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七七级本科大学生，也就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当时高考热是一个社会思潮。“文革”爆发的第一个举措就是废除高考制度，整整十年没有高考，到了1970年代中期开始实行推荐制度，提倡工农兵学员“上、管、改”大学，1976年“文革”结束，第二年高考制度恢复，举国沸腾，从高中六六届开始，有老三届（高中、初中的六六、六七、六八届学生）以及所谓“新三届”（六九、七〇、七二届的中学生，没有七一届，当时中学七一届延长了一年学制，成为七二届），主要是从社会上各行各业来报考大学的，尤其是知识青年，当时还看不到回城的出路，高考成为唯一改变命运的途径。
我当时在淮海街道图书馆工作，编制是小集体，当时卢湾区图书馆几次与区里人事部门联系，要求把我调过去工作，都是因为编制问题不能解决而搁浅。因此高考也成为我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途径。
当年高考是在1977年10月，录取时间是1978年初，一共有两批，第一批发榜我没有被录取，过了一个月左右，区招办传出消息来说，为了更多的真才实学的考生能进大学，政府决定若干学校再扩大招生，好像是4月2日那天，正式通知发下来，我被复旦大学中文系录取。当时第一次录取名单下来时，淮海街道的青年录取名额不多，但这一次录取了很多人，主要是师范类学院，进复旦大学的就我一个。
当时学校校舍不足，我们第二批21人都是上海户籍，其中有李小棠、徐克仁、吴基民等一时俊杰，我们的户口没有迁到学校，人也住在家里，走读。学校只给我们一间临时性的宿舍。这间宿舍是我们21个走读学生共同拥有，但真正在里面常住的大约只有四五个同学，我是其中之一。
那时我经常是一周回家两次，周三和周六。因为是走读，我很少参加班级里的集体活动，也很少参加学校里的集体活动。学校里经常发生一些热火朝天的活动、争论、风潮，我都是事后才听说的，很少参与。如当时比较热闹的竞选宝山县人民代表，我们班的张胜友就出头参加竞选，新闻系的徐邦泰、哲学系的景晓东等也竞选，连老教授王中先生也站出来“以身试法”，我都没有参加，连投票也没有参加。
中文系组织学生文学社团“春笋社”，创办大学生刊物，在街上叫卖引起警察的干预等等，我也都没有参加。这种不爱热闹，也不爱参加集体活动的性格后来延续下来，一直到留校任教后还是这样。集体活动能不参加都不参加，社会潮流能不跟上就不去跟，自己只做自己有兴趣的事情。这样做的好处是少受干扰，也没有什么纠纷，时代风云都在我的身边擦肩而过。但今天要回忆，也实在乏善可陈。
当时中文系“十大教授”中王欣夫先生、刘大杰先生、陈望道先生都已经过世。其他七大教授尚健在，但是我们也没有机会瞻仰。惟朱东润先生担任了一届系主任，有时候晚上打着手电筒，一个人到学生宿舍来与学生谈话。那时朱先生大约已经八十多了，但是独来独往，走路不用人搀扶。
我只听过一次他的学术讲座，好像是我们刚进校那一年的5月27日校庆报告会，在第一教学楼举行学术报告会。朱先生的报告题目是关于梅尧臣的诗，他说话口齿清楚，有条有理。不知怎么一会儿讲到郭沫若，他说虽然郭沫若曾经骂过他，但他还是赞成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里对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批评，意思是杜甫草堂顶上的茅草被风吹走，有穷孩子拾去，杜甫骂那些孩子是盗贼，朱先生用同情的口气说，拾去就拾去吧，一点点稻草被拾去了，就骂孩子是盗贼，太过分了。朱先生的说话口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文系老师对朱先生都很钦佩，说他好话的很多，说起“文革”刚开始朱先生就作为学术权威被抛出来批斗，批斗会墙上写着大标语：“打断朱东润的反革命傲骨”。朱先生仍然昂首挺立，批斗他的人硬按下他的头颅，他一忽儿就昂起来，于是再被硬按下，反复多次，足以证明他是真有傲骨的。不过据朱先生自己说，是他的颈脊椎有病，想低头也低不下去。
其次印象较深的是陈子展先生，陈先生与贾植芳先生是好朋友，经常到贾先生家串门，我在先生家里经常遇见他。但我与他没有直接说过话。陈子展对青年很警惕，他看到贾先生就有说有笑，一看到我们年轻人在场，打个招呼匆匆就走。贾先生说，陈先生以前在运动中吃过年轻人的亏，现在他不愿意与年轻人打交道。学校里安排他指导研究生，他只指导了一位，以后再也不愿意指导了。
张世禄先生是一次王力先生来复旦相辉堂作学术报告时见到的。张世禄先生坐在第一排，王力看见张先生坐着，也很客气，先说张先生是我的老师，云云，很给复旦面子。王力讲到一半时，下面不停地有人往上递条子，每次条子传送到第一排张先生手里，张先生慢慢起身走到讲台边上，吃力地把条子递上去，由主持者接过那条子，再传给王力。这样来来往往好多次，看得出他很吃力，动作很慢，但也没有人帮助他。
其余几老，有的是偶然到府上去拜访过，如郭绍虞先生、赵景深先生，但那时他们年纪都比较大了，几乎没有能够谈什么。还有些教授就没机会拜访，如吴文祺先生，就在毕业拍集体照时他来了，坐在第一排，而蒋天枢先生则是久闻其名未见其人。
当时上课是上大课，我们文学班有七十多人，汉语班有三十人，经常在一个教室里上课。有时还与上一届的工农兵学员一起。讲古代汉语的是周斌武老师，这是我大学四年中最难忘的课程。周老师满腹经纶，精通数理英文，他自己发明一套教授古汉语的方法，涉及国际音标、数学公式、英文逻辑，等等，难倒了一批人。
学生中不断有人呼吁讲得太难，但周老师总是站在讲台上脸带微笑地说，“不难的、不难的”。他还在黑板上写着“欲把金针度与人”几个字，说是要把“金针”传给大家。当时学生中有恶作剧者，特意找出一些自以为很难解释的古汉语例句，下课的时候轮流去请教周老师，以为可以难倒他。可是他们哪里是周老师的对手？周老师不知道这是恶作剧，他万分诚恳地一一作了解答，如数家珍。这下才倾倒了一大批学生。
周老师还是书法家，他上课用的教材全是自己用毛笔手抄，学期结束时，他很动感情地说，我与你们师生一场是有缘分的，这本教材大家要好好保存，留给大家做一个纪念。这本教材至今还在我的书橱里珍藏着。
教授现代汉语的是金路老师，胖胖的身材，开口非常诙谐，他知道下面坐着许多搞创作的学生，上课尽量举文学的例子，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用过多少个括号，托尔斯泰作品里有多少个破折号，等等，大家都佩服得不得了。金老师在我留校时已经调到留学生办公室教留学生去了，那是对外汉语的前身。我们七七级同学对金老师的印象非常深。每次同学聚会，问起中文系老师的情况，总是问：周老师可好？金老师可好？
应该说，我们七七级是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上课内容也体现了政治上拨乱反正时期的过渡性和实验性，研究语言的比较没有问题，但研究文学就问题多了。当时课堂上争议最大的是文学概论和现代文学史。文学概论课是吴中杰老师上的，他以敢说敢为著称，每次上台讲课时，一支粉笔夹在手指上，但很少板书，他操着浙江普通话，指桑骂槐，句句都有锋芒。
吴先生是鲁迅研究专家，相传“文革”中他为《解放日报》编了一版鲁迅语录，不知是故意还是无意，把鲁迅在1930年代批判张春桥的语录也编进去了。张春桥是“文革”中的大红人，“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与江青他们勾结成“四人帮”，但在30年代他还是一个上海滩头小文痞，曾经化名狄克写文章攻击作家萧军，鲁迅反批评他。
这本来也没有什么，鲁迅批评过的人很多，也不见得都是坏人。但张春桥到1960年代已经变成真坏人了，特别怕人家揭他老底。吴中杰老师就这样得罪了张春桥，后来复旦的红卫兵组织中有个叫“红革会”的团体发起“炮打张春桥”运动，遭到镇压，张春桥他们就给吴老师安上一个在“反革命小集团”背后“摇鹅毛扇”的军师的罪名，批判大会上给吴老师戴上“反革命”的帽子。“文革”以后当然平反了，我们都把吴老师看作是反“四人帮”的英雄。
吴老师言必称鲁迅，论时事不留情面，每堂课我们都听得很过瘾。我们班级里同学卢新华写了一篇小说《伤痕》，引起了轰动，后来“伤痕文学”的名字就这样叫开了。小说写了一个叫王晓华的女孩在“文革”中误以为自己母亲是党内“叛徒”，与她划清界限，但还是受了很多苦，等到她醒悟过来，母亲已经死了，遗恨永远没办法弥补。
大家都说这个小说写得深刻，独有吴中杰老师表示不同意见，他痛恨王晓华那样的人，为了躲避祸害竟与自己母亲划清界限，还怨恨自己的母亲，他认为这样的人应该给以批判而不是同情。显然，吴老师读《伤痕》是带了他自己的复杂经验和老辣眼光，我们青年人不理解，就缠着与吴老师辩论，吴老师专门花一节课的时间来分析《伤痕》，说得卢新华心服口服。后来卢新华出国，每次回来必去拜访吴中杰老师。
主讲现代文学史的是潘旭澜老师和苏兴良老师，潘老师上课时教室里坐满了听课的人，许多青年教师都来旁听。潘老师满口福建话，说话语速极慢，听他的课很容易记笔记。我是现代文学史课程的课代表，经常去潘老师和苏老师家里聊天，老师们都非常随和。第一次见潘老师，他就问：报纸上有个经常写随笔的陈思和，是不是你？我很惊讶，当时没有第二个叫陈思和的人在发表文章，但我其实也没有发过几篇短文章，潘老师却注意到了。
留校后我受潘老师教诲颇多，刚留校不到一个月，他就叫我到他家里去，说现代文学学会要在海南岛开第二届年会，他不想去参加，想让我代表他去参加。那时候出差开会是极宝贵的机会，年轻人一般也没有资格去参加全国性的年会，但因为潘老师说是代表他去的，学校里都给我报销了差旅费用。在这次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王瑶、李何林、唐弢、严家炎、樊骏、马良春、卢鸿基等一流前辈学者，眼界就此大开。
潘先生还特意给马良春先生写了一封信，要我带去，意思是要我代表他参加学会的理事会。我没有拿出去给马良春，也没有提出过这样的要求。但潘老师的栽培之心我深深领受了，永远铭记在心。后来潘老师担任了中国当代文学学会的副会长，大约是2001年，在广东肇庆开年会，他也是主动要我去参加，并且明确地说，他要退了，一定要我接着他当副会长。他诚恳地对我说，你只要不推辞，一定选得上，别人的工作我去做。好吗？
口气里像与孩子说话，我非常惶恐，就答应了，其实当时我还不是这个学会的会员。苏兴良老师当时是青年教师，与我关系就更加随便了，我经常去他家聊天，那时苏老师的孩子很小，非常顽皮，苏老师总是一边与我说话，一边要对付孩子的缠绕，后来我留校，苏老师也一直帮我的忙。
一年级的现代文学作品选是邓逸群老师主讲。有一次讲鲁迅的《祝福》，邓老师引用许寿裳先生的话，说祥林嫂的悲剧，并非仅在于狼吃了她的儿子阿毛，而是旧礼教吞噬了祥林嫂这样的劳动人民的灵魂，这是精神上的“创伤”。这个话启发了听课的卢新华，他由此想到，“文革”给人们留下的也不仅仅是肉体上的创伤，更严重的是精神上的“伤痕”。于是创作了短篇小说《伤痕》。
可以说，是邓老师生动深刻的讲课启发了《伤痕》的创作，但邓老师很谦虚，从不张扬。中文系教师中对学生最关心的是邓老师，同学们都叫她邓妈妈，每届学生她都能叫出名字，了解他们的情况，从生活到思想，都关心他们。我留校后很多年了，邓老师遇到我还总是叫我小鬼啊，你怎么怎么了。想起来心口总是暖暖的。
邓老师曾经花了很多心血编过一套四卷的现代文学作品选，我们都参加，题解、内容都很充实，但后来出版社不知怎么就不印了。十多年过去了，在邓老师的提议下，由我挑头重新主编这套作品选，邓老师是副主编，全体教研室老师都参加了。我们在原有基础上做了很大的调整，现当代文学作品都放进去了，共有五本。换了一家出版社出版，口碑很好，现在还一直在重印。邓老师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她坚决不肯接受主编费，几次推辞，最后还是没有接受。
复旦读书期间，现代文学的课是我最喜欢也是最投入的课。当代文学史的课程是陆士清老师和唐金海老师主讲，张新老师也讲过诗歌。选修课有陆士清老师主讲的台湾文学，这是全国高校最早开设的台湾文学课程，潘旭澜老师主讲的杜鹏程研究，陈鸣树老师主讲的鲁迅研究，这三门课我都是课代表。
陈鸣树老师是李何林先生的高足，他是熔铸了哲学思想和历史背景来讲鲁迅，他的课受到同学们的喜爱。那时陈老师家住在市中心长乐路，与我在淮海路的住家不远，我有问题就很随便地去他家，他总是很亲切地解答。那时候电话不普及，我有天晚上看书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冒冒失失地跑去陈老师家请教。偏巧他那天身体不适，已经睡下了。我突然敲门，好像师母也不在，陈老师披衣起身，边穿衣服边迎我进去，然后接着谈到很晚。我当时惶恐的感觉至今还历历在目。
古代文学史是中文系的压轴大课。当时给我们上先秦两汉的是顾易生、王运熙两位教授，他们两位的风格完全不同。顾先生人高马大，中气十足，一开口就呵呵地笑；王先生温文尔雅，细声细气，平时上课总戴着帽子，低着头，慢慢地念讲义，一旦说到他感兴趣的题目，如魏晋时代的“风骨”，南北朝的民歌，他的头就抬起来了，眼睛也炯炯有神了，极有风度。
唐宋部分是陈允吉老师主讲，他讲课诙谐潇洒，经常引用钱锺书、陈寅恪、夏承焘的观点，说起来谈笑风生，是中文系最受欢迎的课之一。陈老师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关心学生，与邓老师一样，他几乎叫得出每一个学生的名字，经常到学生宿舍去看望学生，与学生聊天。他掌握了解学生的情况比我们学生自己还清楚。
我有一篇课堂作业是分析刘禹锡的《竹枝词》的，把刘禹锡的竹枝词视为一个整体，像一部民间表演的歌剧一样，有独唱有合唱。写完后我也不知道这样分析对与不对，就冒昧交给老师。陈老师看后告诉我，他已经把这篇作业推荐到《复旦学报》了。不久文章就登了出来。这是我第一次正经发表学术论文，也没有做任何修改。文章发表后我去感谢陈老师，陈老师却对我说，你以后还是在现代文学方面多下功夫吧。
我后来意识到，也许当时系里已经在考虑我留校任教了，希望我在现代文学领域有所努力。文学史的明清部分是李平老师主讲，文学批评史由李庆甲老师、蒋凡老师和黄霖老师分段主讲，骆玉明老师作为王运熙先生的助教也经常来我们宿舍辅导，他们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上过的课还有外国文学史，是外文系夏仲翼、翁义钦两位老师主讲的，写作课是秦耕老师主讲，这些都对我们后来的成长发生过有益的影响。
我本来对古代文学是有兴趣的，如果有老师引导，也可能朝这个方向发展。但也许是受到了陈老师的暗示，更重要的是受贾植芳先生的影响，我的兴趣逐渐转向现代文学。当时我已经和李辉在一起研读巴金著作，并且在贾先生的指导下撰写研究论文。贾先生帮我们推荐了一篇论文给《文学评论》编辑王信先生，很快得到了回信，让我们把论文改成读者来信的形式发表。这样，到了四年级，我已经全力以赴地做巴金研究的论文了。
我们七七级的四年级课程也很精彩，有章培恒先生讲《西游记》的研究，应必诚老师讲《红楼梦》的研究，王水照先生讲苏轼的研究，蒋孔阳先生讲西方美学，刘季高先生的《左传》等等。但因为我把主要精力转到现代文学，就着重选修现代文学方面的课了。但我记得有一门课我是上过的，是日本的伊藤教授讲日本古代文学。章老师陪着他。那位教授上课经常迟到，章老师解释说，在日本高校里，教授为了表示尊严是允许迟到的。
章老师是复旦的明星教授。那时他大约四十多岁，乌黑的头发，西服笔挺整洁，雪白的衬衣，在校园里非常引人注目。他刚从日本讲学回来，用自己的研究经费为中文系购买了大量的日本汉学书籍和研究资料，还学习日本大学教授的工作态度，每学期开设四门课程。他平时不苟言笑，但在课堂上出口成章，满堂生辉。我留校时，系主任是胡裕树先生，很快就换章培恒先生。他当系主任的那几年，是中文系拨乱反正最辛苦的阶段，章先生出于公心，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才奠定了中文系后来发展的基础。
最后，我简单介绍一下贾植芳教授。这是我的导师，我说的“导师”不仅仅指学业上的，更是指人生的导师。贾植芳先生是“七月派”作家，胡风的朋友。1952年院系调整被安排到复旦大学，建设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1955年他受到胡风冤案的牵连被捕，判了十年徒刑，在监狱里关到1965年，然后就放回学校监督劳动。旋即又遭遇了“文革”的迫害。
我们进校不久，他从强迫劳动的印刷厂回到中文系资料室，虽然同样是劳动，但待遇要好多了，也自由多了。我认识贾先生是在资料室里，我与李辉研读巴金著作，正好贾先生带领了中文系老师主编巴金研究资料集。我们自然向他请教，他也乐意热情指点，渐渐地我们就熟悉了。复旦中文系的历史里不能少了贾植芳教授，少了他的故事，中文系的历史就会变得苍白。
贾先生在上世纪50年代就是深受学生欢迎的红色教授，他在系里上四门课：现代文学、外国文学、苏联文学和文学写作。他说话时山西口音很重，一般人初听不容易理解，但还是受到学生们欢迎。我听曾华鹏先生说过，50年代贾先生上课时总是夹一大叠外文资料，当时还没有中译本，他一边讲一边翻资料，顺口就翻译出来，解释给学生听，学生的眼界豁然开朗。
写作课上，贾先生喜欢改动学生的作文，有一次学生施昌东气呼呼地找贾先生，认为先生改得不对。先生耐心与他解说，使他心服口服。贾先生是一位魅力型的教师，他的周围有一大批追随者。后来章培恒、施昌东、范伯群、曾华鹏等学生都因为贾先生的冤案受到牵连，但他们在艰难的人生道路上都没有放弃自己的学业，三十年后，分别成为古代文学、文艺美学、现代文学等领域的翘楚。这就是贾先生的人格魅力所在。可惜施老师去世太早，我那时已经留校任教了，亲眼看到贾先生对施昌东的关怀，远胜于一般父子之情。
我毕业留校后，中文系为每个老先生配一个助手，都由青年教师担任。我担任贾先生的助手，协助他编一部现代文学史上外来影响的大型资料集，那是国家社科规划的。我在贾先生的指导下编完这部资料集后，就跟着他研究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后来比较文学学科兴起，贾先生接受中文系领导的委托，开始筹建比较文学学科点，招收研究生，并且担任了上海比较文学学会的会长。
因此可以说，贾植芳先生为复旦中文系创建了两个学科，培养了一批优秀学者，学术传承源远流长。贾先生一生艰难坎坷，四次入狱，但其性格开朗，胸襟坦白，硬硬朗朗地活了一辈子。他经常说，他的一生就是要把人字写端正。这个话，我起先还没有贴切的理解，后来在经历了1980年代的一系列风波后，我渐渐地明白，要真正做到把人字写端正，还真是不容易的。
我留校以后，还是不大关心集体的事情，所以中文系的历史我说不大清楚。我住在市区，一般上完课就到第九宿舍先生家里聊天，吃饭，喝酒，完全像自己家里一样。有朋友来了，也总是往先生家里带，那里的人越来越多，渐渐地，周五中午就成了一个自然聚会点。别人要找我就到先生家里，总是能够找到我的。
后来有个时期，风声紧了起来，我因为在1988年与王晓明教授联袂发起“重写文学史”，在徐俊西老师主编的《上海文论》上开设专栏，造成过一些社会影响。有人想把“重写文学史”当作资产阶级自由化来批判，中文系也有些人搞些兴风作浪的动作。我不太了解，也不在意。但许多关心我的老师都跑到贾先生那里，让他转告我，要我小心谨慎对待，周斌武老师最为关切。
但这一切，贾先生都是很久以后才告诉我的。他当时什么也没有说，我去他家，照例就是喝酒，吃饭，聊天，并以自己的历史经验教训，分析当时的形势，往往一言道破天机，让人心情豁然开朗。时光一天一天过去，雨过天晴，什么也没有发生，惟有老师们的关怀和教诲，我一辈子也忘记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