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有但丁之志而无但丁之才，虽然对汉语文章之弊端洞若观火，却毕竟没能用自己的实践提供一种辉煌文本。写诗之于胡适，实与内在冲动无关，只是体现为一种职责，仿佛木匠应客户要求加工一个全新家具。”

由于审美上的结构性缺陷，导致我一直拒绝在文学上给予胡适敬意。今天我决心改变这一点。

所谓结构性缺陷，我专指一种东方式才子观，在这种才子观的烛照下，某类才子较易让人惊艳，另一类作家则易于遭到忽视。比如，我们本能地欣赏有气势的铺排，对那些以简洁素朴为特征的表达，就懒得用正眼去瞧了；我们迷恋一切诗性文词，以致迷迷瞪瞪地断定，任何不能从文字里舀出一碗诗泉的家伙，都不配称为才子；我们近乎先入为主地把理性和思辨逐出才华领地，好像它们只是与文学无关的化学试剂，结果，我们随时准备对各类妖邪笔墨敞开胸怀；我们的文字爱好侧重于趣味，在我们针对文才的认知谱系里，客观化历来不是才能的象征，于是，任何主观化的言行，都有望被我们惊叹成一种魅力。

面对这类审美强权，胡适就显得形单影只了。简单地说，那些历来属于中国文人强项的地方，胡适的得分都太低。比拼以句子、词汇为考量单位的文采，胡适劣势明显，他有时会犯下些低级错误，比如一篇文章里两次引用同一个例子，他偶尔还会写出极易引发老师摸戒尺冲动的句子，比如一句话里叠用“竟然”，类似这样：“由于一个中国学生竟然得了一个卜郎吟文学奖，当时竟然变成新闻。”在我们这个性喜把文人与雅士并称的国度，胡适往往表现得一根雅骨也无。有人送他一枚牙章，他打算请台静农先生治一方藏书印，在这块任何中国文人都会下意识地风雅一把的领地，胡适的要求竟然是：“就用‘胡适的书’四个字，字体用隶书，不用篆字，叫人一看就认得。”这么看来，与其说胡适缺乏雅骨，不如说他把这根雅骨给卸了。记得早年的胡适，也曾有过“秋日适野，见万木皆有衰意”，遂“感而赋诗”之举。

凡是传统文人禁不住手痒的行文作派，胡适一概弃绝，另一面，属于胡适文章的那些优点 （尽管表现得不算完美），却又极难在其他中国文人里发现。

读胡适文章，你不可能撞上神神道道的语言。胡适的看法都以“所见即所得”的方式写在纸上，你无需猜测他的言外之意，不像读有些作家，我们似乎总要费劲地打捞（兼猜测）作者的潜台词，而且，如果被打捞者名叫鲁迅或庄子，你把他的潜台词挖掘得越深刻，就说明你的理解力越到位，你根本不必担心把对方夸过头，因为，对方已经被预悬为深刻的典范了，一个只能他衡量你、不能你衡量他的绝对标高。

钱理群先生写过一篇《怎样才能读懂鲁迅》，劈头就说：“真正的鲁迅是沉默的。鲁迅的作品就像冰山一样，有浮出水面的，但底下隐藏着更多东西，他的意思就表现在浮现和隐蔽之间。”换言之，任何强调鲁迅如何深刻的言论，都是高度安全的，反之则充满危险。

好在我们面对胡适时，此类迷人又恼人的“读懂”问题已不复存在，胡适自称：“我的长处是明白清楚，短处是浅显。……我抱定一个宗旨，做文字必须要叫人懂得，所以我从来不怕人笑我的文字浅显。”——回过神想想，这为什么不是一种气概呢？

通常，浅显与浅薄乃是贴邻，作家恐惧被人目为浅显的程度，不下于女子忌讳被人说得老丑，而我们的胡适博士竟然“从来不怕”。不怕，有两个原因，要么出于无知，要么出于“有恃”，有恃则无恐。“人家都以为我胡适写文章，总是下笔千言，一挥而就”，他对唐德刚说，“其实我写起文章来是极慢极慢的。”这就是说，对于自己外貌凡俗、雅骨脱尽的文字，胡适下的功夫，并不在别人的华彩文字之下。蔡元培当年概括过胡适文章的四大特点，并赞叹道：“这是何等手段！”那四项分别是：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和系统的研究。虽然在文本的终极成就上，胡适并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但若以此四者为据，中国文人学者中可与胡适过过招的人，恐怕没有几个。

可叹的是，胡适有但丁之志而无但丁之才，虽然对汉语文章之弊端洞若观火，却毕竟没能用自己的实践提供一种辉煌文本。胡适写诗，并非认为自己具有诗人潜质，而是为了实验白话诗的可能性。写诗之于他，实与内在冲动无关，只是体现为一种职责，仿佛木匠应客户要求加工一个全新家具。我想，如果他能够，他原本有望给汉语世界增添一道另类景致，在他视力所及之处，分明闪烁着充满异质性的文章光华。一位甚至敢把“为天地立心”判为妖词的人，顺着他的目光远眺，我们将看到各色半仙笔法悉遭驱逐，理性则会焕发出熠熠文采。如果他能够，汉语文学的特质纵然不会挪转——正如鲁迅依旧是鲁迅——但至少会奔涌出一条全新河流，后人也能意识到另一片星空的存在。

唉，这种文字终究成为想象，也是恨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