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群魔》的扉页上引用《路加福音》第八章里的一段话: “刚巧在不远之处,正有一大群猪在饲食。群鬼就要求耶稣准许它们进到猪群里,耶稣答应了。群鬼就离开了那人,投入猪群去。 那群猪忽然冲下悬崖,掉进湖里统统淹死了。 ”① 陀氏用这个故事来形容当时俄罗斯混乱的道德与社会状况是否准确,一向是有争论的,但这个“魔鬼附体”的比喻却使人联想到人类历史上某些疯狂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魔鬼”作为一种客体的意象制约了主体的理性,同时它又是通过主体的非理性的疯狂行为来完成一种灾难的创举。关于这样一种介于主客体之间的诗人疯狂的因素,基督教经典与陀氏小说里称之为“魔鬼附体” ,而在文学史上,则有一个与此相对应的现象: the daimo nic,根据比较直接的理解,可以把它译作“恶魔性”。我们从陀氏引用的圣经故事里还可以进一步来理解这个词:这个故事的背后还有某种拯救的含义,因为当魔鬼附在猪的身上疯狂地跳下河里,那个被魔鬼纠缠的人却获得了拯救。 我的理解恶魔性主要体现在猪疯狂冲下悬崖这一刹那,它意味着,这种恶魔性同时也包含着某种神的意志,大破坏中包含了大创造的意图。
如果联系到二十世纪的世界性现实环境,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恶魔性的忧虑非但不是无的放矢,而且至今还闪烁着先知的光彩。 它的现实依据完全不同于以前几个世纪,那是在人类文明获得了高度发展、科学技术使人的本能欲望获得了最大释放的前提下,关于两次世界性的大战、德国与日本的法西斯运动、犹太人集中营、越战和柬埔寨的大屠杀、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以及九一一事件引起的对恐怖主义的世界性围剿,等等等等,都可以成为重新思考恶魔性这一范畴的材料。本论文正是从这样的思考基础上出发,借助对当代作家阎连科① 的一部长篇小说《坚硬如水》的文本分析,来讨论中国当代文学中有关恶魔性的变异形态及其含有的世界性因素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