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做一门可能很奇怪的学问：性社会学。多年来，人们一听，大都保持礼貌的沉默，没什么人来刨根问底。可我却已经在重点大学里讲了15年这门课了。学生也是“人们”，所以我总是到一个学期快结束的时候，才能听到他们提问：它是什么？还有一个潜提问，只有两个学生说出来过：它有什么用？
它是什么？就是100多年来，人们不再把“性”仅仅看作生理现象和“床上事”的历史。它有什么用？这段历史，就是它的目标和结果。
＜一＞
性社会学的最基本命题就是：人类的所有性行为，无论多么奇特和罕见，与人类的其它任何社会行为都是一样的；不仅仅是跟吃喝拉撒睡一样，而且跟每天在社会上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也一样。它们之所以会发生，主要原因并不是“生物本能”（而且也不存在这样的东西），而是人所处的社会使然。因此，那些可以用来解释其它社会行为的社会学理论，同样也可以用来解释人类的性行为。
这个命题有两层含义：1、人类的性行为是经过社会化的；2、人类的性行为主要是人际的，是交往的；而不仅仅是个人的单独性行为。即使在自己偷偷自慰这样的性行为里，表面上看来不是人际的，也没有两个真实的人在交往；但是由于自慰行为也是经过社会化的，在自慰者的背后，实际上矗立着整个社会，因此一个人在自慰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在与社会进行着交往，也是处于一种人际关系之中。否则，为什么有许多年轻人，一方面在自慰中获得快乐，另一方面又因此而烦恼不堪？就是因为他们躲不开社会之网，烦恼于对烦恼的烦恼，受害于对受害的恐惧。
到目前为止，国际学术界对于性社会学这个学科的认识，还没有达到统一和公认的程度，也没有一个约定俗成的统一名称。目前在使用的名称有：socio-sexology,sociolo-sexology,sexolo-sociology,sociological research in sexuality，等等。
但是根据国际上的重要的相关研究成果，可以对性社会学作出如下的初步描述。
性社会学是性学与社会学的交叉学科，因此它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定义。在研究实践中，要看研究者相对地更侧重哪个方面，就应该使用哪种相应的定义。
从性学为主的角度来看，性社会学是主要研究人类种种性现象中所包含着的、所反映着的社会因素和社会作用的一个分支学科。从这个角度来看，它主要是对人类性现象进行内部的多因素的和多侧面的分析，可以认为是性学的进一步的精细化和微观化的研究，应该更多地归属于性学这个大学科。
从社会学为主的角度来看，性社会学是主要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人类性现象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作用和运行机制的一个分支学科。从这个角度来看，它主要是以人类性现象为整体对象，研究其外部的社会相关物与相关关系，可以认为是社会学在性现象这个特殊领域中的运用，应该更多地归属于社会学这个大学科。
当然，更加完美的性社会学研究，应该定义为既研究性现象中的社会因素，又研究性现象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分支学科。但是在1995年为止的国际学术界里，还没有出现被广泛认可的、足以表明这样一个定义之下的学科已经确立的、符合人们对于“科学”的一般定义的研究成果。部分学者认为，《性现象的社会组织》这个成果，堪称目前朝这个方面努力的最佳典范。
＜二＞
性社会学的准备阶段，是20世纪之前。当时主要做了3方面的工作：人类学家不但研究了原始人类的性关系，也部分地研究了他们的性行为；社会学家研究了当时欧美各国的娼妓和许多种性犯罪；性心理学家已经开始发现人类性心理与社会条件之间的初级关系。
随着性学于1885年正式创立，从20世纪初到30年代末，性社会学也以一系列成果确立了自己作为分支学科的地位。当时主要的性社会学家极其成果有：德国学者伊文•布洛赫(1872—1922)是研究社会中的性现象的第一位大师。他的主要著名著作有：《我们时代的性生活》〔1907〕、《梅毒的社会根源》、《妓女》（2卷本）、《论德•萨德》、《英国的性生活》、《性制度病态的心理学研究》、《一切民族在一切时代的奇特性行为实践的编年史研究》等等。在美国，先驱者C.V.哈米尔顿(1877—1932)向8万位已婚男女询问过400个关于性生活的问题，出版了资料书《婚姻研究》。另一位先驱者，妇科专家K.B.戴维斯，首次调查研究了女性性问题的社会方面，与1929年出版了《2200位女性的性生活中的诸因素》，因此被认为是女性性学的开创者。
总结起来看，在确立期里性社会学的最主要成果，就是提出、传播和得以公认了这样一个命题与知识：人类的性现象绝不仅仅是生理或者生物的单纯产物。性现象里包括着社会因素，社会也与性现象存在着紧密的关系。
从3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是性社会学创立自己的基本理论的时期。当时最著名的人物是德国的莱克（Reich,1897—1957，又译做赖克、赖西、莱西，是由于德语的发音与英语不同）。他研究了性现象与社会权力的关系，创立了性政治学。他的主要著作有：1932年的《青年的性权利》与《性道德的欺压》、1933年的《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1936年的《性革命：向着自我管理的性格结构前进》。
另一位著名学者是美国的A.金西(Kinsey)。他经过大量的社会调查，出版了《人类男性性行为》〔1947〕与《人类女性性行为》〔1953〕。他分析了人的社会化过程以及人们所处的不同社会阶层环境对于人的性行为方式、性高潮频率等性现象的巨大作用。
当然，也有些后来的学者认为，莱克研究的真正对象并不是性现象，而是社会政治现象；金西实际上是开创了性学里的社会调查学派，而不是社会学对于性现象的研究；所以性社会学本身在这段时期里实际上是停滞不前了。
在性社会学的发展史上，金西（美国教授）以前的所有研究者（包括弗洛伊德和蔼理士（注：《性心理学》，蔼理士著，潘光旦译注，三联书店，1988年5月。））的根本贡献(1885—1947)，只不过是揭示和罗列了社会实际生活中所存在的各种各样的性现象。这里面所潜含着的命题是：实验室里的、纯粹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类性行为，与社会中实际上存在着的性行为，是不一样的。
金西的调查报告（《人类男性性行为》（注：《金西报告——人类男性性行为》，金西等人著，潘绥铭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7月。另有中译本《男性性行为》，黄晶忠译，海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1947和《人类女性性行为》（注：《人类女性性行为》，金西等人著，潘绥铭译，团结出版社，1990年3月。），1953），最大的学术贡献，并不仅仅是运用统计数字来揭示现状，而是在传统的生物学因素之外，发现和总结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因素对于人类的性发育和性行为，有着显著的影响。这就是“性的社会化”这个命题与基本概念的初始。
到了1972年，盖格农（美国教授）的《性举止——性的社会组织》（注：中译本：《性社会学——人类性行为》，盖格农著，李银河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1月。）一书，基本上完成了“性的社会化”的理论的构建。他说：我们那些所谓的“性本能”，其实只是“原稿”；只有经过社会大彩笔的描画，才显现出成年后的五彩缤纷（或者叫做五花八门）。
到了1994年，劳曼等4位美国教授的《性存在的社会组织》（注：此书的通俗读本是《美国人的性生活》(Sexin American)，迈克尔等人著，潘绥铭等人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1月。此书的学术读本，尚未译成中文。）一书（俗称“芝加哥报告”，因为是社会学的鼻祖——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组织的全国随机抽样调查），基本上构建起了“性行为是人际的和社会的”理论构架。
此书的重点，是用调查数据描绘出的一幅“性行为的社会网络”的示意图。你会发现：如果你曾经跟一个以上的人做过爱，不论是外遇还是再婚，不论是跟同性还是异性；如果其中的一个对方也是这样；那么你实际上就跟许许多多的人在客观上“搭界”了，可能是“串联”，也可能是“并联”。不仅性病和艾滋病可以在这个网络中传播，而且人们的性行为中那些最无法言传的事情，例如采用什么姿势、获得什么感觉等等，也都“上网”而且传播了。结果，你不仅仅是被自己的成长环境给社会化了，而且也被那个你并不知道的“网”给多多少少地“化”了。
如果能看明白那幅图，80%左右的美国成年男女的性行为，哪怕早已改邪归正，就不仅仅是“自己的”了，更不敢乱用“随心所欲”、“独立”、“自由”这样的词了。
＜三＞
至此，性社会学终于可以说是自立了。因此，毫不奇怪，尽管盖格农并没有参加多少实际调查，也并不是社会调查的大家，但是他的名字仍然排在作者的第二位。
至此，“性行为也是一种社会行为”的命题，基本上建立起来了。这就使得社会学的所有其它理论与研究成果，都可以顺理成章地运用到性行为研究中来了。（尽管现在这样做的人还不是很多。）
至此，生物学与社会学在性这个领域中的斗争，基本上打了个平手，开始呈现为势均力敌的局面。
但是，生物学显然还牢牢地占据着性的生理现象与性（的生理）反应这块广阔的阵地，而且似乎已经扎根了。性生物学的最伟大进展，发生在1966年。当时，马斯特斯与约翰逊通过实验室观察，创立了人类性反应周期的基本理论和“性方面的行为疗法”的应用理论。（注：《人类性反应》，马斯特斯等人著，马晓年等人译，知识出版社，1989年5月。）他们的具体成果很多，可是人们最容易在日常生活里验证的则是：男人在性高潮（射精）之后，必然有一个“不应期”，就是不再对外界刺激做出性反应的时期。女人却没有这个不应期，所以女性不但客观上可以连续多次达到性高潮，而且达到性高潮的能力近乎是无限的。这似乎在说：人归根结底还是生物，生物性仍然是制约人类性行为的最主要因素。
随后，1972年，卡普兰创立了“新的性的行为疗法”。再往后，许多生物学家开始探索和总结人体内客观存在的“性系统”，而且已经获得了长足的进展。例如“脑电波性高潮”理论就认为，性系统实际上独立于我们以前所说的“生殖系统”。它是以皮肤为感受器官，以神经为传输器官，以大脑皮层的某些“兴奋灶”为控制协调器官，而传统上所说的“生殖器”，其实只是“性器官”中的一种，只是“反应器官”而已。（注：有关著作均尚未翻译。可参见《现代性医学》，薛兆英等人主编，人民军医出版社，1995年1月。）
＜四＞
时至20世纪末，从天上给性生物学掉下一个大馅饼来。可惜知者不多，且细细道来。
当全世界被“克隆”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不过我总是怀疑，至少在中国，这恐怕与传媒的“炒作”有很大关系），人们并没有注意到一些电脑制造商的豪言壮语。他们宣称：现在已经可以用电脑创造出一个视觉上和听觉上的性的“虚拟现实”，就是利用多媒体技术，不仅使人看到和听到栩栩如生的性生活场面，而且可以由观听者自己来指挥屏幕上的“性演员”，你让她（他）怎样，她（他）就会怎样，即所谓“互动表演”(interactiveshow)。这会使人一如身临其境。如果再给人穿上特制的紧身衣，通过它，使电流适当地刺激到人体表面的大约100万个感觉神经的神经元；那么，人就会产生相应的触觉。在这样一个虚拟现实里，人不仅会如入其境，而且会更加美不胜收。这是因为，多媒体表演以及电流的适当刺激，在强度上、可调节度上和持续时间上，都远远超过真人。
尤其是，如果把天下的性感明星们都制成虚拟现实的软件；那么随便什么人，只要花钱买来这种软件，就可以与那个明星在虚拟现实里寻欢作乐，而且其美好程度，会远远超过真的与那个明星做爱。
电脑大亨宣称：这一切，不仅在技术上是可行的，在经济上也越来越可行了，很快就有可能以此暴富横发了。
那时，人类还需要婚姻吗？还需要真人之间的性生活吗？天啊，对于希望保持传统道德和生活方式的人们来说，这难道不比“克隆人”更具有现实的威胁吗？
从学术上说，如果此事成真，性生物学就将反攻成功，甚至把性社会学一笔勾销。因为按照电脑大亨的说法，甭管你白人黑人穷人富人男人女人，只要你进入虚拟现实，你就会见异思迁、忘恩负义，来上一段“镜中缘”；还会飘飘欲仙、如醉如痴，胜过“人间烟火”。什么社会教化，什么忠贞情爱，统统都会烟消云散。
其实，在性社会学看来，即使此事成真，且不论有多少人会用它来取代真实的性生活，就是仅仅在生理上，也只会有一部分人产生这样的效果。这是因为，人类对于外界的性刺激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这其实也是一种社会行为。甚至于可以说，人类的哪些部位对于外界的性刺激更敏感，也是被社会化过的。
举些尽人皆知的例子：有的男人一有外遇就阳痿；可另一些男人却是只跟老婆才阳痿。过去的一些女人，奶过10个孩子，也没发现自己的乳头跟性有什么关系；可现在的一些女性，青春期刚到就会自己摩擦乳头以便获得性高潮。这些，能说是生理的必然吗？
归根结底，那些一直被认为是生理本能的现象，那些被生理学甚至解剖学反复证明过的“性器官”，其实也是社会存在的产物，从广义上说，也是一种社会行为。
这个命题，从学术上来说，石破天惊的意义并不亚于“虚拟现实”给人类实际性生活所造成的冲击。它已经是性社会学在向生物学“侵略”了，将使得人类不得不重新认识自己的肉体，不得不更深刻地质疑（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这将是比波普的“科学哲学”更大的一个进步。
当然，现在这还是一种虚拟。可是，在全世界已经拥有数百名研究者的性社会学，下一步的目标，不也正在于此吗？如果获得突破，它的根本价值，还会有多少人怀疑呢？
＜五＞
如果扯到半题外半题内的话头上来，那么我们现在在讨论一切有关“性文学”和“性描写”的问题时，是不是应该首先了解一下性社会学的大致历史与前景呢？
我们在判断一个作品、一段文字的时候，就不应该仅仅看它的细节程度；不应该仅仅看它美不美、自然不自然；也需要看看，它是把性行为描写成纯粹生物现象，还是描写成社会行为。
这是因为，如果是前者，我认为还不如去读性生理学的实验报告或者性行为学的调查报告，例如《海特性学报告》（注：《海特性学报告》，（美）海特著，张月等人译，中原农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类似的还有《女人的见证－美国十万妇女性生活的调查报告》，（美）黛夫利丝等著，李洁译，海潮出版社，1989年1月。），那里的细节描写更多、更细。这样的文学恐怕是钻了“无性可看”的空子，或者是趁了人们不知道还有性学报告之机。这显然并不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文学，而且，不管它“黄”不“黄”，注定是长不了的。
反之，如果把性行为按照社会行为来描写，那么细节再多，也仍然是在文学的范围与功能之内的，仍然是文学与学术之间最主要的相通之处。对于这样的文学的非难，其实仅仅是一个可以给什么样的人看的问题，并不是因为它本身有什么“不够文学”的地方。
所以，我这个文学的门外汉实在不明白，在某些小说里，男男女女个个都是“十八般武艺俱全”，甚至不得不用□□□来描写；可是他们的性行为（甚至很罕见的性行为），却都没有背景与环境，没有发展过程，没有促进因素和制约因素，甚至连性别差异都没有，好象人人天生就会，天生就喜欢；而且横看竖看都看不出前因后果。这，也叫文学吗？
可别跟《金瓶梅》比。在《金瓶梅》的纯粹性行为描写中，你能看出西门庆到底真爱谁，能看出数个女人之间的争夺，能看出所有性行为方式的原因和局限，能明白为什么偏偏要用潘金莲、李瓶儿和春梅的名字来作书名，而不用别人的名字（例如，《西门庆风流记》多好）。
能说的是：性社会学也好，性文学也好，总要有一个深刻和长远的价值，才会逐渐有人认你的帐。性社会学以前被看低，与现在性文学（甚至整个文学）被看低，都是出于同一个原因：从业人员们没有去发掘自己的饭碗对于别人的意义，弄成了“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结果当然是“曲低和寡”。
我相信，80年代以来性学在中国的传播，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判定标准。我们在议论一切与性有关的现象时，不再仅仅依据伦理的标准和爱情的标准，还要看看性学是怎么说的。今后，性方面可能会更加多姿多彩（或者叫做光怪陆离）。我希望，性社会学能够很快地成为人们的新的判定标准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