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典故探原
文言与现代汉语差别相当大，在大家日常都用现代汉语的时候，给别人讲文言或自己读文言，因为生疏，会感到很多困难。困难中最大的一种是文言作品常常用典（也称“用事”“隶事”）。典故的出处成千上万，如果不知道出处，有很多就不能理解或不能确切地理解。人所知有限而典故无涯，因而通晓典故的困难就比较难于解决。本文自然也不能提供什么灵丹妙药，只是想谈谈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些粗略情况，希望对于初学的人能够有些帮助。
一
先说说什么是用典。用定义的形式说是：用较少的词语拈举特指的古事或古语以表达较多的今意。看下面的例：
（1）（赵明诚）取笔作诗，绝笔而终，殊无分香卖履之意。（李清照《金石录后序》）
（2）弟则虑多口之不在彼也，如履如临，曷能已已。（林则徐《答龚定庵书》）
（3）吹竽已滥，汲绠不修。（马端临《文献通考序》）例（1），“分香卖履”是引用陆机《吊魏武帝文》引魏武帝遗令的古事，以表达挂心身后的私事。例（2），“如履如临”是引用《诗经·小雅·小旻》“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古语，以表达环境特别艰险。例（3），“吹竽已滥”是引用《韩非子·内储说上》南郭处士吹竽的古事，以表达无才而勉强充数；“汲绠不修”是引用《庄子·至乐》“绠短者不可以汲深”的古语，以表达学识浅陋，难当大任。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知道，所谓用典要具备三个条件：一、引古以说今；二、古事或古语是特指的；三、言简而意多。按照第一个条件，历史性的叙述，本意就在介绍古事，不是用典。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第二个条件，古事或古语是特指的，因为这牵涉到用典和非用典的分界问题。这个问题很难处理，因为明确的界限是没有的。俗语说，千古文章一大抄，我们说话，写文章，小至一字一词都是过去就有的，这不也是用古吗？关键就在于所谓古是不是特指。例如我们说“驽马”，心中只想到“才能平常”，这不是特指，所以不算用典；说“驽马十驾”，心中想到《荀子·劝学》，这是特指，所以算用典。这样，从理论方面说，界限像是清楚了；不过碰到具体语句，那就未必没有麻烦。常见的麻烦有两种：一、古事或古语凝缩为常用词语（包括成语），如行李、赌东道、一鼓作气，就来源说是典故，可是用的人几乎都不会想到它们的老家《左传》，这算不算用典呢？不好说。二、语句相似或相同，如王羲之《兰亭集序》“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与刘琨《答卢谌书》“知聃周之为虚诞，嗣宗之为妄作”句法相似，是不是引用呢？也难说；再如郑板桥在《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中说“吾其长为农夫以没世乎”，话很平常，用在这里很顺适，这是不是引用杨恽《报孙会宗书》中的“长为农夫以没世矣”呢？自然只有问郑板桥才知道。总之，用典与非用典的界限并不是处处都清楚；对于这类交界地方的不清楚，除了安于不求甚解以外，恐怕没有什么好办法。
二
文言常常用典，因为文人喜欢用典。喜爱而成为癖好，于是提起笔来就想摆弄一下肚子里的古董。其结果是典故不只充斥于诗文，而且泛滥到诗文以外。诗文之外用典，常见的有人名，如刘知几，用《易经·系辞下》“知几其神乎”；孟浩然，用《孟子·公孙丑上》“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胡三省，用《论语·学而》“吾日三省吾身”。有地名（包括园亭斋室等），如桃源县，用陶渊明《桃花源记》；松江县别名云间，用《世说新语·排调》陆云所说“云间陆士龙”；拙政园，用潘岳《闲居赋》“此亦拙者之为政也”；沧浪亭，用《孟子·离娄上》“沧浪之水清兮”；遂初堂，用孙绰《遂初赋》；知不足斋，用《礼记·学记》“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有书名，如《鸡肋编》，用《三国志·武帝纪》建安二十四年注引《九州春秋》所记杨修语“夫鸡助弃之如可惜，食之无所得”；《齐东野语》，用《孟子·万章上》“齐东野人之语也”；《管锥编》，用《庄子·秋水》“用管窥天，用锥指地”。其他可以类推。
这样喜欢用典是为什么呢？原因很多。最主要的一个大概是炫学，以为不这样就不够典雅，不能显示自己有学问。这种心理可以举黄山谷为代表，他推崇杜诗韩文，因而说：“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再如王荆公，学力深，魄力大，常常目空一切，可是看到苏东坡咏雪的诗，其中“玉楼”“银海”引用道书，却大为赞叹。其次，有不少人底子厚，古书熟，提笔表意，古事古语罗列眼前，因而随手拈来，并不在意就用了典。再其次，随手拈来惯了，用典成为轻车熟路，不用反而要费力。再再其次，到用典成为风气的时候，有些人就会觉得，有的篇什，用典写出来比不用典好玩，如苏东坡《次韵黄鲁直嘲小德》诗，通篇用小老婆典，用意就是这样。此外还有个重要的理由，有时候用了典，表达效果可以更好（这一点留待下节详说）。
喜欢用典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炫学，这刻薄一些说是想吹牛，其结果自然会出毛病。病之一是可不用而强用，弄得生硬别扭。这一点前人早有评论，如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卷十二引《洪驹父诗话》：“世谓兄弟为‘友于’，谓子孙为‘诒厥’者，歇后语也。子美诗曰：‘山鸟山花皆友于。’退之诗：‘谁谓诒厥无基址。’韩杜亦未能免俗，何也？”又如王国维《人间词话》卷上：“沈伯时《乐府指迷》云：‘说桃不可直说破桃，须用红雨、刘郎等字；咏柳不可直说破柳，须用章台、灞岸等字。’若惟恐人不用代字者。果以是为工，则古今类书具在，又安用词为耶？宜其为《提要》所讥也。”病之二是竞用僻典，钻牛角尖，使人读了不知所云。古书，有常见的，有罕见的；就旧时代说，有一般读书人都读的，有一般读书人不读的。常见都读的书，如经传、先秦诸子、前四史等，其中的事迹和语句，读书人差不多都熟悉，引用和阅读自然轻而易举。平心而论，轻而易举当然是优点，可是由意在炫学的人看来却是个缺点，因为不能显示自己鹤立鸡群。怎么办？办法是避熟就生，到一般人不知或不读的，如佛书、道书、杂史、笔记、小说、偏僻文集等典籍里去找材料。这样搜索来的奇货，一般人看见莫名其妙，要待识宝的异人来了，买卖双方才会相视而笑，莫逆于心。这种莫逆于心的故事，历代笔记里记载不少，只举一例，周密《浩然斋雅谈》卷上：“晏殊尝进牡丹诗，表云：‘布在密清之囿，‘密清’二字，人多不晓，盖用《东京赋》中语：‘京室密清，罔有不韪。’”“我独知”，这一点点乐趣显然是用“他人皆不知”的巨大代价换来的。
三
用典，即使不是僻典，也总是与歇后语甚至谜语有相似之处，肚子里古董不多的人读了，难免要问：“此话怎讲？”《南史》记一件事就正好说明这种情况，卷十三《彭城王义康传》说义康浅陋，有一次问袁淑多大岁数，袁淑说“陆机入洛之年”。义康不解，说：“身不读书，君无为作才语见向。”可以直说而曲说，劳人发问，这应该说是用典的致命伤。这样评论，昔人听了会以为太过分；那就算说给今人听也好。今人接触古籍的机会不多，读文言，直说的语句尚且感到隔膜，何况看到语句，要暂且放下，先到自己没有去过的地方查寻出处，然后回来领会意义呢？说话，写文章，是为了人家了解，用典的结果是难了解，这就成为作茧自缚。解救自缚的一个好办法是自解，如顾亭林作诗，典故的出处常常用自注的形式说明，这很好，可惜这样自解的人太少了。关于用典难解的弊病，昔人也不是没有同感。因为有同感，所以旧时代有成千上万的人把毕生精力耗在注释工作上（旧注主要是引古证今）。注释是个苦事，要博；可是不管怎样博，总难免漏，或者踏破铁鞋无觅处；甚至注错（顾亭林《日知录》卷二十七指出不少）。这是用典弊病的发展，殃及池鱼。用典的弊病如此之大，所以有的人就持反对态度。其轻者是说用典未必好，如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七：“今人解杜诗，但寻出处，不知少陵之意初不如是。……如《西昆酬唱集》中诗，何曾有一字无出处者，便以为追配少陵，可乎？”进一步是说不用典反而好，如《人间词话》卷上：“以《长恨歌》之壮采，而所隶之事只小玉双成四字，才有余也。梅村歌行则非隶事不办。白吴优劣即于此见。”更甚者是形诸嘲骂，如《苕溪渔隐丛话》卷四十八引《类苑》：“填塞故实，旧谓之点鬼簿，今谓之堆垛死尸。”
以上说了些用典的坏话。但这只是一面，还有另一面的优点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这可以分作五项来谈。
1．文化是连续的，人生在任何时代都要继承，传授。古事古语是文化的一部分，我们既要继承，又要传授。在继承传授中提到、利用，不只是自然的，也是当然的，或说是合法的。如果我们因其是古典而就不用，那么近典呢？例如鲁迅著作及其他经典，难道可以反对引用吗？容忍近而不能容忍古是不公道的，积极一点说是扔掉文化遗产，不合算的。
2．从用典的人方面说，他肚子里有，随手拈来，恰好能够完成表意的任务，是既方便，又经济。周密的一段话可以说明这种情况，《浩然斋雅谈》卷上：“东坡《赤壁赋》多用《史记》语，如杯盘狼藉，归而谋诸妇，皆《滑稽传》；正襟危坐，《日者传》；举网得鱼，《龟策传》。”
3．用典的一个大优点是能够以简驭繁。看下面的例：
（1）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资治通鉴》卷一○五）
（2）公随手挥洒应之，皆《正气歌》也。（姜宸英《奇零草序》）
（3）使贾谊见孔子，升堂有余矣。（苏轼《答谢民师书》）
例（1），“左衽”是引用《论语·宪问》“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以表达有亡国于异族的危险。例（2），“《正气歌》”是引用文天祥的事迹，以表达决不背故国的坚贞。例（3），“升堂”是引用《论语·先进》“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以表达造诣相当高。我们无妨试一试，如果不用典，那就要多费一些话。有些典故凝缩为成语，如削足适履、守株待兔、杯弓蛇影等更足以说明这种情况。
4．能够唤起联想，因而意思可以表达得更丰富、更深刻、更生动。如上面举的“皆《正气歌》也”就是这样，知道出处的人读了，除了领会不忘故国的意思以外，还会想到文天祥的可歌可泣的故事，因而感受就深沉多了。又如贺铸《青玉案》词，“凌波不过横塘路”，知道出处的人读了，会想到曹植《洛神赋》的“凌波微步，罗袜生尘”，也就联想到洛神，因而形象就更美丽、更生动。
5．还有一种优点，用旧话说是雅驯，用新话说是委婉。看下面的例：
（4）载舟覆舟，所宜深慎。（魏征《谏太宗十思疏》）
（5）三省捧手对曰：“愿学焉！”（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
（6）虽素不识面者，听入平视。（袁牧《随园诗话》卷十二）
例（4），“载舟覆舟”引用《荀子·王制》“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以表达君主切不可胡来。例（5），“愿学焉”引用《论语·先进》“非曰能之，愿学焉”，以表达敢于承担任务。例（6），“平视”引用《三国志·刘桢传》注引《典略》所记刘桢细看甄氏因而得罪的故事，以表达可以随意看妇女（这在旧时代是违反礼俗的）。像这类情况，如果不用典，话就容易说得太率直，使听者不愉快。
6．可以表难言之隐，抒难写之情。有些事牵涉到政治或权贵，触犯了会丧生、受难，有些事牵涉到礼俗或情面，触犯了会失礼、丢脸，都难于明说。但又想说，怎么办？用典是个好办法，至少是个可行的办法。这方面的情况过于复杂，可举的例子很多，这里只举两个突出的，各代表一个类型。一个是陶渊明的一首怪诗《述酒》，博雅如黄山谷，也说“其中多不可解”，到南宋汤汉才详细注出来，原来是为哀悼晋恭帝被刘裕杀害而作。试想，当时正是刘裕的天下，如果不大量用典而直说，那还不送了命吗？另一个是据传清初陈子龙嘲笑钱谦益的一首诗，题目是《题虎丘石上》，诗云：“入洛纷纷兴太浓，莼鲈此日又相逢。黑头早已羞江总，青史何曾用蔡邕。昔去幸宽沉白马，今归应愧卖卢龙。最怜攀折章台柳，憔悴西风问阿侬。”全诗八句都用典，一用《晋书·陆机传》（北上往洛阳求官），二用《晋书·张翰传》（辞官回江南），三用杜甫《晚行口号》“远愧梁江总，还家尚黑头”（意思是还故土时尚不很老），四用《后汉书·蔡邕传》（邕被王允投入狱，求修史不得），五用《新唐书·裴枢传》（枢被朱全忠遣人杀于白马驿，投尸于河），六用《三国志·田畴传》（畴向曹操献计，兵出卢龙塞，攻入畴的乡土），七、八用唐人小说许尧佐《柳氏传》中韩翊（应作“翃”）与柳氏赠答诗（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以写钱谦益于明亡前后应死不死，投降清朝奔赴北京，不如意又回到江南，老了，多年想修史终于落了空，而在他离开家的时候，夫人柳如是却另有所欢种种事。像这样的内容，不用典写出来就太难堪了。
四
各种文言典籍用典多少，情况也相当复杂。可以分别从三个角度看。
1．因时而不同。大体上说，时代靠前用典少，靠后用典多。所以这样，有客观的必然，有主观的必然。典籍是人作的，随着时间的延续，人时时在出生，典籍也时时在增加。虽然经过天灾人祸以及自然淘汰，典籍散失不少，但总是底子越来越厚，典故的库存越来越多。库存越来越多的结果自然是用典越来越多，这是客观的必然。还有主观的必然。举唐诗宋词为例，以盛唐的王维与晚唐的李商隐相比，以北宋的晏殊与南宋的吴文英相比，都是时代靠后的用典比较多。这是因为重翻老调难于出奇制胜，难于显示自己有才有学，于是就求深，求曲，求藻饰，这办法之一（也是主要的）就是多用典。此外还有一种情况，介于客观、主观之间，或说是兼有客观、主观的成分，是群起效尤，积重难返。这有如楚王好细腰，真美也罢，假美也罢，结果总是越勒腰越细。2．因人而不同。同时代的两个人，经历不同，学识不同，思想不同，因而文风可能有很大差别。文风的不同也表现在用典的多少上。如同是晚唐诗人，李商隐比杜牧用典多；同是明末清初的学者，钱谦益比顾亭林用典多。
3．因文体而不同。文体，有大差别，如子书和史书，散文和诗词；有小差别，如史论和策论，古诗和律诗。花样太多，只能略举一隅。概括地说是偏于应酬的求藻丽的文体用典多，偏于经世的求平实的文体用典少。例如子、史与集部相比，前者用典少，后者用典多；骈文（如王勃《滕王阁序》）与散文（如韩愈《师说》）相比，前者用典多，后者用典少。（同一个人的作品也是这样，如宋应星《天工开物》，序是骈体，通篇用典；本文散体，几乎不用典。）同是散体，如苏东坡的文章，议论与书札相比，前者用典少，后者用典多。诗、词、曲相比，诗比词用典多，词比曲用典多。同是诗，律诗比古诗用典多；同是律诗，七律比五律用典多。此外，有些文章是游戏性的，也常常喜欢多用典，如马中锡《中山狼传》和蒲松龄《聊斋志异·胭脂》末尾的判词就是。
时、人、文体三个条件复杂错综，有时候这一个条件起主导作用，有时候那一个条件起主导作用，因而某人某文究竟用典多少，常常不是悬揣所能断定的。
五
用典，由明显的程度方面看，可以分作两大类：一是明用，二是暗用。明用、暗用之间也有分界问题，幸而关系不大，可以不管。
先说明用的各种情况。看下面的例：
（1）《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论语·学而》）
（2）《书》不云乎？“好问则裕。”（刘开《问说》）（3）孟子曰：“术不可不慎。”信夫！（方苞《狱中杂记》）
（4）老子疾伪，故称“美言不信”。（刘勰《文心雕龙·情采》）
例（1），引文见《诗经·卫风·淇奥》；例（2）见，《尚书·仲虺之诰》；例（3）见《孟子·公孙丑上》；例（4）见《老子》第八十一章。这些都是指出具体出处，虽然便于读者，但在用典的事例中，尤其后代，比较少见。
（5）传曰：“天不为人之恶寒而辍其冬，……”（东方朔《答客难》）
（6）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兰亭集序》）（7）殷因夏，周因殷，继周之损益，百世可知，圣人盖已预言之矣。（《文献通考序》）
（8）而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云者，……（王安石《上人书》）
例（5），引文见《荀子·天论》，文字不尽同（以下这类情况常见，不一一注出）；例（6）见《庄子·德充符》；例（7）见《论语·为政》；例（8）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这些是泛泛地指出有出处，在后代用典的事例中也比较少见。
（9）所谓诗人丽则而约言，辞人丽淫而繁句也。（《文心雕龙·物色》）
（10）臣闻五音令人耳不聪，五色令人目不明。（陆凯《谏吴主皓疏》）
（11）如优孟摇头而歌。（黄宗羲《柳敬亭传》）例（9），引文见扬雄《法言·吾子》；例（10）见《老子》第十二章；例（11）见《史记·滑稽列传》。这些虽然没有明白表示有出处，可是由“所谓”“闻”“如”的口气中也能看出是用典。
（12）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实存也。（《文心雕龙·情采》）
（13）盖儒者所重，尤在于名实。（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
（14）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金石录后序》）
例（12），引文见《史记·李将军列传》：“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例（13）见《孟子·告子下》：“先名实者，为人也。”例（14）见《孔子家语·好生》：“人遗弓，人得之。”这些比上一类更隐晦，但由口气中也可以推断十之八九是用典。
再说暗用。暗用是不表示是用典而用典，也有各种情况。看下面的例：
（15）鬼之为言归也。（《汉书·杨王孙传》）（16）人生几何？离阔如此！（白居易《与元微之书》）
（17）既睹其人，则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后汉书·黄宪传》）
（18）阳平公融谏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资治通鉴》卷一○四）
这些都是整体引用：例（15）见《尔雅·释训》；例（16），“人生几何”见曹操《短歌行》；例（17），“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见《论语·子罕》；例（18），“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见《老子》第四十四章。
（19）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苏轼《赤壁赋》）（20）寻一牛田，营五亩之宅。（元好问《送秦中诸人引》）
（21）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师说》）（22）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陆游《沈园》）
这些都是部分引用：例（19）是引用《论语·子罕》“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例（20）是引用《孟子·梁惠王上》“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例（21）是引用《论语·季氏》“生而知之者，上也”；例（22）是引用《洛神赋》“翩若惊鸿，婉若游龙”。
（23）言隐荣华，殆谓此也。（《文心雕龙·情采》）（24）有二军将……号虎冠。（高启《南宫生传》）
（25）盖尝慨然有江湖之思。（陆游《烟艇记》）（26）室唯四壁。（孟棨《本事诗·情感》）
这些是略改字引用：例（23），《庄子·齐物论》作“言隐于荣华”；例（24），《史记·酷吏列传》作“其爪牙吏，虎而冠”；例（25），潘岳《秋兴赋》作“有江湖山泽之思”；例（26），《汉书·司马相如传上》作“家徒四壁立”。
（27）知君侯推赤心于诸贤腹中。（李白《与韩荆州书》）
（28）外人颇有公孙布被之讥。（司马光《训俭示康》）
（29）他日趋庭，叨陪鲤对。（《滕王阁序》）
（30）可以其似赋而谓之雕虫乎？（《答谢民师书》）这些是随意组织引用：例（27），《后汉书·光武帝纪》作“推赤心置人腹中”；例（28），《汉书·公孙弘传》作“弘位在三公，奉（俸）禄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例（29），《论语·季氏》作“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例（30），《法言·吾子》作“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从数量方面看，典故明用，先秦时期不少；时代越靠后，暗用的比例越大；在暗用中，部分引用和随意组织引用的比例比较大。
以上所举都是规规矩矩地引用。有时（相当少）还会出现不规矩的情况。大致说有三种：一是反用，如“昼锦堂”是反用《汉书·项籍传》“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来今雨轩”是反用杜甫《秋述》“寻常车马之客，旧雨来，今雨不来”。二是断章取义用，如“后来居上”，《史记·汲黯传》“陛下用群臣，如积薪耳，后来者居上”，意思是后来者不当居上，现在只取“后来者居上”几个字，解为应当居上；“宴尔新昏”，《诗经·邶风·谷风》“宴尔新昏，以我御穷”是女怨男喜新厌旧，现在只取“宴尔新昏”几个字，解为新婚之乐（洪迈《容斋五笔》卷八曾指出此事，见《承习用经语误》条）。三是误用，如沈括《梦溪笔谈》卷四曾指出，后人根据颜延年诗“一麾乃出守”，谓守郡为“建麾”是错误的，因为原诗中“麾”是指麾之麾，不是旌麾之麾；又如成语“心如死灰”是贬义，《庄子·齐物论》“心固可使如死灰”原来却是褒义。
六
用典，由理解难易方面看，情况也各式各样。以下分作五项说。
1．有不少典故因为常用，凝缩为现代汉语的词或成语。如：
革命，出于《易经·革卦》“汤武革命”。
交代，出于《左传》庄公八年“及瓜而代”。
谈天，出于《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集解引刘向《别录》记齐人驺衍事。
莫须有，出于《宋史·岳飞传》记秦桧说的“其事体莫须有”。
少见多怪，出于《牟子》“少所见，多所怪”。
明哲保身，出于《诗经·大雅·烝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朝三暮四，出于《庄子·齐物论》“朝三而暮四”。画蛇添足，出于《战国策·齐策二》画蛇加足输酒的故事。这类词和成语大家习用，人人都理解（意义容或与原出处不尽同），当然用不着搜求出处；由使用者的心情方面看，也可以不算用典。
2．虽系用典而容易理解，我们可以称之为“可解”。如：
（1）伤哉贫也！（《天工开物序》）
（2）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答谢民师书》）（3）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三国志·诸葛亮传》）
（4）此则才行事迹，莫不阙如。（刘知几《史通·叙事》）
例（1）是引用《礼记·檀弓下》；例（2）是引用司马迁《报任安书》；例（3），“箪食壶浆”是引用《孟子·梁惠王上》“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例（4），“阙如”是引用《论语·子路》“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像这些，即使我们不知道是用典，或者疑惑是用典而不知道出处，还是能够正确理解的。
3．用典而字面不很晦涩，可以望文生义；但所生之义不十分明确，只是“半解”。如：
（5）莫不闻陇水而掩泣，向关山而长叹。（瘐信《哀江南赋》）
（6）一登龙门，则声誉十倍。（《与韩荆州书》）（7）是则埋吾血，千年而碧，不可灭者矣！（全祖望《阳曲傅先生事略》）
（8）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滕王阁序》）例（5），“闻陇水而掩泣”引用古诗《陇头歌》“陇头流水……涕零双堕”；例（6），“登龙门”引用《后汉书·李膺传》“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例（7），“埋吾血，千年而碧”引用《庄子·外物》“苌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为碧”；例（8），“酌贪泉”引用《晋书·吴隐之传》隐之饮贪泉而不变心的故事，“处涸辙”引用《庄子·外物》车辙中鲋鱼求救的故事。像这些，我们不知道出处虽然也能得其仿佛，但总是雾里看花，隔靴搔痒，不如知道出处理解得确切、深刻。
4．更进一步还有“难解”的。如：
（9）臧氏之子也。（高启《书博鸡者事》）
（10）数赐见临，倾盖如故。（《答谢民师书》）（11）情在骏奔，自免去职。（陶渊明《归去来辞》）（12）凡此类，知者遇之。（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下）
例（9），“臧氏之子”引用《孟子·梁惠王下》“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例（10），“倾盖”引用《孔丛子》“孔子与程子相遇于途，倾盖而语”；例（11），“骏奔”引用《诗经·周颂·清庙》“骏奔走在庙”；例（12），“知者遇之”引用《庄子·齐物论》“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像这些，如果不知道出处，透彻理解就很难了。5．在比较少的情况下，不知道出处还会“误解”。如：
（13）愿言之怀，良不可任。（曹丕《与吴质书》）（14）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耳。（胡铨《戊午上高宗封事》）
例（13），“愿言”引用《诗经·邶风·二子乘舟》“愿言思子，中心养养”；例（14），“赴东海而死”引用《战国策·赵策三》“则连有赴东海而死矣，吾不忍为之民也”。像这类说法，奴果不知道出处，很可能把“愿言”理解为愿意见面谈谈，“赴东海而死”理解为真要用投海的办法自杀，那就错了。
七
由上一节分析的五种情况，我们自然会想到：对于用典，有时候可以不搜求出处，但是知道总比不知道好；更多的时候是不能不搜求出处，因为不知道出处就不能确切理解。搜求出处是个麻烦事，但是，用典是古人的自由，他们已经“自由”了，我们欢迎也罢，不欢迎也罢，既要读文言，就不能不捏着头皮对付这个困难。怎么办呢？
初步而省力的办法是借风驶船。“风”的一种是“注解”。旧时代的典籍，尤其传统认为重要的，有不少是有注解的。用今天的眼光看，注解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昔人作的，二是今人作的。昔人作的注解，性质各式各样：有的偏重训释，如时代早的经、子的传注；有的偏重汇集史料来对证，如《三国志》和《世说新语》的注解；有的偏重探寻词语的本原，如时代靠后的很多注解。今人作的注解，意在讲明原文的意义，所以既要顾及训释，又不能忽略探寻词语的本原。所以今人的注解比昔人的便于使用。近年来，今人在整理古籍、注释（或选注）古籍方面做的工作不少，成就相当大。学习文言，可以多利用这方面的材料（这里不能具体介绍）。参照注解读古籍，就当时说可以省查寻之劳，就长远说可以积累熟悉古典的资本，可谓一箭双雕。没有今人注解的典籍，也要尽先读有昔人注解的（初学自然会感到困难，因为是用文言注的），乘笨重的车总比步行省力。
“风”的另一种是“工具书”。读文言多了，我们总会碰到没有注解的（多数还没有标点），那就要靠自己查了。工具书，内容相当复杂，常用的不下几十种，留待末尾附录《工具书举要》部分介绍，这里只提一下最常用的，是《辞源》和《辞海》（都有新旧两种版本）。专就查寻典故出处这个要求说，这两部书都嫌简略；但是旧时代文人习用的，不很偏僻的，绝大部分可以从其中查到。读文言典籍，要养成勤翻辞书的习惯，这有如渔夫，常在河滨混，对于鱼的出没情况就会不经意而知之。
其次，记典故，积累资本，也要知道轻重先后。就旧时代的典籍说，有的多为人引用，有的少为人引用。如同样性质的书，时代靠前的（如《史记》）比时代靠后的（如《明史》）多为人引用。又如同是经，《诗经》为人引用多，《仪礼》少；同是子，《庄子》多，《管子》少；同是六朝作品，《世说新语》多，《洛阳伽蓝记》少。常为人引用的要多注意，多记。就典故说，大家习用的要多注意，多记，过于冷僻的可以放松一些。记的方法，因各人的资质和习惯不同而可以灵活：写卡片当然好；记忆力强，装在脑子里也未尝不可。以上是说由读而熟悉，而积累。还有由查而来的熟悉和积累。查，牵涉到使用工具书的问题，留到后面介绍，这里只说说查寻时可能遇到因而应当注意的一些情况。
1．查寻，先要知道是不是用典，这在前面已经谈过一些。这里补充说一种情况，是在算不算的两可之间。例如：
（1）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白居易《与元九书》）
（2）地势极而南溟深。（《滕王阁序》）
例（1）是不是引用《孟子·尽心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呢？例（2）是不是引用《庄子·逍遥游》“海运则将徒于南冥”呢？像是若即若离，所以两种可能都有。遇到这种情况，我的想法，为了减少麻烦，不算用典也好。2．有时候，看似用典却并非用典，查寻就会白费力。如《老学庵笔记》卷八记一个故事，苏东坡作论文，其中有这样的话：“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阳修看到，以为是用典，但不知出于何书，问苏东坡，苏说：“何须出处！”写文章，词句千变万化，自然难免个别地方太古奥，像是用典。幸而这样的时候不多；但我们也要警惕，以免上当。
3．有时候，查不到在所难免，不可要求有求必应。查不到的原因各式各样，常见的有三种。一是不管工具书内容如何详细，终归不能把古代典籍都装在里面，因而有些典故查不到是自然的。二是古代典籍陆续散失，前人见到的我们未必能见到，因而他们引用了我们却不能找到，如苏轼《石钟山记》曾引《水经》“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的话，可是今本《水经注》里没有这句话。三是典故的来源太偏僻，太曲折，也就难于唾手而得，如清代目录学家黄丕烈别号“廿止醒人”，如果他自己不解释，谁能想到是用陶渊明《止酒》诗中恰好有二十个“止”字呢？
4．同一典故，出处可能不只一个。如“刍狗”，《老子》《庄子》里都有。又如前引《庄子·至乐》的“绠短者不可以汲深”，又见《荀子·荣辱》：“短绠不可以汲深井之泉。”再如“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既见《战国策·赵策一》，又见《史记·刺客列传》和《报任安书》（“死”作“用”）。
5．出处不只一个，有时有选用的问题。如“倾城”指美色，引《诗经·大雅·荡·瞻卬》“哲夫成城，哲妇倾城”，不如引《汉书·外戚传》李延年歌“北方有佳人……一顾倾人城”。又如吴梅村《圆圆曲》“家本姑苏浣花里”，陈寅恪曾指出，靳荣藩《吴诗集览》注为杜少陵之浣花里是错的，应注薛涛之浣花里。（见《柳如是别传》第四章，上海古籍出版社七五○页）
6．所谓出处，自然指最早出现的，但古籍浩如烟海，有时颇难断定某出处是不是最早。如注“酒船”，一般是引《晋书·毕卓传》：“卓尝谓人曰：‘得酒满数百斛船，四时甘味置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其实以前的《三国志》里已经有类似的说法，《孙权传》黄武元年注引《吴书》：“郑泉，字文渊，陈郡人。……而性嗜酒，其闲居每曰：‘愿得美酒满五百斛船，以四时甘脆置两头，反复没饮之……不亦快乎！’”又如成语“杯水车薪”，一般认为出于《孟子·告子上》“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可是洪迈《容斋三笔》卷十五说：“予读《文子》，其书有云：‘水之势胜火，一勺不能救一车之薪……’文子，周平王时人，孟氏之言盖本于此。”再如苏东坡曾写这样两句诗：“记取醉翁（按为欧阳修的别号）语，山色有无中。”《老学庵笔记》卷六说：“‘水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王维诗也。……欧阳公长短句云：‘平山阑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东坡先生乃云……则似谓欧阳公创为此句，何哉？”（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八“古语多有本”条曾谈此情况。）此外还会遇到形形色色的问题，既难逆料，也就只好相机处理了。总之，读文言典籍，理解典故是个费时费力的事，不能要求一蹴而成。不过，只要我们能勤，又有耐心，多查多记，长时积累，困难总是可以逐渐减少的。
最后提一下，文言作品中用典，并不处处都合适。例如清朝赵翼《瓯北诗话》卷九曾评论吴梅村有时用典不当：“如《永和宫词》咏田贵妃事有云：‘闻道群臣誉定陶，独将多病怜如意。’本谓田妃有子慈焕，因宠特钟爱，故以赵王如意为喻。然定陶，汉成帝从子，入继正统；崇祯帝自有太子，何必以定陶作衬？且太子久定，嫡庶间并无参商，何必以如意为比？……《杂感》，内‘取兵辽海哥舒翰，得妇江南谢阿蛮’，本以降将哥舒翰比吴三桂，然翰无取兵辽海之事；以阿蛮比圆圆，然阿蛮本新丰人，非江南产。”世间人所做，任何事都有巧拙高下之分，就是高明如吴梅村，千虑也难免一失。千虑一失之外，还有明知故犯的误用，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一《诗人改古事》条：“李太白《行路难》诗‘华亭鹤唳讵可闻，上蔡苍鹰安足道’，杜子美《诸将》诗‘昨日玉鱼蒙葬地，早时金碗出人间’，改黄犬为苍鹰，改玉碗为金碗，亦同此病。”此外还会有种种用典不恰当的情况。不过我们这里是谈讲读文言，不是研讨怎样写，典用得不合适，自然不必引为殷鉴，所以也就不多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