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唐代翰林学士建置于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自后历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历朝每年都有翰林学士在宫中任职，总计有41人。宪宗于永贞元年(805)八月即位，于原翰林学士中，“择年深德重者一人为承旨”（注：五代后晋刘昫：《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二），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版。（以下凡引用“二十四史”，皆用中华书局点校本，为从简起见，皆不注明出版社及出版年）。），“位在诸学士上”（注：唐元禛：《承旨学士院记》，宋洪遵编于《翰苑群书》卷二，见傅璇琮编校《翰学三书》（上册），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这是翰林学士机构设置的一大进展，使每年值班充职的学士有一个“院长”，更体现制度化。后宪宗于元和十五年(820)正月为宦官谋杀，其子李恒立，是为穆宗。穆宗即位初，于翰林学士又有新的设置。据晚唐时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注：唐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洪遵编于《翰苑群书》卷六，见傅璇琮编校《翰学三书》（上册），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韦处厚于元和十五年二月二十四日，自户部郎中、知制诰入翰林学士院，为侍讲学士；同日，路隋自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为侍读学士。侍讲、侍读学士，在中晚唐历时并不长，仅穆宗、敬宗、文宗及武宗初，约20余年，且又被认为名次不高，作用不大，故凡研究唐翰林学士，对此并不重视。有的学者还认为丁居晦所记路隋之为侍读学士，侍读乃侍讲之讹，侍读学士实无（注：见岑仲勉：《翰林学士壁记注补》，原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5本，1948年版，今据岑仲勉《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附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71页。按岑氏所据之一，为韦处厚《翰林学士记》（原编于洪遵《翰苑群书》，今亦收于《翰学三书》）中有云：“处厚与司勋郎中路隋职参侍讲。”岑氏因云韦处厚既与路隋同时任职，可见路隋即同为侍讲。按此文又收于《文苑英华》卷七九七，此句“侍讲”则作“侍读”，不过下注云“一作讲”。洪遵为南宋时人，则北宋修《文苑英华》时，即作“侍读”。后《全唐文》卷七一五所载，亦作“侍读”。可见当时韦处厚所记，还是认为他与路隋在院中，乃侍奉皇上稽读经籍。），故并不予以重视，迄今也无专文对此加以论述。实则侍讲学士、侍读学士可以说是承上启下的一个设置，自北宋起，直至清朝，历代都有，且不断规范化，其在中晚唐时，也有其特殊作用，地位并不低。故今特撰此文，拟填补一定的空白。
据《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之五六，北宋太宗曾于“听政之暇，日阅经史，患顾问阙人，太平兴国八年(983)始用著作佐郎吕文仲为侍读”。（注：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57年版。）但此时仅称为侍读，正式建立翰林侍讲学士、侍读学士，乃在真宗咸平二年(999)。《宋史》卷六《真宗纪》一，咸平二年七月，“丙午，置翰林侍读学士，以兵部侍郎杨徽之等为之；置翰林侍讲学士，以国子祭酒邢昺为之。”关于此事，南宋初程俱所著《麟台故事》有具体的记述，其书卷三《选任》，有云：“真宗咸平二年七月丙午，以兵部侍郎兼秘书监杨徽之、户部侍郎夏侯峤并守本官充翰林侍读学士，国子祭酒邢昺守本官充翰林侍讲学士，翰林侍读兵部员外郎吕文仲为工部郎中充翰林侍读学士”；并认为宋朝正式以翰林侍读、翰林侍讲加学士之名的，即自真宗时始，谓：“帝聪明稽古，奉承先旨，首置此职，择耆儒旧学以充其选，班秩次翰林学士，禄赐如之。”（注：见张富祥《麟台故事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二也记此事，并谓其班秩虽“次翰林学士”，而“禄赐并与之同”。（注：《石林燕语》，宋叶梦得撰，宇文绍奕考异，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4年版。）《石林燕语》同卷并记，“（杨）徽之尝为东宫官，乃特置翰林侍读学士”。据《宋史》卷二九六《杨徽之传》，真宗未即位为太子时，曾以杨徽之为太子左庶子，后任东京开封府尹时，又召杨徽之与毕士安亢开封府判官，故对其甚为信重，乃于咸平二年秋，“特置翰林侍读学士，命与夏侯峤、吕文仲并为之，赐宴秘阁，且褒以诗”。由此可见，北宋前期正式确定有翰林侍讲学士、翰林侍读学士，当承袭唐穆宗时之设置；也可佐证丁居晦记韦处厚为侍讲学士，又记路隋为侍读学士，并不误，因如无丁居晦所记，真宗时也不可能特设侍读学士，以与侍讲学士并立。且据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一，“侍读仍班侍讲上”。可见宋代对侍读学士是很重视的。据宋洪遵《翰苑群书》卷十《学士年表》所记北宋真宗、仁宗、英宗三朝，不断记有侍讲、侍读学士姓名，如仁宗天圣六年(1028)九月，冯元以龙图阁学士兼侍讲学士；庆历五年(1045)，叶清臣与宋祁均为翰林侍读学士，宋祁并以翰林侍读学士兼龙图阁学士；至和二年(1055)，吕溱在翰林侍读学士任，并出知徐州；嘉祐元年(1056)，王洙并以翰林侍读学士兼侍讲学士。又洪遵《翰苑遗事》曾据宋敏求《退朝录》，也记有“蔡文忠以翰林兼侍读两学士”。
又据清鄂尔泰、张廷玉《词林典故》卷二，金元二朝都置有翰林侍讲、侍读学士。（注：《词林典故》，也收编于《翰学三书》，载张富祥：《麟台故事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至明初，则更进一步规范化。明黄佐《翰林记》卷一《官制因革》，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五月，定侍读学士二人，侍讲学士二人；同卷《列衔》又记，翰林学士为正五品，侍读、侍讲学士为从五品。同卷更对侍读、侍讲二者职掌有明确的规定：“侍读学士之职，凡遇上习读经史，则侍左右，以备顾问，帅其属以从。侍讲学学士之职，凡遇上讲究经史，亦如之。”（注：明黄佐：《翰林记》也收编于《翰学三书》，载张富祥：《麟台故事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则似一为陪读，一为陪讲。又据《词林典故》，清前期规定，设置翰林侍读、侍讲学士各三员，官品晋升为从四品。
从以上概略的介绍，可以得出两点：第一，唐代中期设置翰林侍讲学士、侍读学士，历时虽不长，但影响深远。宋至清近900年间，于翰林学士院中特设这两类学士，均为沿袭唐制；且明代明确定侍讲、侍读各二员，可能也参照唐代，唐代的侍讲学士，一般即不超过二人（参见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第二，自宋至清，侍读学士，都与侍讲学士并立不缺，而且北宋时侍读学士的班秩还在侍讲学士之上（见前所引《石林燕语》卷一）。由此更可进一步佐证，唐穆宗时路隋被授为侍读学士是确实的。
翰林学士院虽早建于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但前期入院的学士，其姓名、官衔，并无明确的记录。韦执谊于德宗贞元二年(786)任翰林学士时，已注意于此，因此“收遗补亡”，补记开元后的学士姓名及官衔迁转，并希望“庶后至者，编继有论”。（注：见唐韦执谊：《翰林院故事》，文后署“贞元二年龙集景寅冬十月记”，载洪遵：《翰苑群书》卷四。）自此以后，即有将入院者姓名题记于院内壁上。唐元和时翰林学士李肇于所著《翰林志》中，记学士院，“北五厅间，东一间是承旨阁子，并学士杂处之，题记名氏于壁者，自吕向始，建中已后，年月迁换，乃为周悉”。（注：唐李肇：《翰林志》，载洪遵：《翰苑群书》卷一。）元禛于长庆元年(821)八月作《承旨学士院记》，也说他将郑开始的承旨学士姓名及迁转官衔，“书于座隅”，即承旨厅内的壁上。（注：唐元禛：《承旨学士院记》，载洪遵：《翰苑群书》卷二。）这当是自德宗贞元以后翰林学士院一个好的风尚。因此，丁居晦于文宗开成二年(837)五月作《重修承旨学士壁记》，就自称“学士姓名，此本据院中壁上写”。由此可证，路隋所授的侍读学士，当是从当时壁上所书札录，并不讹，也因此而为北宋真宗设置翰林侍读学士的依据。
二
上面主要是论述自宋开始，历金、元、明、清，都设有翰林侍讲学士、侍读学士，说明中唐时期于翰林学士院中设置侍讲、侍读学士对后世确是有影响的。这里拟再补述穆宗时之设置这两类学士，还受本朝的启示，即玄宗开元前期建立集贤院所定的职能与建构。
玄宗于即位后，就很关心经史典籍的阅读与整理，而且为此特设侍读。《旧唐书》卷八《玄宗纪》下，开元三年(715)，“冬十月甲寅，制曰：‘朕听政之暇，常览史籍，事关理道，实所当心，中有阙疑，时须质问。宜选耆儒博学一人，每日入内侍读。’以光禄卿马怀素为左散骑常侍，与右散骑常侍褚无量并充侍读”。《唐会要》卷三五《经籍》又记：“开元三年，右散骑常侍褚无量、马怀素侍宴，言及内库及秘书墳籍。上曰：‘内库书皆是太宗、高宗前代旧书，整比日，常令宫人主掌，所有残缺，未能补辑，篇卷错乱，检阅甚难，卿试为朕整比之。’”（注：宋王溥：《唐会要》，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版。）由此可见，侍读之名在玄宗开元时确立，其职掌，一是备帝王研读典籍时顾问；二是整理宫内藏书。
此后，就正式召选学术之士入于乾元院，“编校群书”。（注：见《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开元五年十一月，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65年版；又《玉海》卷五二引韦述《集贤注记》：“（开元）六年三月五日，学士以下始入乾元院。”）开元六年(718)冬，乾元院更名丽正院，继续编修书籍。开元九年春，撰成《群书四部录》200卷。（注：据《旧唐书·玄宗纪》（上），《通鉴》卷二一二，《玉海》卷五二引《集贤注记》。）开元十年九月，当时任宰相的张说任为都知丽正殿修书事。十三年，玄宗为封禅泰山，张说受命撰制封禅仪注，就是在丽正书院内召集学士进行的。稍后于此年四月，即改丽正院之名，正式建立集贤院，以张说知院事。据《唐会要》卷六四，集贤院内除学士（五品以上充）、直学士（六品以下充）外，还特设侍讲学士，当时侍讲学士有国子博士康子元、监察御史廙业、四门博士敬会直、右补阙冯骘。据《玉海》卷二六引《集贤注记》，开元十九年三月，康子元还与其他学士陈希烈等“于三殿侍讲。先是，讲《周易》毕，康子元等各蒙锡赍”。由此可见，当时集贤院侍讲学士是以讲儒家经典为主，且甚受皇上的重视。这里应注意的是，集贤院前身丽正书院，主要为整理宫廷图书，开元十三年张说以宰臣主持集贤院，其职责之政治、文化品位明显提高。撰成于开元二十六年的《唐六典》卷九，“中书省”附集贤殿书院，记其职掌为：“掌刊辑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对。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旨而征求焉。其有筹策之可施于时，著述之可行于代者，较其才艺，考其学术，而申表之。”（注：《唐六典》，陈仲夫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可见集贤院在刊辑经籍时，还可借以“辨明邦国之大典”，且可为朝廷推荐和考察人才。这正如张九龄在《集贤殿书院奉敕送学士张说上赐讌序》所说：“是以集贤之庭，更为论思之室矣。”（注：唐张九龄：《曲江集》卷一六，四部丛刊本；又见《文苑英华》卷一六八。）这其实已含有翰林学士的部分职责，中晚唐时有些翰林学士也确有兼集贤院学士或直学士的。
穆宗于刚即位时，即设置翰林侍讲、侍读学士，固然有可能受玄宗时集贤院建置侍讲学士的启示，同时也与他对文士的重视有关。这一点过去常为人忽视。在史书记载中则有好几处提及他“盛陈倡优杂戏”，“游畋声色，赐与无节”，谏议大夫郑覃、崔郾等于元和十五年(820)十月上奏，称“陛下宴乐过多，畋游无度”。（以上见《通鉴》卷二四一，又参见《旧唐书·穆宗纪》）这当然也是穆宗的弱点，是他后几年“败度乱政”（《旧唐书·穆宗纪》末史臣评语）的原由。不过他接位的第一年，其重视、擢用文士，却值得注意。这里拟略作概述。
按宪宗于元和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为宦官陈弘志谋杀，时太子李恒为另一宦官中尉梁守谦拥立，接帝位，即穆宗，时26岁。值得一提的是，穆宗即位的第一天，乃先召见宪宗时留任的翰林学士段文昌、杜元颖、沈传师、李肇，以及他在东宫时为其侍读的薛放、丁公著（按丁公著后于文宗时也被任为侍讲学士），也就是先与宫内六位文职官员聚谈，第二天才集合群臣。稍过数日，复又任翰林学士段文昌为宰相，这是他即位后直接提拔翰林学士为相的首例。（以上见《通鉴》卷二四一，及《旧唐书·穆宗纪》）同月（即闰正月），即穆宗登位后的第10天，在同一天，又新召入三位翰林学士，即当时已较有文名的李德裕、李绅、庾敬休。（见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而后又仅隔一个月，二月十四日，韦处厚乃由户部郎中、知制诰入为侍讲学士，路隋由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入为侍读学士。再过一个月，又有一首创之例，即召著名书法家柳公权入翰林学士院，给予一个特名：侍书学士。这时柳公权正在夏州幕府，为夏州观察判官。据《旧唐书》卷一六五《柳公权传》：“穆宗即位，入奏事，帝召见，谓公权曰：‘我于佛寺见卿笔迹，思之久矣。’即日拜右拾遗，充翰林侍书学士。”据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为该年三月二十三日。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六○，谓：“翰林有侍书、书诏学士，唯见于公权传。”这也确是一个特例。这样，在这一年，在翰林学士院，学士共有九位，这是唐朝建置翰林学士后，人数最多的一年。在翰林学士以外，同年五月，元禛由膳部员外郎迁升为祠部郎中、知制诰，即能在中书省起草官方文书，第二年又正式任为翰林学士，“在翰林时，穆宗前后索诗数百篇，命左右讽咏”。（注：见白居易：《元公墓志铭》，载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卷七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又韩愈于元和末因上书谏奉佛骨被贬潮州，元和十五年正月自潮州量移袁州，九月，即又召韩愈入朝为国子祭酒。十二月，白居易则自司门员外郎擢迁为主客郎中、知制诰。（注：元稹、韩愈、白居易等事，参见《旧唐书·穆宗纪》、《通鉴》，及拙编《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中唐卷》，沈阳：辽海出版社，1998年版。）穆宗即位的头一年，能如此重视、提拔当时的著名文士官员，这很值得研索。
三
唐时翰林侍讲、侍读学士共17人。因篇幅所限，本文不能对此17人一一详考，这里拟先就首任韦处厚、路隋稍加考述。
韦处厚，两《唐书》均有传，其生平又见刘禹锡所撰《唐故中书侍郎平章事韦公集纪》。（注：见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卷十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旧唐书》卷一五九《韦处厚传》：“元和初，登进士第，应贤良方正，擢居异等，授秘书省校书郎。”清徐松《登科记考》卷十六即据《旧传》系于元和元年(806)，同年登进士第者有李绅、高釴等，后李绅即与韦处厚同年入翰林学士院，高釴于长庆元年(821)十一月入为翰林学士。可见当时科举登第与翰林入选的关系。又据《登科记考》，本年制举登科者还有元禛、白居易、独孤郁等。（注：清徐松：《登科记考》，赵守俨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韦处厚于登第后任秘书省校书郎。《旧传》接云：“裴垍以宰相监修国史，奏以本官充直史馆，改咸阳县尉，并兼史职。修《德宗实录》五十卷，上之，时称信史。”按据《新唐书》卷六二《宰相表》，裴垍于元和三年(808)九月至五年(810)十一月居相位，则韦处厚当于这一时期入史馆修史。又《旧唐书》卷一四《宪宗纪》，元和五年十月“庚辰，宰相裴垍进所撰《德宗实录》五十卷。……史官蒋武、韦处厚颁赐有差”。也正因此，据《旧传》，乃“转左补阙、礼部考功二员外”。
此后韦处厚之仕历稍有波折。据《旧传》，他“早为宰相韦贯之所重”，韦贯之于元和九年(814)十二月拜相，时宪宗专意于征讨淮西节镇吴元济，而韦贯之则主张罢兵，与宪宗意见不合，即于元和十一年八月被罢相，韦处厚也受连累而出为开州（今四川开县）刺史。又据刘禹锡《韦公集纪》，他在开州三年，后因“其执友崔敦诗为相，征拜户部郎中，至阙下，旬岁间以本官知制诰”。崔敦诗为崔群，崔群于元和十二年七月拜相，韦处厚既在开州有三年，则当于元和十四年返回，升迁为户部郎中、知制诰，再过一年，即元和十五年二月，即又召入为翰林侍讲学士。
比较起来，路隋早年的仕历较为平稳。据《旧唐书》卷一五一本传，路隋曾以明经及第。其父名泌，曾在河中节度使浑?{幕府任判官，德宗贞元三年(787)，随同浑瑊至平凉参预与吐蕃结盟，吐蕃背盟，与唐交战，路泌随即被劫。《旧唐书·路隋传》记：“元和五年，边吏以（路泌）讣至，隋居丧，益以孝闻。服阕，擢拜左补阙。……俄迁起居郎，转司勋员外郎。自补?阙至司勋员外郎，皆充史馆修撰。”时当在元和中后期。据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路隋即以司勋员外郎入为翰林侍读学士的，而此时，他的官衔虽为左补阙、起居郎、司勋员外郎，而实际上却在史馆任职。由此可见，韦处厚与路隋，在入院前，都曾在史馆修史，韦处厚参预修撰的《德宗实录》，还被誉为信史。
穆宗于元和十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召韦处厚、路隋为侍讲、侍读学士，稍后十余日，三月壬子，即召他们二人于大明宫太液亭，“讲《毛诗·关雎》、《尚书·洪范》等篇。既罢，并赐绯鱼袋”（《旧唐书·穆宗纪》）。可见穆宗对他们二人的信重。此后，韦处厚、路隋二人，以为“既居讷诲之地，宜有以启导性灵，乃铨释经义雅言，以类相从，为二十卷，谓之《六经法言》，献之”（《旧唐书·韦处厚传》）。又据《旧唐书·路隋传》，这部《六经法言》，是“採三代皇王兴衰”之迹。《新唐书》卷五九《艺文志》三，即以此《六经法言》列于子部儒家类。
据《旧唐书·穆宗纪》，《六经法言》于长庆二年(822)四月撰成进上，同年闰十月，穆宗即又命这两位“兼充史馆修撰《宪宗实录》”，且明确规定，应“更日入史馆”，“《实录》未成，且许不入内署”。这就是说，韦处厚、路隋二人虽在翰林学士院，但专职却在于史馆修撰《宪宗实录》，并应“更日”（即隔日）至史馆，在修撰期间，更允许不必在学士院值班。这时，韦处厚已由户部郎中、知制诰迁为中书舍人，因此，刘禹锡在《韦公集纪》中云：“内署故事与外廷不同，凡言翰林学士必草诏书，有侍讲者专备顾问，虽官为中书舍人，或他官知制诰，第用其班次耳，不□言于训词。”刘禹锡此文作于开成二三年间(837-838)，此时尚有侍讲学士二人（王起、高元裕），他当对此时情况较为了解，故能对翰林学士与翰林侍讲学士的职掌区别有明确的阐释。也正因此，路隋后于大和二年(828)十二月拜相，文宗在其《路隋平章事制》中对路隋在穆宗时的业绩，评誉为：“祗事穆宗，侍经内殿，敷尧、舜之大典，畅周、孔之遗风。雅言玉音，奥义冰释；润色王度，发挥圣聪”。（注：见《唐大诏令集）卷四八。）即赞许其敷释儒家经典，以有益于朝政，是把侍讲、侍读作为“人师”来看待的。也正因此，长庆四年五月路隋在职时迁为中书舍人，李虞仲所草拟的《授学士路隋等中书舍人制》，就特称为：“澄澄天倪，落落风韵。气含古道，行为人师”。（注：见《文苑英华》卷三八四，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6年版。）应当说，侍讲、侍读学士，虽不起草重要诏令、禁密文书，但其“行为人师”的地位值得重视；《旧唐书·韦处厚传》即记穆宗“以其学有师法”，乃召入为侍讲学士。
不过韦处厚虽处于侍讲学士职位，仍能参预政事。据《旧传》，当时任户部侍郎的张平叔，“以征利中穆宗意，欲希大任，以榷盐旧法为弊年深，欲官自粜盐，可富国强兵，劝农积货，疏利害十八条”。韦处厚则“抗论不可”，“乃取其条目尤不可者，发十难以诘之”。《全唐文》卷七一五载有韦处厚《驳张平叔粜盐法议》。韩愈也有《论变盐法事宜状》，与韦处厚所议同。（注：见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八，上海：上海古藉出版社，1986年版。）据《通鉴》卷二四二，此为长庆二年(822)四月，即已撰成《六经法言》，即将修撰《宪宗实录》。
以后，敬宗于长庆四年(824)正月即位，二月，将韦处厚由侍讲学士改为翰林学士，并加承旨之号，为当时翰林学士院之院长。韦处厚改任翰林学士后，更积极参预朝政。当时，好几位翰林学士如李绅、庞严、蒋防，因受宰相李逢吉的排挤，被贬外出，韦处厚极为之辨诬。后文宗于开成二年(826)十二月接帝位，即位之初就擢任韦处厚为宰相，而由路隋接替其为承旨（路隋于长庆四年四月敬宗时也已由侍读学士改为翰林学士）。后韦处厚于大和二年(728)十二月卒，路隋又接替其相位。由此可见，中唐时这两位首置的侍讲、侍读学士，仕途进展极引人注目，这在当时一般翰林学士中也是少见的。可见，唐代的侍讲、侍读学士，尤其是侍讲学士，其职掌固然与翰林学士有别，但其地位、声誉并不低。我们研究古代翰林学士，自唐至清，对此是不应忽视的。
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韦处厚的文学交往活动。如前所述，他于元和十一年(816)九月因受韦贯之罢相的牵累，外出为开州刺史。这时与韩愈、白居易多有交往的著名诗人张籍有诗寄他，题为《答开州韦使君寄车前子》，诗云：“开州午日车前子，作药人皆道有神。惭愧使君怜病眼，三千余里寄葖人。”按张籍于元和中曾长期患眼病，其所作《患眼》诗有“三年患眼今年校”。（注：按此二诗皆见《全唐诗》卷三八六。）由此可见，韦处厚特为此寄四川开州土产药车前子给时在京中的张籍，张籍即以诗答之。可见在这之前，他与张籍已有交往。更令人注意的是，他在开州作有《盛山十二诗》（注：《盛山十二诗》，载《唐诗纪事》卷三一，《全唐诗》卷四七九。），为五绝十二首，分题为《隐月岫》、《流杯渠》、《竹岩》、《绣衣石榻》、《宿云亭》、《梅鉲》、《桃坞》《胡卢沼》、《茶岭》、《盘石磴》、《琵琶台》、《上士缾泉》，颇有地方特色。他回京后，在任翰林侍讲学士时，曾将此诗转交京中友人，由此而和作者多人。韩愈于长庆二年(822)有《韦侍讲盛山十二诗序》（注：见《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四。），特别提及：“于时应而和者凡十人”，文中具体提及和者有：“通州元司马为宰相，洋州许使君为京兆，忠州白使君为中山舍人，李使君为谏大夫，黔府严中丞为秘书监，温司马为起居舍人，皆集阙下。”据此，则六人为：元禛（时任宰相），许康佐（时任京兆尹），白居易（时任中书舍人），李景俭（时任谏议大夫），严謩（时任秘书监），温造（时任起居舍人）。据此六人仕历，则韩愈作此文，当在长庆二年五月一日至六月五日间。（注：参见张清华：《韩愈年谱汇证》，载《韩学研究》（下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又韩愈文中说和者凡十人，其中具体提到的为此六人，实际上张籍也有和作，见《全唐诗》卷三八六。韩愈于文末特别提出：“于是《盛山十二诗》与其和者，大行于时，联为大卷，家有之焉；慕而和者将日益多，则分为别卷。”这就是说，韦处厚此诗及和作，大行于时，几乎家家有之。《新唐书·艺文志》四，集部总集类，还著录有《盛山唱和诗》一卷，可见此集在北宋前期还传存。这应当是研究唐代翰林与文学一个很好的事例。又，韩愈于文题特标以“韦侍讲”，文中又称“侍讲六经禁中”，可见当时对侍讲学士是甚为看重的。
又，韦处厚卒后，李翱、白居易分别作有祭文，见《全唐文》卷六四○、六八一。后刘禹锡特为其文集作纪（即前已提及的《唐故中书侍郎平章事韦公集记》），也可见其在当时文学界的声望。
四
韦处厚、路隋之后，敬宗时侍讲学士三人，崔郾、高重、宋申锡；文宗时11人，郑浣、许康佐、丁公著、郑覃、路群、高重、王起、高元裕、高少逸、李训、郑注；武宗时二人，郑朗、卢懿，共15人。其中宋申锡、郑覃、王起、李训、郑朗五人，后曾被任为宰相。如加上前韦处厚、路隋二人，则中晚唐时翰林侍讲、侍读学士共17人，有七人曾入居相位，占近一半，这也值得注意。
崔郾与高重是敬宗接帝位后最早被召入为翰林侍讲学士，时为长庆四年(824)六月。据杜牧所作崔郾行状（注：《礼部尚书崔公行状》，载《樊川文集》卷一四，陈允吉点校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谓“敬宗皇帝始即位，旁求师臣”，经宰相牛僧孺推荐，乃入为翰林侍讲学士。可以注意的是，崔郾在职期间，长庆四年十二月，高承简罢郑滑节度使，当地人入朝，请朝中为高承简建树德政碑。据杜牧所作行状，当时宦官认为，按“翰林故事，职由掌诏学士”，即应由翰林学士撰文。而敬宗则命崔郾为之，认为高承简既有功绩，“吾以师臣之辞，且宠异也”。《全唐文》卷七二四即载有崔郾《高公德政碑》。杜牧所作行状，后又叙二事：“居数月，魏博节度使史宪诚拜章为故帅田季安树神道碑，内官执请亦如前辞。上曰：‘魏北燕、赵，南控成、皋，天下形胜地也。吾以师臣之辞，且慰安焉。居数月，陈许节度使王沛拜章乞为亡父树神道碑，内官坚请如前辞。上曰：‘许昌天下精兵处也，俗忠风厚，沛能抚之，吾视如臂。吾以师臣之辞，而彰其忠孝焉。’是三者，皆御札命公，令刻其辞，恩礼亲重，无与为比。”这就是说，按翰林通例，这三篇文应由翰林学士代笔撰写，而敬宗却连续三次称侍讲学士为“师臣”，认为由崔郾以“师臣之辞”起笔，是对方镇的看重。这也可见侍讲学士在当时的声望。又，宋申锡于敬宗宝历二年(826)九月入为翰林侍讲学士，同年十二月改为翰林学士，于文宗大和元年(827)奉诏为义成军节度使李听作德政碑，称：“圣皇践位之明年，以大和记岁号。……军使宋守义列疏其事。……词臣奉诏，勒铭贞石。”（注：此文见《全唐文》卷六二三。）时为翰林学士的宋申锡，自称“词臣”，以与崔郾之被称为“师臣”相比勘，值得作进一步研索。
郑浣与许康佐是文帝即位后最早召入为翰林侍讲学士的，时在大和元年四月。同年，翰林学士韦表微作《翰林学士院新楼记》（注：《全唐文》卷六三三，又载于《翰学三书》所编之《翰苑群书》卷三。），称大和元年“夏四月，中书郑舍人、驾部许郎中皆以鸿文硕学为侍讲学士，有诏赐宴，始觞于斯，中外之知者朝昏皆贺”，此亦可见由翰林学士角度对侍讲学士的看重。又《唐语林》卷二，记文宗欲设置诗学士72员，李珏进言表示无此必要，其奏议中有云：“陛下昔者命王起、许康佐为侍讲，天下谓陛下好古守儒，敦扬朴厚”。（注：周勋初：《唐语林校证》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通鉴》卷二四六记此事在开成三年(838)。由此亦可见，当时任用侍讲学士，被人视为“好古守儒”。
前已记述，中晚唐时侍讲、侍读学士共17人，文宗时为11人，所占比重最大。当时召入者，多称文宗为“好经义”、“尚古学”、“重儒术”。如郑覃大和三年(829)九月，自右散骑常侍入为侍讲学士，第二年即大和四年六月出守工部尚书，后于大和六年三月又以工部尚书入为侍讲学士。之所以第二次召入，乃如《旧唐书》卷一七三《郑覃传》所记：“文宗好经义，心颇思之。（大和）六年二月，复召为侍讲学士。”高元裕于开成三年(838)五月至本年八月为翰林侍讲学士，萧邺所作《高公神道碑》，有云：“文宗重儒术，尊奉讲席。公发挥教化之本，依经传纳，上倾心焉”。（注：按萧邺此文，题为《大唐故吏部尚书赠尚书左仆射渤海高公神道碑》，载《全唐文》卷七六四；又《金石萃编》卷一一四也据原刻著录，但文字多有残缺。）王起情况更为特殊。按唐代文士入翰林学士院，所带之官衔，一般为尚书诸司郎中（从五品上）、员外郎（从六品上），以及七品上之殿中侍御史、左右补阙，以及从七品上之左右拾遗，也有低至正九品上之校书郎的。唐代召文臣入为翰林学士，未有官阶限制，不视官品高下，而且大多以中下等为主。这也是唐代翰林学士人员建构的特点，也可以说是唐代用人开放之优点。而王起于文宗开成三年五月自王部尚书判太常卿入为侍讲学士，按《旧唐书·职官志》（一），工部尚书为正三品，与宰相称号的门下侍郎、中书侍郎为同等品阶，比翰林学士在职期间以升迁中书舍人（正五品上）为荣还要高好几阶。而且在开成三年以前，于穆宗长庆二年、三年(822、823)即以礼部侍郎连续两年知贡举，《旧唐书》卷一六四本传，称其“掌贡二年，得士尤精”。据徐松《登科记考》卷一九，这两年进士登第者，如白敏中、周墀、丁居晦、李训等，后都为翰林学士。以这样高品阶，且又典知过科举，而再入为翰林侍讲学士，不仅唐代，以后自宋至清都未曾有的。文宗之所以召其入充侍讲学士，乃如《旧唐书·王起传》所云“文宗好文，尤尚古学”，“郑覃长于经义，（王）起长于博洽”，故“俱引翰林，讲论经史”。
也正因此，侍讲学士的著述与一般翰林学士有明显的不同。翰林学士在职期间，其职能主要是起草制诏，代拟批答。据《新唐书·艺文志》四著录，如常□有《诏集》六十卷，段文昌有《诏诰》二十卷，郑畋有《风池槀草》三十卷，封敖有《翰槀》八卷，李磎有《制集》八卷等。白居易文集还特列有“翰林制诏”四卷。（注：白居易集之“翰林制诏”，其中有非白氏所作，见岑仲勉：《〈白氏长庆集〉伪文》，载《岑仲勉史学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但大部分仍出于白居易之手。）而侍讲学士，则大多为经史学术专著。如前所述，穆宗时韦处厚、路隋，合著有《六经法言》、《宪宗实录》。又如敬宗时崔郾、高重，编撰有《诸经纂要》。据《旧唐书》卷一五五《崔郾传》：“郾退与同列高重抄撮《六经》嘉言要道，区分事类，凡十卷，名曰《诸经纂要》，冀人主易于省览。”《旧唐书·敬宗纪》记此事在宝历元年(825)七月。《新唐书·艺文志》三，将此书列于子部儒家类。而高重又自作《春秋纂要》四十卷，《新唐书·艺文志》一，列于经部春秋类，并注云：“帝好《左氏春秋》，命（高）重分诸国各为书”。
文宗时，侍讲学士郑浣有《经史要录》二十卷，《新唐书·艺文志》三，列于子部儒家类；郑并参预修撰《宪宗实录》（见《新唐书·艺文志》二，史部实录类）。许康佐，据《通鉴》卷二四五，大和九年(835)四月，于《考异》中引《补国史》，谓许康佐曾进其所著《新注春秋列国经传》六十卷（又见《唐语林》卷六）。（注：《新唐书·艺文志》（一），经部春秋类，著录有：“许康佐等集《左氏传》三十卷”。稍有异。）《新唐书》可能即因此将许康佐列为“儒学”列传（卷二○○）。又丁公著，《旧唐书》卷一八八本传，载其“著《礼志》十卷”；《新唐书·艺文志》一，经部礼类，也著录《礼志》十卷；《新唐书·艺文志》三，子部儒家类，还著录其《皇太子诸王训》十卷，则为宪宗元和时任太子及诸王侍读时所作（据《旧唐书》卷一八八本传），这也与丁公著后入为侍讲学士有关。至于王起，在为皇上讲解时，还应召著有文字训诂类的书《写宣》，即《旧唐书》卷一六四本传所记：“（王）起侍讲时，或僻字疑事，令中使口宣，即以牓子对，故名曰《写宣》”。另郑覃于大和元年(827)入为侍讲学士时，即提出一项大计划，建议全面校订经书，并加以刊石。《旧唐书》卷一七三本传：“覃长于经学，稽古守正，帝尤重之。覃从容奏曰：‘经籍讹谬，博士相沿，难以改正。请召宿儒博士，校定六籍，准后汉故事，勒石于太学，永代作则，以正其阙。’从之。”后郑覃于大和九年为相，又兼判国子祭酒，更采取实际措施，起用起居郎周墀等，“校定九经文字，旋令上石”。《旧唐书》卷十七（下）《文宗纪》，开成二年十月，“癸卯，宰臣判国子祭酒郑覃进《石壁九经》一百六十卷”。这就是传于后世的著名“开成石经”。
应当说，翰林学士制诏之作，政治现实性较强，对认识和研究当时朝政和社情有直接的史料价值，从文学的角度，也可以由此探索文体的演变发展。而侍讲学士之作，就上面所举的例子来看，则专业学术性较强，对研究有唐一代经学、史学、子学等也很有价值。唐代翰林侍讲学士在这方面的业绩，过去一向不被人注意，我们现在研究唐代以及整个古代翰林制度与职能，对此应有足够的重视和恰当的科学评析。这也是笔者撰写此文的原由和企望。
至于当时侍讲学士与文士的交往，一般未有如上述韦处厚盛山唱和诗那样一种诗歌唱和之风，但交往还是有的；虽然这些交往不一定在侍讲学士任职期内，但对研究当时文风还颇可参考。如李德裕于文宗大和四年(830)冬，在赴西川节度使任途中，经汉州（今四川广汉市），有《汉州月夕游房太尉西湖》五律二首，郑浣即有和诗二首，这时郑浣已出院二年，任兵部侍郎，在京中。可见在此之前，他在任侍讲学士时已与李德裕有交往。又刘禹锡也有和诗。（注：见《李德裕文集校笺》（傅璇琮、周建国合撰）之别集卷四，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刘禹锡另有《奉和郑相公以考功十弟山姜花俯赐篇咏》诗，作于文宗开成三年(838)，时在洛阳。郑相公为郑覃。按郑覃于大和二年六月自侍讲学士出院为礼部侍郎，于大和三年、四年连续两年知贡举，这也值得注意，后于大和九年十一月甘露事变后入居相位；考功十弟为郑朗，时为考功郎中，过两年，开成五年四月也入为侍讲学士。由此可见郑覃、郑朗曾先后任为侍讲学士，都与刘禹锡有诗作交流。（注：刘禹锡此诗之撰写时间，及郑覃、郑朗事，参见陶敏、陶红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卷十一，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版。）许康佐则早期即与元禛有诗作酬和，元禛有《酬许五康佐》诗，自注“次用本韵”。元禛此诗作于元和五年(810)，时正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注：参见杨军：《元禛集编年笺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4页。）此当为许康佐以诗远慰，元禛即次韵相答。至于王起，则交往更多，与白居易、张籍、元禛、刘禹锡、李德裕均相交甚深。会昌三年知贡举时，华州刺史周墀赋诗寄和，王起与此时登榜进士20余人均作诗相和。这种唱和之风较韦处厚盛山十二诗，气象更盛，一时传为佳话。（注：详见《唐摭言》卷三，又《唐五代文学编年史·晚唐卷》，沈阳：辽海出版社，199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