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才俊，负笈京华苦追寻
曾广开：傅先生，您好！我受《中国文化研究》编辑部的委托，就有关学术问题向您请教。据我所知，您是新中国成立后在高等院校接受教育，继而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的，您在青少年时期，是否就有献身学术研究的志向呢？
傅璇琮：说起来话长，从我1951年离开家乡宁波来北京求学，转眼已经57年了。我出生在浙江省宁波市。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宁波因为是“五口通商”的城市之一，与海外的交往日益增多，是旧中国最早接受西方文化的地方之一。我父亲年轻时曾在当地教会学校接受过一些基础教育，为养家糊口，后来到南京一家营造公司做小职员。依靠父亲微薄的收入，母亲带着我和三个妹妹，勉强可以度日。
抗日战争胜利后，宁波中学才得以从浙江东阳迁回宁波。由于刚经过战争，校舍破烂不堪，经费严重不足。学校于1946年春季开始恢复招生，我恰好前一年小学毕业，就报考了宁波中学。当时宁波中学是浙江省立中学，具有非常好的教育传统，加上公立学校费用较低，吸引了宁波与周边几县的考生，竞争相当激烈。我有幸考进宁波中学，对我今后的发展至关重要。我的国文老师吕漠野很有才华，会写新诗，课也教得好；还有校长钱念文先生，讲授近代历史课，他思想开明，视野广阔，学生深受启发。特别是吕漠野先生常常根据夏丐尊、叶圣陶等主编的《开明少年》杂志的征文活动来安排作文训练，使我的作文提高很快，好几次参加征文投稿，都被采用，发表在《开明少年》上。那时刊物稀少，作为一个初中一、二年级的学生，能够公开发表文章，自然非常兴奋，愈来愈增强了对文学的兴趣。
曾广开：您少年时期才思敏捷，天分极高。我读过您在中学阶段写的文章，觉得比现在很多高考文科状元要好得多。如果你从事文学创作，一定会成为优秀的作家，可您后来却专注于学术研究。您早年在宁波中学的学习经历，对这一选择有什么影响吗？
傅璇琮：我那时性格内向，喜欢读书，喜欢历史、国文，受当时风气影响，喜欢读翻译小说，特别是高尔基的短篇小说，自己有时也学着写些小说。当时的开明书店有个规定，就是学生的稿件采用后，不用现金付稿酬，而是寄赠开明书店的购书券。我当时攒了些购书券，去书店购书。看到复旦大学朱东润先生写的《张居正大传》，一下子被吸引住了，我立即买下这本400多页的书，一口气读了一遍。尽管我当时未必能够完全理解这部书的内容，但书中优美的叙述、精彩的对话，特别是张居正那“一个受时代陶镕而同时又想陶镕时代底人物”的形象，使我深深感动，从此我又对史传文学产生了兴趣，一发现朱东润先生所做的人物传记，就千方百计找来阅读。这对日后从事学术研究也许是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尤其是对我上大学时选择报考中文专业有着直接的影响。
曾广开：我现在重读您二十多岁时所做的文章，仍深为您深厚的学术功底所折服。您在清华、北大读书期间接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尤其是传统国学研究的学术训练，这对您后来的研究工作一定有很大帮助。您的经历和体会，对我们这些后学应该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傅璇琮：我是1951年9月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的。众所周知，民国以来，清华研究院相继有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大师执教，开创了现代学术研究的新风气。当时的清华，是每一个学子向往的地方。我在清华中文系读了一年，由诗人陈梦家先生教语言文字概论，李广田先生教文艺学引论，王瑶先生教国文，几位先生的风采至今还时常在脑海中浮现。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清华变成单一的工科大学，北大为文理科综合大学。这样一来，我在大学二年级时又转到北大学习。当时的北大中文系，汇集了国内众多一流的学者，成为学术研究的中心。如从清华来的吴组缃、浦江清、王瑶、冯钟芸、郭良夫等先生，从燕京大学来的高名凯、林庚、林焘等先生，从中山大学来的王力、岑麒祥、袁家骅等先生，加上原来北大的杨晦、魏建功、游国恩、周祖谟等先生，一时间名家荟萃，几乎每一门基础课都由国内顶尖的学者执教。特别是中国文学史，由游国恩先生讲授先秦两汉文学，林庚先生讲授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浦江清先生讲授宋金元明清文学，王瑶先生讲授“五四”至1949年的现代文学。与现在的本科教学相比，那时的课程比较少，但“中国文学史”分量很重，每周六节课，整整上四年。那时的高年级学生，常常在老师的带领下从事一些学术课题的研究，尤其是参加一些有关文献资料的整理工作，耳濡目染地受到大师们学术的沾溉，开始进行科研的训练，打下了坚实的学术研究的基础。
曾广开：傅先生，您后来在北大留校做助教，主要是协助浦江清先生从事宋元明清文学史的教学辅导工作，虽说您跟随浦先生仅有两年多的时间，但您对古典文学的认识，以及您的治学方法，尤其是您后来对文学史的看法，似乎都受到浦先生和其他几位前辈学者的影响，您能谈谈这方面的感受吗？
傅璇琮：清华、北大有着良好的学术氛围，有许多卓有成就的国学大家。而且大多没有门户之见，希望学生能够兼收并蓄，取众家之所长。但由于每个人经历、知识结构、性情、趣味、志向不同，会对某一位大师情有独钟，在学术研究中更多地接受其影响。比较而言，我在治学上偏重文史互证的路子，一直强调从整体出发来进行研究，从远祧陈寅恪、闻一多的学术传统的角度来看，我更多地接受了浦先生影响。但由于浦先生性格洒脱，颇有魏晋之际的名士风范，我却比较内向，沉默寡语，与浦先生的不拘小节、任性自然有所不同，很难亦步亦趋地规模浦先生行事的风格。记得我刚留校时，去请教浦先生：“当年您在清华给陈寅恪先生当助教时是如何向他学习的？”不料浦先生说：“陈先生学问太高，我们不敢学，那时还是我们一些年轻助教一起谈学问，其实也就是谈谈最近读了什么书，这部书写得怎么样，看过了就互相议论，没有看过就回头赶快找来补上。”这番话我当时印象深刻，觉得应该完全照着做，于是就和教研室的几个年轻助教、研究生经常在一起探讨学问。如今回想起来，自己没有完全理解浦先生的话中深意，如果自己勤奋努力，向老师请教真正的学术问题，老师怎么会吝于赐教呢？当然，我那时也认识到自己的性格特点，除了努力向浦先生学习外，尽量吸收几位授业师长的长处。
游先生是楚辞研究的权威，他二十几岁时做的《楚辞概论》，就被鲁迅先生《汉文学史纲要》一书列入参考书目中。无论是他的楚辞研究，还是他对汉魏六朝乐府、白居易和清代戏曲家洪昇的研究，都具有实证的严谨之风。他的《离骚纂义》、《天问纂义》所体现的对研究资料的广搜博采，以及通过探幽发微的考证彰显出透辟的见解，这一直是我努力达到的一种学术境界。林庚先生具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又是名著一时的诗人，他的学术研究既有颇见功力的文史考辩，又有充满诗人气质的情感的自然流露，尤其善于从宏观的角度考察一代诗风。林先生在唐诗研究方面提出的最著名的论点是“盛唐气象”。他的楚辞研究也颇有心得。我一直主张从历史文化的层面来研究文学，强调从整体出发进行“群体”研究，特别是我认为学术论文的写作不仅仅是一个旁观者平静的描述，而是要体现作者内在的情感与强烈的人文关怀，这样才能达到陈寅恪先生提倡的对研究对象的“了解之同情”。所有这些，都可以说我自觉地接受了林庚先生的影响。浦江清先生是吴宓先生的弟子，毕业于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同时精通国学与哲学，曾在清华研究院担任陈寅恪先生的助教。他受王国维、陈寅恪等大师的影响，致力于文史考证，主张在一般学者忽略之处深入钻研，发前人所未发。如《屈原生年月日的推算问题》、《八仙考》、《花蕊夫人宫词考证》等，多有创见。其后又受闻一多、朱自清先生的影响，主张精读原著，结合前人的成就，融会贯通。王瑶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在古典文学领域也是成绩卓著。从他的《中古文学史论集》、《陶渊明集》和有关魏晋文学的论述中，不仅可以看到他深厚的文献功底，而且可以感受到他视野的广阔，注重历史文化与文学互动联系，这也是闻一多、朱自清等先生有意倡导的新的研究思想的体现。
从1951年秋季进入清华学习，到1958年春季离开北大，这七年半是我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日子。如果没有前辈学者的教导，很难想象我会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
采铜于山，千辛万苦唯自知
曾广开：傅先生，您从大学读书期间，就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1958年初，您被迫离开北京大学，来到商务印书馆，随即转入中华书局，从事编辑工作。请问您是如何转型的？
傅璇琮：1955年上半年，文艺界开始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据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是一个重要据点。因为我有本译著《苏联文学史教学提纲》想在那里出，曾与上海新夏艺出版社联系过，于是就莫名其妙地受到牵连。北大党委立刻派人找我进行严肃的谈话，并对我进行了严格的政治审查。大概最后发现我仅仅是个普通学生，与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成员没有任何往来，就不了了之。
1957年，在所谓“反右”运动开始前，北大的几个青年教师筹划创办一个《当代英雄》的刊物，主持人是乐黛云，她当时虽然只有26岁，但由于她是中文系教师党支部书记，又是北大副校长汤用彤的儿媳，著名学者汤一介的夫人，所以颇有号召力。加上参加者多是中文系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如裴斐、褚斌杰、金开诚、沈玉成、施于力和谭令仰等，大家平时在一起谈论学问，关系融洽，我自然乐于参加。哪里知道，“反右”运动一开始，许多平时喜欢提意见的人就在劫难逃。我平时不爱讲话，是典型的书呆子，从没有得罪过人，按当时的政策，顶多也就是“白专”典型，有点“右倾”。可能是学校要完成上面定的“右派”指标，就四处搜寻可以定为“右派”的目标。所以，尽管我们的刊物还没有出版，由于筹办“同人刊物”犯了大忌，一个现成的“反革命小集团”很快浮出水面，于是在1958年元月，8个人同时被带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曾广开：这次运动，波及面很大，那么多的知识分子遭受迫害，国家因此伤了元气。当时绝大多数“右派”分子被关押或遣返原籍监督劳动改造，象您这样仅仅是被逐出北大，还安排工作，大概就是为了体现“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政策吧。
傅璇琮：我属于那种外表温和、骨子里倔强的人，由于平时言语不多，不喜欢随便议论时政，批评他人，因而才得以从轻发落，被安排到商务印书馆，这也是不幸中的万幸。
1958年2月，我离开北大来到商务印书馆古籍编辑室，吴泽炎先生当时是编辑室主任，让我根据云龙旧编重新编辑清代学者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我当时年仅26岁，被带上“右派”帽子，政治上再没有任何前途，因而情绪失落、忧郁是难免的。吴泽炎先生让我整理《越缦堂日记》，本意是让我收收心，不要一直沉陷在痛苦失望之中。我开始也是借古籍的阅读整理排遣忧愁，渐渐地沉迷其中，忘却了自己的“罪人”身份。我记得当时住在集体宿舍，一下班有家的人都走了，我就搬出一张藤椅，坐在廊下，面对满院的牡丹花、月季花，手执一卷白天尚未看完的线装本《越缦堂日记》，一面浏览李慈铭在京中的行踪，一面细览其所读的包括经史子集各类杂书，并在关键处夹入字条，预备第二天上班时抄录。真有陶渊明“时还读我书”的韵味。
曾广开：政治上的不幸，让您较早成熟起来，把献身学术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您此时遭受的磨难，以及后来在“十年动乱”中遭受重重打击，都没有把您压垮，反而更坚定了您献身学术的志向。不由让人想起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的感叹：“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辩之者。”
傅璇琮：我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了半年，随即调入中华书局古代史编辑部工作，一边从事历史文献的校勘整理，一边进行古代文学的研究。
曾广开：进入中华书局工作后，您的学术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从您早期的学术实践来看，偏重于文献整理和文史考据，这是您为避开现实政治的影响有意为之，还是因编辑工作影响所致？
傅璇琮：两方面的因素都有。我在北大读书、工作时，学习过一些新的文艺理论，我还翻译过前苏联的《苏联文学史教学提纲》，也关注一些学者运用阶级斗争学说来研究古代文学的现状。但由于当时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特别是文艺界历来是运动的重点，“民无所措手足”，只能离得远一些。我一直仰慕陈寅恪、岑仲勉、闻一多这些对中国文化做出巨大贡献的大师，自然不会跟着潮流走，简单地去给一些古代的作家、作品贴上现实主义的或反现实主义的标签，而是比较自觉地选择走实证的路子来做学问。另外，我在中华书局主要是编辑古代文史类的典籍，在古籍的校勘、整理方面，传统的考据是其他方法无法替代的，仍旧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尽管我已经意识到传统的浙东学派实学的方法必须有所突破，但浙派实学的基本精神还是应该继承发扬。
曾广开：1964年，您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杨万里范成大卷》出版，同时还完成了《黄庭坚与江西诗派卷》，您能谈谈当时的构想和选题的原委吗？
傅璇琮：1959年，中华书局古典文学编辑室相继接到两部书稿，一是陈友琴先生的《白居易诗评述汇编》，一是孔凡礼、齐治平先生的《陆游评述资料汇编》，当时的编辑室主任徐调孚先生让我负责这两部书的编辑。我因此受到启发，觉得应该编一套《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的丛书，每一种书，凡作家生平事迹的记述，作品的评论，作品本事的考证，版本流传的著录，文字、典故的诠释，包括各种不同甚至互有争议的意见，都尽可能加以辑集。这样做，一方面可以省却研究者翻检之劳；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为作家作品研究提供系统的材料。这是一种高水平的古籍整理，也是文学研究的基础性工程。我的想法得到了编辑部的肯定，于是按照我的设想，将陈友琴先生的著作编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白居易卷》，孔凡礼、齐治平先生的著作为《陆游卷》。编辑部又编著《李白卷》、《杜甫卷》，同时约请人编《陶渊明卷》、《柳宗元卷》；我自己一直对宋诗感兴趣，就编了《杨万里范成大卷》和《黄庭坚与江西诗派卷》。
曾广开：这是您对《唐诗纪事》、《宋诗纪事》等典籍体例的继承与创新，针对某个作家或某个课题，采用一网打尽的方式汇集所有的文献资料，的确达到了一编在手，纵览无余的效果。我注意到这样的情况：由于这套丛书的影响，以后别集的整理，开始尽可能附录有关作家生平事迹的记述、作品的评论、作品本事的考证、版本流传的著录等内容。古籍整理的整体水平也随即得到了提高。我们这些20世纪80年代后开始从事学术活动的人，从中受益匪浅。如同门学长莫励锋教授的博士论文《江西诗派研究》，依照《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中《杨万里范成大卷》、《黄庭坚与江西诗派卷》提供的线索，不仅节约了时间，从中也得到许多启示，深化了研究。
傅璇琮：建国以后，受前苏联文艺理论的影响，以论代史，很多人不注意材料的收集整。实际上，从事一个专题研究，必须从收集材料开始，而对材料的种种考辩，就是重要的基础研究工作。这种“采铜于山”的原创性工作，在当时的条件下，只能用手工的方式从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中去收集，十分辛苦。如今，随着计算机的普遍使用，这样的资料整理工作已经方便了许多，但由于受现实社会中经济利益考量的影响，许多人急功近利，不愿意做艰苦的资料收集和整理工作，所以今天类似这样有份量的研究著作也还是不多。
曾广开：您的看法，对消除经济大潮冲击造成的浮躁学风的确是一剂良药。
“精审密察”，踵武前贤成果硕
曾广开：“十年动乱”期间，许多正直的知识分子受到冲击。一大批学有专长的学者，被逐出科研机构或高等院校，放逐到“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您当时也遭受了那么多的磨难，是什么信念支撑您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呢？
傅璇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那时我虽已免除“右派”的帽子，但仍受到冲击。后来我被安置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其间种种非人折磨，至今忆及仍心有余悸。但对一个读书人来说，最大的痛苦还不是身体的折磨、生活的困顿，而是剥夺了你读书的权利，让你对人生甚至对生命失去信心，精神上遭受更大的折磨。好不容易等到1974年，我才离开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参加二十四史的出版工作，当时负责《宋史》点校本的编辑。七年多的时间，就在动乱中被耗掉了。说实在话，当时的局势，普通百姓一时难以看明白。但人们一直保持着一个信念：那就是相信共产党。所以，我也坚信，共产党不会割断历史，思想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传统文化，总要有人来做古籍整理的工作。所以，尽管环境是如此的险恶，我还是找机会读读书，将自己的思路理清楚，等待时局的好转。
作为《宋史》的责任编辑，我细致地通读了《宋史》。这对我日后主编《全宋诗》，应该说有很大帮助。特别是阅读历史文献，使我加深了对传统的文史互证的治学方法的理解，认为文学研究也应该是历史文化的综合研究，或文化史的批评。
曾广开：1978年底，您完成了《唐代诗人丛考》，这是您的第一部专著，它体现了您对唐代文学什么样的认识？
傅璇琮：“文化大革命”前，我曾为王仲闻先生点校的《全唐诗》写过一个《点校说明》，这是我涉足唐诗研究领域的开始。通过阅读《全唐诗》，参照文学史的有关论述，我发现通行的几种文学史著作缺乏史的叙述，而是像一个个作家评传、作品介绍的汇编。受西方文艺理论家丹纳《艺术哲学》的影响，我觉得应该从文学的整体出发来研究唐代诗歌，要研究在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潮影响下产生的不同流派的作家群。具体地说，应该以某一发展阶段为单元，叙述这一时期的政治和经济，这一时期的群众生活和风俗特色。为什么我们不能这样来叙述，在哪几年中，有哪些作家离开了人世，或离开了文坛，而又有哪些年轻的作家兴起？在哪几年中，这一作家在做什么，那一作家又在做什么，他们有哪些交往，这些交往对当时及后来的文学具有哪些影响？在哪一年或哪几年中，文学创作的收获特别丰硕？而在另一些年中，文学创作又是那样的枯槁和停滞，这些又都是因为什么？
我当时设想通过编年体的形式来研究和叙述文学史，但要实现这种构想，必须从积累材料着手，先编唐代文学的编年资料，同时为每一个有成就的作家撰写比较信实可靠的传记。所以，从上世纪60年代初，我就开始积极准备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在阅读《旧唐书?文苑传》、《新唐书?文艺传》、《唐诗纪事》、《唐才子传》等文献记载时，不断地发现其中存在不少缺漏和错误。这些错误，却一直为一些文学史著作和唐诗选本所沿袭。这种情况，使我对作家事迹考辨的工作发生了兴趣，并由此搜集了有关的资料，重点考证了肃宗、代宗时期作家的事迹，间或论其创作。我认为，过去对大历时期的研究是不够的，简单地给大历诗风贴上形式主义的标签更是武断的。大体上说，大历诗人可以从地域上划为南北两个风格不同的群体，许多诗人都存有反映现实的诗歌作品，其创作直接开启元和时期的韩孟、元白两大诗派和众多的元和诗人。
1974年回到北京后，我就集中精力进行这一课题的研究。1978年底完成这部著作，等到中华书局出版发行时，已经是1980年元月了。
曾广开：近来许多评论者从文化学的角度给予这部书极高的评价。我认为，尽管您自己也主张“历史文化的综合研究”，这部书也体现了您对唐代文学研究的整体思考，您提出要注意研究中小作家、注意从地域和群体的角度来理清唐代文学发展的基本脉络，均为创见。但这些都不必与文化学攀扯关系。这部书应该说是一部比较纯粹的文献学专著，书中资料丰富，不仅有许多细密的考订，还详细论述了这批中小诗人在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正如钱鍾书先生称赞的那样：“其精审密察，功力更胜于《江西诗派》之仅以渊博出人头地者。”也就是说，您对考据方法的运用已经达到浙派“通贯”的境界，能够用通识的眼光统摄考据。一般说来，学术研究的目的，要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真实，或者揭示历史演进的成因。文献学研究重在还原历史真实，其本身就具有历史文化的品格。不知道您是否认可我这种理解。另外，从学术演进的历程看，我认为这部书具有引领学术风气的作用，其示范作用远远超过了论著本身的研究价值。诚如同门学长蒋寅教授所说，您应该属于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代学者，“文化大革命”刚结束时，第一代学者早已凋零大半，残存者也是劫后余生，心衰力竭，尚未恢复学术元气。第二代学者大多刚刚起步。这部专著的问世，犹如空谷足音，不仅预示着一个新的学术局面的到来，更以其上乘的学术品位成为第三、第四代学者效法的典范。
傅璇琮：我非常钦佩闻一多先生对唐代诗歌所做的艺术分析，希望在继承乾嘉学派考据传统的同时，能够具有陈寅恪、闻一多先生等的通识，把考证与作家思想、创作道路、作品分析、时代背景等方面的研究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对传统的治学方法不仅要继承，还要有所突破，才能适应新时期学术研究的需要。
曾广开：1984年，您出版了《李德裕年谱》，后来又出版了《李德裕文集校笺》，这两部著作，都是文献学的典范之作。您有意识地通过文献的梳理，逐步解决唐诗研究的一些重大问题，选择研究李德裕，表达了您对中晚唐文学的基本观念。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傅璇琮：我在研究中唐诗人的同时，认识到唐朝中后期对时局影响产生重大影响的“牛李党争”应该给予高度重视。中晚唐文学的复杂情况，需要从“牛李党争”的角度加以说明，而要研究“牛李党争”，最直接的方法则是研究党争的核心人物李德裕。
唐代的“牛李党争”发生在九世纪的前半叶，也就是唐朝的中后期。牛党的首领是牛僧孺和李宗闵，李党的首领是李德裕。牛僧孺、李宗闵、李德裕三人都曾任过宰相。两党的一些重要成员，也有的作过宰相，有的担任过中央和地方上的要职。因此，他们之间的斗争，必然会对当时的政治产生重大影响。怎样来区分牛党和李党？用什么标准来评判这两党的功过是非？过去，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提出过一种说法，说牛党重进士科，李党反对进士科而重门第；李党代表两晋、北朝以来的山东士族，牛党代表唐高宗、武则天之后由进士词科进用的新兴阶级（《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政治治革命及党派分野》）。这一说法过去在史学界很有影响。但这种仅仅以对进士科举的态度来作为划分两种不同政治集团的标志，在理论上是难以说通的，在实际上也不符合客观材料。进士科唐初就开始实行，到这时已经经历了200年，为什么到这时偏偏发生了牛李两党的争论呢？李德裕固然不是进士出身，但李党的其他重要成员很多是进士出身的。牛僧孺是隋朝贵族大官僚宰相牛弘之后，李宗闵是唐朝的宗室，论门第都要比李德裕显赫。所谓牛党重进士，李党重门第，这种传统说法看来是不能成立的，现在有些历史学家已不主张此说。
牛李党争并不是什么偶然事件，它是当时历史条件的产物；它也不是单纯的个人权力之争，而是两种不同政治集团、不同政见的原则分歧。唐代中后期政治生活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藩镇割据。藩镇与中央政权的矛盾，是当时统治阶级中的主要矛盾。李德裕是反对藩镇割据，维护中央集权的。会昌年间他当政时，力排众议，坚决主张对拥兵擅命、盘据泽潞的刘稹进行军事讨伐，就是明显的例子。与此相对立，大和五年（831年）牛僧孺为相时，卢龙节度使李载义被部将杨志诚所驱逐，杨志诚拥兵自立，牛僧孺却是姑息偷安，承认这一既成事实。宦官专权是唐代中后期政治腐败的又一表现。宦官主持了好几个皇帝的废立，操纵朝政，并且直接与一些朝臣勾结。李德裕是主张抑制宦官的权力的，他在抗击回纥、平定刘稹的战争中，不许宦官干预军政，加强了将帅的权力，使得指挥统一，保证了战争的胜利。他在会昌时的一些举措，都可看出是主张抑制和削夺宦官干政的。而李宗闵等人，就是由于依靠宦官的帮助，才得以排挤掉李德裕而做上宰相的。唐朝中后期，西北和西南边防相当紧张，经常受到回纥、吐蕃和南诏的侵扰。李德裕在文宗大和年间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整顿巴蜀的兵力，成绩斐然，并使得沦陷已久的西川入吐蕃的门户维州归附唐朝；而这时牛僧孺为相，却执意放弃维州，结果是平白丢掉重要的边防重地，并使得降人受到吐蕃奴隶主贵族残酷的报复性杀戮。在对回纥的战争中，李德裕主张积极巩固国防，保护边疆地区的正常生产，在此基础上与一些有关的少数民族政权保持和好关系；而牛僧孺则一味主张退让，所执行的完全是一种民族投降政策。佛教在唐中期以后大为发展，使得“中外臣民承流相比，皆废人事而奉佛，刑政日紊”（《通鉴》卷223）。李德裕明确指出，释氏之教“殚竭财力，蠹耗生灵”（《祈祭西岳文》）。他赞助武宗禁佛。当时还俗僧尼四十一万多人，充作国家的两税户，收寺院良田数千万顷，有的分给“寺家奴婢丁壮”耕种，有助于农村生产的发展。但宣宗即位，牛党白敏中等人执政，马上宣布兴佛，恢复佛教势力。由此可见，李德裕的一些在重大政策问题上的主张和行动，在历史上是进步的，他是一个要求改革、要求有所作为的政治家。
牛李党争对于当时的文学也有很大影响，尤其与当时一些作家的政治态度和身世遭遇直接有关。中晚唐文学上的几位大家，除了韩愈、柳宗元因去世较早以外，其他如白居易、元稹、李绅、李商隐、杜牧，都牵涉到党争。另外如李翱、皇甫湜、孙樵等，也都在作品中涉及到这一斗争。以白居易和元稹为例，元稹的某些方面是被人忽略的。他由江陵召回不久，在起草贬令狐楚为衡州刺史的制词中，指责令狐楚在元和时“密隳讨伐之谋，潜附奸邪之党”。这两句是说令狐楚附和李逢吉，阻挠对淮西的用兵，又巴结权臣皇甫镈，排斥裴度等贤臣。李逢吉正是李宗闵、牛僧孺等人早期的庇护者。元稹后来又直接与李宗闵发生冲突，指斥李宗闵等人利用科场弊端，为贵要子弟考取进士而奔走说情。据说元稹为此事起草的诏令，使李宗闵等朋党之徒切齿痛恨。正因如此，牛党人物把元稹视为李德裕一党，屡加排斥。白居易的妻子是牛党骨干杨汝士从父之妹，正因为他与杨家有姻亲关系，就在文宗一朝牛李斗争激烈之际，他主动请求出居洛阳，过着安闲不问世事的生活。白居易后期之所以未能写出如前期《新乐府》、《秦中吟》那样的诗篇，与他的这种不问是非、消极逃避的政治态度极有关系。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说元稹是李党，白居易是牛党，但如果脱离牛李党争的现实，元、白政治态度的变化也就得不到合理的解释。
因此，在《李德裕年谱》中，我紧紧围绕“牛李党争”这条主线展开，希望通过李德裕一生事迹的考订和历史功过的评述，让读者可以了解到当时的社会矛盾、政局变动，并折射出当时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和文学创作的基本风貌。而对牛李党争性质的正确评价，将有助于对当时一些作家政治态度和作品思想内容的研究。
曾广开：这部书的出版，立即得到学术界的好评。您对“牛李党争”的看法，深化了这一课题的研究。但我也看到许多人读了您的书，没有进一步思考，把您的结论教条化，简单划线，一味地褒扬李党，贬低牛党。古来党争，情况复杂，有君子间的政见之争和意气之争，也有君子与小人之争，更有小人之间的互相争斗。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程千帆、周勋初先生指导下研究元和时期的诗歌，也颇为重视您的《李德裕年谱》。我曾系统地研究过这一时期的历史文献，发现以前被划入牛党的也不全是保守昏庸之辈，其中颇有些才俊之士，牛僧孺就是谦谦君子，颇为时人敬重。我的同门学长程奇立教授（笔名丁鼎）后来出版了《牛僧孺年谱》，对于“牛李党争”提出过一些耐人寻味的看法，对牛僧孺的政绩也有许多肯定之处。另外，诚如业师卞孝萱先生所言，“牛李党争”应该是“二李党争”（详见1993年第3期《“牛李党争”正名》一文），牛僧孺并非党魁。我认为：牛李党争开始应该是由政见之争掺杂上意气之争，最后才演变成不问青红皂白的派系倾轧。然而，所谓“牛李党争”，其影响主要是集中在武宗、宣宗两朝，并与君主更替、皇权移易、时局变化有着密切关联。元稹、白居易、韩愈、李绅等在宪宗元和至敬宗宝历年间尽管也遭遇党争倾轧，但与后来的“牛李党争”不是一回事。元稹在做翰林承旨学士时利用往日与同年、同门以及同僚的亲密关系，互相援引，形成一个颇有势力的政治集团。元稹的政治主张有许多地方接近李德裕，但元稹决非李党中人，此时的李德裕却可以说“元党”中人。长庆元年（821）制科案不仅是日后牛李党争的起因，也造成了元稹与裴度的失和。元、裴二人随即又因幽、镇罢兵之事政见不同加剧了冲突，李逢吉乘机玩弄权术，借“于方”案使裴度、元稹二人同时罢相，将二人排挤出朝廷；李德裕也受排挤，出为浙西观察使。裴度属下的韩愈与元稹的好友李绅也受李逢吉愚弄，因“台参”事失和，李绅也差一点被挤出朝廷。不久，元稹好友李景俭醉后使酒怒斥李逢吉，被远贬漳州，温造、独孤朗、李肇、王镒亦受累被贬，冯宿、杨嗣复受累罚俸。李绅等人，再加上先前被贬为杭州刺史的白居易，在翰林院的蒋防、庞严，都可说是元稹的至交。他们有的与李德裕相善，有的却和牛僧孺相善，或者如李绅这样的人与牛僧孺和李德裕二人关系都非常好。所以说，并非所有的士大夫都卷入“牛李党争”。即使是有些人受到政敌的打击，不一定就是“李党”“牛党”之间的朋党倾轧，也许是由于其他原因。如文宗大和三年后，李宗闵、牛僧孺与李德裕都曾一度为相，但他们都审时度势，采取明哲保身的做法，不肯协助文宗与宦官势力做生死之搏，故文宗视为朋党，两罢之，无论“李党”还是“牛党”都遭到痛贬。可见，在文宗开成之前，“牛李党争”并不是朝中朋党斗争的主体。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关“牛李党争”的研究将会越来越深入，但无论是扬李抑牛者，还是扬牛抑李者，都是在《李德裕年谱》的引导下展开自己的研究的，这是不争的事实。
我不厌其繁地讲这么多，主要是想充分说明《李德裕年谱》的确影响深广，它推动了学术界对中、晚唐文学的研究。
傅先生，在《李德裕年谱》出版16年后，您又完成了《李德裕文集校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可以说这部书更鲜明地体现了您对古籍整理的高标准要求。请您具体谈一下《李德裕文集校笺》的校勘原则，我想这对所有从事古籍整理的人都是一个良好的示范。
傅璇琮：这部书是我与周建国先生合作完成的。自宋代以来，李德裕的文集一直没有人系统整理过。《李德裕年谱》完成以后，我就有计划重新整理李德裕的整个集子。1980年以后，唐代文学在史料建设上取得许多重要的成果，一时形成了考证的风气。我为此曾有些担忧，担心会出现乾嘉学派的流弊，考据渐渐流于琐碎。《李德裕文集校笺》也是文献整理方面的著作，如何提高其学术品位呢？我们特别注意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要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统摄考据，根据作家本身的基本情况来合理地修正体例。李德裕是中、晚唐重要的政治家，其文集中大量作品是历史政治文献而不是一般的文学作品。因此，我们没有采用传统的文学类著作的整理模式，去花费大量精力考释典故、词语的出处，探询作品的艺术意蕴，而是把校笺的重点放在作品的系年及历史背景的考订上，通过相关人物、历史事件、地理等方面的考证，透射出这些历史政治文献在当时发挥的重大作用，从而为中、晚唐的社会历史的研究提供足资采信的原始资料。为了充分体现我们的意图，书中“附录”部分主要是“李德裕诗文编年目录”、“李德裕年表”、“有关本书的李德裕集题跋”和“史书所载李德裕奏事及纪事”等。这也是考虑到有关李德裕研究的许多问题已经在《李德裕年谱》和《李德裕文集校笺》前言中得到解决，此处理所当然地删繁就简，各有侧重。
第二，要充分利用和借鉴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李德裕文集校笺》是《李德裕年谱》的姊妹篇，《李德裕年谱》中的许多考证成果都可以采用。但从唐代文史典籍整理的角度来说，近30年来出现了许多高水平的著作，如果不注意吸收这些研究成果，《李德裕文集校笺》也很难达到现在的水平。如我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集合当代二十几位研究唐代文献的专家，以全书所收近400位唐代重要诗人的生平和创作为基本架构，逐条考证基本史料的来龙去脉、是非真假，误者正之，阙者补之，可以说起到了有唐一代诗人事迹资料库的作用。另外，郁贤皓先生的《唐刺史考》、戴伟华的《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吴汝煜先生的《全唐诗人名考》、周勋初先生主编的《唐诗大辞典》、周祖譔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以及我与友人合编的《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方积六、吴冬秀合编的《唐五代五十二种笔记小说人名索引》，对于考订作家行迹、交游及唐人别集注释等，是必备的参考书或工具书。另外，河南大学唐诗研究室编的《全唐诗重篇索引》、佟培基先生的《全唐诗重出误收考》、陶敏先生的《全唐诗人名考证》、陈尚君先生的《全唐诗补编》等，这些著作亦为唐代文史考证的必备之书。
第三，选好底本和校本。自从万曼先生的《唐集叙录》问世后，唐人别集版本源流的研究也取得较大的成果，如陈伯海、朱易安编撰的《唐诗书录》、孙琴安《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等，均足资参考。但如何选取工作底本，仍需要具备一定的眼光并付出艰苦的劳动。一般说来，要选择善本做底本和校本。何谓善本？就是足本、精注精校本和宋元旧本。通过对现存的李德裕文集的版本进行系统的梳理，我们最终选定流传在日本的皕宋楼本《李文饶文集》本做底本，此本是陆心源用月湖丁氏影宋本钞本校订过的明嘉靖本，尚存宋本旧貌。我们根据李德裕文集的流传情况，选定15种刊本做参校本。其中最具有价值的是黄丕烈、翁同龢曾经收藏过的宋残本《会昌一品制集》与北图的傅增湘校本《李文饶文集》。充分利用陆心源、傅增湘的校勘成果，使得这部书具有一个较高的起点，保证了质量。
第四，遍校群书。为了毕其功于一役，除了运用校本、校记来校勘外，我们还以竭泽而渔的方式来占有文献资料。采用新旧《唐书》、《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唐会要》、《资治通鉴》、《唐大诏令集》等相关文献以及唐宋类书、笔记、近数十年出土的碑志文字来参校、集佚，发现了一些前人未曾注意到的问题。
第五，对李德裕的作品作全面的编年。全书405题作品，仅有两题未能确定系年。但为了保持底本原貌，没有根据作品系年打乱原书编次，重新编排；另外，对即使是已经确认为伪作的《冥数有报论》和《周秦行纪论》等，也没有删除，一仍其旧，目的是让读者更全面真实地了解《李德裕文集》的流传过程，从而更准确地理解作品及反映的时代。当然，为了方便读者，附录中特意增加“李德裕诗文编年目录”，这也是前人常用的方法。
曾广开：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李德裕年谱》和《李德裕文集校笺》如同珠联璧合，令人叹为观止。
傅先生，您的每一部学术著作都受到学术界普遍的关注。对您主编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程千帆师曾在序中给予高度评价：“总的说来，在本世纪最后三十年中，傅先生所取得的成绩是卓著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从他的实践看，几十年中，他是在不知疲倦地有目的地追求。他的追求看来很明确，用成语来说，就是《孟子》所说的‘善与人同’；《荀子》所说的‘学不可以已’；《礼记》所说的‘在止于至善’。”这部书在文学史的模式、体例诸多方面的创新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请您谈谈其整体构思以及如何体现您所追求的学术境界好吗？
傅璇琮：我一直呼吁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要从文学艺术的整体出发，强调从社会史、文化史的角度来建构文学史。这就要求从中国古代文学的传统出发重新树立大文学史观，充分尊重各个时代人们所持的文学观，全面、辩证地对待一切文学史现象，对待一切可以搜寻的文学史料，包括注意研究一切在历史上存在过并有所建树的文学文体及其作家，真实、准确、细致地描述出文学发生、发展以及演变的全部过程。如何才能达到这一目标呢？我在开始研究唐代文学之初，就设想通过编年体的形式来研究和叙述文学史，并一直通过文学史料的建设做着基础工作。我的基本思路是：首先把唐五代数百位作家的行踪搞清楚，然后将一个个作家的个人年谱、交游情况、作品系年加以综合排列，这是完成《唐五代文学编年史》的先决条件。在此基础上，借用传统的编年体史书的范式，把唐朝的文化政策，作家的活动（如生卒、历官、漫游等），重要作品的产生，作家间的交往，文学上重要问题的争论，以及与文学邻近的艺术样式如音乐、舞蹈、绘画以及印刷的门类的发展；扩而大之，如宗教活动、社会风尚等等，择取有代表性的资料，一年一年地编排，就会看到文学史上“立体交叉”的生动图景，而且也可能会引发出现在还想不到的新的研究课题。
我的想法，得到几位朋友的支持。我们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完成了这部250万字的巨著。书中采用传统的编年体史书的体例，稍加变通，采取一种纲和目互见互联的办法，先用概括的语句叙述一件事，作为纲；然后引用有关材料，注明出处；有时另引资料进行辩证。纲与叙述、辩证采用不同的字体以示区别。与现在通行的文学史著作比较，这部书类似文学史料的“长编”，基本上是述而不作，没有大段的叙述评析文字，只是如实地排列那些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人物活动与创作的原始史料，严谨地辨析这些史料的可信度与价值所在。同一年发生的事件，有时表面上似乎没有关联，但如果你把它放在动态的文学流变的过程中，就会凸显出它的意义。如唐太宗贞观元年的文学，从正月到八月，该书共列了五条纲，另有14条月份不明，凡19条，依次是：太宗宴群臣，始奏《秦王破阵乐》；僧法琳与慧静唱和；陈子良为相如县令，作《祭司马相如文》；玄奘西行求法；太宗作《秋日》诗，袁朗有和作；上官仪等进士登第；谢偃对策及第；褚亮为弘文馆学士；许敬宗为著作郎，与太宗唱和；李百药为中书舍人；隋遗臣刘子翼不应诏；于阗国画工尉迟乙僧到长安；窦德明为常州刺史，与僧唱和；著《经典释文》《老子疏》的陆德明去世；孔绍安、庾抱、蔡允恭、贺德仁、袁朗等卒，皆有集。这19条所叙的事情，绝大部分不见于通行的纪传体文学史。但正是由于叙述了这些人物的活动，才使得唐太宗对初唐文学发展的作用清晰可见。
曾广开：我很赞同董乃斌先生对这部书的评论，认为其中贯穿着一种明白通达而又更为现代和科学的思想观念，这是全书的灵魂和轴心。因而那些被记录的历史事实才不是单纯的历史事实，其中蕴涵着记录者的判断或加工。那些原本散乱无序的材料经过编排者的精心组织，已经构成一个经纬细密的知识网络，从中可以窥见唐五代三百五、六十年间文学嬗变演进之迹。所以说，这部书不仅仅是以考辨精细、史料丰富见长，其中蕴涵着深邃的思想，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发掘。相信正如您所说，“可能会引发出现在还想不到的新的研究课题”。
亦文亦史，难割难舍“翰林”情
曾广开：傅先生，您特别关心唐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一直都在进行相关课题的研究。据我所知，最早注意到唐代科举对文学产生巨大影响的是陈寅恪先生。后来，程千帆师在《王摩诘（送綦毋潜落第还乡）诗跋》一文中，对唐代科举制度作了详细的说明。诸如进士的地位、考试的难易、考期的变化等，都作了考证。1980年又出版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深化了这一课题的研究。程先生后来说：“傅先生读书范围很广，很博雅”，他说他在研究这一课题时所涉及的资料，您“都注意到了”，并且“把题目扩大了，写成《唐代科举与文学》”（《劳生志略》）。在您的影响下，文史学界开始关注相关课题。请谈谈您是如何展开这一课题研究的，这对深入研究这一课题会有很大帮助。
傅璇琮：1982底完成《李德裕年谱》后，我觉得自己前几年重点是在做史料辨析方面的研究，想把笔放开一些，作一部稍具文采、略带感情的轻松之作，于是又花两年时间写了《唐代科举与文学》，约37万字。我想通过科举制度来展示唐代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与心理状态，以进而探索唐代文学的历史文化风貌。
此书于1986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得到学界的首肯。使我感到欣慰的是，好几位中青年学者，仿我的写作格局，撰写类似的选题。如王勋成教授的《唐代铨选与文学》、薛亚军博士的学位论文《唐代进士与文学》、陈飞教授的《唐代策论考述》。也有学者在研究“宋代科举与文学”。1992年，台湾大学的学者徐志平，为这部书写一书评，刊于台湾的《汉学研究》第10卷第1期。文中详细地介绍了这部书17章的每章内容，以便当地读者有具体的了解。文中指出，当时台湾学者在这方面有相当成果，他列举了11种，如罗龙治《进士科与唐代的文学社会》（《台大文史丛刊》）、台静农《论唐代士风与文风》（《中国文学史论文选集》三）、罗联添《唐代进士科试赋的开始及相关问题》（收入《唐代文学论集》）等，都与我的这部书内容相切，但当时我都未看到。不过徐志平君仍认为：“但以上所列，对唐代科举都只有片面的讨论，没有一本论文能较全面的对整个唐代科举加以说明，即使将这些论文集合起来，也无法一窥唐代科举的全貌。而傅先生此书，不但对唐代科举有完整的讨论，更将其与当时的文学、社会结合起来说明，使读者读后不只是对唐代科举有抽象的了解而已，更能非常形象的认识其真实面貌，这一点，实在是本书极为可贵的价值与特色之一。”
曾广开：您的这部著作，是运用文史互证的方法来研究唐代文学的又一典范之作。通过史学与文学的相互渗透或沟通，掇拾古人在历史记载、文学描写中的有关社会史料，做综合的考察，从而展示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努力再现当时的时代风貌和社会习俗，可以说为唐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文化背景。更为重要的是，程千帆师与您的研究，开拓了文学研究的领域，对后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傅先生，此后您继续关注并深化这一课题，尤为重视“翰林学士”这一特殊的知识分子群体，先后出版《唐翰林学士传论?盛中唐卷》、《唐翰林学士传论?晚唐卷》，进一步从文化的角度切入，来揭示有唐一代士人的文化心态。请您谈谈“翰林学士”这一群体对唐代文学发展的特殊意义。
傅璇琮：我在《唐代科举与文学》序言中写道：”如果可能，还可以从事这样两个专题的研究：一是唐代士人是怎样在地方节镇内做幕僚的；二是唐代的翰林院和翰林学士。这两项专题的内容，其重点也是知识分子的生活。”唐代士人参加地方节镇幕僚，人数很多，其在幕府的仕历对文人的生活道路与文学创作也很有影响。不少翰林学士在其早期，也曾做过方镇的文职僚佐。但翰林学士的社会地位与政治作用，是大大高于方镇幕僚的。唐朝翰林学士是文士参预政治的最高层次。在盛唐设置的这一颇有文采声誉的职位，一直延续到清朝末世，也就是20世纪初。作为社会政治文化的一种重要现象，作为封建时代文人的必然就仕之途，科举制与翰林院，进士与翰林学士，是研究唐至清一千二三百年历史文化所不可回避的。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唐翰林学士研究却不如方镇幕府研究成果多，功夫扎实。已有的论著，则大多属于史学研究，有些则偏向于宏观角度，对唐代翰林学士的政治作用作过高失实的估价。这当然还可另作专题探讨。问题是，很长时期还没有像研究唐代科举与文学、唐代幕府与文学那样，把重点放在当时文士即知识分子的生活境遇与心理状态，并以此为中介环节，把它与文学沟通起来，以便进一步研究唐代文学进展的文化环境。正因如此，现在我们对唐代翰林学士确有深入研究的必要。从我个人的治学思路着眼，我现在研究唐代翰林学士，注意这样两点：一是把重点放在当时文人参预政治的方式及其心态，从而以较广的社会角度来探讨唐代的文人生活及文学创作；二是着重于个案研究，避免笼统而又不适当的所谓宏观概括。就第二点而言，我想按不同的时段，来探索翰林学士群体在不同时期所处的政治环境与文化世态，并对有代表性的人物作某种典型性的剖析，然后可以作出总体性的、有学术价值的结论。从以上的考虑出发，我就计划作“唐翰林学士传论”的专题项目，为有唐一代二百几十个翰林学士一一立传。这可能更有助于提供全面情况，也可为整个中国古代翰林学士研究提供一个文史结合的实例。我在具体操作中，尽可能扩大史料的辑集面，除两《唐书》及《全唐诗》、《全唐文》等基本材料外，还较广泛地涉及诗文别集、杂史笔记、石刻文献等。这样做，既可纠正史书中的某些误载，又可从这二百余位翰林学士的经历中获取值得思考的历史文化现象。众所周知，两《唐书》除“儒学”专传外，又各列有“文苑”“文艺”传，我希望也为当前唐史研究补一“翰学”传，以使唐翰林学士自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建置起，至唐末哀帝天四年（907）止，有一个完整的列传全书。这也算是新世纪所补作的一种唐代史书，堪为自慰。
曾广开：由于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两《唐书》的编纂、传刻中有许多错误，然就体例而言，《史》《汉》以下，尚无“翰学”传。自盛唐起，至清朝末年，翰林学士群体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唐翰林学士传论》的完成，不仅推进了“唐代科举与文学”的研究，更重要的是通过对两《唐书》的修订补充，为唐代文史研究提供了详实可信的史料，继而对廿四史体例的进一步完善都将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本身就是历史文化建设的重大成果。
从这两部书所呈现的学术风格来看，您的考据早已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钱鍾书先生曾称赞说：“璇琮先生精思劬学，能发千古之覆”，确是至评。您立志要继承“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五）的传统，这部《唐翰林学士传论》充分体现那种深挚的人文关怀和宽广的文化视野。
从心所欲，盛世修典展长才
曾广开：傅先生，我读过一些研究您的学术思想的文章，有的认为称您是考据学专家或者只称许您在文献学领域的成就与您国学大师的身份不般配，于是纷纷从“大文化”的角度来评说。我以为大可不必。文献整理的工作，有哪一项不与“文化”有关？从“文化”角度来研究问题，难道就是吕祖点石成金的手指头？戴逸先生分析晚清浙派时说：晚清，“传统的考据之学在社会变动以及西方文化的撞击中衰落蜕变，但尚未完全消歇，浙派学术即其嫡传。其代表人物有俞樾、黄以周、孙诒让、章太炎、王国维。”（《汉学探析》，见《清史研究集》第2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浙派“因受西方学术的影响，力求与西学沟通，其杰出代表能够中西兼纳，推陈出新，故其特点在创新。”（《吴、皖、扬、浙——清代考据学的四大学派》，《人民政协报》，1999年9月29日）傅先生所服膺的前辈学者陈寅恪、岑仲勉、闻一多，都是继承这一学术传统并与时俱进的杰出代表。作为浙派的传人，您是学术界公认的具备文史哲通识的文献学大师。正因为如此，随着改革开放的日趋深入，盛世修书，众望所归，您相继担任《全宋诗》、《续修四库全书》和影印文津阁本《四库全书》主编，为新时期的中华文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请您介绍一下这几项浩大的文化工程的实施过程好吗？
傅璇琮：我先来谈谈《全宋诗》的编纂经过。《全宋诗》是国家八五重点文化项目，也是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规划与资助的重点项目，由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承担。1986年，该所邀请我来参与并担任主编。我当时认为主编非钱鍾书先生莫属，就和该所所长孙钦善教授一起去拜访钱先生，力请钱先生出来主持这一重大工程。不料钱先生婉拒，说他只能自己写书，绝不出门当主编，更不能挂虚名。于是，我只好勉为其难，承担起主编的责任。
编纂一代诗歌总集，一是求其“全”，要网罗放轶，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二是求其“真”，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与唐代相比，宋代虽然立国仅比唐代长20多年，但存世文献的数量，则数倍于唐代。《全唐诗》共收2200余人，约300万字；《全宋诗》所收诗人达8900余人，近4000万字。清康熙年间编纂《全唐诗》，借鉴了明代胡震亨的《唐音统签》、清初季振宜的《全唐诗》稿本、明代吴琯《唐诗纪》等大型总集，又有宋代以来的许多文献研究成果可以参考。但《全唐诗》的缺收和重出误收，仍有数千例，小传也是错误百出，至今为人诟病。《全宋诗》是筚路蓝缕的工作，几乎没有任何依凭，必须依赖现存的600多种别集，并广泛采集各种选集、类书、方志、笔记、诗话，以及家乘、族谱、书录等各类图书，去搜集大量单篇零句。于是，书籍的搜罗，底本的选择，佚诗的辑录，异文的校勘，真伪的甄别，以及作家生平事迹的考订，千头万绪，一一须从头做起，其难度可以想见，我的确感受到沉重的压力。
为了避免重犯《全唐诗》的错误，《全宋诗》主编委员会制定了一个科学而又切实可行的编纂体例。首先，在时代断限上，皆以是否宋诗为准。凡五代人入宋后有诗者，将其入宋前所作之诗一并收录；凡宋亡以前有诗者，将其入元以后所作之诗亦一并收录。其次，皆以作者生年先后为序。生年无考者，则或参以登第、仕履之年，或参以其亲属、交游之有关年代，或就其诗作推其大致生活的年代，据以编次。郊庙朝会歌辞与时代无考者之诗，另立专卷，置于卷末；神鬼依托之诗，则暂附阙如，将来编入《补编》。第三，诗人小传叙其生卒年代、字号、籍贯、科第、主要仕履、封赠、著述等，务求明白无误，并一一注明出处，以征其信。第四，在编卷方法上，一以诗章多寡为准。凡据别集、总集收入者，为存原本旧貌，悉仍其旧；杂取诸书者，约略50首左右编为一卷。第五，在具体诗的编排上，辑得之诗，先整句，后零句，后存目。诗、句一般各以有题者居前，无题者居后；有题、无题两类中又略以出处成书先后为序。末皆详注出处，包括时代、著者、书名、卷次；一时难明出处者，则标明转引之书。一诗为诸家所录者，则选择其中时代较早、记录完整、文字较胜者为其出处。另外，考虑到宋代诗歌保存、流传的实际状况，成集之作必考察版本源流，选择善本、足本为底本。确定有价值的本子为参校本，并于诗人小传之后专段叙述版本依据。凡辑录之诗，出校以校是非为主，兼校异同。关于辑佚，暂时划定范围，集中在宋元诗话、笔记、类书、总集、方志，《宋诗纪事》和《宋诗纪事补遗》所引书，敦煌遗书及佛藏中《语录》、《灯录》等现存文献中去搜寻。
我和《全宋诗》的全体编辑人员，经过12年的艰苦努力，《全宋诗》正编共72册，于1999年全部出齐。这是迄今中国最大的一部断代诗歌总集，收诗人8900余家，总字数4000万。它的编成问世，使宋诗这一巨大的冰山浮出海面，世人得窥有宋一代诗歌全貌，也给当代及后世治古代文化、历史、思想、政治、民俗种种学科的研究者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曾广开：宋代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宋诗则是宋代文化最具代表性的一部分。《全宋诗》的编纂，可以说是完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项浩大的基础建设工程。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这部书也难免出现一些错失。前修末密，后出转精，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全宋诗》也会进一步完善与提高。从文献学的角度看，陈尚君先生在《断代文学全集的学术评价——〈全宋诗〉成就得失之我见》的评价非常准确，他说：“《全宋诗》的成就，我想特别指出以下几点。一是首次完成了宋一代诗歌的全面结纂，为有文集的作者补充了大量集外诗，对9000多位无集作者作了诗作的首次汇集。二是对所有宋人别集中的诗歌作了认真校理，一般都曾利用了传世的主要善本，作了全面的校勘。各集整理都有文本交待，且一律保存别集原编的先后次第，从而最大程度地保存原集的信息，如北宋诸集中诗，分古近体后大致保存了作品先后写作的次第，对学者考定作品系年和写作动机，是极重要的线索。三是所有散见作品都说明文献来源。四是为近万名作者作了生平勾勒，并说明依凭，虽不完备，已很可贵，因为其中绝大部分作者此前没有任何研究基础可言。五是对部分作品的作者归属、真伪歧异、题序及本文有显著别本等情况，有所考按和甄辨。”我想，《全宋诗》编纂的体例及成就得失，对于汇集古代某一朝代的诗文总集这样的文化建设工程来说，无疑具有重大的借鉴作用。
傅先生，续修《四库全书》是学界企盼已久的事情。但一般读者对其原委不甚了解，请您详细介绍一下。
傅璇琮：《四库全书》是清乾隆时期完成的。乾隆三十七年（1772）正月，乾隆下诏令各省征集历代及本朝图书。翌年二月，清政府组织了当时在各学术领域中最有成就的360位学者，由纪昀等担任总纂官，历时10年编纂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百科性大型丛书《四库全书》。由于它收录了乾隆以前的重要文献典籍，因此成为后世学人了解先秦到清前期共二千多年中国学术思想、文化的最重要的典籍。
然而，由于《四库全书》成书的特殊背景，使这部巨著存在着无法弥补的缺憾：一是寓禁于征，在整个征集图书的过程中，凡是认为有“违碍”、“悖逆”的文字，概予摒弃，直至销毁。在修纂过程中，约共毁禁书籍3000种，几乎与《四库全书》的数量接近；二是删改原文。凡是被认为对金、元、清人有诋毁侮辱处，则多加改篡，甚至成段成篇地删除。另外，由于社会条件限制，当时民间的许多善本藏书并未被访征到，再加上编纂者的学术偏见，一些应该选录的优秀著作没有入选。所以，20世纪以来，学术界重修《四库全书》的呼声始终不绝于耳。但由于社会一直不稳定，各方面条件不具备，只好不了了之。1980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比较发展，社会比较稳定，学术也比较繁荣，时机终于来临。从《四库全书》到《续修四库全书》，仅仅是多了两个字，却包含着巨大的时代变迁，体现了一个国家传承民族文化的神圣责任。
1993年，一些研究《四库全书》的学者，与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出版单位开始策划出版《续修四库全书》。1994年7月4日，成立了由出版界、图书馆界、学术界以及投资方深圳南山区的代表共同组成的工作委员会，由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宋木文、副主席伍杰统筹《续修四库全书》的编纂，组成了王世襄、任继愈、侯仁之、徐苹芳、张岱年、戴逸、饶宗颐、钱存训、王振鹄等著名学者的学术顾问班子，推举顾廷龙先生和我担任主编，李致忠先生担任常务副主编。
《续修四库全书》沿袭《四库全书》体例，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总共收书5213种，比《四库全书》增加51%，用绿、红、蓝、赭四色装饰封面，精装1800册，每册平均700页。为保持古籍原貌，全部采用影印的方式。其中补选之书主要是被《四库全书》遗漏、摒弃、禁毁，或列入“存目”而确有学术价值的图书；也有部分《四库全书》已收而版本残劣，有善本足可替代的书籍；还首次把曾备受四库馆臣鄙视的小说、戏曲收录进来，如马致远、关汉卿、王实甫、汤显祖、孔尚任等人的传世名剧和古典四大名著《西游记》、《三国志通俗演义》、《忠义水浒传》、《红楼梦》均被收入。续选之书中既有清代中期以纪昀、戴震、翁方纲等人为代表的乾嘉学派的著作，也有清代后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为代表的“新学”著作。此外，新从海外访回而合于本书选录条件的古籍，以及新出土的整理成编的竹简帛书也酌予选收。其中大量的宋元刻本、名家稿本，为四库馆臣所未见。这是继18世纪清朝编修《四库全书》后，又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对中国古典文献进行大规模的清理与汇集。
在《续修四库全书》编纂的那八年间，我一直都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大家知道，《四库全书》是官修，而《续修四库全书》则完全是民间行为。《续修四库全书》工作规模浩大，需巨额投资，虽有主管部门支持并被批准为国家重点出版工程，但国家并不投资，政府主管部门也不直接出面组织，整个工程基本属于“民间运作”。如果没有专家们的无私付出，没有全国100多家藏书单位的倾力协助，那真是个“想也不敢想的文化工程。”以前的《四库全书》是满清皇帝做的，现在则完全是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做的，现在终于做成了这样一部大书。我们总算对当代、对后人，做了一件意义重大的事。
曾广开：这部书的完成，整个学术界也都感到骄傲。前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称之为“功在当代，泽及后世”的盛举。他说，《续修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相配套，构筑起一座中华传统文化的大型书库。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工程，对保存、研究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必将产生重大影响。（《人民日报》2002年5月10日）
《续修四库全书》的出版，推动了四库学研究的深入和《四库全书》的继续出版，商务印书馆与国家图书馆合作，重新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并请您与任继愈先生担任编纂委员会主任，这是新世纪又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请您谈谈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出版有何重要意义？。
傅璇琮：台湾商务印书馆于上世纪80年代曾影印出版文渊阁《四库全书》，后上海古籍出版社曾据此本在内地印行。文渊阁《四库全书》印出后，确为教学、研究带来很大的方便。现在北京商务印书馆与国家图书馆合作，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又是一件浩大的工程。
《四库全书》的编纂，文津阁本是北方四阁本中最后一部抄成的，且距第一部文渊阁本成书有三年之久，这其中当会有所正补。除北方四阁本外，乾隆又下令再抄写三份全书，分别庋藏于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应当说，这七部书，保存最稳妥的还是文津阁本。正因如此，也就引起重视，其他三阁本曾分别据文津阁本加以抄补。如1917年，时尚贮存于清内务府的文渊阁本，经检查，有9种书缺佚，共缺23卷，就据文津阁本补抄。1934年，藏于沈阳的文溯阁本，也发现有缺卷，就特地派人到北京，据文津阁本补抄了《挥麈录》等三书。至于杭州文澜阁，被毁后则据文津阁本补了更多。可见文津阁本在历史上已起了相当大的文献补辑作用。也正因如此，20世纪前期，文津阁本就受到学者的重视。1920年，前辈知名学者陈垣就曾亲自对文津阁本进行清查，还细阅文津阁本所收书的提要，发现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不少差异，因此与几位学者共同撰写《景印四库全书提要缘起》一文，建议将文津阁本的提要汇集影印出来。这可以说是提议影印文津阁本的首例，至今已有80多年。
遗憾的是，文津阁本以善本贮存于图书馆，不对外开放，一般研究者无法借阅，因此长时期来对文津阁本，只能仰而慕之，不能阅而研之。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图书馆研究员杨讷先生提议并主持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与文津阁《四库全书》原书核对录异的工作。核对从集部开始，后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集部）》。据该书统计，文渊阁本集部共收书1273种，其中与文津阁本有差异的有788种，而宋代诗文集，文渊阁本失收、可据文津阁补入的，有1160条，涉及118种书。例如前些年四川大学古籍所编纂《全宋文》，曾据文渊阁本所有辑录，但当时还未能检阅文津阁本。据台湾学者黄宽重复核，《全宋文》宋祁文失收的还有394篇。又据黄氏校核，文津阁本还可补正1984年出版的孔凡礼校辑本汪元量《湖山类稿》22条。可见文津阁本对我们现代从事古籍整理与专题研究，将提供前所未有的丰富资料。
文津阁本可补正文渊阁本，文渊阁本也可补正文津阁本。文津阁本全部印出，必将再次推动四库学的研究。
曾广开：我们知道，《四库全书》编成后，前后抄成正本7部，此外，翰林院有一部“副本”。今仅有文津阁本、文溯阁本和文渊阁本存世。文澜阁本在历史战乱中散失三分之二，后配补三次始齐，亦为全本，今存杭州。最近，文澜阁本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请您再谈谈文澜阁本的情况。
傅璇琮：文澜阁《四库全书》也具有其它几个现存的《四库全书》版本不可代替的价值。《四库全书》是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编纂完成的。总共抄了七部正本。北方四阁都是宫廷藏书，不准他人抄阅。乾隆考虑到江浙一带是人文中心，许多人很愿意看书，为了使《四库全书》广为流传，南方三部分别藏于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允许普通士子去借抄。应当说，这是我们中国文化事业的一大创举，客观上起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作用，推动了文化事业的发展。
文澜阁《四库全书》开放以后，当时浙江有不少学问家都到文澜阁来看书、抄书。后来遭受战乱，文澜阁的书散佚许多，自然有许多学者来校书、增补，文澜阁本才能得以恢复旧观。特别是光绪年间，丁氏兄弟从各个藏书楼借书抄补，其中有许多善本，其文献价值，有不少高于他处《四库全书》所收的版本。如元人辛文房的十卷本的《唐才子传》，到明代中叶以后就失传了，乾隆时期修《四库全书》已经没有这部书了，当时只能从《永乐大典》里辑录出来，这也很了不起了。可是，原书记录的是398位作家，《永乐大典》里却只有二百几十位。所以乾隆时期修书，《唐才子传》是不全的。庆幸的是十卷本的《唐才子传》在元代流传到日本，一直保存完好。晚清时，有学者从日本把十卷本的《唐才子传》传过来，丁氏兄弟就把它都补抄在文澜阁《四库全书》里。就这部书来说，文渊阁、文津阁《四库全书》是没有的，文澜阁《四库全书》则是全的，是其它几部所不能代替的。顾志兴先生在其《文澜阁与四库全书》中举了好些例子，包括史部里面的、集部里面的，有的书在别的地方残缺了，失传了，只有文澜阁本里面补充了好几卷，特别是明朝的一些文集，有好几种在文澜阁里是全的。
前几年，浙江图书馆编了个浙江图书馆《善本书目》（2002年）。这本书后面曾经有个目录，是文澜阁《四库全书》一览表。它把文澜阁本《四库全书》分成三部分：一是原抄，就是《四库全书》保留的原抄部分；另外就是丁抄，就是丁氏兄弟补抄的；还有钱抄、张抄，就是后来民国时期补抄的。我认为：把丁氏兄弟补抄的部分版本做进一步研究，与文渊阁、文津阁仔仔细细地比较一下，这样我们就能够发现文澜阁《四库全书》的价值到底怎么样。现在大家还看不到，我想等到文澜阁本《四库全书》印出来后，大家就可以看到更好的东西了，这样我们就能更好地促进整个《四库全书》的研究。
曾广开：傅先生，我知道，尽管您现在年事已高，却依然承担着许多重要的研究工作，如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领导小组的《中国古籍总目》担任主编，又为浙江宁波市级文化建设项目《宁波通史》担任主编。我衷心地祝愿您健康长寿，能够带领学术界同人在文化建设上取得新的成就。我代表《中国文化研究》编辑部，再次感谢您多年来对我们刊物的支持，谢谢您接受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