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都在强调经济要有新常态，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政府也要有新常态。经济新常态，政府旧常态，政府就会与经济发展相脱节。经济新常态，政府新常态，二者互相携手，互相调整，互相促进，一个现代社会的新常态也就随之产生。

要使政府有新常态，就必须给政府定位置、定规则、定方向、定原则、定标准，从而防止政府以新常态的形式走旧常态的老路，搞形式主义。也同时防止政府放弃了旧常态，却不会走新常态的路，找不到新常态的方向，把权宜之计固化为新常态。政府在走向新常态的过程中，可以采取政治策略用旧常态的形式搞新常态内容，防止出现不稳定的因素，化解走向新常态过程中出现的不可预测的风险。

政府新常态的定位是服务。政府具有暴力职能、统治职能、管理职能和服务职能。政府的转变过程是由暴力职能为主转向统治职能为主，再由统治职能为主转变为以管理职能为主，再由管理职能为主转变为服务职能为主。政府职能的转变既是一个历史过程，也是一个由传统政府转向现代政府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的“四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从不同侧面强调了政府的服务职能，强调了为人民服务的政治伦理。一个服务型的政府，才是深得民心的政府。构建服务型政府工程，就是构建民心工程。全面从严治党，也是把反腐败的红利红包发给人民，让人民在反腐败中得利。

政府新常态的规则是法治。现代法理的基本常识是，凡是法律没有规定的，公民都可以做，凡是法律没有规定的，政府都不允许做。即使是服务型政府，也必须是在法治框架下的服务。过去那种政府先行，立法随后跟进的状态要改变。要先立法，然后让政府在法治的框架下有所为，有所不为。政府的勤政是法治之下的勤政，在法治之外的勤政实则是滥政。政府的懒政要在法治之内得到约束，不能在法治之外对懒政进行约束。政府的形式主义、不可避免的官僚主义在法治之下具有客观的合理性。政府的行为无论如何崇高，都不是放弃法治的理由。文明政府、服务型政府，首先必须是法治政府。

政府新常态的方向是小政府、大社会。在八十年代，邓小平就说过，政府管了很多不应该管，管也管不好，管也管不了的事情，这与权力过度集中有关，也或多或少与封建主义有联系。现在这种局面，不但没有打破，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政府介入经济事务、企业事务过多，客观上成为企业的董事长，企业成为政府的总经理，董事长管着总经理，让企业放不开手脚，从而使政府失去了公正性，使政府公器成为企业私器，助长了政府的腐败和寻租。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也同样如此，社会及其组织的功能被政府所取代，社会功能政府化，社会组织官本位。政府现在要做的就是从经济和企业中剥离出来，让政府的归政府，企业的归企业，社会的归社会，从而形成政府、企业、社会“三足鼎力”格局。

政府新常态的原则是平等协商。政府要有权威，但政府的权威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的。现在强调要全方位建立协商民主体系，政府协商是协商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协商民主的重要环节。没有平等，只有权威，协商民主就流于形式。只有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权威才是真正的权威，只有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协商，才是真正的协商。政府要与政党、人大、政协、人民团体、社会组织进行平等地沟通、对话、协商，制定的政策、规则、标准才具有权威性。

政府新常态的标准不再以经济GDP论英雄。前段时间，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两会”都将“淡化GDP”作为构建2015年经济“新常态”的重要内容，上海则甚至直接取消了GDP增长的具体目标，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应该看到，GDP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历史的合理性、必然性和进步性，但也有一定程度的破坏性。这种破坏性体现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而且这种破坏性越来越严重，如果不及时加以制止，不但会葬送改革的成果，而且还会使执政的合法性资源不断流失，使社会陷入不可治理状态。不可否认，政府官员也有追求合理自利的一面，应该转变这种通过追求GDP而实现政府自利的局面，应该把追求经济GDP转变为追求环保GDP，转变为追求服务GDP，追求法治GDP，且配置量化的指标。

(瞭望东方周刊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