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 译）

美国社会避免了由于家庭破裂导致的末日衰落。安德鲁•萨利文认为英国应从中汲取教训。

夏天比以往更酷热难耐，社会瓦解的迹象随处可见。犯罪率飙升，抢劫袭击泛滥，种族关系紧张，以吸毒为乐在城市司空见惯。

离婚率居高不下，堕胎，婚外婚前性行为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唾手可得。公共交通变得危险、面临空前威胁：反社会行为，醉鬼，涂鸦，粗俗不堪，谋杀让地铁成为人们避之不及的是非之地。

报纸上充斥杀人事件，时不时小规模的动乱，几乎每天都能听到汽车被撬，家里被盗，邻居遭到袭击的事情。学校似乎更像手拿钢笔的流氓晃悠的场所，而不是学习的地方，大学成了野心勃勃的精英学习如何性交，如何在娱乐场所鬼混的场所，还辩称各种形式的文化都有同样的价值。

由于国家认同越来越淡化，中上层阶级陷于分裂和争吵。随着一波又一波的新移民和难民的到来，国家认同的意义开始崩溃瓦解。在市中心地区，贫民窟充满集团暴力，文化被当选官员称之为“抑郁症” 的情绪所控制。

1970年代后期的纽约市，熟悉吗？看一下这些天的英国报纸，你会发现新世纪的伦敦怎么和当时的纽约一模一样，或伯明翰（Birmingham），曼彻斯特，各拉斯哥（Glasgow）也一样。

你可能很熟悉文化衰落主义者的冗长陈述：无所不在的粗俗不堪，公众行为标准降低，教育崩塌，家庭脆弱，自私自利崇拜，庸俗市侩，享乐主义泛滥成为公众生活的主流。有人试图将英国的“堕落”归咎于7月7日的炸弹袭击。

下面是我们的专栏作家米耐特•玛林（Minette Marrin）两个星期前说的话：“随着时间的推移，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穆斯林极端分子对我们越来越多的蔑视。他们瞧不起我们的堕落，我越来越被迫承认这个让人痛苦的事实，他们的观点是有道理的。家长不给予孩子适当的纪律，孩子们根本不会养成自我约束的习惯。文明的社会建立在自我约束和自我克制的基础上。”

30年前在美国同样听到这个声音。没有人相信事情会有好的改变。许多保守派人士认为1970年代终结了文明的生活，除非有奇迹才能挽救家庭作为社会组织的末日的到来。犯罪率会越来越高，私生子和离婚也一样。

但是后来的几十年发生了让人惊讶的事情。这个趋势慢慢地改变了，逆转了，并以惊人的速度好起来。纽约在几十年时间里从如今就算最悲观的伦敦人想象的更糟糕，更可怕的地狱般的地方以新的面貌重新出现。

这些天，就算在可怕的9-11事件中，纽约仍然保持低犯罪率，稳定的经济，日益提高的教育标准，缓和的种族关系，和越来越少的私生子和家庭暴力的不俗成绩。实际上，这个曾经是紧张，恐怖，几乎粗野的愚人村如今沐浴在接近麻醉的平静中，像离开南部市中心的幽雅的郊区主题公园。如果你想投资赚钱，尝试买哈莱姆的房产股票，是的，哈莱姆，最新一块原来贫民窟现在已经成为即将发生的蒸蒸日上的都市绿洲。

纽约是在二十年时间社会进步向上的很多例子之一。但是美国许多地方经历了同样让人欣慰的转变：家庭重新得到尊重，非婚生子女数下降，犯罪率下降，工作机会增多。

这个复兴让悲观主义者感到困惑。“腐朽”的西方社会堕落已经能被欢呼了这么多年，性解放后的时代好像成了向下滑的最后一个拐弯。新一代人已经摆脱了自从猫王Elvis以来虚无主义的最深处。

人们的许多担心都是有道理的。1960年后期和1980年中期堕胎，非婚生子女和离婚率居高不下毫无疑问伤害了一代孩子。即使到了今天，和我同时代的许多美国人看了他们的父母在伍德斯托克（Woodstock）泥堆里翻滚的照片很难不感到害臊和难过的。

没有了理想和价值观念，或者更糟的，拥有错误的理想和价值观念确实导致离婚，情绪低落，实况电视，和堕胎诊所。宗教信仰淡漠，对追求快乐的个人行为的约束抑制也随之淡化，对社会来讲是破坏性的，比如办公室恋情，不承认的吸毒成瘾，对孩子的不负责任等。当家庭解体，父亲离家出走或根本没有父亲，十多岁的孩子就成了问题少年。

社会保守派的许多观点建立在这些难以反驳的真理。《我们怎么到了这里》（How We Got Here）是新保守派人士大卫•弗鲁姆（David Frum）描写1970年堕落的书的标题。如果美国是个领导者，这些真理比它们表现出来的更加复杂。我们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了解到社会堕落不是必然的，我们了解到1960年到1970年间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很糟糕，最明显的是妇女，同性恋者和少数民族都得到很好的对待。但是社会变化还可以再变回来的，社会和文化衰落可能终止甚至逆转。

看起来，社会是不会走向自我毁灭的。开放的社会比警察社会或前共产主义国家或警察国家（想一下俄国和伊拉克）在传递消息方面更加有效，因而也能很快的自我纠正。美国这种自我纠正的速度是惊人的。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无法轻松地解释这一切。这证明了英国文化和社会乐观主义者真正的希望。

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最近重新公布了隐约出现十年之久的数据。从1970年代末期最低点，美国多数社会指标长期以来都在稳步上升。

离婚率？从前一代人的高峰缓慢稳定地下降。犯罪率？1990年蹒跚下降，后来就一直下滑。自从1993年美国暴力犯罪数量下降55%，年轻人犯罪下降71%。更有趣的是，即使在监督增加的情况下，家庭暴力在十年中也下降了超过一半。

教育水准？按智力测验分数，智力在过去50年一直在提高。美国学校最新数据显示过去几年中分数都在提高。

吸毒情况？从1970年以来一直在下降，尤其是学校中。不要忘记，1980年代最具破坏性的社会崩溃，吸食可卡因和HIV？吸毒成为贫民窟先前的阴影，旧金山刚刚宣布的HIV感染者居民也在下降中。

污染问题？你听到的都是全球气候变暖这个真正让人担心的问题。但是按任何一条环保标准，当今的环境都比上一代人的环境更健康。在1970年代，你从好莱坞山上几乎看不见洛杉矶市中心，如今，看到的都是晴朗的天空。

癌症患病率下降而治愈率提高。美国接近3亿人口中每年死于爱滋病的人数为16000人。美国人最大的健康威胁是穷人吃得太多。

想象一下在1950年或1930年写这样的句子。这说明成功的社会的最大健康问题是肥胖，最大的环境问题是汽车大地足以让爷爷奶奶生活在里面。

有趣的问题当然是：为什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这些事情可以发生在美国，为什么不能发生在英国？需要指出的第一点是从来没有庞大的政府组织的“针对反社会行为的战争”。劝说人们成为自己生活中的好管理员呼吁做好事的左派，和吹毛求疵的右派但是没有多大效果。真正有帮助的是不需要的时候，政府一边呆着去，不用来搅和，需要的时候，更加手段更加熟练巧妙。

毕竟，这个复兴开始于里根时代，当时政府被看作麻烦，华盛顿不再试图微观管理经济而让人们的主动性创造财富。它降低了税收，让资源分配更加合理有效。它控制通货膨胀，让人们有意愿投资创造未来。政府对鼓励反社会行为的奖励机制进行改革。

回顾一下我们可以说克林顿的最大成就是废除过分慷慨的福利制度。克林顿1996年福利制度改革要求福利接受者两年后必须工作强化和加速了城市犯罪率，堕胎，私生子女和失业的大幅度下降。

当政府提供福利却没有工作要求，人们就会惹是生非。让他们有工作可做，有完整的心理，文化就会随之改观。家庭归属感同样有用，美国人的爱国意识是最强的。还有团结合作的观念。人们在自己的社会中有了精神支柱，就会自己照顾自己，还会做的更好。

美国的宗教复兴与它有关系吗？这样想当然好，一个健康的社会关键的润滑剂---相互信任，诚实，邻里和睦---很难在没有宗教背景的情况下兴盛起来。但是极端主义的核心和福音派基督教过去30年的重生---南部圣经地带（the Bible Belt south）--- 见证了和世俗地区一样大的进步，但整个地区仍然在犯罪率，堕胎，离婚，非婚生子女方面比其他地方高。自由主义盛行的马萨诸塞州允许同性恋合法结婚，同时离婚率又是全国最低。

我并没有说好的传统价值没有作用。它们当然有，但是它们不能解释整个局面的改观。最明显的解释是显而易见的：人们不希望生活在地狱班的环境中。如果他们有足够的自由改变环境的话，他们会改变的。就那吸毒来说吧，过去和现在都是非常强烈上瘾的，在1980末和1990年代初几年内它显然破坏生活，社区和家庭。现在它是从前力量的一个部分。非正式的社会压力就把它赶出去了。面对吸毒的后果---大脑损坏的儿童，坐牢的丈夫，破碎的生活，被杀的少年---市中心的黑人开始远离毒品，并事实上谴责毒品了。

我亲眼目睹了这个事情。我曾经住过15年之久的首都华盛顿一个社区曾经是吸毒集中的地方。今天你可能恶在夏天的恶臭的空气中闻到大麻的味道，但听不到人们为了钱或为了买到满足毒瘾的机会砸汽车玻璃的声音了。人们不再自杀。最终社会压力将迫使毒品交易离开社会破坏性的地步。没有奇迹，但是有免于崩溃的本能欲望。

技术也在起作用。当警察能用先进的电脑系统马上追踪犯罪行为，在几分钟之内确定犯罪现场，用精确瞄准毒品市场，最终的影响能够提供导致社会安宁的顶端。干净的街道，更少破碎的窗户，更少的涂鸦，微小的环境改善都帮助改变氛围。

简单的皮下植入避孕栓（Norplant）放置在容易受到侵害的贫民区的年轻妇女身上也能帮助降低怀孕率。甚至1970年代的高堕胎率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减少1990年的犯罪率，当年做掉的孩子如果生下来也到了青年时期，最容易犯罪的时候。这些人根本就不存在，而当时生下来的人面临法院更加严厉的判决。

在这点上，老牌保守人士当然也是对的。关进监狱的人越多，街上闲逛的人就越少。监狱有作用，犯罪率下降。更高标准的更加公民化的社会有助于相互强化。

在中产阶级家庭，60年代人的孩子不可避免地增加他们自己保守的强烈抵制。我是生于1970年代的人，在上大学时拒绝毒品作为年轻守旧者的原则，我自己针对左派自由主义者前辈的反叛表现为努力读书，和每星期都去礼拜。自那以后，我成熟了很多，但是我的核心价值观基本保持了我自己同时代的经过磨练的，讲究实际的人的内容。我的同伴们也有了孩子，一代放浪者（Ab Fab Saffys）决定用不同的方式抚养自己的孩子。一种温和的保守主义就出现了。

还有其他因素，妇女拥有的更大经济和社会权利迫使整整一代的男人比自己的父辈承担更大的家庭责任。结果是年轻一代和其他时代的年轻人得到同样的家庭教育。受过大学教育的夫妇离婚率也稳步下降因为我们自己父母的现实有时候从内部伤害了我们的生活。

换句话说，我们从1960年代吸取了教训。这个教训不是说性是罪恶的，或者快乐应该避免，或者我们必须回到1950年代的压抑与禁锢中去。而是说1960年代的社会收获应该被它们过分极端的惩戒提醒而缓和。我们可以更加自由但同时我们应该有更加协调和策略的承担责任的意识需要。这不是专横的政府给其公民的教训，而是一个个的人自己吸收的教训，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特点。

比如，美国争取同性恋者权利的运动吧---或许是过去20年里保守派抬头的最明显的社会革命。考虑一下矛盾的汇合点：一个文化保守主义同时还有同性恋革命。事实上真正起作用的既不是占主导地位的右派也不是排斥其他的左派。非常简单的是，从前被反文化极端主义定义为遭到摈弃的社区继续声称不仅有性自由而且有部队服役的责任和公证结婚（不举行宗教仪式）。发生的情况是激烈反弹---一个对1960和1990年代特点的文雅的融合。

上个星期，在马萨诸塞州海边度假小镇普罗文斯顿（Provincetown），我有幸在那里和家人消夏一周。有数百对的同性恋家长出现带着他们收养的更多的孩子。那是沙滩上的水桶和铲子，公共图书馆的睡觉时讲的故事，饭店的哭泣，和家庭旅馆的照看小孩者。

一个崭新的被收养的孩子悄悄地融入曾经会抛弃他们，或送他们到孤儿院的社会。这个20年前是个嬉皮士小镇，度假者扔下毒品，同性恋者专门性活动，现在成了体现资产阶级责任的样板。这里犯罪率如此低人们根本不用锁自家的大门。

在教育上，我们也看到类似复杂的进步。由于质量下降，许多美国人把自己的孩子从公立学校拉出来自己在家里教育。具有革新思想的州长和市长创造出公立教育制度中的包租学校，或实验性的有保证人，要求更多的透明化和责任追究制等。这个时代最成功的政治人物是在教育改革上赢得声誉的，体现在布什总统上，他坚决要求规定的考试标准和学校责任追究制已经产生鼓舞人心的效果。

带领所有这些趋势向前的是税负减轻的经济，在加上创记录的移民和快速的经济全球化。尤其让人振奋的是在2000-2001泡沫破碎的下滑，缓慢改善的在犯罪率，福利，家庭稳定性和流产等方面的社会上升势头并没有崩塌。他们改变了，但继续前进。

我并不打算主张美国不再有社会问题了。美国当然有社会问题。局部性的极度贫困仍然存在，监狱中的人生活条件恶劣，健康福利分配不均，离婚率居高不下，成千上万的堕胎，黑人家庭在返回健康的漫长道路上刚刚起步，暴力犯罪仍然在许多地方猖獗。

但是社会和文化健康的复兴的可能性已经充分显现。政府能够而且必须提供适当的帮助，如更加有效的政策，更加严厉的教育标准，以及福利制度改革。但是起关键作用的改革主题是公民社会本身---难以定义的伯克式混合物（Burkean mélange） 家庭，朋友，小机构，志愿者，教堂和家长教师联谊会（PTAs）。

真正的改变只能从下而上的出现---从上百万的小决定开始如擦掉墙上的涂鸦，生孩子，和自己喜欢的人结婚，给移民上课，关掉手机，照看上年纪的邻居，少喝点酒等。这些事情改变不是因为政客或牧师要求我们这样做。他们改变是因为人们最终克制了粗俗和自私。

在过去的20年里，一代美国人终于做出了这个决定。已经比过去更加自信和富足的英国人或许能够从悲观主义情绪中苏醒。这种悲观主义是一种姿态，一种对惯性的屈服，一种思想和精神的懒惰。相反，我们要乐观起来，愉快接受人类的适应能力---虽然有时候选择糟糕的事情，但更多的时候是选择更美好的事情。

译自：“It\'s a wonderful life” by Andrew Sulliv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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