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人跨出人生第一步时，那个门槛就决定了你今后的人生。
我的写作一定是卡在(某些人)喉咙中间的一根刺，拔掉吧，会流血，不拔吧，很难受。
我们不能要求郭敬明写得和鲁迅一样，也不能否认韩寒的一些公民精神确实是我们这一代人也做不到的事情。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梅菊实习记者麻慧波发自北京 “作为一个记者和观众，你也许有你的看法和判断，但《最爱》和《丁庄梦》没有关系，和我本人没有关系。”采访一开始，阎连科就否认了关于他与那部当红电影之间的种种传说。
《最爱》，一部耗时四年险些没有机会面世的电影;《丁庄梦》，一本关于河南艾滋村的至今不能再版的书;阎连科，一个据说内地写出“禁书”数量最多的作家。三者之间任何形式的话题组合，都具备足够的话题性。而一切正如那些悄悄传播的流言一样：《丁庄梦》和《最爱》之间是否真的有着洗也洗不脱的血缘联系?《最爱》的编剧名单中，排在最前面的“言老施”，真的不是阎连科吗?
为艾滋病人做点什么
事实上，否认《丁庄梦》与顾长卫的关联，并不能抹杀这部小说本身的影视号召力。早在几年前，《丁庄梦》就曾引起法国电影人的浓厚兴趣，但据说阎连科对此并不热心，他觉得法国人拍这样一部电影，除了能让自己挣钱之外，“没什么大的意义”。
后来，人们看到了《最爱》。阎连科毫不掩饰自己对于这部电影及导演本人的推崇：“《最爱》可以说是十年二十年来，第一次从纯艺术和艺术电影的角度去关心中国的现实，而这个现实是我们所说的另外一种现实的另外一面，它是我们真正老百姓的，是民间生活中完全被掩盖的一种真实……”
《丁庄梦》并不是阎连科第一本“问题”小说。2004年他写出《为人民服务》，随后遭遇“冷处理”。按说此时并非提笔再启新作的好时机，但对于“艾滋病”这一题材，阎连科却深感不吐不快。第一次接触艾滋病是在1996年，一些寄到家中的匿名资料催生了他的好奇。2002年，结识正为艾滋病四处奔走的老人高耀洁，令他得窥冰山一角。而真正写作欲望的生发，伴随的是自己所资助艾滋孤儿的接连死亡，这种生命的消逝给了他无比真实的震撼。
“我非常震撼、同情、痛心疾首。我是河南人，而且也见到了这些事情，我觉得应该为此写点什么。”从此阎连科不断到河南东部的一个村庄，最后写成了《丁庄梦》。也许，大部分人看到的只是“艾滋病”作为一个主题的外化式存在，但阎连科想要表达的显然更多，一切都要从生命这一基本命题出发：“这本小说更大的意义可能在于，它让人们记住了我们的民族曾经有这么巨大的对人、对生命的不尊重。”
正如乡村是阎连科写作的永恒出发点，生命的丧失和残缺或可看作他的另一永恒主题，在其所有作品中，死亡、残缺与疾病，始终作为背景式的存在而存在着。《日光流年》里的喉堵症、《受活》里的绝术团、《丁庄梦》里的热病……
人到中年，年龄带给他的最大困惑，也许在于身体的力不从心。“我想只要我的身体还支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还是可以创作出与我此前有很大不同的作品。”
《丁庄梦》能写得更好
《国际先驱导报》：虽然有人觉得《丁庄梦》和电影有关系，但其实小说更触目惊心一些?
阎连科：当地的情况一点不比小说轻。2004年《为人民服务》的风波，导致我对事实的揭露向后收缩了很多。原本我是想写一个田野的、百分之百真实的作品，再写一部疯狂的想像当中的作品，但《为人民服务》风波发生后，这两者的融合变成了今天的面目。即便今天人们说《丁庄梦》在海外有多少翻译，说它多么多么好，事实上我能把它写得更好，但却没有把握住，这也是我的无奈和遗憾。现在写作的激情过去了，没有任何办法补救，写小说就是这样，它是个一次性的活动，是不能重复的劳动。
Q：《丁庄梦》在文学之外对你有何意义?
A：书是无法让更多人看到，但我认为应该让80后、90后的孩子们看到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曾经发生过、正在发生的、被我们忽略掉的、但却是巨大的事情。这些事情的意义和复杂性远远超过了所谓苏丹红、毒奶粉和黑砖窑。这本小说更大的意义可能在于，它让人们记住了我们的民族曾经有这么巨大的对人、对生命的不尊重。
Q：无法出版的写作会让你产生挫败感吗?
A：当时会有，因为我个人认为《丁庄梦》是非常温情、非常美好的，已经完全不是我要写的那个计划，基本改变了原来的写作风格，所以我会感到挫败。《为人民服务》虽然在很多国家翻译出版，挣了一些钱，但是它对于我造成的伤害别人是无法体会的。
Q：如何从瓶颈期走到《四书》的突破?
A：这来源于对《丁庄梦》写作的懊悔心理。到了我这个年龄，也慢慢对很多事情都看得很清楚。到了写《四书》的时候，我当然希望它出版。写作三十年，写了三四本“禁书”，也遇到很多事情，有人说我是内地写禁书最多的作家，这肯定不是一句表扬的话，别人可能会觉得这个人脑子有问题，但至少有一点，我不会再有什么挫败感。我还是想做一个有立场的作家，做一个头脑清醒的作家。每个作家都有他表达真实的方式，我想我一定要用我的人格和良知去表达。
Q：说到作家的立场，你的立场是什么?
A：我们不要求一个作家一定要像真正的知识分子一样站在现实的对立面，但作家可以学习知识分子站在对立面的某种姿势、某种思考和存在的方式。
从土地开始，从土地结束
Q：在你的作品中，乡村或者是事件的发生地，或者是事件发生的根源所在，它是你永恒的主题吗?
A：不一定是永恒的主题，但一定是我最具生命力作品的一个切入点。不管写什么，一定会有一个自己的起飞点。而乡村之于我，就是一个最好的可供想像起飞的点。对于一个作家而言，一生中能写各种各样的作品，但是能写好的作品一定是天定的。家庭背景、家庭命运大致规划了人的命运，一个作家能写好什么东西其实从出生之时就已经决定的。土地和乡村是我一生中最重要作品的出发点，一切都从那片土地开始，也可能最终一切都在那片土地结束。如果没有写作，我就是一个故乡很常见的瓦工，我的选择是命运的选择，我最初只是想离开乡土而已，最终我离开了，却永远不能忘怀土地，以至于我今天的写作变成如此模样。写到今天，我庆幸我的一切写作资源都没有离开乡村和土地。如何让笔下的乡村不仅仅是一个乡村，而让它成为整个世界，如何让农民不仅仅是农民，而是世界性的人性和困境，这是我所有写作的努力方向。
Q：你曾说自己的小说不是巧克力，是黄连，那为什么写出黄连的人是你，不是别人?
A：也许是我的人生经验和对经典小说的认识，以及我对现实中人的认识共同决定的。比如卡夫卡的小说也不能为读者带来愉快，只能让我们感到焦虑和不安，但很有价值。《百年孤独》充满魔幻色彩，但带来的愉悦的东西也很少。《二十二条军规》，有人会从中看到黑色幽默，但我却看到无数人在现实面前被变形之后的痛苦。如果我出生于上海、北京，我写的一定不会是这样的作品。但我出生于河南一块非常贫穷的土地上，我的家庭，我的乡村是我对世界认识的出发点。当一个人跨出人生第一步时，那个门槛就决定了你今后的人生。
我们轻看了年轻人的写作
Q：你现在是作协的成员吗?
A：羞愧死了。很早就说，哎呀，退掉算了。后来又想，算了，不退所有人都忘了你还是，退了人家都会记得你原来是。
Q：对于作协来说，你的存在……
A：我的写作一定是那些人卡在喉咙中间的一根刺，拔掉吧，会流血，不拔吧，很难受，我自己去拔掉吧，别人会说你干什么呢，所以……
Q：你怎么评价张悦然、韩寒这些年轻作家?
A：我们轻看了他们的写作。我们一直在用我们的文学眼光去要求他们的写作，说白了，其实我们是希望他们写得和我们一样。我认为一代作家不要去要求另外一代作家写成什么样子，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生活方式，自然也会有他们写作的方式。我们不能要求郭敬明写得和鲁迅一样，我们也不能否认韩寒的一些公民精神确实是我们这一代人也做不到的事情，我们应该看到他们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对于公共生活的参与要比我们好得多。张悦然小说的好是一种罕见的好(尽管她也有她的弱项)，我就无法达到她对语言的把握。
Q：你希望自己的作品在文学之外发生影响吗?
A：我希望，但我非常清楚这是不可能的事。我的每部小说销量大约有十万，真正的读者可能是五万，另外三四万人可能是由于媒体的帮助。也许有人买了，看完直接扔掉，扔得少的可能是《我与父辈》这样的书，卖十万册是十万人都在看，但比如《受活》也卖了十万册，我就不太敢相信十万人都会把它看完。
Q：我发现你对跟读者产生的共鸣持比较谨慎的态度?
A：我非常清楚我的小说的读者群，不太会扩大到哪里去，真的不会。你希望，但是这种东西不存在，比如说，我的小说有一天卖了30万册，这对很多作家来说是很容易的事情，比如郭敬明、韩寒他们都是100万册、200万册，麦家、余华都是三五十万 ，跟玩儿似的。但是《四书》卖三五十万册的话，我觉得是很荒诞的事情。但是有一点，哪怕只有一万读者，他真的把这本书看完了，我相信这本书在他的头脑里留下的印痕时间要更长一些。有一个真正的知音，那就胜过一百个拿书翻翻然后随便扔在一边的读者要强得多。
Q：你所说的孤独和寂寞是每一个作家注定要承受的吗?
A：寂寞这个词用在我的身上，可能很多人都不会同意。书卖得很好，也挣了不少钱，有什么好寂寞的。其实我所谓的孤独是指，自己对世界、对文学的看法没有(或者有很少)读者的认同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