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社会舆论对生育限制的质疑日益强烈。越来越多的民众意识到，中国人不是生得太多，而是生得太少;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不是“洪水猛兽”，而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优势;在超低生育率下，中国正面临着人口坍塌的严峻形势，尽快放开并及时鼓励生育才是合理的人口政策方向。

在提到取消生育限制的障碍时，澎湃新闻的社评《破除人口恐惧症》一文列出的第一条是：“人口恐惧症”在官员中仍普遍存在。这个判断也与笔者的观察相符。比如，笔者就曾亲耳听见一位地方官员说，“计划生育迟早是要放开的，但不是现在，而是几十年后。现在不能放开，因为谁都不敢做历史的罪人。”

只要对人口形势稍作了解，就会觉得上述观点啼笑皆非。政府官员作为地方主政者，本该对民情有更全局性的了解，但为何其中不少人却深陷“人口恐惧症”不能自拨?我们认为，至少有以下原因导致某些政府官员的人口理念与基本现实和社会观念严重脱节。

首先，政府官员作为某一区域或部门的主政者，很容易只从资源分配和社会管理视角来审视人口多寡的利弊，这与企业家把人口看成是商业机会的角度迥然不同。管辖区域下的人口越多，资源分配就越紧张，社会管理的挑战也越大。而且，中国的税收主要是在生产环节征收，财政收入与人口的关系不像以个人所得税为主的国家那么一目了然。相反，财政支出则与人口直接关联。因此，政府官员的“人口恐惧症”，其实是对资源紧张和管理挑战的恐惧。

其次，政府官员对国家政策存在着天然的信任。计划生育被列为基本国策，政府官员的角色定位要求他们必须以不容质疑的态度，去执行和维护这个基本国策。在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下，主政者不管其他方面工作成绩如何，只要计划生育工作没有做好，其政绩将被完全否定。这种将计划生育工作政治化和优先化的做法，大大挤压了政府官员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公开讨论、独立判断、合理质疑的空间。因此，政府官员的“人口恐惧症”，也是错误的人口观念被政治化后在执政理念上的反映。

再次，在现行的制度安排下，政府官员无论是工作环境还是生活环境都离普通民众较远，对他们的诸多现实需求和遭遇往往缺乏亲身感受。比如少子化带来的医疗和养老看护等问题，是许多普通家庭难以避免的麻烦和痛苦。但高级官员或其亲属，常常因享有比较独特的权利和资源，而比较容易化解此类困扰。因而，政府官员对计划生育政策负面效应的感受，也没有普通民众来得强烈。因此，政府官员的“人口恐惧症”，也可以说是特权待遇掩盖下的一种“不接地气”的焦虑。

最后，计划生育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诸如强制堕胎、强制结扎等违背基本伦理的恶性事件，同时家庭失独等人伦惨剧更是从最基本的道义层面冲击了计划生育的法理基础。可以说， 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的背后是全民族的巨大牺牲，这让政府官员在情感上更难以接受，如此巨大的代价最终换来的会是一个衰微的中国;承认计划生育的错误意味着要在心理上付出巨大的情感代价。因此，政府官员的“人口恐惧症”，也可能是潜意识中对计划生育悲剧责任的一种心理逃避。

从历史来看，过去30多年严厉的生育限制政策是中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人口问题认识不清、判断失误下采取的特殊政策。在该政策实施之初，无论倡导者、制定者还是执行者，几乎都是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先，真心相信这个政策会成就一个富强的中国。在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国企人员比民企雇员，公务员比一般民众受到更大的限制。因此，以政治私利来指责生育限制政策完全违背了基本的事实。尽管如此，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利用人口议题来表述政治诉求，继续拖延人口政策的逆转将会大幅度恶化人口问题的政治形势。

与渐进调整相比，人口政策的方向性逆转更有利于掌握政治上的主动权，为应对严重低生育率危机获取更大的政治空间。继续拖延生育政策的逆转，将让本可以成为政治资产的人口议题，迅速转变为政治负债。实际上，新加坡和伊朗都是在认识到低生育危害之后就立即从限制生育转为鼓励生育的，而中国目前的生育形势远比这两个国家政策逆转时更严峻。尽快放开并及时鼓励生育将可为人口议题争取主动权，更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但其前提是，政府官员们必须破除“人口恐惧症”，以实事求是、科学理性的态度重新审视人口与各种因素之间的真正关系。

在2015年3月5日开幕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强调：“我国有13亿人口、9亿劳动力资源，人民勤劳而智慧，蕴藏着无穷的创造力，千千万万个市场细胞活跃起来，必将汇聚成发展的巨大动能，一定能够顶住经济下行压力，让中国经济始终充满勃勃生机。”这种把庞大的人口规模当成发展的巨大力量的表述，与长期以来官方文件中提到中国人口现状就是“人口多，底子薄”之类唉声叹气的无奈，形成了鲜明对照。我们欣喜地看到，在中国政治生态中完全破除“人口恐惧症”已经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