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良运先生的《〈周易〉与中国文学》，是于1994年秋向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申报而列入《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丛书》的。
《周易》的研究，近10余年来有很大的进展。易学已成为传统文化研究的一门显学。易学确有相当广泛的研究领域。根据目前的研究情况，不但它的主体是哲学思想，而且涉及科技、医学等众多学科。但可惜，关于《周易》与中国文学，还未得到重视。据我所接触到的，把《周易》作为专节叙述的，是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在这之后，包括近几年出版的、篇幅较大的一些文学史著作，只把《周易》作为《诗经》之前诗歌溯源的例子，提到几句，至于其中的文学思想，更无一笔涉及。我们对中国文学思想、文学观念的研究，似乎受鲁迅先生所引及的魏晋是文学自觉时代这一论点影响太深，好像这已成为一条界限，在这之前，中国文学就没有观念、思想可言。我个人认为，我们现在应当重新对此加以考虑。
前几年，学术界有“重写文学史”的口号，近年又提出“重写学术史”。我以为这确是当今学界不满足于已有成就、亟欲突破现状的要求。但我觉得，“重写”的前提是“重研”，你要重写什么，首先要对历史和现状进行一种新的研究和探讨，这样，“重写”才有新的思路与实的内容，否则只不过是某些流行歌曲，唱了一阵子，也就如流水行云，飘然散失。
在我的印象中，对《周易》的文学思想有真确重视并有意将其思想与后代文体联系的，是刘勰《文心雕龙》。刘勰在该书《序志》篇中就特别提出，他这部书的体系结构，就是“彰乎大《易》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可惜在刘勰之后，就没有一部书真正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研究《周易》。可能学者对陈良运先生此书中的某些论述有不同看法，这在学术研讨中是正常现象，但不管如何，我认为，这部《〈周易〉与中国文学》确是继刘勰之后，第二部全面探讨《周易》文学思想的书，无论如何，这在学术史上有其不可移易的地位。
整理一下我两遍读后的印象，深感这部书在结构方式、论述重点、古今中外沟通等方面，有它的独特之处，试择要述之：
一是作者紧紧扣住《周易》原本展开论述，不像当前有些研究古代学术的新著，常离开原本的文字而作属于自己个人的“形而上”发挥，有意摹仿“六经注我”的作法。本书内篇8 个专题是探讨《周易》原始文本中所蕴含的文学原理，作者不是按今天的文学理论命题先立其目再去寻找例证，而是老老实实地限定在卦爻辞和《系辞》、《文言》、《彖》、《象》二传的文字中钩索尚未明确但确又包蕴了某些文学观念的内涵。举个例子：善于、深于观察生活是从事文学创作者的基本功，可《易》之《观》卦却只有“童观”、“窥观”、“观我生”、“观其生”等不甚了了之词，作者在古代学者王弼等启示下，肯定地指出从观物到“观我生”是先人“认识世界的一大飞跃”，同时也就很自然地引申到文学家必须“观察世道人情、国计民生”，方能在笔下真实地反映或表现现实人生。作为文学理论范畴之“观”，便立之有据了。我还想特别指出的是，陈良运先生将《周易》之“道”界定为“创造之道”，初看似用现代人意识附会而使人怀疑或惊讶，但当他排列出《易传》关于“发于事业，美之至也”种种言论，你不能不折服我们的先人确实是世界上最早具有自觉创造意识的伟大民族之一。如果说内篇8 个专题皆是如此这般“沿波讨源”、提升隐含的文学观念的话（每个章、节标题都予以明示），那么外篇10个专题便是由源览流了。前面我说过，刘勰是第一个重视并发挥《周易》文学思想的人，而良运先生则是直接前承刘勰而更深入且系统地阐述《周易》对中国文学发展方方面面的影响，以至使构成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种种主要观念范畴一一成型，从而凸现了理论体系的大致轮廓。这里，几乎每个章节都涉及到《文心雕龙》的论述，但前者已论及的，他论述得更深切更有条理，且糅进了后来者补充发挥的新见解。如论“自然之道”即归纳了刘勰尚未明确归纳的“文学表现”，而且从并不太知名的南宋包恢的文论中引述出“大道本体之宏”等论述，从而加强了“自然之道”作为文学本体之说的论述；前者尚未展开的论述他拓开了一个新层面，如《文心》有《神思》一篇但未进入美学层次展开，陈良运先生依据孔颖达对“神无方”的阐释，描述了文学艺术中“神”之美学风采，大大开人眼界。这10个专题，题题与内篇所论相衔（以副标题体现这种衔接关系），内外照应，前后浑然一体，由此可见作者细密的匠心。
二是就《周易》本身也好，引申到文学也好，作者的论述层层深入。由于他从不离开原本原文作散漫的浅尝辄止，而是尽量开掘原文的内涵和外延，因此使他能见前人所未见到之处，言前人所未言及之处，我觉得论《周易》“情理品位”一章可作典型范例。《周易》的忧患意识使我特别感到亲切，但从未作整体研究，读了“深沉的忧患意识”一节之后，倒不在乎对此种意识产生的寻根溯源有多少新见，使我倍感兴趣的是作者逐一揭示《易经》深藏与表现忧患意识常规的或出人意外的方式，尤其是后者。他发现，《易》的忧患意识之所以深沉，不在于那些表现逆境状况的别卦中忧患重重，令人意外又很值得深思的是在形势大好的顺境中，在《丰》、《鼎》等以名示吉的卦中，竭力探寻可能导致功亏一篑的蛛丝马迹。而在示以大功告成的《既济》卦中，因爻之当位而实无蛛丝马迹可寻，却是条条爻辞都在示警！深掘至此，不能不令人翻然有所悟，良运先生接着引述了唐太宗与魏征的对话和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重要报告，从而深刻地阐释了“思患而豫防之”之理。此节所论，至于当今还有不可轻忽的现实意义！《睿智的理性精神》一节我想也会使读者心眼发明，《系辞》提出的“九卦三陈”，历史上曾有谁像作者这样使用如此新颖又十分明晰的解读方式？他将原是交错的陈述排列成九行，每行三段，一下子就将纵横关系理清楚了，原来，“横向：显示九卦之每一卦的‘德’之修养，由内在之底蕴到外观之表征，再指明其作用；纵向：显示德之修养向纵深推进而成大业。纵横合而言之，其修养程度由外在的表征向内在的涵养不断深化，其能发挥的作用和所得的效果则是由小而大，由个人而及社会，由完善自身到行使治国驭民的权力”。对“九卦三陈”之义，历来的《易》学家解读者何止千计，但若不像如此打破原有语序而重新组合，我想绝不可能阐释如此清晰。这样的论述，实已超出文学之用，可助所有学《易》者解读如此千古难题。同是在这一章中论《周易》之情，而《易经》是找不到一个“情”字的，为了不止于《易传》而窥探远古之人的情感状态及其表现，我以为作者细心之处不在于从卦爻辞中找到了三组例句，而是惊异于他从《豫》、《兑》两卦中找到了古人辨析情之品位高低优劣的确凿证据，一字之解如“鸣”、“盱”、“由”、“冥”、“和”、“孚”、“来”、“商”、“引”等，已是历代《易》学家所能，但悟到这就是古人对各类情感的评价而可启发“吟咏情性”的文学家，我不知在此书问世之前曾有此种说法否？当我读到这些层层深入的论述，真有大快朵颐之感。
三、我对全书所引外论专作了一个统计，特作札记的就有30多处，引中国古今人物言论则远不止此。我关注这些引述的用意在于考察一下，当今研《易》者之比古代研《易》者，眼界与胸怀开阔、宽广得多了。我注意到良运先生对黑格尔的态度，他毫不胆怯地说黑格尔的目光被巍峨的喜玛拉雅山挡住了，因而不知中国早有“自觉的象征”，同时他又引用黑格尔另一段话，恰到妙处解释了“符号象征产生的必然性”，这是中国历代注家论者都未能说得如此清楚的问题。参照国外有关论著，“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启迪我们破解古人留下的思维难题，走出以“古”解“古”的传统圈子，确是当今学者的一份幸运。如用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和布留尔关于原始人语言状态的论述，用以观照《易经》语言，我认为就有意想不到的效果；用罗素和桑塔耶纳关于“理性”的论述，将“九卦三陈”的理性价值提高到世界性级别而不自作虚夸，而桑塔耶纳对于“无限之美”、“无容之美”却认为“不可思议”；同样引用瑞士著名心理学家荣格关于中国人的思维没有“因果链”之说，恰能证明西方人未能深入发现中国人“隐含在感悟状态中”的“因果链”，而《易传》中有此大量的证据。解读古人而不拘于古训，引述洋论而不迷信洋人，我以为这才是古今中外沟通的康庄大道，拘束和迷信都会造成堵塞，能够用今用洋参证，不是勉强附会而有画龙点睛之效，也是我前面提到“重写学术史”前提之“重研”一项重要的功课。
读陈良运先生这部专著尤其是读完“外篇”，不禁产生了一些感慨，若不深入透彻地了解我们代代先人积累遗传下来的文化学术瑰宝，我们便不能有不可摇撼的民族自豪感。曾习闻某些嘲弄性言论：“不要老是说，外国有的中国早就有！”的确外国很多高科技的东西中国现在也还没有，但属于精神性的东西，哲学、美学、心理学、文学艺术范畴内的不少的东西，确是中国早就有，就连外国人不承认也不行（如本世纪初欧美意象诗派，就老老实实地承认“意象”是从中国学来的），难道我们自己反不肯承认吗？就如本世纪曾在欧洲热闹一时的被称为可与生物学上达尔文天演说媲美的“移情”说，中国确实是在刘勰的时代就出现并走向成熟了，《文心雕龙·物色》完全可以为证，良运先生特标“东方最先出现的移情说”，上与朱光潜先生30年代著的《文艺心理学》相呼应。难道为了表示中国人的谦虚而将“移情说”的发明权拱手让给黑普斯？再如将中国“灵感”论的起源上溯到老子的“微妙玄通”，则我们不但不落后于德谟克利特等古希腊哲人，“通灵感物”作为“灵感”说初义之界定，实比他们更具科学性。中国学者有责任也有义务发扬光大我们自身的学术传统，向世界展示中国学术的优势和为世界学术所作出的贡献。在这一方面，首先要让今人了解，如《周易》，世界上之所以不重视其文学思想，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要使今人了解《周易》，还须应用现代科学发展形成的新认识，不能只局限于传统观念。只有用新的科学认识才能对《周易》中的合理因素加以阐发，这也是传统研究的当代意识。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健康稳步发展，我们正在向全世界展示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灿烂前景。在这一大环境中，中国传统的文化学术价值也正在受到愈来愈多的世界人民的认识，不少西方学者已经比过去更深切地理解和领会到中国学术对世界学术的意义。在整个世界文化学术研究中，如果没有中国的文化学术，那么这种研究就将缺少重要的一环。这一点，我想我们如果真正细读良运先生这部《〈周易〉与中国文学》，将更有一种对民族文化学术的自尊和自信。当然，在历史上，东西方学术由于各自的社会环境不同，各自形成不同的学术轨迹，两者之间确有不小的差异。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拓宽视野，吸取西方近现代较有科学意义的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一方面充分阐释我们古老文明的价值，另一方面也有必要把我们的民族文化学术放在世界学术的大范围内，作公平客观的比较。这也是我读了本书后在治学路数上所得的一点启示。
另外，我还想提到的是，本书最后附录一篇专文：《一部超越时空的诗体启示录——〈焦氏易林〉赏析》，很值得注意。《易林》的著者焦延寿，是西汉中后期人，著名易学家京房的老师。此书收录4096首四言诗，这在四言诗的创作上，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这部书，明代的杨慎、钟惺曾给以一定的评价。现代诗人兼学者闻一多先生选辑《易林》120首，题为《易林琼枝》，置于他选辑的《风诗类钞》、 《乐府诗笺》、《唐诗大系》之间，很明显，闻一多先生是把《易林》与《诗经》、汉魏乐府、唐诗同等看待的。当代学者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将《焦氏易林》立为专题。但现在的一些文学史著作，却从未提及一句。陈良运先生近年来潜心于此书的研究，写了好几篇学术专论，特别是对余嘉锡、胡适两位先生认为《易林》非焦延寿所作的论点逐一作了考证，否定这一被认为权威之说的定论。我曾细读，颇有同感，觉得其立论之新、考析之细，与陈尚君先生的论《二十四诗品》非司空图所作，均为近些年来古代文学的考证力作。良运先生明确提出：“真正自觉地创作哲理诗，我以为第一位就是焦延寿”，“焦延寿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位现实主义诗人。”我希望这一说法引起学术界的充分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