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玉润所著的《诗经原始》在清代《诗经》研究中别开生面，在“诗经学”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这部著作力求还《诗经》以文学作品的本来面目，表现了对《诗经》研究传统中政教中心批评模式的挑战。
政教中心论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核心理论。政教中心论，由孔子批评《诗经》发端，孔子评论《诗三百》的“思无邪”、“兴观群怨”、“乐而不淫，哀而不伤”①等命题，归结到一点，就是倡导文学的政治教化功能，倡导文学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将《诗经》研究导入了政教中心论的轨道。《毛诗序》实践了政教中心模式，它强调文学的政治教化功能，认为文学的作用在于“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②。这些观点，直言不讳地表明了将文学作为封建政治教化工具的认识。朱熹《诗集传》对《毛诗序》多所否定，为被政治教化模式紧紧封闭的《诗经》研究开启了另一种批评思想，在“诗经学”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朱熹很强调《诗经》“足以为教”，“有以劝惩”，“以化天下”③的作用，正如方玉润在“《诗经原始》的《自序》中所说：“朱虽驳《序》，朱亦未能出《序》范围也”。还要指出的是，上述各阶段《诗经》研究的代表作，对《诗经》的艺术表现虽有研究，并概括了赋、比、兴三个法则，但由于研究者囿于对文学政治教化功能的认识，妨碍了这方面研究的深化，连赋、比、兴也往往被附会于教化，乃至在清以前漫长的时期，《诗经》艺术研究少有拓展。
清代《诗经》研究者受着清王朝严酷的思想文化专制，脱不出传统窠臼，更少对《诗经》作艺术的探讨。只有姚际恒《诗经通论》、方玉润《诗经原始》等对《诗经》作另辟蹊径的研究。方玉润受启发于《诗经通论》，对《诗经》研究中政教中心式的批评传统发出了挑战，他在《自序》中宣言。他是痛感于汉以来学者辗转相循于《序》、《传》而“《诗》旨因之愈乱”，故起而述之，“不顾《序》，不顾《传》”，亦不顾《论》（即《诗经通论》），唯其是者从而非者正，盖欲原诗人始意也。”他深知这样做“未免有乖世好”，故曾有所顾虑：“讵敢出而问世”（《凡例》）。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到方玉润此书对传统明显的挑战性。他竭力拨去笼罩在《诗经》研究上的迷雾，不顾传统而直探诗人原意，将《诗经》还原为文学作品。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著作的实际或许与作者的主观愿望还有相当距离，但方玉润研究角度的根本改变，使《诗经原始》成为别具一格的著作。传统《诗经》研究重政治教化而轻视艺术鉴赏批评，《诗经原始》则在对内容推本求原，在探其始意的前提下进行艺术探讨，突破了以赋、比、兴概《诗经》艺术并穿凿附会于封建教化的模式，展示了《诗经》缤纷多采的风姿，在内容与艺术批评的结合中更好地阐发《诗经》原意，这无疑是《诗经》研究的一个大进步。
“原其始意”，是《诗经原始》鉴赏批评的根本宗旨。方玉润在《凡例》中说：“读书贵有特识，说《诗》务持正论，然非荟萃诸家，辨其得失，不足以折衷一是”。本着这严谨的治学态度，他批评了前人或“悉遵古《序》”，或“独宗朱《传》”，而同时人又“反而趋《序》”的“两失道”状况，不囿于一家，兼采众长，独抒己见，成一家之说。书名“原始”，即标明了此书鉴赏批评的根本宗旨和作者的“特识”。方玉润看到了传统《诗经》研究的症结，是在《序》、《传》之间“辗转相循”，“穿凿附会，胶柱鼓瑟”，其结果是“不失之固，亦失之妄，又安能望其得诗人言外之意哉（《凡例》）”？因此，他为自己定下的原则是“反复涵泳，参论其间，务求得古人作诗本意而止（《自序》）”。他的体会，“说《诗》当触类旁通，不可泥于句下，解《诗》必循文会意，乃可得其环中”（《诗旨》）。他的这些见识，在《周南》研究中有较集中的表现。如《汝坟》总论批驳了《序》、《传》将诗硬说成“道化行”，“被文王之化”的做法，指出这是“学究家说《诗》必先有一副宽大帽子压倒众人，然后独申己见”。的确《周南》诸篇，《序》与《传》多牵强附会于后妃、文王。方玉润讥之曰：如此，则《周南》“直可曰《周颂》矣，而何以为《风》？且直可曰《太姒颂》矣，又何以为《周南》？夫曰《风》，则必里巷歌谣……”（《周南·总论》）。他认为，《关雎》的“始意”是“乐得淑女，以配君子”，而非咏“后妃之德”；《螽斯》“美多男”，牵之于后妃属“拟议附会之词”；《桃夭》“喜之子能宜室家”，与《关雎》同为“周邑咏新婚诗”，与后妃毫不相干。这些力驳陈说，直探本意的见解，确乎高人一筹。方玉润解诗所以能“得其环中”，还在于他对“言外之意”的正确理解。“言外之意”本是古典诗歌的特点，因为它留给人联想的空间太大，故以“诗人性情”或以“讲学”、“考据”，更或以“教化”去讲它，大异其趣。方玉润重视言外之意，认为舍此难穷诗人原意。但他力避穿凿附会，亦不强做解人。他说：“总之，诗人之诗，言外别有会心，不可以迹相求”（《汉广·总评》）。凡是他觉得难以解释的，也皆采取“与其妄逞臆说，不如阙疑存参”（《秦风·晨风·总评》）的态度。标明“未详”的诗，多属不愿臆测，以免“足以增厌”。妄逞臆说原是由政治教化出发而有意为之的批评现象，说者“性情与《诗》绝不相类”，方玉润反之而“以诗人性情”说诗，自然有所超越。
“总览”是《诗经原始》鉴赏批评的基本原则。定下了“务求得古人作诗本意而止”的宗旨，方玉润提出说诗的总览法：“读《诗》当涵咏全文，得其通章大意，乃可上窥古人义旨所在，未有篇法不明而能得其要领者……庶使学者得以一气读下，先览全篇局势，次观笔阵开阖变化，后乃细求字句研炼之法，因而精探古人作诗大旨，则读者之心思与作者之心思自能默会贯通，不烦言而自解耳”（《凡例》）。这个总览法颇得读《诗》三昧，它所描述的，实际就是文学鉴赏中审美感知、审美认识、审美判断等重要因素相互作用相互渗透，以最终构成审美体验的过程。为诗之道，在“遇之于默会意象之表”，而绝不能胶柱鼓瑟。既然如此，读诗就应当“涵咏全文”。得到通章大意，就可以窥古人意旨之所在，求得“圆照之象”，避免“东向而望，不见西墙”④。总之，唯尽力求其“全”，才能与作者默会贯通，使鉴赏批评切近诗人心思。方玉润认为，“经文说诗”的最大弊病是“全章离句，不相联属”，“泥于字句间，以致全诗首尾不相联贯”（《凡例》）。总览法矫正了这个弊病，以“性情”说诗，使《诗经原始》构成一个有特色的批评鉴赏体系，以实现其著述宗旨。方玉润在每一首诗题下有一序解题，使读者开卷了然；次录原诗，明章法、清段落而将全诗联缀成篇；诗后设“总论”阐发作诗“大旨”，力驳诸家谬说而独申己见；既加眉批，更着旁批，再用圈点以明诗艺术佳趣。这些部分相互关联，形成一个有机的鉴赏批评体系，既推原诗之本意，同时又对《诗经》的艺术表现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分析，从而达到对作品的整体把握，给人耳目一新，透彻连贯之感。我们看看作者对《周南·卷耳》的评析。题下序说此诗是“念行役而知妇情之笃也”。在总论中，他批驳了毛诗“后妃之志”的说法，指出这种说法源出于《左传》，而不知《左传》引《诗》多“断章取义，或于言外别有会心”。毛氏之说几成定论，朱《传》虽见出此诗怀人之旨，却又“泥定后妃”。方玉润涵咏全文，分析通章大意，认为“此诗当是妇人念夫行役而悯其劳苦之作”。在第一章下他批了“后三章由此生出”，这就抓住了“全篇局势”，然后批出第二、第三章较难索解的几个“我”之分别含义，再批出第四章是“虚收”。眉批又批出此诗艺术“佳处”：一章因采卷耳而动怀人之念，故未盈筐而“置彼周行”，已有一往情深之慨。下三章皆从对面着笔，历想其劳苦之状，强自宽而愈不能宽。未乃极意摹写，有急管繁弦之意，杜甫“今夜?{州月”一首脱胎于此。这些评析既研诗义，复观笔阵，阐释圆通，首尾相贯，情感、想象、理解在鉴赏批评中得到充分发挥，呈现于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完整的艺术意境，而不是“经文说诗”那幅令人生厌的面目。
绎情，是《诗经原始》批评鉴赏的研诗要义。如果说“总览法”为“原始”提供了恰当的鉴赏批评体例，那么，绎情法可以说是方玉润开启《诗经》宝库的又一把钥匙。他屡屡批评俗儒说《诗》尽征实，求确解，寻深义的做法，讽其如此“则三百诗词，不过一片记事珠，欲求一陶情寄兴之作，岂可得哉？”（《卫风·竹竿·总评》）他主张“佳诗不必尽皆征实，自鸣天籁，一片好音，尤足令人回味无限。若实而按之，兴会索然矣”（《周南·芣苡·总评》）。方玉润充分注意了诗歌的审美特征，因而他努力寻绎的是诗篇的抒情内蕴而非微言大义。如《小雅·蓼莪》，毛《序》解为“刺幽王”，方玉润说这“不惟意涉牵强；即情亦不真。”他说这首诗表现“孝子痛不得终养。”首尾二章“前说父母劬劳，后说人子不幸”。中间二章“一写无亲之苦，一写育子之艰，备极沉痛，几于一字一泪。”因而，“固不必问其所作何人，所处何世，人口心中皆有此一段至情至性文字在，特其人以妙笔出之，斯成为一代至文耳！”再如评《小雅·白华》“情词悽惋，托恨幽深”，“至今读之，犹令人悲咽不能自己，非至情而能若是乎？”情为诗之至，《诗经》奠定了我国抒情诗的基石，但历来说《诗》者，往往有意抹煞其间情性，更拼命给那些热烈歌唱人类真情至性的诗篇蒙上一层冰冷的面膜，方玉润却能触摸到其间激荡的青春旋律。如《郑风·东门之墠》，毛《序》、朱《传》都看做“淫诗”，方玉润却见出这是写“有所思，而未得见”的“男求女之词”，还其以情诗的本来面目。《关雎》等篇亦如此。方玉润对“至情至性”的品味，与俗儒说《诗》大相径庭，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明清以来以“情”抗“理”的进步文艺思潮对于《诗经》研究传统的冲击。
《诗经原始》突破了政教中心模式，将《诗经》由经学还原为文学。与此相应，他特别注重发掘《诗经》的艺术特征。他在《凡例》中大胆地表明了以赋、比、兴研究《诗经》艺术的不同看法：
赋、比、兴三者，作诗之法，断不可少。然非执定某章为兴，某章为比，某章为赋。更可笑者，“赋而兴”、“兴而比”之类，如同小儿学语，句句强为分解也。夫作诗必有兴会，或因物以起兴，或因时而感兴，皆兴也。其中有不能明言者，则不得不借物以喻之，所谓比也。或一二句比，或通章比，皆相题及文势为之。亦行乎其所不得不行已耳，非判然三体，可心分晰言之也。学者不知古诗，但观汉、魏诸作，其法自见。故编中“兴、比也”之类，概行删除。唯于旁批略为点明，譬如用意所在而已。至赋体逐章皆是，自无烦赘。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不唯将艺术鉴赏的目光投注于赋、比、兴，而是从多方面发掘《诗经》艺术的宝库，体味《诗经》艺术的丰富多采。
方玉润指出《诗经》具有委婉含蓄的抒情风格，认为这是“为诗之至”。他一再指出《诗经》的这个特点：“情以愈曲而愈深，词以愈隐而愈显”（《召南·草虫·总评》）。“言婉而意愈深”（《邶风·凯风·总评》）。“笔以曲而愈远，情以婉而愈深”（《魏风·陟岵·总评》）。“情迫意切，无限事理包孕其中”（《邶风·二子乘舟·总评》）。以曲达远，以婉求深，不可明言，必以寓意对第一部诗歌总集抒情风格的体认，表现了方玉润对诗歌艺术思维认识的深度。
方玉润研究了《诗经》的语言风格，揭示了《诗经》语言风格的多样性。《豳风·七月》语言的多彩很受方玉润推崇，他在这首诗的《总评》中说：“今玩其辞，有朴拙处，有疏落处，有风华处，有典核处，有萧散处，有精致处，有凄婉处，有山野处，有真诚处，有华贵处，有悠扬处，有庄重处。无体不备，有美必臻。”在方玉润看来，许多类型的美集为一体，形成丰赡的语言风格，是《七月》艺术魅力之所在。
方玉润研究了《诗经》的情景表现，以“真”标举其特点。王国维说：“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⑤。其实，《诗经原始》早已将“真”作为抒情写景的佳境。评《王风·君子于役》：“言情写景，可谓真实朴至。”“傍晚怀人，真情真景，描写如画。晋唐人田家诸诗，恐无此真实自然。”评《小雅·采薇》：真情实景，感时伤事，别有深情，非可言喻”。“诗中情景，不啻目前”。情景之真，还表现为自然天成。他认为《芣苡》的美在于“自鸣天籁，一片好音”。又认为“诗固有无心求工而自工者”，（《卫风·竹竿·总评》）。“并非有意安排，所以为佳”（《小雅·鹤鸣·总评》）他说《郑风·风雨》：“此诗善于言情，又善于即景以抒怀，故为千秋绝调。”又论《豳风·东山》写征士“归而既至也，则睹天时之和畅，听禽鸟之和鸣，而人情和悦，适与景会”。他认为，即景抒怀，情与景融，是诗中情景处理最好的表现。
方玉润点破了《诗经》艺术的一个重要法门：“虚实结合，从而构成艺术的佳境。方平润评诗，颇能道出艺术辨证思维的奥妙。他说：“诗人之词，多在可解不可解之间，不必以辞害意也，若必巧为之辨，则兴会索然也”（《齐风·鸡鸣·总评》）“诗人之言，或实有所指，或虚以寄兴。兴之所到，触兴即来”（《陈风·泽陂·总评》）。这些论述，点到了《诗经》虚实艺术的特点。他觉得，“虚”可以使直观形象延伸出艺术联想的广阔空间，虚实相生，作品就有张力、活力。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所说“可解不可解之间”，“寄兴”、“兴会”，就是指虚实这一审美范畴所表现的微妙关系。他认为诗歌鉴赏应从可解处、实处也即直观形象入手，但若“尽皆征实”，则可能“以辞害意”，若再“斤斤然于字句间”，结果只会弄得“兴会索然”。唯有深入领略其“兴之所寄”，才能够得其佳处。所以《诗经原始》力避“实而按之”，而注意品味“神”、“化”之笔。毛《序》解说《王风·黍离》深切诗意：“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悯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离去”。方玉润赞同此说，但由于品味出其中之“虚”，他的鉴赏高过于《序》。认为：“当时情事，则必有难言焉者。故不得已而形诸歌咏，以寄其凄怆无已之心。观其呼天上诉，一咏不已，再三反复而咏叹之，则其情亦可见矣。讵得以千载下人追究千载上事，而得其实在情形哉？”（《黍离·总评》）由诗所提供的直观形象，方玉润得出其独到的审美见解：“三章只换六个字，而一往情深，低回无限。此诗专以描摹虚神见长，凭吊诗中千年绝唱也”（《黍离·眉评》）。这就比“毛诗”更深刻、更完整地揭示出此诗所表现的艺术境界。对《小雅·无羊》方玉润这样评析：一章“起势飘忽”，二章“人物杂写，错落得妙，是一幅群牧图”。三章“体物入微”，“末章忽出奇幻，尤为匪夷所思。不知是真是梦，真化工之笔也”。“幻情奇想，深得化俗为雅，变死成活之法”。再如对《陈风·月出》的分析：“从男虚想，活现出一月下美人。并非实有所遇，盖巫山，洛水之滥觞也。”总之，方玉润读《诗》，既见其实，更见其虚，体悟了虚实相生之妙，故颇能道出《诗》的艺术魅力。
《诗经原始》在《诗经》研究史上突破了传统，但它仍未从根本上超越封建伦理道德的倾向，以至著者在对许多诗特别是情诗的解释上，违背了其著书本意，有时曲解甚至过于《序》、《传》。有意超越传统模式而仍不免为其所牢笼，这又何止是个别的遗憾！
注释：
①论语·诸子集成（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20.274.62页
②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本（上）·北京：中华书局。1980.270.271页
③朱熹·诗集传序·诗集传·湖南：岳麓书社。1989.1页
④周振甫·文心雕龙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18页
⑤王国维·人间词话·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