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此前在《什么是新社会》一文中对文明社会的内涵进行过表述，指出：“不管花样如何翻新翻新，招牌多么冠冕堂皇，政治专制与权力通吃的社会，都不是真正的新社会。亦即，都不是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所讲的近代文化社会。真正的新社会必须是权力受到最大限度平衡与制约、民主经济、地方与社会高度自治与思想文化适度多元的社会。”那么，怎么样才能建成真正文明社会？构建这样子社会的关键何在？这同样也是需要认真思考与研究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开房门没有了抓手不行；办事情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办事情没有中心，眉毛胡子一把抓的话，什么事情都会搞砸。构建文明社会也一样，得抓住关键。对于此点，笔者在再读具有二十世纪最具原创性的美国政治理论家之誉的汉娜·阿伦特的《论革命》时，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她的该书写于1963年，我国翻译出版该书是在2011年，陈周旺译，由译林出版社出版。
阿伦特的《论革命》一书虽然也涉及到了俄国的十月革命，但主要是讲北美独立战争与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二者之间的同与异。
书中指出，北美独立战争与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二者虽然都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运动，但由于在具体做法上着重点不同，结果却相差万里。美国是因着革命的开展，文明的国家政治架构确立起来，不久许多的社会问题也逐步得到解决；法国则是因为革命者被错误思想（主要是雅各宾派理论家）指引，不但社会问题未得到解决，而且导致了人口的重大牺牲与民族的灾难连绵不断，。
阿伦特在书中具体指出，在时间上发生于前的北美独立战争中，“美国革命者一致同意有限政府的必要性”，“孟德斯鸠的分权理论成为美国政治思想的自明之理”（该书第140页）；“他们提出的是政治问题而非社会问题，关乎政府形式而非社会秩序”； （第56页）；“在美国革命者看来，公共意见的统治是暴政的一种形式。至此，美国式的人民概念其实就等同于各种声音与利益的大杂烩，以至于杰斐逊可以将‘让我们对外作为一个民族，对内保持各自的独立性’立为原则，正如麦迪逊断言，他们的规定‘完成了立法的首要任务……在政府运作中融汇了党派精神’” （第79页）；美国开国者的目标是在共和国内“不仅要保护社会抵御其统治者的压迫，而且要保护社会中的任一部分抵御其他部分的非正义”，要保留“个人或者少数的权利……免受多数利益联合的侵犯”。 （第130页）
另外，阿伦特指出，当时的北美大地上并不是没有社会问题，而是革命者们知道解决问题孰先孰后，孰重孰轻。书中具体写道：“美国场景中没有苦难和匮乏，而不是没有贫困。因为‘贫富之间、勤劳者与懒惰者之间、有教养者和无知者之间的对立’在美国场景中仍随处可见，令立国者们忧心忡忡。不管国家是多么繁荣，他们都深信这些差别是永恒的，‘始于创世而遍及全球’。”
阿伦特书中也是具体地指出，与美国革命不同，法国大革命在本质上是旧时代王权专制政治的改头换面，“是绝对主义的遗产” （第140页）； 在理论上，“即便是（君主立宪派的）西耶士，他所做的，除了只是将民族主权置于至高无上的国王腾出的位子上，难道还有别的什么吗？自从独立于封建契约和义务这一层意思不再存在，至少是从布丹的时代开始，法国的君权已经长期意味着王权真正的绝对性，是一种potestas legibus soluta（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力，这样一来，对西耶士来说，还有什么比将民族置于法律之上来得更自然的呢？既然国王这个法人不仅仅是一切世俗权力的源泉，而且是一切世俗法律的根源，那么显而易见，民族意志从现在起就不得不作为法律本身了。法国革命者一致同意这一点……一模一样的是，卢梭的公意观念成为法国大革命中一切党派的自明之理，因为它其实是一位绝对君主的最高意志的理论替代品。它驱使和指引着民族，似乎它不再是乌合之众，而事实上凝聚成了一个人。”（第140页）
阿伦特书中也是另外具体地指出，正是在民族主权至高无上观念指引下，法国大革命与美国革命炯然不同，它“总是处于社会问题的主导之下”（第49页）；“罗伯斯庇尔宣布‘维持生命所必需的一切，都必须是公有物品，只有剩余物品才被承认是私有财产’ ……还是用他本人的话来说，他最终使革命政府屈从于‘最神圣的法律、人民的福利、最不可剥夺的资格，它就是必然性’” ，至此，革命就由“人权转化为（了）无套裤汉的权利” （第49页）。
阿伦特在书中总结说： “美国革命的方向始终是致力于以自由立国和建立持久制度，对于为此而行动的人来说，民法范围以外的任何事情都是不允许的。由于痛苦的即时性，法国大革命的方向几乎从开始就偏离了立国进程；它取决于从必然性而不是暴政中解放的迫切要求，它被人民的无边痛苦，以及由痛苦激发的无休止的同情所推动。在此，‘允许为所欲为’的无法无天依然源自于心灵的感情，感情的那种无限性推波助澜，将一连串无限制的暴力释放出来。”（第78页）。
阿伦特书中说“美国场景中没有苦难和匮乏，而不是没有贫困”，甚是。比如，一是当时北美殖民地的贫富差距巨大；二是城市中贫困人口众多且带来道德严重滑坡；三是穷人在当时的北美毫无社会地位可言。
我们都知道，美国领导了革命并从事了开国的前四位总统中，有三位是大种植园主，他们是华盛顿、杰弗逊和麦迪逊。其中，华盛顿拥有土地22000英亩，拥有奴隶349名。（余志森：《华盛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0页）杰弗逊拥有土地的数额更多，是42500英亩，拥有奴隶165名。（刘祚昌：《杰弗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4-55页，第17页）但当时，北美社会中与他们相对应的是众多无地少地的白人自由人与白人契约农，以及以上所说的众多黑人奴隶。
撒迪厄斯·拉赛尔在《叛逆者》一书中记述道，“早期的美国城市中滥交普遍。在18世纪下半叶，费城有1000多名女性诞下私生子，其中只有5人是与同一男子生了一个以上的孩子”；“早期的美国城市里，许多女人，尤其是贫困的女人，都是荡妇和娼妓，而且贫穷的男性比上流社会的男性要更好色”；“在美国历史上，人均私生子的拥有量从来没有超过独立革命时期。……仅费城一地，从1767年到1776年，大约每38名成年人会弄出1个私生子来。独立战争过后，非婚姻性行为变得普遍起来。在下一个有文献记录的10年期——从1805年到1814年之间，在这个美国自由的发源地，大约每10个成年人中就有1人拥有私生子。这段时期，费城的人口几乎增长了三倍，但私生子增加了十倍”；私生子的父亲一般的都是穷人与社会的最底层，“在那些可以确定经济等级的私生子案例中，25％的父亲穷到不用缴税，34％的只用缴一两镑，这是缴税的最低水平，30％需要缴纳3-8镑的税，他们的职业无外乎肉贩、糕点师、木匠、石匠、金属匠、细木工、制帽匠、泥瓦匠、室内装饰工、纺织工和学校教师”（ 撒迪厄斯·拉赛尔：《叛逆者：塑造美国自由制度的小人物们》，杜然译，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13页）
关于当时穷人的无地位一事，美国开国者之一的约翰·亚当斯曾记述到：“穷人心地纯良，却自惭形秽……他倍感受到他人冷落，恍如在黑暗中摸索。人类从未留意过他，他踟蹰独行，默默游荡。在人群中、在教堂里、在市场上……他默默无闻，跟躲在楼阁或洞穴里没有两样。他不会遭到反驳、惩戒或责备；他只是被视而不见……完全被人忽视，并且知道自己完全被人忽视，这是无法忍受的。”（转引自汉娜·阿伦特的《论革命》，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57页。）
但是，就像阿伦特以上所指出的，美国的开国者们并未纠缠于以上诸多看起来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而是“始终是致力于以自由立国和建立持久制度，”凸显了他们卓越的政治智慧，终建了把美国建造成西方文明中心的奇功。细想起来，与之形成鲜明对照，法国当年那些揪住社会问题不放、一直鼓吹要改造社会的革命者们，还有后来许多步法国大革命后尘的其他许多国家的革命者们，又是多么的颟顸与愚不可及。
非常感谢阿伦特，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年，其就以独特深邃目光与少有的思辨才华，用清晰的理论逻辑，为我们揭示出了如此深刻的政治道理，亦即：革命在本质上分为两种，一种是真的革命，一种是假革命；真革命的关注点在于宪政制度建立，假的革命表面上关注民生，给人以充满同情心的表象；真革命是给人以自由的，假革命则是控制人，在骨子里，后者还是旧的专制制度延续。
我就想，按照阿伦特的革命二分法思路推开去，改革也是可以分为两种的。亦即，一种是真的改革，一种是假的改革；真改革的关注点在于宪政制度建立，假的改革表面上关注民生，给人以充满同情心的表象。或者套用阿伦特的以上论述模式即：真的改革“始终是致力于以自由立国和建立持久制度”，假的改革“由痛苦激发的无休止的同情所推动”、“ 将一连串无限制的暴力释放出来”。
总之，笔者认为，没有民主宪政的确立，国家还是落后国家，社会还是落后社会；只有始终不渝的坚持以上所述的前一种改革，我们的民族才能顺利前进到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所讲的近代文化社会，亦即真正的新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