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会议，有情况，有分析，有判断，当中也渗透了一部分对高层的建议。下面针对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领域涉及到的战略层面问题，提四点意见：
一、准确把握新阶段的经济特征，注意克服“新常态”流行过程中的庸俗化和泛化现象
对于下一步经济发展趋势如何，内部讨论有不同见解。有的论者比较乐观，认为中国未来仍能够实现8%左右的经济增长；有的比较悲观一点，认为主流对形势判断有误,“出现危机不是很远”；我个人的观点是：“衰退性风险已现；系统性风险可控”。我们不能掩盖衰退这个矛盾，当然，近期内也不会爆发危机。
这里，我重点对流行的“新常态”这个命题谈一点看法。
“新常态”这一概念，已经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被作为一个正式理念提出，而且还不是某一个人的理念。我曾经研究过这个概念的缘起。这个概念是美国的一位实业家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提出来的，它的提出者是美国人，不是中国学者。当时是针对全球金融危机而言的，就是说，美国原来的那种“高消费、低储蓄、多借债”模式已经不可持续，要进入一个新的状态当中，所以他提出了“新常态”这一概念。这是词汇的缘起。传到中国以后，国内学者翻译成这个词，自己觉得挺好，便把“球”传到有关方面，这是“二传”，后面还有“三传”和“四传”等，一直传到现在。
我现在想说决策者采用它想表达什么？它的实质是中国进入一个新阶段以后出现的“新状态”。“新常态”一词是针对“老常态”而言的。依我之见，“老”和“常”搭配的“老常态”一词逻辑上是可以成立的，它主要是指经济的高速（甚至超高速）增长--从1978年到2013经济增速年平均达到9.8%，一直延续了30多年，可谓既“老”又“常”。相对于此而言，提出“新常态”一词（撇开“新”和“常”搭配上不够协调，我这里暂且不谈）所要表达的思想无非是指“新阶段”的“新状态”。
所谓“新状态”是指经济由“高速”转向“中高速”这样一种状态，或者称为“速度换挡”和“动力转换”。但是我要说,“换挡”也罢，“动力转换”也罢，中高速增长这一档应该是有严格的区间界限的，或者说，它应该是有“底线”的。底线在哪里？根据我国体量和形势的变化，就近几年而言，我看大体可锁定在6%-7%左右。如果跌破这一底线，我认为就不能称为“新常态”，而是“非常态”了。
现在问题出在哪里？我认为有两条。
第一，不做区间分析，笼统地把“低速”和“过剩”称之为“新常态”，这就可能掩盖我国经济运行和发展中的一些深层的矛盾。这就好比当年电影《平原游击队》里面那个负责报警的更夫，吆喝“平安无事喽”。这种解释给人们造成了一种平安无事的假象。从这个意义上看，它有一种掩盖问题、平滑社会现实甚至是某种粉饰的倾向。
第二，对“新常态”使用的泛化。本来提出“新常态”，是指“经济新常态”，而且有它特有的内涵（实际上有某种去曲解）。但现在又扩展到“政治新常态”、“社会新常态”、“文化新常态”“**新常态”等等，甚至把意识形态领域的“严控”也称之为“新常态”，俨然已演变成处处都是“新常态”。如果继续这样，可能会把这一命题搞乱令人生烦。因此，我建议，要注意克服的“新常态”流行过程中的庸俗化和泛化现象。
二、真正用“人本”思想来推进经济结构转型
结构问题是中国经济内部的深层次矛盾。虽然高层多年来一直强调“调整结构”，但是，实事求是地说，结构转型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有的还进一步突出。我在想，结构转型为什么一直转不过来？个中原因当然十分复杂，例如，有思想原因、体制原因、政策原因和操作原因等，但从更深层次的利益格局探究，其根源在于没有摆脱“物本位”和“官本位”两个本位的束缚。一个是物本主义，以物为本；一个是官本主义，官府主导。这两件事加在一块儿，把结构问题弄成僵化格局。
如何从这里走出来？我们是不是要换一个思路？换一个人本主义的思路。多年前我出过一部《人本体制论》。“人本”针对啥？第一，人本针对“物本”；第二，人本针对“官本”。中国的结构调整到了必须转换根本性理念的时候了。马克思在阐述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时有一段名言：在这一社会中，人们可以“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按马克思的思想，我们国家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怎样“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人类的本性”？注重人，这应这成为转型的灵魂。这个“命门”我们抓住了吗？
比如说，需求结构。三驾马车，现在很多着力点还是集中在投资上。多年都是这样，过分强调投资的扩张，而忽视与人直接相关的消费的释放。你看看，“居民消费率”从2000年的46.4%已经持续下降到2013年36.2%，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也低于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水平。按照人本主义的思路，应敲在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这点上，再由居民消费倒逼到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和安全消费制度上来：一是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破解居民“能消费”的问题；二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编织好全社会的“安全网”，破解居民“敢消费”的问题；三是加强政府对消费环境的监管，实行严格的责任清单制度，确保食品、药品等各个领域的消费安全，破解居民“放心消费”的问题。如果这样，“人本型”的需求结构这条线就拎起来了。
再比如，供给结构（产业结构），现在尽管“工业产能利用率”已呈下降趋势并跌近国际通行的临界点（80%左右），特别是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更存在产能过剩问题，但仍执拗于传统的粗放型物产思路，而与人的发展直接相关的服务业发展依然相对滞后。2014年全国第三产业占比虽已达到48.2%，创历史新高，但与2012年世界服务业平均水平70.2%相比，仍相差22个百分点。特别是涉及“人”在服务业中的就业指标，2013年中国第三产业就业占比仅为38.5%，而美国2010年是81,2%，虽然有阶段不完全相同的客观因素，但也不至于少于美国的一半吧？从服务业发展我们可以导到人的就业上来。这里有我的思维逻辑。什么逻辑？人本主义逻辑，而不是物本主义和权力本位的逻辑。总之，在调整经济结构时，必须抛弃传统的物本思维，真正用人本思想来推进结构转型。
三、克服创新的体制障碍，重在造就一批“无限制的新人”
当今世界，技术革命可谓突飞猛进。你看，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3D打印和纳米技术等，一件一件，方兴未艾。在国内，一则，土地等物质要素趋紧；二则，人口老龄化加剧；三则，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其结果，导致传统生产要素的规模驱动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在内外环境发生新变化的条件下，要更多依靠创新来推动结构转型，
我们在要素投入结构方面，最核心的问题是第一生产要素--“人”的潜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前不久，看了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14年9月份公布的《2014--2015全球竞争力报告》排序，中国位列全球竞争力第28位。但仔细研究与人相关的“科技就绪度”排名，中国仅排在第83位。按世界经济论坛判断，中国“仍非创新强国（innovationpowerhouse）”。这说明与人相关的科技创新问题相当滞后。这个问题比较严重。因此，这里明确提出来，下一步应真正搞抓创新。抓创新，抓什么？我建议瞄准创新的体制障碍，把这个掣肘的东西去除掉。
我认为，中国有四个东西事关创新的伟业。首先是“人才”。我前年出版的《包容性改革论》一书，阐述了“无限制的新人”，这是新技术革命产生的一代新人。我们现在对“人”的“限制”比较多。要充分发挥当前接近一亿人科技人力资源的引领和带动作用，靠这些人在关键领域和核心技术上创新、研发。第二，“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当前的这种教育模式不出高质量的人才，必须去行政化。第三，“制度”。包括创新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科技人员的产权激励制度（今年科技大会提出，要给科技人员股权、期权激励），还有能把科研成果转化实际应用的企业制度；第四，“心灵”。知识分子心灵并未完全放飞，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压着。如果你真想推进创新，必须让中国人心灵放飞。如果心灵不放飞，你别谈创新。马云原来在国家外经贸部的信息中心，他怎么没能创新？后来走出了这个体制，走出了框框的束缚，异想天开，创造了奇迹。中华文明中有很多墨守成规的东西，但也有类似“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创新精神，需要挖掘，同时认真吸收西方文明中的“冒险精神”，这才能更好的进行创新创意。
四、改革务必要超越部门利益的掣肘，真刀真枪地开它几枪
现在改革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掣肘问题。首先改革者自己不要被既得利益集团所绑架，不能掉到这个里边去，决策者更不能顺着既得利益这些人的思路来决策。但是现在的改革方案设计，仍然采取“谁的孩子谁抱走”的办法。要自己砍自己的手啊，很难。我曾看了财政改革的方案，感觉集权的味道仍没消除。
当年的改革由国务院体改部门从外边来推动，相对来说，自己的既得利益还较少一些。那个时候有独立的机构，改革尚且那么难。当前让各部门搞部门改革方案，能否真刀真枪改革？
这个枪应该由“全深组”举起来了。要搞清以四点：1、有无阻挠开火的问题？什么政治势力在阻挠？为何阻挠？2、有无名为“开火”实为“虚晃一枪”的问题？3、我们自己的枪法准不准？“脱靶”了没有？4、枪里子弹如何，是不是新式武器？我曾写过一个东西研究这个真刀真枪。说着容易，但做着难。
现在的全面深化改革小组是超部门的，但是仍要加强统筹权威，不能使改革方案由部门主导决定。《道德经》讲，行大道者，要“超然”，改革一定要超越部门利益。
我就提这四个问题，与朋友们讨论。
常修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战略与管理·专题报告》2015年第一期。
