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经学会和日本诗经学会合办的第三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997年8月4日——9日在风景如画的桂林召开，出席会议的中外学者和来宾共302人，其中各国和台湾地区及香港特别行政区65人，提交论文152篇。会议贯彻了学术民主、百家争鸣的方针，各抒己见，自由答辩，气氛异常热烈。论文的数量与质量都超过两前届，展现了当代诗经学的新成果和新水平，现综述于下：
一、诗经学史的研究
如果说《诗经》研究是个系统工程的话，诗经学史则是它的基础工程。这回有关论文20多篇，成为研究的热点。孔子是诗经研究史上的开山祖师，前人已有论述，这回提交的两篇论文各有心得。〔台〕陈新雄《孔子与诗经》一文以《论语》中所载论《诗》为依据，总结孔子对《诗经》研究的贡献。文章指出，儒家是以政治哲学看待和诠释《诗经》的，汉代经师将政治与道德上一切美好的理想寄托于《三百篇》之上，《诗经》原来的作意如何，不是其治诗目的，这个观点有助于对汉代诗经学的理解。鲁洪生《孔子〈诗〉说研究》一文采用集成式的研究方法是种较新的方法，值得欢迎。关于《毛诗序》的作者问题是诗经研究史上一大公案，冯浩菲《论〈毛诗序〉的形成及其作者》一文的最大价值是，通过对南朝宋时范晔《后汉书·卫宏传》的有关资料的考订，指出“作于卫宏说”是范晔对吴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有关材料的断章取义而造成的错误，结论坚实有力，足以解决已有1800多年的论争。但文章承袭“子夏所作”的旧说则缺乏充分的根据。看来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下去。对汉代三家诗的研究，匡衡已有论及，而刘向还没人问津，〔日〕加藤实《关于西汉诗经学说的发展——匡衡的说诗与刘向的诗说》一文填补了刘向研究的空白。该文在写作格式上与一般论文写法不同，把引用资料全部置于正文之后，这种作法可避免行文过于冗长。张启成《论魏晋南北朝诗学观的新突破》一文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文学进入自觉的时期，在此背景下，《诗》学观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开始以文学角度赏析和评价《诗经》。文章着重指出，以往人们研究诗旨，忽略了诗人在诗歌创作中对《诗经》诗旨的新见解，这将影响人们对《诗经》发展概况的全面认识，而魏晋时代许多诗作为我们提供了范例。王学泰《明代诗学伪作与〈鲁诗世学〉》一文的贡献是，对丰坊为什么专门制作鲁学系统的伪作作了更为深入地探讨，文章认为齐诗带有神秘色彩，韩诗着眼于解决政事，常与历史故事相结合，难以伪造，而鲁诗以解释经文为主，较易伪造，而且汉代《熹平石经》中尚有鲁诗残石传世，容易借此作手脚。《诗序》是现在最早解释《诗经》诗旨的史料，由于它是以教化的观点解释《诗经》，引起了相当对立的论争，两千余年间经过两次废立，这是古代典籍所未曾有过的现象。对宋代的废《序》运动，前人已做过研究，而对民国初年的反《序》运动则还没人作综合研究，〔台〕林庆彰《民国初年反诗序运动》一文填补了这个空白。在当代《诗经》学者研究方面，王长华《论余冠英诗经研究》一文揭示了当代学者研究的独特文化景观：对余先生的书热烈欢迎，而对他的研究却相当冷漠。文章褒扬了余先生不追赶政治浪头，作一个真正学人的品格和风范。林祥征《夏传才诗经研究述评》一文通过对夏先生研究的述评，说明了在当代《诗经》研究中，马克思主义诗经学仍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此外〔台〕蒋秋华《郝敬的诗经学》、蒋立甫的《谈戴震的诗经研究》，〔台〕陈文采《傅斯年的诗经学》，〔台〕丁亚杰《顾颉刚诗经研究方法论》等都具有特色，值得一读。
二、诗经学研究
诗经学属《诗经》理论研究范畴，以往的研究较为弱薄。这次有论文近10篇，说明已引起重视。张树波《诗经研究：一项开发文化资源的重要事业》是总论性的，它从诠释学的角度论证了《诗经》虽然古老，但其生命力和信息资源的价值是无限的，是属于未来的。文章呼吁，由于《诗经》具有文化原创性和学科综合性的特征，因而需要各学科的配合，进行全方位，多层面和多角度的研究。该文的价值是提高我们继续进行研究的信心，为当代诗经研究的转型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对《诗经》六义的研究仍然是这次论文的重点。金荣权《论诗经风雅颂的划分以内容为标准》一文认为对风雅颂的划分过去有四种分法，（一）实用说（二）产地说（三）体象说（四）乐调说。以上四说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都不能作为划分的标准。文章认为应以思想内容为划分的依据。反映民俗风情的为“国风”，凡编者认为“正”和需要“匡正”的内容编入“雅”，事关诸侯与士大夫的为“小雅”；事关周王的归入“大雅”。凡歌功颂德的归于“颂”。庄严《诗经风雅颂新论》是认为应该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加以考察。“风”是民间文化，俗文化；“雅”是文人文化，雅文化；颂是宫廷文化，伦理文化。〔香港〕胡咏超《风雅比兴雅颂解故》和朱渊清《六诗论》都从音乐角度对“六诗”进行阐释，但具体说法不同。朱文认为“风”是直诵和方言诵，赋是吟诵和雅言诵，比是和唱，兴是合唱，雅是配弦乐，颂是配打击乐和舞蹈。该说与传统说法不同，但还需要拿出更多证据，才具有说服力。黄松毅《论诗经兴与古典诗歌情景关系的演变》则认为，“兴”有个发展过程，刚开始与下文无关，而后来则发展为兴而比，这正是周人思维发展的结果。随着研究的深化，兴象的发生学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赵沛霖《兴的源起》是其重要的成果，刘毓庆《国风中鸟类意象的研究》则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得出了《诗经》中鸟类兴象都与鸟占有关的新结论。〔日〕栗原圭介《论诗经“风”概念形成及其理念意向》一文就“风”诗的感化作用及其移风俗厚人伦的理念意向作新的探讨。作者认为“二南”是由文王及其后妃倡导的风教，为后世礼教的指南。该文得到夏传才会长的肯定，认为它代表日本老一代汉学家观点与功力。对《商颂》创作年代的论争是当代诗经学研究的热点，姚小鸥《商颂与殷商两代礼乐文化的传承与嬗变》对《商颂》为商诗说进行新的论证，但认为《殷武》应为宋人诗，与杨公骥，张松如的说法略有不同。李山《商颂创作年代再探讨》则可看作对王国维《商颂》作于宗周中叶论的一个证成。文章认为，《商颂》的创制是宋人在周宗地位提高的结果，《商颂》在宗周中叶问世是因为在穆·恭两朝，雅、颂创作曾经产生过高潮，人们之所以不信此说是对这个高潮的暗昧。许廷桂《诗经编者新说》反对由周大师编订的通行之说，认为是由周宣王，周平王相继主编，孔子最后补订的新说。可惜该文推测成分过多，缺乏更强的说服力。“颂”作为天子之乐，而作为诸侯国的鲁国为什么也有“颂”呢？〔韩国〕金时晃《李万白之鲁颂分析》一文介绍了韩国学者李万白对这个问题的观点，认为是周成王因周公有大勋而赐伯禽以封国，并赐天子之礼乐的缘故。
笔者认为，《诗经》诗学研究应该两条腿走路，一是对旧有诗学命题进行新的阐释，一是扎根文本，总结出新的诗学命题，这一点人们注意很不够，可喜的是，邹然《易诗比较论》一文揭示出孔颖达《毛诗正义》中提出的“诗述民志”的理论命题。过去人们重视体现诗人主观情感的“诗言志”，而着眼于民众集体意志和集体情感的“诗述民志”却被人们忽略，该文把这一诗学命题揭示出来，功不可灭。
三、文化人类学研究
文化人类学产生于20世纪初叶，以人类社会中的行为，信仰、习俗和社会结构为研究对象，其分支为民俗学、神话学、民间文艺学等。其特点是文、史、哲综合的跨学科研究。五四时期，闻一多等人首先应用于《诗经》研究，取得可喜的成绩。在当代，这种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刘毓庆《诗经中鸟类意象研究》就是明证。〔日〕卢益中《诗经国风言情诗与中国古代歌舞婚配习俗》一文借助民俗学得出《国风》中言情诗大多产生于古代男女歌舞婚配的唱和之中，集会地点多在水边、泽地、郊庙、神社、都门、城楼。该说使许多言情诗得到合理解释。〔日〕增野弘幸《出门小考》认为《诗经》中的“门”有宗教意义，城门以外的空间被认为是“异界”，城门便是从人间通向天界的天门。《邶风、北门》中的“出其北门”就是诗人走出城外，向苍天祈求降福人间。
四、诗经文艺学研究
〔新加坡〕周颖南《简论风雅传统》一文对中国文学进行了鸟瞰，得出了这样一条规律：凡是继承和发展《诗经》风雅比兴传统的文学（主要指诗歌和散文）都取得辉煌的成就；凡是背弃这个传统的就陷入迷途。在《诗经》研究中，对诗旨的分歧最大，那么产生众说纷纭的原因何在呢？王硕民《试析诗旨研究歧义现象产生的根源》一文第一次对这个问题作综合性的探讨，缺点是没能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诗经》对话体是《诗经》艺术的重要表现，历代学者也没作过专门的研究。郭杰《诗经对答之体及其历史意义》一文分析了三种表现方式，（一）贯穿全篇的对答（二）局部彼此的对答（三）只出现单方话语而答方已隐含其中，如《召南·野有死麇》。〔韩国〕文铃兰《〈诗经·简兮〉主题之探讨》认为《邶风·简兮》是篇挫折感很强的讽刺诗，不得志的诗人借以讽刺所处的现实社会。这个新解不容易让人接受，但该文对《诗经》多次出现的“山有0，隰有0”格式进行综合考察，探求这种套语和正文的关系，这种研究方法值得借鉴。
五、文献学、博物学研究
赵逵夫《西周诗人芮良夫与他的〈桑柔〉》一文，论证了《大雅·桑柔》的作者是周厉王时的芮良夫，作时为周厉王三十七年（前842年）该说与一般说法不同。该文还认为芮良夫为西周时代的重要诗人，他的思想和诗歌创作对屈原产生很大的影响。张应斌《七月；周族农业史诗》一文用土家族史诗《摆手歌》作参照系，从而认为《幽风·七月》是周族农业史诗。蒋南华《关于诗经的用历与诗经的断代》一文，认为《七月》所用的历法是殷历，进而推断不仅《泂颂》是殷商时期的作品，而且《小雅，采薇》、《大雅》的《公刘》、《洄酌》、《绵》、《皇矣》等诗篇也是殷商的遗诗。如果该说得以成立，所谓《诗经》是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500年间的作品的成说就得否定。
伏俊连《敦煌诗经残卷综论》用敦煌出土的《诗经》写卷与今本《诗经》对照比勘，发现该写本有许多胜义，可更清楚地了解古文，正今本之讹误，同时还可由此研究六朝以来《诗》学的大概情况，并考察六朝以来儒家经典的原有形式。〔台〕杨晋龙《四库全书总目·诗演义提要问题探究》一文认为，《四库全书总目·诗演义提要》有许多错误并得出以下结论：（一）梁寅应为明代经学家，而不应归入元代经学家之列（二）梁寅的《诗演义》并不如《总目提要》所说的那样，只承袭朱熹《诗集传》，而是有许多创见。
〔台〕纪懿珉《我对〈诗经·鹊巢〉的新议识》用丰富的资料证论“鸠占鹊巢”中的“鸠”不是八哥，而是布谷鸟，有很强的说服力。周蒙《〈诗经〉“荼”为“茶”源说》一文认为，一些学者认定中国茶文化的最早的文字记录见于《诗经》，是一种以讹传讹的误解，但“茶”确实是从《诗经》中的“荼”演化而来。
六、语言学研究
〔日〕田中和夫《就〈毛诗注疏〉所见问答体构成的论证形式》认为，“若然”一词唐以前较少使用，而在《毛诗注疏》中使用较多，并以此考察《毛诗注疏》的成书过程。借助语言学研究以探讨《诗经》学史的有关问题，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方法。封家骞《诗经方言词刍论》一文，反对王力先生否定《诗经》方言词存在的观点并以《尔雅》、《方言》等著作作参证，运用“比较互证法”证明《诗经》方言词的存在。向熹《略论〈诗经〉语言性质》则从语音和词汇两个方面论证《诗经》的语言中杂有某些方言成份，但基本上是雅言而不是方言的混合。文章还认为，《商颂》五篇用韵与《诗经》其他篇章用韵相同，符合古韵三十部，而且《商颂》中一些代词，连词和助词，不见于商代甲骨刻辞，乃至周金文，因此把《商颂》看成春秋中叶的宋诗，更为合理。向文有助于《商颂》断代问题论争的解决。
七、海外诗经学研究
夏传才《国外诗经研究方法论的得失》一文，考察了20世纪以来海外研究《诗经》的方法，如传统阐释学与接受美学，新批评学派和语言学派，精神分析理论和文化人类学等方法之得失，说明了他们的研究对《诗经》学在现代转型中的作用，以及我们应该怎么避免再走弯路的问题。该文还提出建立当代《诗经》阐释学的重要问题，作者认为，《诗经》阐释学与《诗经》鉴赏学应该区别开来，阐释学应以求真求实，力求展现《诗经》本来面目为依归，而鉴赏则可以由读者以自身的体验来领悟和认识作品，有权比附和灵活运用。王丽娜《国外汉学家〈诗经〉研究论著》一文介绍了日本、韩国、新加坡、欧美等国汉学家的《诗经》研究论著，如日本冈村繁的《诗经及其诗人们》、新加坡林徐典的《诗经研究》、法国葛兰言的《诗经中的爱情诗篇》，美国海陶伟的《韩诗外传：体现古典诗歌说教的韩婴的诗说》，俄罗斯费德林的《诗经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等论著的内容，观点，一一作了内容提要，供海内外学者了解参考。〔韩国〕白承锡《李瀷及其诗经疾书》一文介绍了韩国著名儒学家的诗学观（如诗之六义为什么“风”放在最前头？）对诗旨的新解释（如认为《周南·芣苡》的诗旨是比喻应知及时求贤）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日〕川田健《郝敬〈诗〉学初探》一文介绍了日本早稻田大学村山研究室有关郝敬研究的情况，使人们进一步了解郝敬在《诗经》解释史上的地位。
综上所述，这次论文重点突破而又四面开花，许多论题都是前人没有涉及的、如〔日〕村山吉广《高吹万诗经嵬书轶事》、〔日〕大野圭介《诗经的上古帝王系谱》、张可礼《汉末两晋的诗经画》、赵季《诗经贞洁受孕母题在正史中的流传》等，说明研究逐步深化。许多论文水平较高，反映了时代精神。老一代学者有所进步。年轻一代的学者表现了可贵的创新精神。争鸣意识已深入人心，专题争论和会上的面争都为大家所接受和实行。但也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浮躁学风依然存在，个别学者为了创造轰动效应而搞毫无根据的猎奇，产生了不良的影响。有的论文还有硬伤（如说大小毛公为父子俩）司空图说过：“辩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与李生论诗书》）我们对《诗经》艺术美的研究还很少，《诗经》美学，《诗经》文艺心理学等学科还可大有作为。随着几次诗经国际学术会议的召开，国内国外的《诗经》研究已出现蓬勃发展的势头，但海外的积极参预者大多局限于汉字文化圈，21世纪正向我们走来，我们热切期望，一个全方位、多层面，多学派的世界性的《诗经》研究高潮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