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一代经学号称极盛”[1](页269)，作为历来经学研究重典的《诗经》，清人对其研究之成果层出不穷，自然尤为翘楚。根据有清一代“诗经学”自身发展演变轨迹，大略可将清代“诗经学”厘为清初、清中期、晚近三阶段。
于学术史而言，进行分期本只为叙述方便，使错综复杂之情形明晰化。不得已如此，似距学术之原生状态益远，而每一历史均为当代史，均治史者当下之界定与解释。于清代“诗经学”而言，其发展理路与朝代名不尽一一对应，斩然而划，为便于叙述，将其约略分为三期，即：清初发轫期，包括顺、康、雍三朝（1644—1735）；清中叶鼎盛期，包括乾、嘉、道三朝（1736—1850）；晚近嬗变期，包括咸、同、光、宣以迄五四前（1850—1919）。之所以将清室覆亡后8年也囊括在内，即不仅据朝代改变，且依“诗经学”自身历史而作划分。
自《诗三百篇》编定起，“诗经学”也随之产生，历2000余年，与“易学”、“春秋之学”、“三礼之学”汇为经学主体，其间流派之繁杂、家法之谨严、争论之激烈、问题之众多，于诸经中尤为突出。就诗经研究全史而言，除先秦诸子“诗经学”外，大略历“诗经汉学”、“诗经宋学”、“诗经明学”（注：谨按：明代诗经学不同于汉唐、宋元与清，有其一代特色，有论曰“从经学到文学”，大致相符，故特列为独立阶段。今人杨晋龙先生有《明代诗经学研究》（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论文），刘毓庆先生有《从经学到文学——明代诗经学史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讨论甚详，兹不赘述。）、“诗经清学”、“现代诗经学”5阶段。今人洪湛侯先生认为“诗经清学”指“清代古文派的《诗经》研究”，“以乾嘉学者为主体，以考据、训诂为特色的古文经学派，不包含晚清时期复兴的今文经学。‘汉学’、‘清学’都是学术流派的标志，而不作朝代的专称”。“‘诗经清学’与清代初期专讲推求义理的‘诗经宋学’和清代后期信守‘三家’遗说的‘诗经今文学’都不相同。‘诗经清学’这个概念又不同于‘清代诗经学’，因为它并不包括整个清代《诗经》研究的各个流派。”[2](页486,490,493)然清代诗经学毫无疑问以“诗经清学”为特色、为主体，即如洪先生所言清代“诗经学”中“诗经宋学”与“诗经今文学”，又何尝无清代考据学烙印而区别于宋代“诗经宋学”和汉时“诗经今文学”？
清代“诗经学”为2000余年“诗经学”之总结。200余年间“诗经学”专门著述600余种（注：笔者目前由各种书目及各图书馆所著录统计已近700种。），为历代“诗经学”专门著述数量之最；其以精深拓新而无让汉宋者不在少数，质量亦为历代“诗经学”之最。纵观清代“诗经学”，虽流派甚多，各守家法，然重考据训诂，主批判思辨为其一代特征。无论恪守毛郑、发微汉学者，抑或质疑朱《传》、商兑宋学者，即便另辟径途、张扬文学者，再如辑考“三家”、研讨今文者，大致皆有此种特征。故本文以为有清一代“诗经学”以其鲜明特色共同构成“诗经清学”（注：诗经清学，将有另文述论。），而区别于以往“诗经汉学”、“诗经宋学”、“诗经明学”及继起之“现代诗经学”。
今将清代“诗经学”著作中经眼过读之编、已知提要之什，稍作董理，分类述之。
清代“诗经学”除诗话、笔记、文集中散论琐语外，就专门著述言，可别为8个流派：毛郑派、朱《传》派、兼采派、小学派、史学派、文献派、文学派、今文派（注：谨按：此处流派之别，与夏传才、洪湛侯、戴维诸学者所列流派稍有出入，本非别出心裁，亦无甚高明，只为行文论述之便，况此8类之分3位先生已有述及，名异而实同。参见夏传才《诗经研究史概要》，中州书画社，1986；戴维《诗经研究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略分述如下：
一、毛郑派
“毛郑派”守汉儒读诗解句之法，考订传说，辨察毛郑以下传笺之论（注：谨按：此所谓毛郑派者专指宗毛郑传笺、守汉儒治经家法之著，其他不在其列。虽守毛郑，却着重文字、音韵者别为小学派，着重名物、舆地、制度者别为史学派，着重辨伪辑佚者别为文献派，虽兼采汉宋却实为崇毛郑、治传笺者仍归为毛郑派，其他别为兼采派。），详于训诂，精于考据，看似复古，实为创新。
清初恪守毛郑最力者首推陈启源之《毛诗稽古编》，陈著虽与同里朱鹤龄《诗经通义》互为表里，并世齐名，但朱著汉宋兼采（注：朱鹤龄《诗经通义》12卷，又作《毛诗通义》，此书虽明宗毛，然实汉宋兼采，下将有论。），“陈启源却坚守汉学中《毛诗》一派，一字一语不容有出入”[3](页494)。与陈启源同时尚有秦松龄《毛诗日笺》6卷、姜兆锡《诗传述蕴》4卷诸作，治诗汉学倾向尚未形成，清学风气正在孕育，清初毛郑派著述亦为数不多。
清中叶，毛郑派大多为乾嘉考据家者流，或考镜毛郑得失，或补苴传疏阙义，以卫毛申郑为己任，以实事求是为准则。其中，或正字酌词一变而为小学派，或征史佐礼一变而为史学派，戴震、焦循、丁晏皆一时之选。东原《毛郑诗考证》最称杰构，“折衷毛郑，考正训诂，颇多精义”[4]。
晚近“诗经学”毛郑派集大成者为吴县陈奂硕甫（注：谨按：治“诗经学”者胡承珙、陈奂、马瑞辰并称，胡著《毛诗后笺》申述古文，集成汉宋，宗毛抑郑，归为毛郑派；马著《毛诗传笺通释》更博采古今文之言、汉宋家之论，家法未严，归为兼采派。）。其《诗毛氏传疏》墨守传序，主张：“齐、鲁、韩可废，毛不可废。齐、鲁、韩且不得与毛抗衡，况其下者乎？”今文三家固然不取，即便郑笺亦删去不用，序传之下，自出疏文，实毛诗研究之翘楚，而其《毛诗义类》、《毛诗说》、《郑氏笺考征》则可视为《诗毛诗传疏》之羽翼。其次，泾县胡承珙氏《毛诗后笺》专治传笺，郑笺不合传序处，广征宋元“诗经学”著作，右毛左郑之意甚明。至若总结清代毛诗成果之著，则非马其昶《毛诗学》30卷莫属。此外，考辨毛郑得失，崇毛攻郑，略嫌保守之著为《毛诗通考》，粤人林伯桐撰。
二、朱《传》派
“朱《传》派”主宋学义理，重阐发新见，疑古辨伪，涵咏诗文。朱熹《诗集传》，诗经宋学权威著作，清初以迄晚近，讨论朱《传》者名家间出，著述十数部，或采朱氏旧说，尊《诗集传》；或揭朱氏之失，别出新义。凡以朱《传》为论说对象，即使借朱以自重者亦均视为朱《传》派。
乾隆朝前，清统治者竭力提倡朱熹之学，视《诗集传》为“诗经学”正宗，然就现存“诗经学”著述考察，朱《传》派却非清代“诗经学”主流，可见，学术之发展，有其固有思路，与当政者有关，而并不以其意志为转移。虽清代“诗经学”主体特征之一即“诗经宋学式微”[2](页457)（注：洪先生以为此特征仅在清初，愚以为此特征贯穿有清一代。），然综观清代“诗经学”，朱熹《诗集传》影响又几与毛郑相埒，即便晚近今文家兴，亦并未忽视朱《传》。唯与元明“诗经学”所不同者，一味恪守朱《传》之著寥若晨星。
清初朱《传》派大抵为朱《传》作注作疏，反对汉学，承朱子疑古精神，多着力于微言大义，依据正变美刺，屡出创见新意。或有推举清初“诗经学”朱《传》一派者曰：其间佼佼者两家：孙承泽《诗经朱传翼》30卷、陆奎勋《陆堂诗学》12卷。答曰：《陆堂诗学》并非专主朱子之法，实以《集传》为主，时亦有从毛、郑及“三家诗”者，似归为兼采派更为合适（后有详论）。清中叶诗经汉学化倾向昌极一时，独宗朱《传》则在少数。讨论朱《传》者多，以桐城方苞《诗经朱传补正》8卷最为精妙。晚近已降，朱《传》派遂凋零以致衰亡，平庸之作可见，高明之著几无。朱《传》派成就最大者当属清初王鸿绪等编纂《钦定诗经传说汇纂》21卷《诗序》1卷。
三、兼采派
“兼采派”指不拘一家师法者，或兼采汉宋，或兼采古今文，不为一家之言所囿，唯真是求（兼采毛郑者，仍归为毛郑派）。此派为清代“诗经学”之代表，清初至中叶，主要汉宋兼采，晚近更有古今文兼采者。
清初兼采派名家辈出，杂采汉宋之著多不胜数。钱澄之《田间诗学》12卷、阎若璩《毛朱诗说》1卷、惠周惕《诗说》3卷、朱鹤龄《诗经通义》12卷最称力作。清中叶兼采派以《钦定诗义折衷》始，名著如翁方纲《诗附记》4卷、戴震《杲溪诗经补注》2卷，皆为代表。晚近马瑞辰博采汉宋论、广综古今文，间出己意，以著《毛诗传笺通释》，堪称兼采派集大成者也。
四、小学派
“小学派”指《诗经》文字、音韵、训诂之研究（注：谨按：此谓小学派独指诗经小学研究中之专书，本文所谓某派，均指某书，而非某人，此为本文之例，此谨说明，不赘。）。诗经小学派自清初昆山顾炎武《诗本音》肇其端，清代“诗经学”循此而获致不同于前朝之重要成就。考订文字，搜讨古音，校理词义，乾嘉已臻巅峰，后世叹为绝学。其他《诗经》著述中精研小学者无论，踵顾亭林《诗本音》之后而卓然大家者为金坛段玉裁。段玉裁以《说文解字注》30卷名世，享小学盛誉，至今不坠，而其所著“诗经学”著作2种：《诗经小学》4卷与《毛诗故训传定本》30卷，许为诗经小学派中名作。晚近诗经学因今文经学起，文字训诂，考异四家（毛、韩、鲁、齐四家之诗互正文字之著时有），以冯登府成就最高，所著有《诗异文释》6卷补遗1卷、《三家诗异文释》3卷补遗3卷、《三家诗异文疏证》2卷及《三家诗异字诂》3卷。另有李富孙《诗经异文释》16卷与张慎仪《诗经异文补释》16卷等。同时以小学闻者吴树声，著有《诗小学》30卷补1卷。
五、史学派
“史学派”指《诗经》时代史实之研究。此派最为庞杂，凡研究《诗经》社会状况者一归于此。此派关涉《诗经》之名物、制度、天文、舆地、人物、史实之类。
清初“诗经学”名物研究如：徐士俊《三百篇鸟兽草木记》1卷、毛奇龄《续诗传鸟名》3卷、王夫之《诗经稗疏》4卷、赵执信《毛诗名物疏钞》不分卷、陈大章《诗传名物集览》12卷等。清中叶则有姚炳《诗识名解》15卷，而以丁晏、焦循为著，拓堂有《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校正》2卷，里堂有名物研究著述4种：《陆玑疏考证》2卷、《陆氏草木鸟兽虫鱼疏疏》2卷、《毛诗物名释》1卷、《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12卷。晚近有俞樾《诗名物证古》一卷、方{J2Q406.jpg}《读诗释物》21卷、王仁俊《毛诗草木今名释》1卷等。
“诗经学”典章制度研究，清初以包世荣《毛诗礼征》10卷创获极多，清中叶有歙县朱濂《毛诗补礼》6卷，发挥毛郑训礼诸端，“此书瑕瑜互见，遗漏亦复不少，较之包世荣之书，瞠乎后矣”[2](页541)。晚近殿其后者，南海桂文灿（注：蒋秋华、王清信纂辑《清代诗经著述现存版本目录初稿》（《清代诗话知见录?附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2002）中桂文灿生卒年误，桂氏生于1823年，卒于1884年，道光二十九（1849）年举人。），著《郑氏诗笺礼注异义考》1卷。
清代“诗经学”天文研究最精善者洪亮吉，所著《毛诗天文考》1卷，卷帙未富，然以其博闻，并采“西士之说”，故按语博瞻而精当，有朴学之风。此外，尚有焦里堂《推小雅十月辛卯日食详疏》（有1卷本与2卷本两种）、王树柟《诗十月之交日食天之细草》2卷。
清代“诗经学”舆地研究中随文作释者多，勒为专著者少。《诗经》舆地研究专著不过10种，可称者尤少，略如：焦循《毛诗地理释》4卷、朱右曾《诗地理征》7卷、桂文灿《毛诗释地》6卷、尹继美《诗地理考略》2卷图1卷、高朝璎《十五国风诗经地理之图》1卷（注：谨按：此著为高氏所著《诗经融注大全体要》（8卷）附录，有乾隆五十四（1789）年三多斋刻本。）。
“诗经学”社会风俗、人物史实研究民国始兴，清代“诗经学”中可举出者寥寥。从历史角度立论，疑古而独抒己见之著并影响后代者有崔述《读风偶识》4卷，立论坚实。别有李超孙《诗氏族考》6卷，考氏族原本。
王绍兰《周人诗说》4卷、黄朝槐《荀子诗说笺》1卷、俞樾《荀子诗说》1卷、叶燕《读严氏诗辑》1卷等，均有论于诗经学史，诗经学史属学术史，故将此类著述归为此派，谅无不可。
六、文献派
“文献派”指对《诗经》文献整理研究，包括校勘毛诗、辑佚三家、辨伪古今文等。诗序、诗谱及诗纬研究附归此派。清人《诗经》文献研究成就胜于前人者在今文经学，三家诗学者无论辑佚，拟或校理，均超越古人，无愧当今。陈乔枞为其中最杰出者，所著《诗经四家异文考》5卷与《毛诗郑笺改字考》4卷，校辨异文，几为不刊之作。于今文三家，陈氏均有著述：《鲁诗遗说考》20卷、《齐诗翼氏学疏证》2卷叙录1卷、《齐诗遗说考》12卷、《韩诗遗说考》17卷、《三家诗遗说考》19卷。逸诗辑考者：叶酉《诗经拾遗》16卷、郝懿行《诗经拾遗》1卷及孙国仁《逸诗征》3卷。
文献派亦当包括清代“诗经学”著述之系统整理与刊布，成绩突出者：纳兰性德《通志堂经解》，收李唐至朱明“诗经学”著述11种；阮元《皇清经解》，收清人“诗经学”著述11种；王先谦《续皇清经解》，收清人“诗经学”著述26种。
七、文学派
“文学派”指以文学批评观点析论《诗经》，研究《诗经》文本审美意义，发掘诗之情韵，体味诗之声色，品评诗艺，探赜诗法。此派朱熹开其端，继起者谢枋得及文公高弟辅广。朱明此派大昌，成为明代“诗经学”一大特征，今人刘毓庆《从经学到文学——明代诗经学史论》一书论述甚详，此不赘。
文学派著述，于清初有王船山《诗译》1卷（一作《诗绎》），遂演序曲，《诗译》实为诗话，故近人丁福保将其编入《姜斋诗话》卷一，价值远未被重视，后将详论。同时作者尚有吴县才子金人瑞圣叹，圣叹所批《诗?小雅》4篇，邓实刻入《风雨楼丛书》，名为《唱经堂释小雅》（1卷，另有《唱经堂才子书》本、《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本），读《诗》之法犹如诵读唐诗，极具才人眼目。此后，有姚际恒著《诗经通论》18卷首1卷，“涵咏篇章，循绎文义”。而名著一时者方玉润，所著《诗经原始》18卷，一直被视为此派代表，主张“循文按义”，“盖欲原诗人始意也”。
八、今文派
“今文派”又称三家诗派，重在三家诗遗说之研究。有关三家诗文献整理之著、三家诗小学研究之著分别归入文献派、小学派，此处专指研究三家诗“大义”，考证家数，参校毛诗，比核异同之著。
今文派专门著述，于清初少有其人作，仅知陆奎勋有《鲁诗补亡》一编，惜未见。自中叶范家相撰《三家诗拾遗》10卷始，三家诗辑佚日益为学界重视，而范氏《三家诗拾遗》当归为文献派。研究三家诗遗说、考证三家家数之著，则仪征阮元芸台《三家诗补遗》3卷最称精详。其后，有徐璈《诗经广诂》30卷，诂训三家，钩稽剩义。而影响较大者魏源默深《诗古微》17卷，主张通经致用，深得汉代今文学精髓，至今仍为治三家诗之必读书。默深之后以今文学名者皮锡瑞鹿门著《五经通论》，中有《诗经通论》1卷，专论三家诗。此派集大成者湘人王先谦葵园著《诗三家义集疏》，极详备亦极精审，有三家诗学“鲁殿灵光”[2](页606)之誉。
清代“诗经学”流派略述如上，其中并不包括清代文集、诗话及笔记中有关《诗经》之研究，此类研究当俟日后专论。
【参考文献】
[1]陈寅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A].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C].北京：三联书店，2001.
[2]洪湛侯．诗经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2.
[3]戴维．诗经研究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
[4]张寿林．清代诗经著述考略（三续）[J].燕京大学学报，19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