有些并不高明，读法不恰当，写作练习不得法，等等，学文言即使应占一项，恐怕不是主要的。另一种害是文言搅扰了现代文，以致写现代文更难通顺。这大概是就作文中文白夹杂说的。文白夹杂，如果指的是上面提到的有意求文诌诌，这是对文章好坏的看法问题，选择读物不当并起而效尤的问题，文言不能负责；并且，凡是努力这样做的，差不多都是现代文已经通顺并在报刊上常常发表所谓美文的人。另一种文白夹杂是现代文不通顺，辨不清文白分界，于是随意抓些文言词语甚至句式塞入现代文之中，以致现代文更加不通顺。有没有这种情况呢？我的看法是即使有，不会多，因为常见的情况是现代文写不通顺才乱来，而不是能够写通现代文，由于加上些文言成分而成为不通顺。事实是，即使文言会搅扰现代文，也总是因为现代文没有通才有此现象，说学了文言而现代文不能通顺是本末倒置。再有，中学生都是会说现代语的，文白分界总不至于不清楚，文言越境来搅扰的可能是微乎其微的。
总之，在文言是否影响现代文这个问题上，我想，这可以比作两个正派人交朋友，初识或早期，即使相互有影响也不大；影响会随着熟悉而增长，但逐增的影响大体上是好的。
十二、靠翻译和介绍不够
学文言，难，不能不费时间和精力，但扔掉文化遗产又实在舍不得。这两难之间挤出一种或两种办法，是：不学了，把继承文化遗产的任务交给翻译和内容介绍。
先说翻译。这个办法像是很好，用前面用过的比喻，是连小网也不用而能得大鱼。真就能这样吗？其实是困难并不少。且不说求助于翻译，先要有人能翻，这就同样离不开学文言。此外还有不少问题。（1）文言典籍量太大，难办。这虽然只是事实上的困难，不是理论上的困难，但事实常是硬梆梆的，更不容轻视。（2）据说前两三年，对于翻译古籍的倡议，上海某大学的古典老专家曾表示异议，理由是，读原文，理解错了还可以补救（这次错下次未必错，张三错李四未必错），翻译错了就难于补救，因为读者是不懂文言的。我觉得这种忧虑有道理。（3）文言典籍，绝大部分文字质量是高的，翻成现代语，人多手杂，都能保证质量一定难于做到。（4）文言花样多。先说散文，总的说有文言的味道，分着说，《左传》有《左传》的味道，《史记》有《史记》的味道，翻译，达意容易，兼顾味道就太难了，也许根本做不到。（5）升一级是骈文，“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文选序》），“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滕王阁序》），等等，保留整齐对称和抑扬顿挫的美就更难了。（6）再升一级是韵文，主要是诗词曲，声音美难保持可不再说，就是想传意境也大不易。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些幽渺之情难于确认，意不清，翻译对了自然就很难。另一种是，意思拿得准，或只是依原文照猫画虎，可是翻译过来常常不能如意。举例说，把“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贺铸《青玉案》）译成“脚步不走过横塘的道路，只是看着香的尘土离开”，念念，就会感到现代语太质实，难于蕴涵诗意。（7）更严重的是，文言的许多优点都不得不放弃，只保留一点大意，买椟还珠，这损失是不可估量的。
再说内容介绍。这不是照猫画虎，而是概括说说虎的长相如何，性质如何。这办法像是有优点，是不必借助会文言的能力而能够领略文言典籍的大概；因为是大概，还可以以简驭繁，少费时间而吸收全面。可惜是缺点更严重，除了翻译拥有的许多种以外，还要加上一些。（1）不是万应锭。我推测，用这个办法，一般是指介绍思想，就是说，处理诸子。但只是这一点点领域也会出现麻烦：a．隔靴搔痒，远没有读原文理解得细致、真切。b．有些地方，要求把大概介绍得确切不误也并不容易，例如《庄子·逍遥游》开头用力形容鹏鸟的神奇，并拿小的鸴鸠与之对比，可是在庄子的心目中，鹏飞南冥究竟算逍遥还是不能算逍遥呢？很难定。可是介绍，似乎就不能脚踩两只船；舍一取一，错了就会误人，并没法补救。（2）隔靴搔痒的缺点，跳到诸子范围以外就会更显著。就以史部为例，可以试试，用这个办法介绍《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看看原来的神采还能剩下多少。（3）由史部再往外跳，到集部，碰见诗词曲之类，那就一定会一筹莫展。
总之，翻译和介绍内容的办法，纵使可以负担继承文化遗产的任务，也是力量有限，一木之孤难支大厦。
十三、读物的供应
上面许多地方说明，对于文言，不能都不学，或说得积极一些，总得有人学，这“人”，多一些也好。有人学文言，就要有地方印文言典籍。近些年来，印的文言典籍不少，经过整理而印的文言典籍尤其多，总的说是成绩很大。但是就满足学文言的需要说，还得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的意见是，要有计划，针对需要。前面谈先尝后买的阶段，说为了尝得多，品得准，要有计划地印一套丛书。这是个小建筑。还要有大建筑，供已经决定买的人享用。这，我想借用球赛的术语来说明，需要文言读物的读者可以大致分为三级，编成队，曰“甲级队”“乙级队”“丙级队”。近年来整理古籍，已印和计划印的书很不少，其中绝大多数是古香古色，阳春白雪。这些书，大部分可以由甲级队选用。——有的甲级队也未必选用，如《佛藏》和《道藏》之类，急印不急印似乎应该待商。为了与下面所说区别，我们可以称这些古香古色的为“原本”。原本，其中多数不合乙级队之需；少数篇幅不很长的，经过整理的，乙级队也可以用，如周祖谟先生整理的《世说新语》和《洛阳伽蓝记》之类就是。为了乙级队选用，有些应读而难读的（主要原因是篇幅太长），宜于印“节要本”。最典型的例是《资治通鉴》，甲级队必读，乙纵队想读，啃不动，有了节要本（可以仍用胡三省注），就不再有困难。这类事，也宜于有个班子承包，先搞个全面的，即乙级队阅读书目，然后看看哪些市面上已有；没有的，哪些宜于印原本，哪些宜于印节要本，规划已定，落实到出版机构，稳步前进。为丙级队，也应该用这个办法，所不同的是所选种数要少，篇幅要短（过长的用选本），程度要浅，而且必须整理加新注的。这样，有了规划，认真执行，就像在居民区设了粮店，需要吃粮的就可以随买随吃了。
十四、为个人想想
以上谈学文言，都是就整个社会说的，社会由各个人组成，自然不能不涉及个人。但是有的人宁愿舍远求近，为他自己想想。这显然只能泛泛说，因为人的条件不同，走的道路就难得一致。这里假定来询问的这位是有相当的文化程度，能写通现代文，并接触过文言的，我要怎样为他或她设计呢？可以先开除一小批准备学与本国史有密切关系的某些专业的（如中国经济史、中国文学史之类），以及所学虽非历史，可是最好参考文言典籍的（如文学概论、语音学之类），因为他们要用文言，当然不能不学。剩下的一大批人，我想这样说：学文言，要用不少时间和精力，不会，一样可以处理日常事务（包括公事），所以不是非学不可。这是一面。但是还有另一面，你有机会学而没有学会，因而不能读《诗经》《楚辞》，不能读《左传》《史记》，不能读《庄子》《孟子》，不能读《全唐诗》《宋六十名家词》，等等，损失也实在不小。说是损失，意义有二：（1）文言典籍是知识的宝库，你没有钥匙，打不开锁，从宝库门前过空手而还，这当然是损失。（2）宝库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艺术品，这是我们都看重的精神食粮，显然，你不会文言就不能吃，表面看来关系不大，实际不然。这要靠个人体验，难于详说。“我有时回想，昔年涉览文言典籍，消耗的时间和精力确实不少，也许不值得。继而一想，因为勉强会了文言，我有时就能够念念《楚辞·九歌》，念念《史记·伯夷列传》，念念杜甫《秋兴八首》，等等，这常常使我能够在愁苦中得到一点欢娱，凄凉中得到一点安慰，以盈余补亏损，也许还有些剩余也说不定。总之，多学会一种语言总是好的，何况这种语言是本土的，与现代语有血肉的联系呢。
有关学文言的话说了不少，可以总结一下了。这很简单，是：（一）文言是很有用但不是非用不可的工具。（二）就国家说，应该使任何人都有学会文言的机会，但同时容许任何人有不学的自由。（三）就个人说，学不学要看各种条件，这是说可以不学；但有学会的机会而不利用，总是个不小的损失。
1984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